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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合并之合理性:學科整合

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個學科合并為一個學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較文學系,這些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學界思考和爭論。筆者以為,將“比較文學”放在師范院校中文系,并將它與“外國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種學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系。從學科知識結構建構看,將“比較文學”放在中文系,相對于放在外語系,更為合理。這既是因為中文系諸學科具有接受“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還因為這樣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諸學科。外語系的文學學科,僅僅是外國文學,而中文系的文學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又有外國文學,還有文藝學等,在學科知識板塊基本設置上具備了在漢語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結構。在中文系中,“外國文學”的設置本身,給中文系學科整體帶來一個可與中國文學互照互識的參照,使學生具有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但由于沒有“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各門課程雖然在知識結構上具備整合基礎,卻各自封閉,缺乏溝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過輸入新學科———“比較文學”,使原有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有了整合的學科理論,可以對整個中文系原有諸文學學科知識板塊加以自覺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賦予該學科整合中文系諸學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學科地位,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成為中文系諸學科整體中的結構要素。確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文系學科整體之結構要素,意味著認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性質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響到中文系所有學科,使中文系諸學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規定的基本性質下相互作用轉換生成一個結構整體,具有傳統中文系原來所不具備的新的性質和功能。

這種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體性質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與視野、“比較文學”異質文化文學互照互識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詩學核心概念等,將使中文系諸文學課程整體具有“世界文學”之整體性質。這種“世界文學”整體性質放大影響中文系諸傳統學科,將使中文系原有諸學科相互作用轉換為一個整體———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載體,將使傳統中文系培養的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具有當下語文工作者應當具備的“世界文學”基本知識結構和全球視野。因此,“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怎樣整合中文系原來分散孤立的諸學科呢?首先,從中文系本科一年級開始,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給學生講“學術導引”課,讓學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學習過程中的總體要求,并與其他學科商討確定讀書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課程要求背誦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誦要求、細讀基本書目以及細讀要求、學科小論文寫作基本規范與基本要求、中國古代文獻閱讀基本要求、英語文獻閱讀基本要求等,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語文工作者應該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實基礎。

在中文系諸學科中,只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具有主持這種“學術導引”課程的宏觀視野和整合能力。誠然,國別文學學科就具體文學事實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藝學學科可能就具體理論研究更加具體,但應看到,封閉的國別文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知識結構上貫穿中外、古今的跨越優勢與互照互識的視野,傳統的文藝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文學實證基礎。所以,在主持“學術導引”課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雖應與其他學科充分交流溝通,尊重其它學科的意見,但還是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統籌兼顧這種“學術導引”課程更為適宜。雖然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學術引導”課程,但學生“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卻不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一個學科的任務,而應由中文系所有課程共同承擔。中文系一、二、三年級專業基礎課程,應落實各學科的背誦要求、閱讀要求,以及學科小論文寫作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年級(或四年級)“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講授比較文學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開設的專業學科相互溝通,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漢語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一年級的“學術導引”課,與四年級的“比較文學概論”互相呼應,因此,“學術導引”課程可以視為“比較文學”課程的一部分,課時由“比較文學概論”課時撥出。最后,通過四年級畢業論文寫作,學生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上選擇題目,嘗試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表達自己觀點。學生四年級畢業論文題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學比較,但是,由于學生論文題目是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總體知識結構基礎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選擇,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的中文系學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覺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語境的知識結構和學養,具有與世界溝通的能力,更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學科合并方式:學科獨立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現狀是不同學校處于各自嘗試階段:有的學校把比較文學的內容放在外國文學課程中講授,有的學校嚴格堅守兩個學科的各自邊界,兩門課程分開講授,并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子結構保持自己的結構邊界、結構平衡、結構轉換規律參與更大結構構造的自我調整性,是結構的三大特點之一。[1](1-11)從理論上講,如果“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是一個整體,“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國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等理論課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學科要參與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都應該保持自己作為子結構的結構邊界、結構構成元素以及結構要素等。“世界文學”作為更大結構對中文系包括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課程整合,不是打亂各學科的邊界,隨意改變各課程的特定對象,而是中文系諸學科保持各自學科獨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結構轉換,在保證各自學科的學科邊界與獨特學科對象穩定性前提下整合。學生跨越異質文化的知識結構與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獨立學科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核心相互作用轉換生成的新的整體結構性質與結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諸學科不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還要保證自己學科的扎實基礎,這既是中文系諸學科整合之絕對前提,也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之絕對前提。沒有各學科之獨立邊界,“比較文學”主觀隨意地放在國別文學課程中講述,學生沒有各自學科的扎實基礎,很有可能不同學科知識混同于一大鍋漿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把比較文學有關基本概念說得頭頭是道,但不僅學不好國別文學,比較文學也不可能學好。從文學知識結構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國別文學基礎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學”知識建構。如果中文系學生只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結構,沒有相應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就缺乏“世界文學”觀念上互照互識的基本參照,不具備進一步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準備。反之亦然。如果學生不具備完整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這時給學生講授“比較文學”課程,對學生來說,就只是能指的游戲,學生根本不具備接受這些概念的期待視野。#p#分頁標題#e#

三、學科基礎:雙語雙文本

圍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核心,中文系需要打好扎實基礎的學科,主要是涉及基本語言能力培養與基本文學經典閱讀訓練的學科。從語言角度看,強調扎實的英語基礎是對的,誠如劉象愚先生所說,學生英語基礎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筆者要補充的是,中文系學生的古代漢語基礎,也是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的基礎之一。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跨文化語境的中國語文人才,不能不具有閱讀自己祖國古代文獻的基本語言能力。一個中文系學生,獲得英語國家六級考試合格證書固然不錯,但如果這個學生閱讀中國古典文獻只能看橫排現代漢語譯本,這樣的中文系學生顯然是不合格的。不管在什么時代,作為中國的語文工作者,都必須具有直接閱讀沒有斷句的、豎排本的中國古代文獻的語言能力。扎實的英語和扎實的古代漢語基本能力,是對當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基本語言要求。從文學角度看,在“世界文學”前提下打好扎實的國別文學基礎,學生應該總體把握中西兩個文化系統的基本文學經典作品,成為在知識結構上學貫中西、學貫古今的博雅之士。具體說學生應該背誦有關中國古代詩文代表作,細讀中國戲曲、小說代表作,細讀從荷馬史詩到19世紀小說的西方文學代表作?；谝陨险J識,筆者提出,“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不僅要求保持國別文學原有知識結構基本內容的穩定性,而且還應保證國別文學課程處理的厚古薄今原則,從源頭上打好基礎。古代文學經典是中文系學生基礎中的基礎,任何文明中的文學事實,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國別文學課程中,只有古代基礎打扎實,學生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后來的文學現象。否則,學生關于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閱讀,不過是在當下期待視野下的誤讀;學生關于外國文學經典的閱讀,不過是在中國文學語境下的誤讀?！对娊洝?、《離騷》不過是古代版的朦朧詩,奧菲尼婭的故事不過是莎士比亞版的張愛玲小說。在這種誤讀情況下,中文系課表上雖然開設了“世界文學”諸課程,但中文系學生并不具備“世界文學”的文學知識結構與專業訓練。中文系國別文學教學還應以“還原”為目標從各自文化語境闡釋文學作品。因此,打好扎實“國別文學”基礎,還要求跨越文學、歷史、哲學的學科界限,以“還原”為目標,從中西文學文本各自產生的具體文化語境來闡釋文學作品,盡量避免以今日中國語境誤讀古代中國文學,以中國語境誤讀西方文學,或者以現代西方語境誤讀中國文學。誠然,歷史永遠不可以在100%的意義上“還原”。敦煌文獻與傳世的唐代文獻就存在很大差異。然而,作為文學史的知識傳授或者文學史研究,畢竟又與文學欣賞者的自由闡釋不同,它要求盡量將作家作品“還原”到其所產生的具體歷史文化時空,從作家作品所產生的具體文化語境闡釋作品。在此意義上,筆者以為,在中文系教學中強調外語是不錯的,但僅僅是外語也是不夠的。文化哲學是讀解文學文本非常重要的基本途徑,是絲毫不亞于語言能力的基本途徑。遺憾的是,在當下中文系教育中對學生英語能力比較重視,對學生文化哲學功力培養相對比較忽略。如果主體不具備與國別文學相應的文化哲學知識結構,僅僅具有閱讀文字的能力,不管是古文能力或英語能力,在閱讀文本時都只能在能指層面認字而不知所云,或者根據他人的觀點鸚鵡學舌地“闡釋”文本。不能在“還原”意義上與經典文本對話交流,國別文學課堂就徒具空名而流于文學欣賞沙龍或者文學故事會,學生不可能具備博雅之士的內在學養。在此意義上,學生“雙文本”扎實基礎,還意味著倡導學生盡量擁有“雙文化”的功力。

四、學科目標:獨立批判精神的博雅之士

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教育規模擴大,當下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這種教育轉型是否意味著降低精英教育水平去迎合大眾教育數量的需要?21世紀需要的中文系本科生究竟應有怎樣的要求?筆者以為,大眾教育的出現,應當是將精英教育水平向大眾教育的規模推廣而不是下降精英教育的水平去迎合大眾教育的規模,否則,當下的教育發展不是進步而是退步。雖然在大眾教育剛開始時難免出現只有數量沒有質量的問題,但從教育發展方向、社會發展方向看,大眾教育應是擴大精英教育的規模。在后工業時代,在應用學科、快餐文化大量涌現的時代,中文系的“筆桿子”是否需要博雅之士的“雙文學經典”基礎?面對今日學界的這種困惑,筆者的思考是,堅持“雙語”基礎的同時堅持“雙文學經典文本”基礎,正是當下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對中文系本科學生提出的時代要求。面對人口增長,世界經濟發展,自然資源枯竭,社會文化進步,全球性政治、經濟、文化的結構性轉化與重建,信息時代科學技術手段的革命等挑戰,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在制定綜合國力競爭戰略時,重視國民綜合素質問題。培養全面發展的世界公民,成為全球教育的共同目標。在國民綜合素質培養中,人文素質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培養未來世界公民的語文教師或語文工作者,顯然在國民人文素質培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此出發,中文系培養的學生,不僅應掌握雙語工具,而且必須具備“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如果中文系培養的學生僅僅具有“雙語”基礎,意味著他們僅僅是能夠認識“雙語”符號的“筆桿子”,缺乏跨文化文學知識儲備和學養,不僅不符合當下國際教育發展趨勢所提出的全面發展的世界公民之人文素質要求,而且,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21世紀中,恐有淪為“功能性文盲”(指一個人所掌握的書面文字和一般基礎知識不足以使其在越來越復雜的社會中“行使功能”[2])的危險。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或許對其他學科而言是改變觀念靈活適應社會需要、重視應用性學科應用性知識的問題,而對于中文系而言,卻是怎樣不為市場需要所動堅守經典,堅守博雅之士之目標。

因為中文系國別文學課程中的經典,是人類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的資源之一。不能超前看到文學經典在后工業時展中的重要意義而放棄對學生經典閱讀要求,今后是要后悔、要補課的。個性、創造性,在傳統社會是天才的專利,在后工業時代,卻是世界公民的基本素質。它包括好奇心、懷疑精神和批判的探究精神。俄國作家屠格涅夫說,天才就是個人的聲音。然而,美國后現代世界中心主任大衛•格里芬提出創造性是人的本性。在他看來,傳統社會這種天才的專利乃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潛能。從根本上說,我們是“創造性”的存在物,每個人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人類作為整體顯然最大限度地體現了這種創造性的能量。我們從他人那里接受創造性的奉獻……同時又是創造性的存在物,我們需要實現我們的潛能,依靠我們自己去獲得某些東西。[3](222-223)1995年頒布的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確定:“重點應是教育學生掌握人們每天使用的多種技能上,比如,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批判性思維,和在工作中具有合作精神。”教育家萊昂•萊德曼呼吁:“教育的目標是:我們要使受教育的國民具有科學的思維方式,這個方式是好奇心、懷疑精神和批判的探究精神,這種思維方式應該溶入到我們國民的本性中。這種思維方式能夠增強我們的公民防止受騙和誤導的能力。”在此意義上,中文系或者“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目標,不僅不能止于“雙語”,而且不能止于“雙文本”知識結構建構,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個性、獨創性、合作性。在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過程中,本科生個性和創造性思維培養、人文素質培養是比知識結構建構更為根本的目標。#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