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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比較文學一詞最早出現于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是法國文學批評家、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講授中世紀和18世紀法國文學課時,曾幾次使用“比較文學”和“比較分析”等術語,兩年以后他將題名為《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講稿出版。1865年后,“比較文學”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然而,較之于國際問話視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總體文學與世界文學這四個學科概念,也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視野下成立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這三個學科概念,比較文學的確是一個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誤讀而產生爭議的學科概念。(楊乃橋,2005:56)從漢語層面上對于比較文學的“比較”通常會產生兩種誤讀。一種誤讀是把“比較文學”一詞看作是偏正短語;“比較”是形容詞,“文學”是名詞。這樣“比較文學”從字面上誤讀為“比較的文學”;另一種誤讀是把“比較文學”看成是動賓短語;“比較”被釋義為動詞作謂語,“文學”則是名詞作賓語。這時“比較文學”就被誤讀為“對文學的比較”。

以上兩種誤讀都會使我們把比較文學誤讀為文學比較。這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規范性發展和研究都有著極大負面影響。例如:把表面上看來具有相似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進行類比,就是我們常說的把兩張皮生硬的貼在一起進行簡單的膚淺的比附。那么什么是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的發展史來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學派給了它不同定義。主要有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法國是比較文學的創生地,法國學派在哲學上崇尚唯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因此偏重從文學史的角度給比較文學下定義。較早給出比較文學定義的學者是梵•第根。他在其《文學比較論》中為比較文學作了描述性的定義。他認為比較文學基于來源不同事實的采納,在方法上要求比較文學必須是在文獻學與考據學的實證主義基礎上展開,拒斥沒有事實聯系的純粹的美學評價,比較文學研究是跨兩種以上語言,研究文學現象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的影響研究。而美國學派推崇的則是平行研究,1962年美國學界出版了第一部比較文學論文集《比較文學的方法和觀點》,該論文集載有美國印地安納大學教授亨利•雷馬克《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公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雷馬克在這篇文章中闡明了美國學派的觀點,對比較文學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出一特定國家界限的文學研究,也是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這些知識和信仰領域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理事、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簡而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楊乃橋,2005:70)如果說法國學派及影響研究注重考察各種文學現象的實證關系,那么美國學派及平行研究強調的則是沒有明確的淵源關系的文學、文化現象之間的研究。(楊乃橋,2005:181)隨著比較文學的發展,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已歸屬于比較文學下的兩種研究方法。

翻譯研究

翻譯研究從翻譯的發展史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轉向”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翻譯研究主要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譯本本身進行研究。注重“語義結構,內容選擇和組織的方式”,“詳細分析修辭手法,權衡和比較修辭價值”,強調意義的構成特征和語言結構,力圖制定對等轉換的規則。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不僅僅只局限于對譯本本身的文本內研究,同時還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起者(即組織或提議翻譯某部作品的個人或群體)、翻譯文本的操作者(譯者)和接受者(此處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譯文的讀者,還有整個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身上。它借鑒了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等理論,跳出了對譯文與原文之間一般字面上的忠實與否之類問題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在新的文化語境里的傳播與接受,注意到了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傳遞行為的最終目的和效果,還注意到了譯者在這整個翻譯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這無疑是翻譯研究的一大深化和進展,大大拓展了我們翻譯研究的視野。正如當代西方學者謝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于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

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翻譯理論家的傳統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么是正確的翻譯?’(Howshouldwetranslate,whatisacorrecttranslation?)———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Whatdotranslationsdo,howdotheycirculateintheworldande-licitresponse?)……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視翻譯為寫作實踐,貫穿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翻譯研究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考,諸如共同的規則、讀者的期待、時代的語碼,探討翻譯與譯入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關系,運用新的文化理論對翻譯進行新的闡述,等等,這是當前西方翻譯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個發展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中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在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翻譯說到底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們今天所提出的翻譯的概念,已經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轉變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純技術形式的翻譯,而是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外一種形式,從一種文化轉化為另外一種文化,它是通過語言作為媒介而實現的。任何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種翻譯。這樣看來,翻譯實際上也變成了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特別是文學作品。#p#分頁標題#e#

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

在全球化的時代,信息的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尤為密不可分,那么翻譯無疑是信息傳播的一種工具,因此隨著文學全球化的進程,翻譯的研究也應該擺脫狹窄的語言文字層面的束縛,將其置于廣闊的跨文化語境之下,對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的文學翻譯問題進行研究。從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譯(轉換)逐步拓展為對文化內涵的翻譯(形式上的轉換和內涵上的能動性闡釋),因此研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尤其涉及兩種文化的互動關系和比較研究。和翻譯研究一樣,比較文學也是在文學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對以語言-地域為界定標準的“民族文學”概念構成了挑戰,而比較文學則被放置在一個更加開放的多元文化語境下。至此,比較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概念首次對各自為陣的、“孤立主義”的民族文學提出了異議。(楊乃橋,2005:2)由此可見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都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應運而生的、也同樣被放置到一個更加開放的多元文化語境下來研究。因此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的淵源早在誕生之日起就已經根深蒂固了。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文學的研究客體即研究對象,比較文學研究的客體是介于兩種民族文學與國別文學之間的學理關系,或介于文學與其它相關學科之間的學理關系。(楊乃橋,2005:80)而這里指的關系涵蓋三種不同的類型:材料事實關系、美學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研究是指對兩種國別文學之間與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與接受的研究,而這種關系必須建基于文獻學和考據學之上的材料事實來證明,這就是起源于法國的影響研究;美學價值關系是美國學派在平行研究的方法論上所倡導的。即把歷史上沒有材料事實關系的兩種國別文學或兩種民族文學視為人類審美文化的有機整體,在這個整體的價值結構中去追尋兩者之間的共同美學價值關系;學科交叉關系是指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宗教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科學,有著在系統上和結構上不可切斷的學理關系。這種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學理親緣關系也是比較文學所研究的客體。顯然前兩種在研究時都會不可避免涉及到跨國別、跨民族,而大多數國家和民族的語言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在研究他們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時翻譯作為媒介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大多數情況下比較文學的研究和翻譯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有時我們會發現比較文學研究中翻譯不僅僅是扮演著媒介的角色,因為有些國別文學之間與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與接受的研究是直接由翻譯行為引起的。

例如:“五四”時期為了喚醒國內民眾,大興洋務,梁啟超等人翻譯了大量的外國小說,他們當時翻譯小說過程中就根據當時他們的政治訴求作了大量的刪改。因此這些翻譯小說帶有一定的政治意義,而他們在中國產生的影響也是通過這種為了達到一定政治目的的翻譯來實現的。實際上由于不同語言的語法、句法、表達習慣、詞匯都是大相徑庭的,因此只要是翻譯,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都會存在一定的改寫,都無法百分之百的忠實于原文。于是在研究國別文學之間與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與接受時就必須對其翻譯進行研究。綜上所述,由于翻譯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僅作為媒介存在,而且比較文學在研究國別文學之間與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與接受時也必須對其翻譯進行研究,因此大多數學者便將翻譯研究歸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內。事實上這樣的觀點是片面的。這只能說明比較文學研究與翻譯研究的領域有交叉的地方。蘇珊•巴斯內特(SusanBassnett)曾在她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一書中這樣說道“當比較文學為它能否成為一門學科存在而爭論時,翻譯研究已經大膽的聲明它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且翻譯研究工作的影響力和張力已經得到全世界范圍內的認可和支持。”(筆者譯,見原文:Ascomparativeliteraturecon-tinuestoargueaboutwhetheritcanbeconsideredadisciplineorno,ttranslationstudiesstatesboldlythatitisadiscipline,andthestrengthandenergyoftheworkinthefieldworld-wideseemtoconfirmandassertion.Su-sanBassnet,t1993:160)既然翻譯研究早于比較文學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那么而后產生的比較文學研究又怎么能將翻譯研究囊括其中呢?謝天振老師在他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一書中就把翻譯研究歸屬到比較文學研究名下。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翻譯研究與傳統的翻譯研究不一樣,它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學者對翻譯所展開的研究與相當一部分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研究卻不盡相同……比較文學研究的翻譯研究其實是一種文學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參與其評論優劣,它把翻譯現象中的語言現象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加以考察。

因此,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就擺脫了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判斷,顯得較為超脫。(謝天振,1994:160)傳統翻譯研究者的目的是為了總結和指導翻譯實踐,而比較文學學者則把翻譯看作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對象,他把任何一個翻譯行為的結果(即譯作)都作為一個既成事實加以接受(不在乎這個結果翻譯質量的高低優劣),然后在此基礎上展開他對文學交流、影響、接受、傳播等問題的考察和分析。因此,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相對比較超脫,視野更為開闊,更富審美成分。(謝天振,1994:163)很顯然,謝天振老師把翻譯研究看成是只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研究,但是當今的翻譯研究遠不止語言層面的研究。眾所周知,自從1980年代的文化轉向開始,翻譯研究已經跳出語言層面的研究,而是將翻譯放置到跨文化、跨民族的多維語境中對與文學相關的諸多問題進行研究。第二段中提到的“把任何一個翻譯行為的結果(即譯作)都作為一個既成事實加以接受(不在乎這個結果翻譯質量的高低優劣)”,正是翻譯研究吸納了文學理論中的解構主義后形成解構主義翻譯理論中的觀點,他消解了原文的中心地位,認為每一個譯本的地位都跟原作享有同等的地位,不能簡單的用是否忠實于原文的標準來衡量和評價譯本的高低優劣。由此可見,謝天振老師所指的“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特點,是現代翻譯研究本身所研究和考察的問題。因此也就不能將翻譯研究歸屬到比較文學研究的名下。但由于翻譯行為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家的文學交流與影響問題,尤其是文學翻譯,而這正屬于比較文學所考察和研究的范疇。于是翻譯理所應當的可以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謝天振老師也曾在他的書中提到:比較文學學者之重視翻譯研究,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比較文學自誕生之日以來,其孜孜以求的一個主要研究對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文學關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要發生關系———接受并產生影響,就必須打破相互之間的語言壁壘,其中翻譯就毫無疑問起著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譯也因此成為比較文學學者最為關注的研究對象之一。#p#分頁標題#e#

如果把什么作為研究對象,就把什么歸屬于自己門下的話,那么翻譯研究將譯者、譯入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作為研究對象,豈不是這些都屬于翻譯研究下的一個分支。再者,比較文學研究的范疇相當的廣,他主要研究的是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別、跨學科之間的文學關系。如果可以把研究對象都歸屬自己學科下的一個分支的話,那所有涉及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別、跨學科的事物都屬于比較文學研究旗下。而比較文學研究的包羅萬象又正是使得它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遭到質疑的地方,因此不能研究什么就把什么歸屬到自己學科的旗下,翻譯研究也就不應該看成是比較文學研究下屬的一個分支。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都包含有對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別的文學關系的研究,只能說他們兩者的研究范疇有交叉之處。而大多數情況下比較文學在進行研究時必須借助翻譯或將翻譯行為作為研究對象來達到研究文學關系的目的,同樣由于翻譯研究已經不僅僅局限孤立的譯本的字面上的研究,在翻譯研究中必須帶著比較文學的視閾去考證和研究。綜上所述,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之間既不是相互孤立的,也不是誰隸屬于誰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卻又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