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楠 單位：河北省保定職業技術學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較文學首先從歐洲興起，到現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歐美。它是一門年輕學科。從1816年“比較文學”這一術語提出算起，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歷史表明這是一門內容廣博的學科，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的學科。它的這種屬性要求我們的研究不能離開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這一點在過去一直被忽視。法國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鎮，為比較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聚集在《比較文學評論》周圍的法國比較文學家們標舉影響研究，崇尚實證主義，他們有時著重探討歌德在法國和英國或歐辛、卡萊爾、席勒在法國的威望以及影響和聲譽等問題。這一學派發展了一套方法學，除了收集關于評論、翻譯及影響等資料外，還仔細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時期給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諸如期刊、譯者、沙龍和旅客等不同的傳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國作家被介紹進來的特殊氣氛和文學環境。法國學派的這種影響研究對于梳理民族文學關系，促進民族文學的了解.有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這種死抱“事實聯系”的做法并沒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沒有從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學之間的“事實聯系”，沒有探尋比較文學間的文化內因，甚至對文化交流熟視無睹，淇視比較文學的文化土壤，現在看來這肯定是它的歷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國學派的理論，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崛起于二戰之后，他們不滿于法國學派漠視作品審美欣賞這種停留于外部考證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評的英美新批評派代表人物韋勒克，分別在《比較文學的概念》和《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對法國學派重事實、講考證，只求“事實聯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銳的批評。1962年美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馬克發表了《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重新定義“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而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音樂，建筑）、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學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理論要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信仰領域也就是廣藝術之間的關系，它提倡“跨學科研究”，體現了比較文學的跨越性，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但是卻又把比較文學的范圍擴大到無限，而且平行的擴大常常導致牽強附會的亂比，造成“無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難說是嚴格的科學了”。從這一派來看，學科間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對于文化的差異的鑒別和分析，對于尋找文學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對于探求文學文化的互補互證，對于發現特定文化的文學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發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響研究的修正和補充。它們共同構成比較文學的理論框架和批評基礎。比較文學正是循著這一道路發生發展并且走到現在。同時這些理論也構成了比較文學存在的基礎。這是其巨大的理論貢獻。可是盡管比較文學有這兩大學派的理論支持，仍然可以發現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響研究重實證、重考據，根本就排除了美學的文化的批評：它的跨越性也僅僅體現在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中，顯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場的，是缺席的。美國的平行研究雖然改變了“事實聯系”，擴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顯像仍然是虛弱的；由于它的隨意性，主觀性，讓人很難相信其為科學。它的大跨越并沒有體現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學的土壤，文學的解讀和比較必然要尋求文化之間的話語實踐，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場替換。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場

比較文學的磨難不斷，它的危機嚴重影響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為比較文學研究找出路顯得十分關鍵。只有在危機中尋找出路，尋求突破，比較文學才能不斷發展。如果說是比較文學的歷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話，那么，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場應該屬于“堂而皇之”，適應了比較文學的發展和新時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國際間的聯系，特別是信息技術、網絡技術更是打破了國家間的壁壘和界限，全球性的時空緊縮使全球結合為一個緊密聯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聯動的信息整體,使得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變成了真正意義上“地球村”。商業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帶動了人員的大流動、文化的大傳播，在這種全球化語境條件下，經濟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總體面貌。世界的多元變革也促成了人們思維的改變。多聲共奏，雜語喧嘩，這就是全球一體化的特征。一體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選擇，一體化和多元化成為新世紀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語境里，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成為必然的出場了。實際上，比較文學中的文化研究當然還有一個學術背景；二戰以來，西方學術界文學批評理論和文化理論特別活躍，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心理批評、符號學、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各種理論流派競相登臺，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較文學家，由此對當前西方比較文學研究擇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就其自身來說，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第十二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1988年)的主題為“文學中的烏托邦”，已帶有社會學研究的性質。至于此后幾屆年會的主題，如1991年第十三屆年會的“欲望與幻想”，1994年第十四屆年會的“多元文化與多語種社會中的文學”，以及1997年第十五屆年會的“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包括不斷發表的論文都已經顯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傾向。蘇珊巴斯奈特還斷言：“一旦脫離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這些關鍵問題，比較文學就會迷失方向”。

國學大師季羨林也曾說過：“比較文學的研究屬于文化交流的范疇”。由此可見，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經是比較文學界的共識，跨文化研究已經登上比較文學的舞臺了。跨文化研究作為新世紀比較文學的發展道路，將會促進比較文學的繁榮。在全球化的語境里，文化一體化是不可能消滅多元文化的。盡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國際間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個民族都將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聲部”，異類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時，仍然保持個體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愿意放棄它的個性”，所以在全球一體化和文化一體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將是新世紀的格局。這樣，在這種文化交流頻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將會因為被給予的新的契機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中人與人通過文學進行溝通的種種歷史、現狀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過文學研究，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堅持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改善人類的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較文學的單一影響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點對準多種文學的多元文化背景，尋求人類相異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平等交流，探詢不同民族的個性的文學流露，建設新的人文環境。正因為這樣，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較文學的研究帶到一個更為開放的領域，它深人到文學的文化背景，掘動了文學之間最豐富的沃壤；它從文學中獲得對他者文化的認可，體認相異文化的文學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對話中獲得互補、互識、互證，推動比較文學進人新世紀的新天地。作為一種文學研究,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中人與人之間以及不同文化間的互相溝通、理解、尊重和寬容為研究內容。新人文精神為跨文化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為促進文化溝通，改善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實現不同文化間的尊重寬容、和諧統一、和平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指導作用。#p#分頁標題#e#

一、學科合并之合理性:學科整合

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個學科合并為一個學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較文學系,這些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學界思考和爭論。筆者以為,將“比較文學”放在師范院校中文系,并將它與“外國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種學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系。從學科知識結構建構看,將“比較文學”放在中文系,相對于放在外語系,更為合理。這既是因為中文系諸學科具有接受“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還因為這樣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諸學科。外語系的文學學科,僅僅是外國文學,而中文系的文學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又有外國文學,還有文藝學等,在學科知識板塊基本設置上具備了在漢語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結構。在中文系中,“外國文學”的設置本身,給中文系學科整體帶來一個可與中國文學互照互識的參照,使學生具有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但由于沒有“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各門課程雖然在知識結構上具備整合基礎,卻各自封閉,缺乏溝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過輸入新學科———“比較文學”,使原有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有了整合的學科理論,可以對整個中文系原有諸文學學科知識板塊加以自覺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賦予該學科整合中文系諸學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學科地位,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成為中文系諸學科整體中的結構要素。確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文系學科整體之結構要素,意味著認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性質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響到中文系所有學科,使中文系諸學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規定的基本性質下相互作用轉換生成一個結構整體,具有傳統中文系原來所不具備的新的性質和功能。

這種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體性質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與視野、“比較文學”異質文化文學互照互識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詩學核心概念等,將使中文系諸文學課程整體具有“世界文學”之整體性質。這種“世界文學”整體性質放大影響中文系諸傳統學科,將使中文系原有諸學科相互作用轉換為一個整體———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載體,將使傳統中文系培養的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具有當下語文工作者應當具備的“世界文學”基本知識結構和全球視野。因此,“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怎樣整合中文系原來分散孤立的諸學科呢?首先,從中文系本科一年級開始,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給學生講“學術導引”課,讓學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學習過程中的總體要求,并與其他學科商討確定讀書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課程要求背誦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誦要求、細讀基本書目以及細讀要求、學科小論文寫作基本規范與基本要求、中國古代文獻閱讀基本要求、英語文獻閱讀基本要求等,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語文工作者應該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實基礎。

在中文系諸學科中,只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具有主持這種“學術導引”課程的宏觀視野和整合能力。誠然,國別文學學科就具體文學事實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藝學學科可能就具體理論研究更加具體,但應看到,封閉的國別文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知識結構上貫穿中外、古今的跨越優勢與互照互識的視野,傳統的文藝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文學實證基礎。所以,在主持“學術導引”課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雖應與其他學科充分交流溝通,尊重其它學科的意見,但還是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統籌兼顧這種“學術導引”課程更為適宜。雖然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學術引導”課程,但學生“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卻不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一個學科的任務,而應由中文系所有課程共同承擔。中文系一、二、三年級專業基礎課程,應落實各學科的背誦要求、閱讀要求,以及學科小論文寫作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年級(或四年級)“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講授比較文學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開設的專業學科相互溝通,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漢語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一年級的“學術導引”課,與四年級的“比較文學概論”互相呼應,因此,“學術導引”課程可以視為“比較文學”課程的一部分,課時由“比較文學概論”課時撥出。最后,通過四年級畢業論文寫作,學生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上選擇題目,嘗試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表達自己觀點。學生四年級畢業論文題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學比較,但是,由于學生論文題目是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總體知識結構基礎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選擇,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的中文系學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覺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語境的知識結構和學養,具有與世界溝通的能力,更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學科合并方式:學科獨立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現狀是不同學校處于各自嘗試階段:有的學校把比較文學的內容放在外國文學課程中講授,有的學校嚴格堅守兩個學科的各自邊界,兩門課程分開講授,并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子結構保持自己的結構邊界、結構平衡、結構轉換規律參與更大結構構造的自我調整性,是結構的三大特點之一。[1](1-11)從理論上講,如果“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是一個整體,“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國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等理論課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學科要參與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都應該保持自己作為子結構的結構邊界、結構構成元素以及結構要素等。“世界文學”作為更大結構對中文系包括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課程整合,不是打亂各學科的邊界,隨意改變各課程的特定對象,而是中文系諸學科保持各自學科獨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結構轉換,在保證各自學科的學科邊界與獨特學科對象穩定性前提下整合。學生跨越異質文化的知識結構與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獨立學科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核心相互作用轉換生成的新的整體結構性質與結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諸學科不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還要保證自己學科的扎實基礎,這既是中文系諸學科整合之絕對前提,也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之絕對前提。沒有各學科之獨立邊界,“比較文學”主觀隨意地放在國別文學課程中講述,學生沒有各自學科的扎實基礎,很有可能不同學科知識混同于一大鍋漿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把比較文學有關基本概念說得頭頭是道,但不僅學不好國別文學,比較文學也不可能學好。從文學知識結構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國別文學基礎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學”知識建構。如果中文系學生只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結構,沒有相應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就缺乏“世界文學”觀念上互照互識的基本參照,不具備進一步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準備。反之亦然。如果學生不具備完整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這時給學生講授“比較文學”課程,對學生來說,就只是能指的游戲,學生根本不具備接受這些概念的期待視野。#p#分頁標題#e#

三、學科基礎:雙語雙文本

一、整體總論

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形象學突破了原有的文學陣地，從文學形象轉向文化形象的研究，異國形象的文化問題也因此備受關注。如吳鴻志、蔡艷明的《異國形象的文化誤讀》、姜智芹的《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姜源的《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杜平的《異國形象創造與文化認同》等文章探尋了異國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認同、誤讀、過濾等現象，揭示了這些現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動機，闡釋了不同文化中異國形象的復雜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一種描述，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的成分，形象學的文化轉向和異國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種文學的文化審視，二者都不能脫離“文學性”這個根本。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理論體系的建構決定著學科的定位。具體來說，國內的形象學理論體系主要表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基本沿襲歐洲形象學理論。這是國內早期形象學研究的常見形態，并被大部分比較文學教科書所采納。二是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一些觀點的確為形象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如周寧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也有一些觀點表面上充實了形象學理論，但缺乏堅實的個案研究，經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學文本研究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如孟華等著的《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這種個案研究對形象學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代形象學對傳統理論進行革新，從對形象真偽的辨析轉向形象建構者的討論，從實證主義“是什么”的關系考證轉向審美批評“為什么”的本質探求，從注重求同的個體研究轉向注重差異的總體研究，這需要我們堅持經驗和批判并重的立場，在一種宏觀的視域中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對形象學給予全景式的關照。

二、基本問題探究

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究。形象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包括形象學的定義、研究內容、范疇、方法、意義功能、學科歸屬等問題。

形象學的界定是形象學理論的首要問題，而形象學定義的核心在于對“形象”的理解。國內對形象的定義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國學者巴柔的形象學定義:“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或者是對此定義的進一步闡釋，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實踐》、王瑜嘉的《中國之“形象”與西方形象學之“形象”比較》，褚蓓娟、徐絳雪的《“他者”在注視中變異———論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張月的《觀看與想像———關于形象學與異國形象》等論文都對形象有所界定，觀點大同小異，大多是對巴柔定義的替換和延伸，形象學的不同定義直接影響著研究對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選擇。一些教材有時將研究對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時又將研究范疇和研究對象混為一談。如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一書認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領域不再局限于國別文學范圍之內，而是在事實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跨語言、跨文化甚至跨學科的研究。”實際上，形象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交叉滲透的形態，需要我們仔細地辨析。在研究內容上，中國文學中的外國形象、外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普遍為人熟知，但一些論述忽視了自塑形象、游記、地域文學形象、少數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較單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尋。在形象學的功能和目標定位上，學界觀點不一，綜合起來就是在考察異國形象在異質文化中產生的原因、機制和復雜表現。而目標的實現，則必須審視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一、轉變教學理念，因時因人構筑課程體系

筆者所在的學校為地處西部的一所財經類大學，中文專業的比較文學課程從2008年開設以來，一直安排在第七學期進行授課，同時在課程設置方面經歷了從必修課到選修課的變更，課時安排為32學時，周學時2學時。筆者在教學實踐中調查發現，學生普遍反映這門課不好學，理由是比較文學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比較龐雜，讓他們感覺既不像純理論課程如文學理論課，又不像文學史課程。鑒于課程學時少、學理性強、學生學習困難這一情況，筆者首先在課程內容上進行調整，不再對教材內容按照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順序進行面面俱到的講授，而是側重于普及學理知識，有選擇性地以專題形式來組織教學，例如分為比較文學學科發展概述、研究類型介紹、中西文學比較經典案例賞析等。因為學生并非專攻比較文學的研究者，所以只要能讓他們建立起對已學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整體認識，初步形成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觀察文學現象和形成比較的意識，即意味著做到了讓學生學有所獲。為了做到這一點，在利用專題來組織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始終強調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學生只有厘清了基本概念，才能建立對該學科的理論認識。例如，在梳理學科發展脈絡時，“比較”就成為教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立足相應的閱讀文獻，調動學生探尋不同理論家圍繞“比較”所進行爭論的意義，探討“文學比較”和“比較文學”的區別，這就為學生正確地理解比較文學之“比較”的獨特含義奠定了基礎。但僅拘泥于基本概念是不夠的，還應該適時將當前的學術動態帶入課堂，這也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開放性所決定的。恰如陳惇先生所言：“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但是，教學如果在理論上兜圈子，必然把一門生動的課程講得死氣沉沉，索然無味。比較文學的理念和方法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打開過去未能注意的天地，解決了未能解決的問題。新的學術領域、新的研究課題、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是本學科的特長。”事實上，比較文學學科從19世紀末建立開始，就一直處于不斷的爭論之中，而這也為其發展、創新奠定了基礎。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在女性主義思潮、后殖民主義理論、文化研究等沖擊和影響下，關于比較文學學科是否死亡在中外學界都引起極大爭論，為此，適時將最新的學術動態引入課堂，不斷更新課程知識，對于學生深入了解本學科的發展概況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教學模式上的改革：課堂討論+案例分析

傳統的教學模式特別注重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在這種信息的“單向傳遞”過程中，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被忽視，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檢測也只能依靠期末考試的分數來判定。鑒于比較文學的學理性和專業性較強，如果仍強調以教師講授為主，很有可能將比較文學課程變成死氣沉沉的理論課。為此，在教學模式上筆者采用“課堂討論+案例教學”相結合的模式，力圖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并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正如諸多教改成果所示，課堂討論改變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主從地位，讓學生從單純地聽課變成主動參與課程。但課堂討論必須有的放矢，且教師在組織討論時應該合理設計問題并把控好時間，這樣才能達到師生互動又保證課堂教學秩序的目的。而在此基礎上結合案例教學，既可以避免學生對理論感到“空而玄”，又能通過例證印證學理闡釋，使學生在實踐中真正理解并吃透艱深的學理知識。舉例來說，針對課程教學內容以專題講授形式來呈現，筆者為每個專題選擇了兩到三篇中英文閱讀文獻作為典型案例，每篇文獻皆提出三個問題供學生在課后閱讀時回答。根據閱讀文獻的難易程度，筆者或將學生分成小組共同協作完成，或要求每個學生獨立完成，并在下次課堂上進行口頭匯報。在聽取學生匯報后，教師應該給予點評，形成自由的師生互動的討論氛圍。比方說，在講授比較文學研究類型專題時，對于法國學派提出的影響研究，由于涉及史料考證、翻譯、傳播等多種學科知識，學生理解起來并不容易，為此筆者給學生提供了兩篇學術論文作為案例，一篇是英文范文《寒山詩在遠東和美國的接受》，一篇則是中文范文，即范存忠先生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筆者要求他們除了寫出每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外，還要梳理出作品傳播的時間、媒介、路線、價值及意義等，這就把抽象的定義轉化為學生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討論，教師最后在點評時又結合學理進行總結，這就讓學生對影響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建立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三、合理有效利用多媒體資源作為教學輔助手段

為了進一步活躍課堂氛圍，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還應該在課程教學過程中合理、有效地運用多媒體資源。這體現為兩個層面：

一方面，充分利用高校圖書館的網絡資源，發揮學生的學習自主性。盡管比較文學課程開設在第七學期，學生同時也面臨著寫作畢業論文的壓力，但在課后調查中筆者發現，竟然有相當多的學生查找資料只會借助“百度”作為唯一的網絡渠道，而從未使用過學校圖書館的網絡資源。事實上，在我校的圖書館網站上，除了購買各種電子圖書之外，還購買了如維普學術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網等資料。為了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同時也幫助其順利完成畢業論文的寫作，筆者有意識地要求學生借助這些網絡資源參與進教學中來。例如，在講解平行研究這一研究類型時，筆者推薦了《中國比較文學》刊物，讓學生去圖書館網站上查找發表在該雜志上的平行研究方面的論文，要求學生從中挑選一篇認真研讀，并在課堂進行“論文推薦”展示。在結束該章教學后的調查中，學生普遍表示這一過程不僅加深了對該研究方法的認識，而且對自己寫作畢業論文幫助很大。

本文作者：孔許友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績和特點

經過數十年的理論磋商和研究實踐,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顯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績?要比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平行研究的基本特點和歷史功績: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響研究局限于放送源與接受者的關系限制,從而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開辟了比較文學新的研究領域,使其不再受時間、空間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種條件的束縛。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其最大的功績。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學現象,只要具備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納入平行研究的視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圍和對象十分廣泛。概括而言,它涵攝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跨學科研究和文學人類學等次學科。顯然,與影響研究依賴事實聯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皆可為我所用,功夫深處,信手拈來,左右逢源,自由馳騁。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學性、審美性作為其自身規范的基礎。平行研究雖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強調,可研究的平行關系必須出自或圍繞文學的審美特征。所謂文學性,簡單地說,就是涉及的重點和內容必須與文學自身有關,不是文學之外的領域。不過,文學性本身又是個極其寬泛復雜的概念,大致地說,它必須體現文學之作為語言藝術的審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視文學性、審美性,與美國學派受新批評影響有關。新批評雖然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國。不少美國學派的學者本身就是新批評的成員,如韋勒克等。新批評反對以作者生平、時代背景等為研究的核心,強調以作品文本為中心,突出作品的審美價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這一特點非常有效地使比較文學擺脫了法國學派一統天下時期的實證主義作風。而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批評方式確實存在著過分依賴材料和繁瑣零碎的嚴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屬于文學研究領域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和文獻考據學。在這個意義上,平行研究使比較文學回歸文學,確實功不可沒。

第三,平行研究逐漸關注可比性問題。由于平行研究是對沒有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比較,不需要做事實材料的考證,這就導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實踐中出現“拉郎配式”的隨意亂比或比附的現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無限可比性”。在中國,濫用“X+Y”的模式,為比較而比較的情況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學者稱為比較文學的新危機。因此,可比性問題已成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腳的大問題。我們知道,兩樣東西要進行比較,其前提在于它們必須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無法進行比較。當然,這不是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講的,因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異的點,找到關系,在類似處發現不同,在不同處發現類似,或者在看似無關的文學現象中發現某種思想觀念或形式結構等方面的聯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論前提是,“沒有什么文學現象不可比,又沒有什么文學現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處在了可比與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過,找到比較點還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為比較而比較的嫌疑就必須進一步明確比較的目標。“比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較的最終目的是應當探索相同或相異現象之中的深層意蘊,發現人類共同的‘詩心’,尋找各民族對世界文論的獨特貢獻,最終融貫建立一種更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2](P270)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上講,比較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有的學者認為,要落實可比性就一定要從比較中得出某個結論。其實,文學研究本身難免帶有模糊性,我們很難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要求,比較必須圍繞一定的論題,而且論題應該盡量具體,避免寬泛無邊,大而無當。總之,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問題逐漸得到比較文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可比性對平行研究進行規范已成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點。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際綜合研究的更大范圍拓展。文學本身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文學性也好,審美性也好,都并非純粹與外界無關。事實上,文學是一個包含多種構成因素的復雜系統,對文學審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鑒和吸收其他領域的成果和方法。這是對科際綜合研究的一種理解。但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科際綜合研究并非比較文學的專利,一般的文學研究也經常要“跨學科”,如涉及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宗教學、民俗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如果這些研究都冠以比較文學之名,顯然也會使比較文學失去自身的規定性。對科際綜合研究的另一種理解是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他學科、宗教之間的關系”[3](P208)。這種研究也稱為跨學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類文化體系中的不同知識形態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時,彰顯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性,把握文學的內在規律。但是,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中主張這樣的研究不應超越國家的界限。這一主張的內在緣由也許是認為不同文化的知識系統具有不可通約性。但這樣一來,從一國的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比較中抽象出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規律是否可能又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作為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可以將兩種理解結合起來,同時將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識系統實際上既有不可通約的一面,也有可通約的一面,因此,跨學科對話的實現,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中,才能“弄清文學及其他學科在人類文化知識架構中的位置及其演變……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學科知識體系的概念范疇、話語規則”[4](P167)。另一方面,科際綜合研究不只是文學本身與其他藝術、學科的對話,它還可以指將本屬其他學科研究范圍的社會歷史現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為研究某種與之并無事實影響聯系的文學現象的切入點或參照系,同時,這些切入點或參照系必須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質,即與被研究的文學現象分處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這樣既保證了作為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不失其內在規范性,又使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總之,從歷史功績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開闊的胸懷和眼光,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開拓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為比較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使這一學科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p#分頁標題#e#

一、口頭傳播與比較文學

進一步放諸媒介的傳播層面，饒氏分析說，中國應該是有史詩的，但由于古代史官記言與記事分開，記事側重時日，對事態的描寫多采取“省略”的手段，所以沒有像西方史詩那樣強調英雄主義。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殷周典冊，楔刻書寫與龜骨、銅器與玉器、簡牘，不宜作長篇記錄。史家又主張尚簡用晦，詳盡文體不受歡迎。“但是到唐代，俗講變文興起，衍生后來的彈詞七子體，與天竺希臘的反復冗長的史詩，其構章遣詞，實無差異，這樣的文體在吾國反屬后起”，他認為這是陳寅恪在《論再生緣》引言中所談到的文學形式由簡變繁的另一方向。作為國學大家，饒氏在使用了自己所擅長的甲骨學、史學研究成果之外，廣泛審察近東和印度、希臘的口傳文學傳統，自覺使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并將研究對象放諸歷史語境中進行傳播學式的考察，得出了信實的結論。不過，對口傳文學的研究截至目前并不只是停留在對文學發展歷程中最初階段的搜集整理和勾陳史料，它也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書面文學。美國專于口傳文學研究的民俗學家丹尼斯•泰德洛克和戴爾•黑姆斯認為，文學研究者僅關注書面文學是一種歷史缺陷。在文人詩歌產生以前，部落社會中流行的是在集體性表演場合所歌唱的詩，書寫為文本的詩完全喪失了在多媒體表演情境之中的詩歌傳達效果。因此需要把簡化為文本的僵化的文學還原為具體傳播情境中豐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學，從交往和傳播情境的內部來研究口傳文學存在的條件，進而發現和描述從口傳到書寫的文學變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信息缺失、傳達變形、闡釋誤讀和效果斷裂。

二、印刷傳播與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過去的媒介研究主要關注印刷文化的產品———圍繞書寫文本展開，例如擔負跨語言文化傳播的翻譯文本的研究演化出比較文學的譯介學。書寫文化還是隨著印刷技術的普及而愈加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地位，文學的傳播方式從瞬間化的口耳相傳、互動性的不穩定文本，轉移到從寫到讀、逐漸固定的物質化文本。早期用于祭祀、吟誦的詩歌、史詩逐漸在固定下來的物質文本中失去聲音，由此培養了“孤獨”的讀者，醞釀了充斥個人主義精神的新的文學體裁———小說。而“句子的線性排列、頁面上的文字的穩定性、白紙黑字系統有序的間隔，出版物的這種空間物質性使讀者能夠遠離作者。出版物的這些特征促進了具有批判意識的個體的意識形態，這種個體站在政治、宗教相關因素的網絡之外獨立閱讀獨立思考。以頁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質性與口傳文化中言辭的稍縱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種相反但又互補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識分子和理論家的權威。這一雙重運動把讀者造就成了批評家，把作者造就成權威”。伊恩．P．瓦特在他著名的論著《小說的興起》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探討印刷業興起，伴隨受教育民眾的增加，對一種新文體產生的重要意義。在西方，18世紀印刷業的崛起，最初獲得成功的是宗教類讀物，但是把這一閱讀興趣帶入更廣泛的文學興趣的是小說這一門類興起的關鍵，笛福與理查遜都是成功者。將道德與宗教目的引入世俗的虛構故事領域，主要體現在文學新事物———流行刊物之中，他對讀者的吸引為小說這類虛構文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西方傳統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邊界越來越模糊，也隨著政治與經濟局勢的變遷不斷淘洗，于是出現了多學科的重合，一方面依據研究對象和方法為學科劃分界限越來越難;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對象的擴大，每一門學科本身也變得不純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便新創了一些具有“跨學科”色彩的名詞:“例如傳播學、行政學和行為科學”等。同樣，比較文學也是這一大趨勢之下獲得獨立和關注的學科之一，他自然也廣泛吸納周邊學科，如社會學、史學、傳播學的研究方法，關注印刷這一傳播方式對于文學的影響與塑造。近二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報刊、出版社與文學團體、作家作品的學位論文和書籍便是例證。依照這樣的邏輯，我們完全可以仿照達恩頓在他的書籍史著作《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中開宗明義提的幾個問題來模擬一些文學研究的新問題:一部作品、一場思想運動是如何在社會上傳播的?影響深度、廣度如何?當思想與觀念物質化到文學作品中時，是采用什么形式?印刷品的物質基礎和生產基礎與文學形式、思想與觀念的傳播關系如何?出版如何在文學的傳播中起作用?它又對文學產生什么反作用?正是由于這一系列社會學、歷史學的理論新動向，保證了比較文學領域截至目前為止成果最為豐富的對印刷文化傳播下的文學研究常有常新。

三、電子傳播與比較文學

從傳播方式的三個階段縱向看來，文學應該是一個逐漸去魅的過程。口傳時期的神話、史詩基本都與宗教或民族重大事件有關，吟誦者和故事本身都擁有極大權威;以固化文字形態流傳的詩歌、戲劇和小說，雖然神圣權威性有所減低，但也長期被認為是有教養的知識階層凝聚人類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的文字形態，具有一定的膜拜價值。歷史進入20世紀，人類見證了傳播方式的急速升級:信息的傳播在空間距離上越傳越遠、速度也越來越快，而體現的形態也從單純的聲音、文字豐富到了聲光話電多媒介的共同作用。最初對這些信息的電子化模擬(電話、廣播、電影、電視)引發的爭論到了數字化時代更加尖銳、突出和復雜難辨。最有名的理論中，本雅明和麥克盧漢雖然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嚴峻性，但仍然指出了其樂觀積極的一面———它天生帶有民主化傾向;另一方面的阿多諾、哈貝馬斯和杰姆遜則強調悲觀的一面———對自由的掌控和威脅。有人抱怨說，文學界正在變成“一個民主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徹頭徹尾的無政府狀態”，涌現了很多對文學法則一無所知的批評家;而“現在的時代，可以恰如其分的命名為作家的時代;各種能力水平的、各種教育水平的、各種職業和部門的人，都帶著如此普遍的熱情”發表意見、投寄稿件。對于當今世界范疇網絡文學的興起和大量論壇充斥的良莠不齊的各類評論來說，這一論斷實在是恰如其分，不過如果我告訴你，第一句引自1752年菲爾丁面對印刷和大眾讀者群沖擊下的牢騷，后者是1753年約翰遜博士在《冒險家》中對各類新型雜志的不滿，你會作何感想?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文學領域的危機感一直是伴隨傳播方式的變化而產生的，因此對我們這些被新媒體沖擊下的文學研究者來說，大可不必如此悲觀。由于傳播方式的多媒介化特征，文學本身的樣式也發生了裂變，雖然文學失去了閱讀時代唯我獨尊的地位，但仍然將與多媒體的其他藝術形式共同開創文學與人文學研究的新空間。

一、國外比較文學是一種真“外部”、偽“內部”的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的內外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在比較文學發展史上，所謂的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爭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之爭。在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理念中，基本原則就是去尋找和實證確實存在過的“事實聯系”，能夠實證的事實聯系是法國比較文學的基石。如卡雷對比較文學下的定義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萊爾、司各特和維尼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聯系。”卡雷的定義對法國學派影響深遠，他基本奠定了法國比較文學注重文學外部關系的基調。其后梵•第根的定義更突出了法國學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點。梵•第根指出:“比較文學的目的實質上是研究不同文學相互間的關系。”顯然，“國際間”“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學”“事實聯系”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國學派注重的是文學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實關系，探討的是不同文學現象間的影響與傳承。或者說，體現在量上，法國學派研究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文學現象之間的事實關系。

美國學派針對法國學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們反對法國學派重視外部聯系，忽略文學內部關系的做法。但美國比較文學并不僅僅就是后來的美國學派，在美國學派嶄露頭角之前，美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從事相關研究。真正把美國比較文學推到世界學術前臺的是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的概念》中對法國學派提出批評，認為“他們過于重視‘事實關系’，對比較文學定義的解釋比較狹隘，忽略了對藝術作品的美學分析”。在此基礎上，美國學者著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兩種或兩種文學現象以及進行平行的跨學科研究。從此，美國學派開始發出自己的最強音，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正是韋勒克。而韋勒克作為“新批評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二十世紀最博學的文藝批評家之一”，“是一個執著于對文學進行內部研究的批評史家”。他的重要貢獻是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并更鐘情于文學“內部研究”。但這里的問題是，不能因為韋勒克的“內部研究傾向”，而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學派倡導的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內部研究的比較文學。“實際上，他雖然身為該學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將，但卻未曾盲目地局限于這種方法，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國學派的其他領軍人物并不完全贊同韋勒克的主張。我們考察美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定義也不難發現，美國學派的比較研究并沒有分清楚韋勒克式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韋勒克那里，內外之分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同社會歷史批評脫鉤，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脫離政治、脫離歷史賦予的“因果性”聯想，還指的是文學研究要“區分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與‘經驗存在’，并由此確立這樣一個理論論點: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即一種‘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韋勒克認為，文學作品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語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聲音層面、意義單元和世界層面”，是一個“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內部研究”就是對這一現象學意義上的“本體結構”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則主要涉及文學作品的“經驗存在”，諸如它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狀態以及讀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見，韋勒克“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二元區分最主要的話語功能就是要突顯文學作品這一超越一切經驗現實的“本體存在”由語言構成的“符號結構”，并進而對其進行審美的分析。因而，所謂的內部研究就是指對文學本體結構的研究，關注的是文學語言的符號性，而外部研究則指的是對文學經驗層面的研究，包括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會影響到文學的種種外部因素，如社會歷史背景、作家創作心理、讀者接受情況等。再來看美國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界定，以雷馬克為例，他指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雷馬克的定義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國內學者在寫作比較文學教材時竟然沒有人對這樣一個內涵和外延幾乎都不確定的定義進行責難和質疑，而是想當然地把它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性定義接受和吸納。殊不知，美國學者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要遠遜于他們的法國同事。除了眾聲喧囂地進行所謂的理論變革之外，他們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可謂少之又少。從雷馬克的定義里，我們除了能感覺到新批評的一大弊端———不負責任地亂聯系之外，幾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說韋勒克的“內部研究”了。韋勒克的重要貢獻就在于其對文學批評的重新解釋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學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學批評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較文學領域幾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回響。美國學派號稱進行了比較文學的內部轉向，從事實聯系轉向了對文學審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國內學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為審美價值關系，但是從美國學派的定義和研究中，很難感受到其價值和審美究竟體現在哪里。

因而，其實可以下這樣一個論斷，美國學派的平行轉向，實際上是把比較文學的外部研究擴大化了，并沒有解決文學審美關系研究這一問題。我們熱衷于翻譯各種各樣美國學者的理論，實際上如果我們清醒一點就可以發現，即便是在理論建設上，美國學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從比較文學研究文學外貿到無所不包的大“跨越”，國外比較文學注定打上了在文學外部關系兜圈子的理論缺憾。

二、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尷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論沼澤

一、融入比較文學意識，培養國際視野

從中國與東亞各國來說，中國古代文學居于向外輻射的中心地位，中國文學對日本古代文學(神話、和歌、物語文學)有從內容到形式的全方位的影響，對朝鮮、越南等國也是如此;中國與印度之間，則憑借佛教這一有力的媒介，達到了在精神層面的深度交流，中國文學也從語言、內容到文學形式受到佛教的激發，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面貌;中國與西方之間，在16世紀曾經存在著“東學西漸”的趨勢，西方很多國家曾發生過“中國熱”，中國古代文學在這個熱潮中也被介紹到西方，影響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創作和思想。比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受到孔子道德思想的影響;德國的大文學家歌德提出“世界文學”概念，也與其對中國作品的閱讀分不開。如果把這種廣泛的民族文學之間的聯系貫穿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就能夠打破封閉的民族文學視野，讓古代文學課程擁有國際的視角，讓學生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學與異域文學的廣泛聯系及其穿越時空的魅力。

如講到古代戲劇，就可以將中國古代戲劇與異域文學的聯系考慮進來，開闊學生的視野。元代李行道的雜劇《包待制智堪灰闌記》，是最早傳到歐洲的中國戲劇之一，也是對歐洲戲劇小說產生了直接影響的中國戲劇。劇本寫妻、妾爭奪一兒，各執一詞，官司鬧到包公面前。包公劃一灰闌，讓兩位母親用力爭奪孩子，勝者將擁有孩子。生母張海棠因為不想讓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棄。但包公最終認定輸掉比賽的人正是生母。劇中“二母爭子”的故事，與《舊約全書•列王紀》、佛教《本生經》中的《大隧道本生》、《賢愚經》卷十一中的相關故事極為相似，已成為世界文學著名的母題。《包待制智堪灰闌記》與佛教故事的淵源已有學者進行詳細的考證，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完全可以借鑒已有成果，對古代文學與佛教的關系作深入分析。“灰闌記”的故事不僅僅是在古代世界有過小范圍的旅行，在現代世界，這一故事跨越了亞洲和歐洲的界限，并在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的筆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布萊希特于1945年改編創作了《高加索灰闌記》。布萊希特在戲劇的楔子里寫道:“一個非常古老的傳說。它叫《灰闌記》，從中國來的”，交代了其創作與中國戲劇的關系。“二母爭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國雜劇，再到歐洲戲劇，讓我們看到了文學跨越國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間智慧的溝通。

在中西戲劇間進行移植的還有元代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意、法、德等國著名作家都曾改編上演過此劇，其中最有名的是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中國孤兒》將故事時間由春秋時期移至成吉思汗時代，將動作時間由二十多年縮短為一晝夜，地點局限于距離康巴魯(即今天的北京)王宮不遠的大臣宅邸，情節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婦救孤的沖突，并引入了愛情主題，刪除了孤兒復仇的情節。這樣的改動，從思想上說，是將原作的歌頌忠義與復仇精神變為對理性和仁愛的禮贊。在伏爾泰看來，大宋王朝及其遺民代表的是人類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則是落后的野蠻文化。于是，宋元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人類普遍存在的文明與愚昧、正義與邪惡、理性與偏執的沖突。而劇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嬰變為母親伊美達，也表現出劇作重心由倫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轉移，表現出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異。從藝術上說，這種改動則是嚴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義戲劇“三一律”原則。在講授上述兩劇時如能引入西方可資比較的作品，就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闡釋、互相說明的效果。依此類推，其他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的闡釋，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學的參照系中進行。

二、借鑒比較文學成果更新文學史觀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在文學史與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學內容更新緩慢的特點。傳統的文學史在看待作家時，更多是在民族文學范圍內，考察作家的創作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價值，因此，文學史的內容在很長時間內不會有大的變化。這種唯一的標準或許評出了民族文學的經典，但是卻忽略了在異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學的樣貌，在培養學生豐富的審美經驗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內容的更新必須有新觀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啟發，在這方面，比較文學已經取得的豐碩成果可以為古代文學教學提供很多啟示。比較文學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關系的文學現象，因此，在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傳統文學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在法國學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許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從文學交流的角度來看，有時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贏得國外讀者的關注。如唐代詩人寒山，在古代文學的課程中幾乎沒有地位，課上幾乎不講，但是寒山的詩卻在日本、美國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美國“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視為精神導師。小說《好逑傳》、戲劇《趙氏孤兒》也有類似的命運。如果我們把這些在國外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學課程之外，那無疑是一個缺憾。從《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較文學研究的工具書來看，涉及中國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實聯系的文學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尋找溝通對話的平行比較。《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等研究都為古代文學課程內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古代文學借鑒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把在國外具有崇高聲譽的作家也納入講授的視野。一方面，更新了內容，增加了古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系;另一方面，也培養學生逐步樹立多層面多角度理解文學的意識，擺脫唯一的文學價值觀。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較中總結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