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哲學中國化的發展趨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皮家勝   單位：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基本問題的界定   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實為我們深入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開展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范式的哲學研究所必需。但更進一步的問題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究竟是一個還是多個，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實現的問題，如果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此一基本問題，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否也會有同樣的基本問題，等等，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究竟是一個、兩個還是多個？有學者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若干基本問題》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①，單從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認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許多基本問題的。這是一種未經認真思考的輕率。在筆者看來，一件歷史事情或過程以及由之凝練而成的命題可能會形成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會隨歷史事情或過程的變化發展而發生變化轉換，但它圍繞的中心卻始終只能是一個，且不會變化轉換，否則，這一歷史事件或過程就已經終結，由之而來的命題也不再有人給以更多的關注。由是觀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一定是貫穿整個事件過程之始終的問題，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其它問題發生了變化轉換，而這一問題卻只能是它自身，否則就不能是基本問題，此其一。其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一定是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有問題的“源”問題。所謂源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所有的其它問題都是在此問題之上產生的，沒有該問題的存在，其它問題也就無以存在，此問題得不到解決，其它問題也不可能解決；二是對此一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方式規定和影響著對其它問題討論和解決的方向。其三，提出一個問題總是預設了對這個問題解決的目標，而目標決定著問題的性質。在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群中，只有那個能夠反映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根本目標的問題才能被我們視為基本問題。根據以上三點，我以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不是多個，也不是兩個，只能是一個。   因為能夠貫穿這一歷史過程始終的、作為源問題的、規定我們提出這一命題的根本目標的問題只有一個。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的問題。表面看起來，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實際上卻只是一個，它們相互之間根本無法截然分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不是憑空提出來的，而是在這一歷史過程業已展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其著眼點是要對這一實現過程進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論思考，以使這一過程能夠在自覺意識的推動下更加健康地開展。也就是說，何以可能是以現實的實現過程為基礎和標的的，在歷史與邏輯展開之序列上，是歷史在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如何實現顯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決的前提上才能夠提出。我們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實現的問題，是要通過對這一過程的深入研究來把握可能向現實轉化的內在邏輯規律。   也就是說，我們提出如何實現的問題，其意不在歷史本身，而在邏輯規律，把握規律是為了更有效地推進歷史運動本身。兩者互以對方為目的，又共同服從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共同目標。   何以可能與如何實現這個二而一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是貫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歷史過程始終的問題。只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過程仍然繼續，我們就要對這一過程進行反思和探討，也一定會以提出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這一問題表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問題會發生變化，即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和形式也要隨時代、實踐、各門科學的發展而變化，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這一基本問題會伴隨這一過程的開展而始終不會改變。第二，何以可能與如何實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源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的第一方面不僅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其它一切問題是否成立，而且也決定其它一切問題將如何得到解決；第二方面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各種問題將以什么方式、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得到解決。第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系列問題中，唯有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才真正能夠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根本目標。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顯然不是針對這一歷史過程本身的發問，這里如此提問，一是要弄清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得以發生的各種條件，只有弄清楚這些條件并提供它們或使之成熟，我們才能有效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并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有效地實現我們的目的；二是要對我們的目的和意圖自身的合法性進行追問。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僅是一個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必須要由一定的主體加以推動才能開展的歷史運動，這里必然有主體的意圖和目的參與其間。這一主體就是全體中國人民，只有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意圖和目的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包括對我們自己的目的、意圖的合法性、正當性的追問。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如何實現的問題也不是針對這個實現過程，而是要透過這一過程去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現規律，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更有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并保持其健康發展之方向。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究竟有無區別，區別何在？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清理的問題。許多學者對此大都采取了回避或含糊其辭的態度和做法。是這個問題很難講清楚，還是它不值一提算不上什么有意義的問題呢？筆者以為這都不是。其一，這不是一個可以回避的問題，其二，這也是一個可以講清楚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避它或對之采取含糊其辭的做法，我們就有可能面臨一連串足以讓研究難以為繼的疑問。因此筆者覺得只要是研究“中國化”問題的論者，首先就應當分清自己研究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容不得含糊其辭。假如一個論者在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他同時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包涵其中，甚而將其定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分析命題，那結果就為取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主張者制造了口實，因為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只看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分析命題，我們就沒有理由在已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之后再提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命題；又假如一個論者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他所談論的卻只不過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類似的話，也就是說這些話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課題上也同樣適用，這實際上就使研究停留在了一個比較“感性”或“實在”的階段，因為我們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階段，主要針對的是中國的實際，要解決的是民族救亡圖存的緊迫問題，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們需要的是“管用”、“對癥”的理論，相應地我們只能是比較重視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國家、革命的那些內容，我們不會像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階段那樣，對馬克思主義做一種系統的、全面的理解和研究，這就容易使研究停留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嚴格區分是否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呢？并非如此。主要的問題在于許多論者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筆者曾在《廣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10期上寫過一篇文章，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粗淺的探討，篇名即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區分》。在這篇文章中，我已從學科分類、命題意蘊、學術旨趣和側重內容等方面對它們進行了區分。這一區分只能是初步的，也不一定準確，但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意識到這個問題，那這個問題就有望獲得解決，并不再成其為問題。#p#分頁標題#e#   本文討論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因此筆者還想從“基本問題”這一角度簡要談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區別。自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以來，從未有人提出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問題是什么”這樣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剛剛提出來的，在很短的時間里面就有許多論者開始提出并討論這個問題了。為什么會有這種不同？除了兩個命題提出的時代條件、反映的內容和追求的目標不一樣外，我認為還有態度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差異。所謂態度的差異是指我們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所抱的主要是一種實踐的態度，由于我們要解決的往往是一些當下最要緊的問題，主要是根據實踐的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部分分別提高到一個重要的高度來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理解的；而我們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更多采取的是一種理論的態度，目標是要創立新的理論，這需要進行深刻的理論反思，需要從根源上、整體上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每一個重要理論觀點，我們不僅要知道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應當知道為何要如此運用，只有弄清楚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大目標。所謂思路差異是指我們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把抽象的理論具體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提升和改造中國的社會實踐，并用中國的社會實踐充實、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種具體化和相互作用是不會將我們引入到對“基本問題”的思考中去的；而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雖然也要把理論具體化，但更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對以往的實踐活動進行概括和總結，是要從實踐的具體上升到理論的具體，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來對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刻總結和反思，這就需要提出并深入思考“基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基本問題的研究路徑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是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或從不同的視角進行的。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用的較多的是歷史的方法。歷史的方法既類似于孔子的“春秋”筆法，又可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把現實生活作為歷史的參照系，在過去與當前視域的重合中來達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的準確而深刻的理解。因此，我們在用歷史的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時，需要分三個層次進行。第一，從世界史、人類史層次上進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好，都不是在中國一個國家、中華民族一個民族范圍內進行的，它與整個世界和人類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哲學，是對整個世界歷史的整體的精神把握，是人類發展到現時代的時代精神。沒有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更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以普遍事物為對象的哲學只有一種的觀點雖然本質上是正確的，但這種哲學的真正出現，它向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和發展，都只有在世界由國別史和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轉變中才具有現實性這一點，卻是持此種觀點的人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到的。第二，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層面進行研究。如果沒有近世中國救亡圖存的實際需要，沒有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登上歷史舞臺，沒有“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等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就既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沒有我們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現代化中的各種問題的深刻反思，我們也就不可能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第三，從中國思想文化與世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的歷史層面進行研究。雖然我們不能像國外學者那樣僅僅從思想文化層面去回答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但從中國思想文化與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交往過程中，從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歷史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尋找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根由和理據。因為人類在實踐與生存領域的交流和融合都需要通過思想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需要運用比較的方法。既然我們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是看作一個在中國孤立發生的歷史事件，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世界、實現世界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放在它的世界化中進行研究，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其它民族化形式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相互聯系的整體中，我們才有可能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真實歷史條件，才能有效地回答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的問題；只有在相互比較的條件下，我們才能發現各個民族究竟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本民族的實際和傳統文化“結合”的，從中發現一些共同的必然性和規律，從而有力地回答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如何實現的問題。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亦可運用微觀或個案研究方法。通過一些個體主體在傳播、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來具體回答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的問題，因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個體主體方面尋找答案，需要分類進行：一是對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李達，特別是像這樣既在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能夠將實踐經驗上升到哲學理論高度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研究，從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可能性及其實現方式；二是對專業學者如艾思奇、馮契，當然也包括金岳霖、熊十力、馮友蘭、張岱年這些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開展的大量的學術理論活動和成果進行探討，通過細致入微的探討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及其在學術方面的實現形式；三是對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實現的理論創新和積累的實踐經驗進行認真總結，對當代學者提出的一些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觀點進行深入討論，通過總結和討論，獲得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實現的新答案和新形式。#p#分頁標題#e#   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在我看來，最好的方法當屬現代解釋學方法。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首先遇到的雖然是何以可能以及與之有著密切關聯的如何實現問題，但當我們著手回答這個問題時，就立即發現它們又都與理解和解釋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能完全歸結為理解問題，但又只有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為我們所接受和運用，并且只有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對之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釋，才能實現中國化。因此，如果說何以可能與如何實現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或核心問題，那么，理解和解釋就是“基礎的基礎”、“核心的核心”問題。這意味著，只要我們充分地解決了中國人何以能夠和如何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解釋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就能夠獲得有效解決。第二，解釋學，主要是現代解釋學對于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具有恰適性。前現代的或古典的解釋學側重的是對經典著作語言文字方面的梳理和解釋，其標準就是看能否再現作者的心理活動和書寫文本的意義。這種注經釋典的傳統解釋學在中國向來相當發達，正因為如此，才有學者提出要建立所謂“中國的詮釋學”。殊不知，此種意義上的詮釋學只不過是一種理解和解釋的技藝或技巧，它尚不能說明今天人們是何以能夠理解過去時代的作品和文字，并做到相互理解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古典解釋學往往只有借助神秘的心靈交流和上帝的啟示。現代解釋學則不然，它從一種理解和解釋的技巧演變為說明人們何以能夠相互理解和實現這種理解的哲學。在現代解釋學看來，人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主要不是因為心理方面的相互感應和感受，更非來自上帝的啟示，主要是人們有相同的生活和存在境遇，在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對象之間有著深刻的一致性。這要求我們更多地從實踐、生存方面去把握人們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以往時代的作品，原因也在于今天的我們不過是以往時代的繼承者，我們是在現實的生活中、傳統中才實現對作品或各種書寫文字的理解的。這就是為什么現代解釋學如此重視前理解、實踐、傳統、效果歷史的原因所在。如果我們更加注重從生活實踐，從人的生存境遇等方面去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可能性和實現方式，而不是只從語言文化、精神心理方面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問題，我們就完全能夠避開國外學者設下的“陷阱”，并求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基本問題的正確解決。第三，現代解釋學對如何實現理解和解釋問題的討論對我們回答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如何實現的問題有著重要的幫助作用。現代解釋學對“理解間距”、“解釋循環”、“視域交融”、“解釋學應用”等作了充分討論，刻畫出人們實現理解和解釋的具體而清晰的路徑。這些問題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現過程中同樣會遇到，借助它們，我們可以獲得對基本問題的有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