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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族裔散居將個體與集體置于不同的文化、種族、民族中，同時將他們所面臨的身份歸屬問題推至風口浪尖，從而引發了個體與集體的文化、種族與民族“身份危機”。費瑟斯通在論及全球化與身份研究之間的關系時指出，［1］(P166)對于西方社會來說，“以前在社會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現在存在于社會內部。遷入者消極接受民族或地方的主流文化的無意愿性引出了文化多元主義與認同破碎化等問題”。此外，有關種族、民族、國家、大規模移民潮、多元文化主義、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等問題的思考與論爭，進一步拓展與深化了對身份問題的研究。正因為“身份”處于“危機”的狀態才促使它成為目前文化研究中的熱點。那么究竟什么是“身份”(identity)?無論是國內文學、文化研究領域對“identity”的多種翻譯方式，還是國外學界對“identity”一詞的語義內涵界定的質疑，①都表明對“身份”的語義內涵有必要重新審視。本文從“身份”的語義內涵的變化與界定而引發的危機來分析文化研究領域中“身份”研究擴展為“認同”研究的重心轉化過程，并指出這種變化源于后現代主義身份觀的影響。   一、“身份”的語義危機   國內文化研究語境中對“identity”有三種譯法:一是身份;二是認同;三是身份認同。②其中第三種譯法強調的是對身份的認同，重點在認同。因此，“identity”的譯法實際上也就可以歸納為兩種:身份、認同。從表面上看，一詞兩譯意味著一詞兩意，但實際并非如此。基于對已有的使用或專門探討“身份”和(或)“認同”的研究的梳理，有關“身份”和“認同”之間的關系，可概括為兩種觀點:一種將身份與認同等同。例如，王寧在1999年對文化身份進行了定義，［2］他認為“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又可譯作文化認同，主要訴諸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質特征和帶有民族印記的文化本質特征”。另一種認為身份與認同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閆嘉認為盡管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與“認同”這兩個概念在英文里是同一個詞———“identity”，［3］但它們在含義上有細微的差別:“一是指某個個體或群體據以確認自己在特定社會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如性別、階級、種族等。在這種意義上是表示身份的意思。在另一方面，當某個個體或群體試圖追尋、確證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時，‘identity’可以叫做‘認同’。”   盡管二者對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有不同的理解，但二者都認為“身份”與“認同”對應的是英文中“identity”一詞。那么，為什么“identity”會被譯成“身份”與“認同”呢?在《漢語大詞典》中，身份(身分)有五種含義:(1)出身與社會地位;(2)模樣，姿態;(3)手段，本領;(4)行為，勾當;(5)質地，質量。③這里并沒有英文詞“identity”所表達的含義。“identity”源自拉丁詞根“idem”，本意是“同一、統一”，是指在任何條件下都保持同一與統一的本質屬性。因此，“文化身份”是指與所屬文化的本質屬性保持同一性與統一性，這種同一性與統一性不因環境與條件的變化而改變。中文原有的“身份”一詞并不包含這層意思。那么，再看“identity”的幾種中文譯文:同一(性);一致;身份(分);本身;本體;個性;特性。這里的“身份”與《漢語大詞典》中提到的“身份”的語義并不一致，它表示的是某人的本質屬性。如在“identitycard”(身份證)這個詞組中，“identity”被譯作“身份”。這個譯文保持了“identity”的原有意思，但也意味著在中文“身份”的定義中增加了英文詞“identity”的含義。因此，可以說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一詞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它源于“identity”的翻譯。“認同”作為名詞表示“同一”，最早出現在《人民日報》(1984－04－18)中，“民族認同的浪潮，正在沖擊著臺灣海峽的人為藩籬”。③由此可見，最初對“identity”的翻譯，無論是“身份”還是“認同”都確認了這個詞所具有的同一與統一的本質內涵，也就是說“身份”與“認同”所表達的都是“identity”的基本語義。文化研究語境中的“身份”與“認同”實衍生于“identi-ty”一詞。從上述對“身份”與“認同”在中文中的語義分析，可見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它們在作名詞時與英文詞“identity”的語義內涵完全相同。   因此，王寧關于文化身份等同文化認同的論斷是有理可循的。而閆嘉對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進行區分時，既考慮到二者相同的一面，又意識到認同所表示的動態過程，這是“identity”一詞所不具備的動態語義內涵。“認同”作為動詞有三種基本含義:(1)認為一致、相同;(2)認為彼此是同類，具有親近感或可歸屬的愿望;(3)贊同;④這意味著對“identity”語義內涵的理解增加了“認同”的動詞屬性。以上我們分析了關于“identity”的兩種譯法的來源、相同與相異的方面。“identity”一旦用來表示過程，那么這詞的詞義本身就分離出模糊、相悖的兩種趨向。“identity”一詞的根本屬性是同一、核心與本質，一旦被解釋為“過程”，此詞的根本立足點就會發生變化。身份也便具有“建構性、流動性與多樣性”的特征。［4］這不僅是翻譯上的難題，而是對“identi-ty”的本質定性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實際上，“identity”一詞所增加的動態屬性，不能僅僅歸于中文學界的翻譯與理解問題，而是因為在西方學界“identity”一詞的語義早已發生了重要轉變。#p#分頁標題#e#   二、“身份”的“認同”轉向   針對究竟什么是“身份”的問題，Hall提出，［5］(P287)“‘身份’與其說是一個完成的事物，不如將其看作是‘認同’，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爾后，他又進一步指出，“文化身份就是認同(identification)的時刻，是認同或縫合的不穩定點，而這種認同或縫合是在歷史和文化的話語之內進行的，不是本質而是定位”。［6］(P212)這表明不但國內學界通過“認同”一詞的動態語義擴展了“身份”一詞的原有語義內涵，而且在國外學界，身份的概念也已經被轉化為認同，增加了原來“身份”一詞所不具備的動態意義。“identification”是心理學術語，通常被譯成“認同”。它由動詞“identify”變化而來，與“i-dentity”一詞屬于同根詞，強調建立身份的過程。在中文中，“認同”一詞既用來表示“identi-ty”，又表示“identification”，然而這兩個英文詞在含義上又有本質上的區別。于是，這便形成了國內文學、文化研究語境對“身份”與“認同”之間關系產生模糊界定的局面。這同時也說明國內與國外研究語境對身份研究都發生了微妙的轉向。將“身份”定義成“認同”⑤表明:首先，“身份”的核心語義發成了本質性的變化。認同強調的是“主體認同的過程，它并不表明認同了就必然會導致內在的同一性，特性，或是有界限的群體特征”。［4］認同實質上已經脫離了“身份”的內在語義。其次，西方學界對“i-dentity(身份)”的研究已經轉化為對“identifi-cation(認同)”的研究。而我們在中文文化研究語境中在使用“認同”一詞時，為避免模糊，應指出它所對應的到底是“identity”還是“iden-tification”。   這種轉化并非偶然，原有心理學上的“認同”研究對理解身份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這標志著“認同”由心理學上的術語逐漸轉變為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的研究對象，并與身份研究發生了重疊。Gleason對認同由心理學方面的術語發展到社會學領域中的概念進行了清晰的描述。［7］他指出“認同”的概念來自弗洛伊德，最初指嬰兒同化外在的人或物的過程，是解釋兒童社會化方面的關鍵術語。這個概念在20世紀40年代只局限于心理分析領域，后被用于種族研究，再后來與社會學中的“角色理論”以及“參考群體理論”緊密聯系起來。這里，“認同”的過程包含著個體對什么樣的群體對自己意義重大，應該形成什么樣的態度以及什么樣的行為是合適的等問題的思考，“認同”的最終形成則是“個體單方面對某一特定身份或是某一系列身份的占有與投身”。隨后，對“認同”的研究就不僅局限在心理學、社會學領域，而是進一步擴展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研究領域，最終與身份研究結合在一起。Ceru-lo指出目前對集體身份及其建立過程的研究使學者們的興趣投向了“認同過程本身，以及促使認同形成的意識形態、話語、符號的研究”，［8］他認為“認同”是“集體身份形成的關鍵連接點，包括身份生產、身份制度化、身份闡釋三個階段”。這時，對“認同”形成過程中經濟、政治以及權力話語的影響的考察，使對“認同”的研究出現了多角度與逐漸深化的過程。   由“身份”研究轉向“認同”研究，研究重心的轉變不僅是語義內涵的擴展與變化，也意味著有關“身份”的理論認識觀發生了重大變化。對“身份”的不同界定顯示出不同身份觀的影響，而后現代主義身份觀是促使研究重心轉變的關鍵。   三、后現代主義“認同”觀的建立   目前理論界存有幾種身份觀的不同分類:在文化研究領域，Hall首先將主體觀的演變劃分為啟蒙主體身份觀、社會主體身份觀與后現代主體身份觀;［5］(P275)Kellner從歷史分期上將身份觀的發展劃定為前現代、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三個階段。［9］(P141)社會學領域就“身份”的內在屬性，將身份觀概括為本質主義、建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三種。⑥這幾種劃分的共通之處是他們將身份觀的第三階段都定義為后現代主義身份觀。可見，他們在借后現代的語境對之前的身份觀進行觀照與思考。后現代主義身份觀既表明了身份發展的后現代階段，也表明了身份的后現代主義性質。究竟身份的性質在后現代階段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下面將就后現代主義之前的身份觀與后現代主義身份觀進行比較分析并指出，后現代主義“身份”觀實質上是“認同”觀，這種“認同”觀是建立在反思之前的身份觀基礎之上的。   (一)后現代主義之前的身份觀   首先，我們來看啟蒙主體、本質主義與前現代身份觀。啟蒙主體身份觀認為“個人作為有中心的、完整的個體，有理性、意識與行動的能力。個體的中心含有一個內核，伴隨著主體誕生，這個本質內核開始存在、顯現，同時將始終伴隨個體存在，并保持始終不變”。［5］(P275)本質主義認為:“個人具有一個本質的身份，這個身份與個人所屬集體的本質特征相契合。所屬群體的成員資格的建立需要個體經歷長時間的自省，但是個人無法逃離自己的身份。它被更為本質性的東西固定下來———即人的天性。”［10］(P381)Kellner認為在前現代時期，身份是固定的，穩定的。［9］(P141)在前現代社會，身份不會被當作問題進行反思與討論。個人不會經歷身份危機，或者是極端地調整他們的身份。比較這三種身份觀我們發現，它們所論述的核心是身份具有本質性、穩定性與前定性，這與身份的基本語義相符。   其次，再看現代主義、社會主體與建構主義身份觀。現代主義身份觀對身份的本質屬性產生了疑問，但它堅信可以創造身份并保持它的堅固與穩定。因此如何去建造一種身份并保持它的堅固與穩定，成為建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思索。社會身份認同與建構主義身份觀非常相似，皆隸屬于社會學理論的范疇，它們認為身份是自我與他人在社會中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強調對身份的社會建構過程的研究。從社會學角度上看，“自我不再是穩定的前定實體(asolid，givenentity)，而是一個過程，在其所進入的社會情境中持續地創造與被創造”。［7］Erikson有關身份的理論為建構主義身份觀在心理動力學方面提供了理論依據。［11］(P19)他認為，盡管身份由于個體與所處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與變更，但是，身份概念所具有的內在性與連貫性是不可或缺的，“身份無論是反映在主觀意識中，還是處于動態運動過程中，都會保持它所具有的同一性與持續性”。他一方面肯定了身份的社會建構性，另一方面指明了身份的同一性，二者共同構成身份的本質。#p#分頁標題#e#   總而言之，前現代身份觀與啟蒙主體身份觀，只不過分別點明了歷史階段、所受理論思潮的影響，而二者所理解的身份觀的內涵與本質主義的身份觀是一致的。同樣，社會主體身份觀、現代主義身份觀與建構主義的身份觀對身份屬性的理解相近。因此后現代主義之前的身份觀，主要考察的是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身份觀。盡管建構主義身份觀對本質主義身份觀所強調的身份的“前定性”與“本質性”進行了挑戰，指明了身份建立過程中多種因素的影響與作用，但這兩個階段都肯定了身份所具有的同一性、穩定性與持續性。也就是說，后現代主義之前的身份觀對“身份”的基本語義內涵并沒有質疑。   (二)后現代主義身份觀   本質主義強調身份是給定的、賦予的，建構主義則認為身份是建構出來的。總而言之，二者的共通之處是肯定了身份的存在。在前現代與現代社會，身份的存在是不被懷疑的，而在后現代主義身份觀的影響下，身份的是否存在受到質疑。列維•施特勞斯認為，“身份是一個虛構的中心，對于一些事物的解釋我們必須依賴它，但實際上它并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中的共同體》中所表明的現代民族身份的想象性特征，折射出后現代主義身份觀的影響。身份絕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6］(P211)Eliot在《自我的概念》一書中對于后現代主義身份觀的一些基本特征進行了總結:“自我是靈活的、斷裂的、片段的、去中心的與脆弱的……自我由人為創造的、經過個人的精心闡釋，在人與人之間交往中形成。自我的形成受社會的影響，通過文化資源來維持身份……自我離不開所植根的社會、文化、政治與歷史語境。所有形式的身份都是對私下與公共，個人與政治，個體與歷史的想象性的構建。”［12］(P2)后現代主義在肯定了身份的建構性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身份的想象性、主觀選擇性與去中心性，這意味著后現代主義身份觀否認身份的存在。對后現代主義身份觀與之前的身份觀的對比表明，后現代主義之前的身份觀認為身份具有內在性、固定性、持續性、建構性、本質性，等等;后現代主義身份觀認為，身份具有去中心性、想象性、破碎性、主觀選擇性、權力話語參與性，等等，總之，前者肯定身份的存在，而后者否認身份的存在。既然身份的存在已經被否定，“identity”的核心語義內涵也已經被駁倒，那么受后現代主義身份觀的影響，理論界將目光轉向了認同的研究。   理論界從意識到“身份”內涵的模糊性，到最終界定它所增加的“認同”屬性，從“身份”研究到“認同”研究的重心轉移，都是以后現代主義身份觀作為分水嶺發生的重要改變。在后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理論語境中，“身份”成為德里達提出的“超驗的所指”。這就如同齊格蒙•鮑曼所言，“無論什么時候提到身份，在我們理念的背后都有一個和諧性、條理性和一致性的模糊的鏡像，而當我們進行追尋之時，身份又處于永久流動的狀態”。［13］(P235)這意味著根本沒有恒久不變的身份，或是根本找不到我們所謂的“身份”，“身份”存在的確定性被駁倒，這也便導致了今天文化研究領域中“身份”的語義危機與“認同”研究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