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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態指的是人類的文化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20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在自然界生態遭到破壞的同時，人類幾千年甚至上萬年建立起來的適應于自身生存的文化傳統也遭到了破壞，文化生態平衡被打破，其后果必將導致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消失，造成人類文化危機。因此，保護文化生態環境，促進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人類文化的繁榮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由現實引發的思考   在全球化席卷之下的當今社會，人們之所以強調文化生態的保護，是源于20世紀末以來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如同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所導致的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一樣，工業文明侵染過的地方，傳統文化也在消失。而人類的每一種文化都是經過幾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積累而形成的，它們的消失帶來的不僅是人類文化資源的減少，更使人類的文化生態平衡被打破，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復存在。這是繼戰后發展中國家模仿發達國家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工業化之后，又以西方國家的體制和文化來變革原有的體制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失衡。   世界范圍內的工業文明始于發達國家，它以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使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有力地影響了自然界的變化，但同時也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改變了文化創造的傳統方式。   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它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通常意義上的文化是人類創造與應用符號及制成品的總和，它指的是特定民族的生存方式、行為方式和文學、藝術、宗教、哲學背后的價值體系，它構成了各種社會的生活方式，包括言語、規則、服飾、儀式、行為等規范。社會學家普遍認為，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在于人類具有集體創造與傳播符號如文字圖像、著作、音符等的能力，文化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是通過復雜的社會過程而實現的，因此，人類行為是后天培養的而不是先天帶來的。社會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并且文化特征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而變化。人類與其生活的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類所創造的文化是以其生存環境為必要條件的。   然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從本國實際出發，總是以發達國家為楷模和榜樣，為實現快速增長而大量引進西方技術、西方文化。西方技術憑借其舒適、方便、高效的特征壓制了本土技術。伴隨著先進的西方技術而來的還有西方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價值理念，這就嚴重沖擊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人們日常的傳統習俗和行為習慣，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本應源于其所產生的文化之中，但外來的西方技術割裂了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導致了傳統技術的崩潰。“由于技術深深扎根于社會文化組織之中，傳統技術的崩潰往往引起地方社區的瓦解，使其失去文化特性。”①“將西方和外國模式納入傳統技術的合法地位中導致傳統技術的崩潰，使許多地方性的原生態文化失去其賴以生存的根基，并因此遭到了破壞，甚至消亡。”②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現代化國家，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們的現代化模式是趕超型、跨越型的。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片面追求工業化的后果是資源枯竭、生態失衡。更為嚴重的是，伴隨著工業文明和全球化的進程而來的西方文化給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帶來嚴重沖擊。一方面，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大量的農民走出農村進城務工，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農民接受了現代知識教育，鄉村居民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準則、生活習俗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原有的文化表達、文化認同被拋棄殆盡，民間文化賴以生存的農耕文化及相關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發生了遷移。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不復存在，每年都有數不清的土生土長的文化在消失。以戲曲為例，“歷史上我國曾有戲曲品種394種，1949年統計時為360種，1982年統計時為317種，而2004年我國戲曲品種僅為260種左右，短短幾十年間損失了傳統劇種134種，占戲劇品種總量的35%。再如傳統舞蹈，20年前進行舞蹈普查時列入山西、云南等19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211個舞蹈類遺產，目前僅保留下來1389個，短短20年間舞蹈類遺產就損失了近37%。其中河北、山西兩省已有近2/3的舞蹈已經失傳。”③還有，近年來不斷傳出傳統手工藝術瀕危的消息。其中傳統手工藝術中具有代表性的木版年畫如天津楊柳青、河南朱仙鎮、濰坊楊家埠、四川綿竹、蘇州桃花塢、廣東佛山等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危機，其中已有600多年歷史的佛山木版年畫如今只剩下“馮均記”一家在苦撐著。一年能做成的生意沒有幾單，有時許多天也賣不出去一幅年畫④。這些傳統文化的不復存在是對人類文化生態的極大破壞，其后果必將導致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消失，使文化生態發展失去平衡。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已上升為國家責任。   二、文化生態學之內涵與價值   文化生態學是一門將生態學的概念、理論與方法應用于文化研究而形成的交叉學科。它研究文化的生成、發展與環境(這里的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關系，還研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以及人類如何適應環境、利用和改造環境來創造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是這一理論的創始人。他在20世紀50年代所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⑤中對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的變遷是環境影響的結果。環境適應的概念構成了文化生態學的全部基礎。環境對人、對社會、對文化的作用和影響很早就被思想家所關注，并出現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錯誤理論，其代表人物如法國的孟德斯鳩所說的，氣候的權力強于一切權力;英國的巴克爾所說的，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四個主要因素決定著人類的生活和命運;德國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所說的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是由自然條件造成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過于強調自然環境的作用，忽視了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作用。文化生態學所說的文化—環境適應理論，既包括自然環境，更強調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而且這里的適應不是消極的順從，而是利用自然，改造環境，通過一定的調適、變化以適應環境，實現一定的功能和目標。他同時還指出，文化與環境是雙向互動的，文化適應環境，但也影響環境。文化與環境是不可分離的，不同地域環境下文化的特征不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相似的生態環境會產生相似的文化形態，而相異的生態環境則造就了與之相應的文化形態。#p#分頁標題#e#   在此基礎上，斯圖爾德提出了文化多線進化的理論。他指出，在類似的技術與環境下，文化的基本類型可能以相似的道路發展，但文化的具體方面卻不會按單一的發展規律發展，而可能出現多線性，即是說，世界上各地平行發展的個體文化的進化歷程有可能有類似的規律，但總體上講是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發展規律或因果關系，而可能存在多種進化路線。   斯圖爾德在比較了秘魯、中美洲地區、中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五個獨立發展的古代文明之后，指出這五個地區由于都是干燥、半干燥的生態環境，它們以相似的方式解決相似的問題(主要是水利灌溉)，因而它們有著基本相同的進化階段。環境并沒有限制文化的發展，而是刺激了文化的發展①。但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別的環境與技術配合，其文化進化就可能是另一種線路了，這就是斯圖爾德多線進化理論的實質所在。斯圖爾德在其文化生態理論中，還提出了文化內核(culturalcore)的概念。所謂“文化內核”，是指文化中與適應及利用環境最直接的技術、經濟、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其中技術—經濟是核心。技術—經濟占基礎地位，所以文化變遷、進化的決定因素是技術—經濟。基于此，斯圖爾德認為研究文化生態學首先要分析技術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其次要分析用特殊手段開發特殊地區的行為模式;最后，要弄清開發環境所涉及的行為模式影響其他文化方面的作用程度。從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看，簡單文化比起發達文化更容易受環境制約。所以，文化類型既與環境有關，又與社會發展水平有關。   概而論之，無論是多線進化論還是技術—經濟的文化內核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價值就在于它突出強調用生態、有機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存在狀態、發展及與周圍環境間的互動。不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文化環境，人們在一定環境中生活就會形成一定的適應性。而當他們遷移到另一個環境中，便產生不適應，重新適應的過程就是文化變遷的過程。文化生態系統內，各種文化相互作用并受環境制約而達到新的平衡，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得以實現。這一理論為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方法指導。   三、文化生態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②它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世代相傳的特點，并在與自己周邊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甚至是已經過去的歷史的互動中不斷創新，使廣大人民群眾產生認同，并激發他們對文化多樣性及人類創造力的認同。   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它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因此，用發展的眼光來看，一切現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逝去的歷史、文化的記憶，又處在與自然、現實的互動中，不斷變化;它是過程中的文化，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發展演進中。活態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之一。“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事象，從發生時起，經歷長時間的歷史進程，或豐富、或弱化、或變異，它永遠不會停滯在完全相同的狀態下，總是在不斷地發展中展現著自己強勁的生命力。”③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能脫離生產者和享用者而獨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體生活中的活的內容，是發展著的傳統方式，并且在與自然、現實、歷史的互動中，不斷發生、變異和創新，永不停息的運動。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第二個特性是它的地域性。任何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產生與傳承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淵源，與特定的環境息息相關。“橘逾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任何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扎根于一個地方的傳統歷史文化中，融入地方民眾生活中，并體現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質和價值。因此，它只能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下傳承發展。因此，對某一事項進行保護時，不能只顧及該事項本身，必須連同與它的生命休戚與共的生態環境、文化環境一同加以保護，而不能人為地拆開將其中的一部分進行保護，從而“破壞了文化固有的整體風貌和遺產的系統性價值”①。   本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第三個特性，“原真性、真實性等……就是真實、可靠，原真而非虛造等。……必須在當地文化根基上沿襲傳承下來有據可查的。”②劉魁立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種專有屬性，是衡量一種事物不是他種事物或者沒有蛻變、轉化為他種事物的一種規定性尺度。”“構成本真性的基本要素是該事象的基本性質、基本結構、基本功能、基本形態和作為主體的個人、社群、族群對該事象的價值評估。”③本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和靈魂，失去了本真性，非遺的價值便不復存在。   此外，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具有共享性、傳承性、整體性、民族性、綜合性等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具有的上述特點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堅持整體性的原則，不能割裂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它產生的環境之間的關系。這與文化生態學理論是不謀而合的。因為任何文化生態環境的改變都可能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失。   自2004年8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成為社會熱點及政府文化工作的重點，非遺保護成績顯著。然而，在非遺工作推進過程中，一些弊端和問題也隨之出現。這些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將會嚴重影響非遺保護的深入開展，影響我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突出現象之一是為了商業目的而舉行的展覽和演出。展演為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品化和產業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如近年來成功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全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調演”、“巧奪天工:百名工藝大師技藝大展”、“中國原生態民歌大賽”以及一些村落和旅游景點為招攬顧客，將本地的民俗活動經過加工改造后為觀光客進行的演出。“但大量經過改編和包裝后的非遺對象在大量的商業演出中所獲得的聲譽也許宣傳了非遺對象，也讓大多數人了解和喜歡了自己身邊的傳統，但遠離了具體環境和文化空間的非遺，其實已經失去了其原初的文化含義和功用，更多的是商業化操作下的文藝表演而不是其在鄉民傳統生活中的日常行為。”④這是典型的“脫域”行為。經過提取、淬煉和再造后在展館和舞臺上我們所看到的非遺，與日常狀態的非遺已經不同。“冠之以‘原生態’之名的歌曲、舞蹈等文化藝術，還有眾多的經過一番‘修剪’后的儀式、慶典，已經走向了展演化、市場化和舞臺化。這些文化遺產，原初的社會維系作用和深層社會內涵已經在這種脫域的狀態下很難完整、準確的傳遞出來。”⑤#p#分頁標題#e#   突出現象之二是打造“非遺”。近些年來，有的地方為了提高知名度，提高旅游收入，不惜弄虛作假，打造文化。非遺傳承人的弄虛作假成為當前申遺中的常見現象。長此以往，非遺的真實性從何談起?還有的地方為了打造民族文化村，竟然欺騙評估專家，把不屬于少數民族的村民都冒充某特色民族。還有遺產地之爭(如牛郎織女故里之爭、趙云故里之爭、觀音故里之爭等)、產權歸屬之爭(如泥人張案、黃梅挑花侵權案等)，其爭搶的背后都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在驅動，打造文化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旅游。人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獨特性越強，旅游價值就越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把非遺當成了搖錢樹，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打造假民俗，甚至營造淫穢曖昧的文化，以吸引人們的眼球，近十年來的西門慶故里之爭就是最好的例證。單純追求經濟利益所打造的非遺，不僅破壞了非遺存在的良好生態，更使非遺失去了其文化內核，對非遺保護將貽害無窮。   突出現象之三是缺乏對傳承人的保護。在目前的非遺保護工作中，政府和開發商充當了主角。政府在立法、組織機構設置、建立非遺名錄、確定傳承人、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開發商在組織表演、展覽及興建館舍、打造文化園、商業區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被忽視的恰恰是非遺的主體─—傳承人及民眾。非遺作為民族民間文化，“它的存在必須依靠傳承主體(社群民眾)的實際參與，體現為特定時空下一種立體復合的能動活動;如果離開這種活動，其生命便無法實現。”①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由一定的個人和群體創造的，屬于一定區域或群體的共有財富，是區域或群體共同的文化情感表達，它能引起人們情感上的共鳴和文化價值上的認同并不斷延續，成為民族文化財產。“如果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得到群體認同，不能引起群體成員情感上的共鳴和文化價值上的認同，也就不具有傳承的價值。”②作為展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果能夠完成與受眾群體的雙向互動，得到受眾群體的認同，非遺才具有延續的活力。純粹的出于商業利益的展演，不注重傳承人的意愿，脫離了與其民族、區域及其文化因素的聯系，便很難存在和延續下去。   總之，非遺中的口頭傳說、表演藝術、禮儀、節慶、手工藝技能、社會風俗等等的產生和存在都是與一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相聯系的，脫離了它所生存的環境，非遺已經不再是鄉民傳統生活的日常行為，失去了其原初的文化含義，其生命力便不會持久。這也是與文化生態學中的環境適應理論相背離的。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開發商，在非遺保護中必須堅持整體性原則，保持其本真性，不能人為割裂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生存的環境之間的關系。只有保持文化生態平衡，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