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新技術、新成果不斷涌現，信息傳播方式多元且快捷，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不斷增多。在全媒體傳播如火如荼的時態下，期刊編輯能否適應全媒體大背景下的工作，編輯的主體意識尤為重要。

首先，期刊編輯對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要有深刻認識。編輯這一工作有著悠久的歷史。編輯事業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匯集了當時各國的文獻，整理、編輯“六藝”，編輯工作已見雛形；漢代的鄭玄，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編輯大咖。從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開始，到近現代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編輯前輩，他們的專業知識，他們的奉獻精神，他們執著的堅守，都是編輯的楷模，更是編輯自信心的來源。編輯工作并不僅是為別人做嫁衣，而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創造性勞動。

再有，在自身價值認同的基礎上，期刊編輯要不斷思考，積極行動。楊牧之先生在《文史知識》的編輯工作中，強調要培養編輯的“挑戰精神”，無論干什么，都確信自己能贏，千方百計地去追求最佳方案的實現。期刊編輯的主動性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組約稿，還是主題策劃，都離不開這一點。

總之，編輯一定要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信心。在自信的基礎上，期刊編輯工作者要心存高遠，主動確立高目標，把自己打造成為具有專業理論水平的編輯學家。

在新時代數據技術下，信息快速傳播，對期刊編輯提出更高的職業要求，期刊編輯在工作中自覺、主動的意識尤為重要。

要有終身學習的意識。全媒體傳播的信息內容紛繁復雜、良莠不齊。期刊編輯人員需要從這些信息中抽絲剝繭，整合讀者所需要的、所感興趣的，從而做出大眾喜歡的主題。比如《文史知識》從2010年開始做的“特別關注”欄目，就是鑒于讀者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單純的知識性介紹已經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于是著眼于關注現實、思考人文訴求的“特別關注”欄目應運而生。例如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2014年第12期，《文史知識》編輯部邀請陳橋驛、鄒逸麟、徐吉軍、李志庭等學者做了中國大運河的特別關注，從運河治理的功過得失、南宋都城臨安的生命線等方面來展現大運河的歷史作用與趣聞軼事。這些與當下緊密聯系的內容，需要編輯不斷學習，關注現實，才能策劃好。

要有提高專業素養的意識。期刊編輯必須及時關注學科動態，積極參與學術交流；沒有學科素養的支持，沒有專業學科的視野，是無法成為一名合格的編輯的。

《史通》中的文史關系矛盾,文學研究者和史學研究者都會注意到它。從先秦的文史不分到漢魏六朝的文史獨立,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演進過程,對于歷史中懷著不同稟賦的個體來說,亦會在其身上留下烙印。史學時代而具文才,文學時代而具史才,若才餒即喑啞其聲,若才盛即發為抗辭。作為文學時代的史學家,劉知幾以駢偶之文掎摭新史舊史,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現出文學的歷史觀;又以史律文,表現出歷史的文學觀。

一、從“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劉知幾認識到了個體稟賦與學術演進的關系,他在《核才》篇描述了文史之間從合到分這一歷史過程: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1](P250)孔子所言之“史”本為文辭繁多之義,而劉知幾徑以其為歷史撰述,并藉此談論上古時代文史密不可分的關系。又如:“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1](P180)“‘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1](P528)這一時代的“文”具有和“史”一樣的功能,可以勸善懲惡,所以劉知幾說: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1](P123)劉氏強調當時“文之與史,其流一焉”,是由于“周詩”、“楚賦”皆如《春秋》一樣可進行道德批評。屈平、宋玉“可以方駕南、董”,不是因為其藻采,而是因為他們“不虛美”、“不隱惡”。漢魏以降,文史殊途,各自從經學中獨立而出,在六朝都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但這一時代“文”愈來愈趨于駢儷雕飾,悖離了文史合一時代“文”的本義。若仍令文人修史,必然會“虛加練飾,輕事雕彩”、“體兼賦頌,詞類俳優”,造成“文非文、史非史”的弊端。[1](P180)《核才》篇所言“賦述《兩都》”者為班固,“詩裁《八詠》”者為沈約,像二人那樣能文能史者,在文史異轍的時代,畢竟難覓其才。人之才能各有所偏,長于文者為文,長于史者修史,陳力就列,方可成事。若陳壽,雖有良史之才,卻乏篇什之美,便應令其修史。反之,有文才而“不閑于史”者則不當修史。如《核才》篇論徐陵:“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1](P250)劉知幾致慨于“沮誦失路、靈均當軸”,[1](P250反復言文人不可修史,乃激于初唐史局皆文詠之士。“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肇興,文筆難行史筆之任,文史不能不分途而立。依知幾之見,才堪撰述者當學綜文史,但此“文”非六朝、初唐之文,而是孔子、左丘明之文,是司馬遷、班固之文。文史合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怎能仍以文章之士兼修史傳?劉知幾一面迥立于風尚之外,贊許“五經”、“三史”之文;一面又難免時代文風之濡染,以駢文論史。《史通》中的文史關系問題具有其特有的歷史基礎,必須在初唐文風演進的過程中加以揭示。

二、從貞觀到開元:史家在文學時代

劉知幾(661—721)身歷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太宗貞觀治世對他而言已是文籍中的歷史記憶。但作為一個評騭諸史的史家,他對貞觀修史并不陌生。劉知幾時代的文風與貞觀文風雖然有異,然追溯其制度根源,還應從武德四年(621)李世民開文館談起。當時在選中的十八學士,貞觀修史時,又多以文臣兼為史臣。武德九年九月(626),李世民即位,又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秦王文館及弘文館的設立,預示了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亦開啟了初唐文史之學交互影響的局面。貞觀三年(629),太宗命令狐德棻、李百藥、姚思廉、魏征、房玄齡等重修五代史。太宗以為史籍載文當刊浮華而取切直,是年三月,“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2](P6063-6064)后來,劉知幾的見解與之遙相呼應: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后《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若司馬相如之“文”,于“史”無用,當摒棄于外。至于何者可載入史冊,太宗以為是“詞理切直”之上書,劉氏則以為是“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之文,如《尚書》中的“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中的“大隧、狐裘之什”,[1](P124)因為它們正具有其贊許的文史合一之時“文”的特征。太宗對浮華文風的態度,在史臣中得到了更為有的放矢的回聲。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撰者在序、論中把矛頭紛紛指向梁陳宮體,如魏征《隋書》序及《梁書》、《陳書》、《北齊書》總論,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等。由此,貞觀修史對“文”的態度似乎當贏得劉知幾之稱許了。遺憾的是,此態度并未一以貫之,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等修《晉書》成,“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3](P2463)所以,劉知幾明確指出其以文為史之弊: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1](P82)從初始對質直雅正的追求,到重蹈淫靡綺艷之舊轍,都有太宗的影響存在。他是貞觀宮廷文臣的核心,“文勝質”抑或“質勝文”,帝王的趨避帶來的是上行下效。太宗雖曾反對駢儷文風,但在《晉書》中還是揮翰濡墨,自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編字不只,捶句皆雙,體現出史學處于文學籠罩之下的境遇。太宗雖躬為駢儷綺艷之辭,在主張上還是肯定文質相諧的文風。但到了武則天為政時期,則徹底主張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之文,使太宗朝向雅化的努力前功盡棄。這一文風變革從唐高宗龍朔元年(661)開始,①而劉知幾正是在此年降生于世。楊炯論當時文風遷移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4](P69)文學發展中的這段歷史,被描述為初唐四杰及陳子昂反抗的對象,他們以復古求新變,希望掙脫南朝之習,回到漢魏去。這一變革被反復渲染,甚至夸大了陳子昂的實際影響。而比陳子昂年輕兩歲的劉知幾,更為激烈地批評南朝文風,希望回到更遠的孔子、左丘明時代,則很少與前者相提并論。這只是因為文史異轍罷了。其實,史家對文的批評,在文風過度淪溺的初唐時期,具有特別的警醒意義。高宗永隆元年(680),劉知幾以弱冠之年射策登朝。次年,②高宗頒詔云:“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5](P161)可見其時經史之學的淪落,即令嗜史若知幾者,猶言“專心諸史,我則未暇”。[1](P289)但比起時流而言,劉知幾決無“進士不尋史傳”之病,他能在指責六朝文風時,以孔子、左丘明之文作為批評的準則。而同樣是不滿六朝文風,陳子昂只是追慕文學自覺的漢魏時代。這便是史家與文人的不同。武則天稱帝后,淫麗之文更盛。陳子昂明確提倡漢魏風骨,抨擊“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他贊嘆東方虬之詩,曰“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6](P896)可見其對建安、正始文風的推崇。比較起來,劉知幾對建安、正始文學便不那么尊重了。#p#分頁標題#e#

如其以史家眼光苛責曹植《洛神賦》:“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1](P521)此為假設之辭,言史籍不宜載非實錄之文。又如其論阮籍,曰“嗣宗沈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1](P326)劉知幾以史學家論曹植之賦、以道學家論阮籍之人固然可議,但他從文史不分的先秦時代(而非文史異轍的建安、正始)追尋文質彬彬的傳統,則是陳子昂所不及的。陳子昂之論止于詩賦,劉知幾則推溯至古文。劉知幾作為三入館閣的史臣,不僅是武后、中宗時期文風的旁觀者,更是直接的參與者。他曾先后為武后朝珠英學士和中宗朝景龍學士,入館閣詩賦唱和之列。武后圣歷二年(699),“以昌宗丑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跡,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3](P2707)知幾是年至京都任右補闕及定王府倉曹,旋即參與其列。長安元年(701)十一月書成,編修其間多游宴賦詩唱和,“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7](P1059)為《珠英學士集》五卷。今敦煌遺書P.3771、S.2717即為《珠英學士集》殘卷,其中S.2717有署作“右補闕彭城劉知幾”詩三首:《次河神廟虞參軍船先發余阻風不進寒夜旅泊》、《讀〈漢書〉作》、《詠史》,融史意于文心,風格與李嶠、宋之問等長于詠物應制者皆異。中宗景龍二年(708),劉知幾致蕭至忠書,求罷史職。去職后五日,復為修文館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8](P5748)劉氏悵恨于史官尸位素餐,憤而離職,輾轉卻又從行于文人狎客之間,生計艱辛,文場史林皆非凈土,而又不得不寄身其中。玄宗開元九年(721),《史通》成書11年后,劉知幾卒。武后、中宗朝文士,如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等,至此也已凋零向盡。史家劉知幾的一生見證了這段宮廷文學的發展歷程。正是游身于文館史館的經歷,才使劉知幾游刃于文史之間,以文衡史,以史律文,在《史通》中顯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民國史的斷裂與延續

民國史的研究以往主要著眼于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重要性，強調與皇權制度的斷裂，但近年來對民國時期前后的延續性問題，學界開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楊念群從正統性與合法性的角度強調民國與清朝之間的延續性。他認為，民國時期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從帝制時期汲取了許多資源。比如“大一統”的觀念，對民國沿襲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義，使其國家體制表現為一個特殊的混合體:對內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對外則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又比如政教關系，傳統的科舉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結合成一體，結合成中國特有的政教系統和國家治理技術，未入仕的士紳在地方社會通過教化，使政治成為一種道德行為，彌補正式行政系統的不足，而民國時期的教育改革改變了這種政教一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國的合法性危機。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華民國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斷裂和建設新的國家制度這一面，還應該更多把眼光放在與前清內在傳統的無形、微妙的聯系上，把清朝和民國國家治理的方式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這種強調歷史延續性的觀點。他指出，雖然政治史強調“民國史”的范疇，思想史家卻常把晚清民國看成是一個整體來討論，社會史學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與民國的史料，因為在他們看來兩個時期并沒有結構性變化。這使他反思現在以“問題”為核心的史學研究可能過于強調研究對象的時間邊界，忽視了歷史發展本身的延續性。因此，他也主張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國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學生們不應該囿于學科分際，不修明清史的課。他甚至認為，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深入，“民國史”的概念應該淡化，甚至消失，民國38年的獨立性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當我們的研究視野從政權更替轉移到其他領域中去的時候。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葉文心歸納了歷史中承續的幾種表現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續，有些機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識和權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結合以維系某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如果舊機制斷裂(比如科舉制的取消)，就會有人努力把它重構，以保持這種功能的有效運作。二是路徑依賴的承續，但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續，比如軍閥割據的時候以“民主”的旗號，行封建之實。三是國家的延續性，國家作為一種權力場域的穩定性，可能超過了群眾運動在一時之間能釋放出來的變革動力。桑兵補充，還有一種是人員的承續，北洋用晚清的官員、國民政府時期用北洋的官員，都會帶來隱性的承續。

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羅志田則強調民國時期激烈變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國，往往是社會精英在主導并鼓吹激烈變革，使得過去認為幾千年不變的常態，忽然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比如家庭問題、農村問題。他進一步提出在“建國”問題上的斷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達成的是“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肇興后，面臨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問題，民族問題淡出，建國問題凸顯，重新界定和確立“國”與“民”的關系成為關鍵。羅志田還指出，很多近代出現的新現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覺中漸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變態被看作常態，反而遮蔽了不少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楊奎松是研究民國時期中共革命史的專家，他更多地觀察到1949年的斷裂，許多民國時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國后就斷裂了，比如在法律領域。對一些社會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顯的斷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東農村調查，對于地主和農民之間關系的認識是有差異的，1950年代的調查較前出現了大量階級分化和壓迫的內容，這種變化到底是因為調查者的緣故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的變化?需要更多更細致的微觀研究去反映各個地方具體的變化脈絡，在空間多元性的基礎上，整合出社會變遷的總體大勢，否則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維的影響，對社會現實的理解過于狹隘、固化和片面。葉文心在討論中也強調1949年的重要性，她認為現在我們研究民國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發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到底有何種意義。

民國史的關鍵詞:革命

一、大學語文課程建設內涵：通識啟蒙教育與母語審美教育

通過漢語經典傳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學語文課程的使命。從此意義上講，該課程也與童蒙教育一樣，具有啟蒙性質，有別者唯有對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學生面臨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經典涵養其品格，恰逢其時；而處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學生則面臨各種紛至沓來的誘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沒，尤須開設一批大文科通識課程強勢介入高等教育環節，對其進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再啟蒙。這既可以調節大學生的思維習慣、文明素質單一西化的傾向，又可以讓他們真正恢復民族自信心，為未來的民族復興做好最生動堅實的心理鋪墊。作為通識啟蒙教育的核心課程，大學語文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它只有堅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體化的語文經典為基礎、以文化傳承為方向，真正成為一門老師愛教、學生愛學的高校必修再啟蒙通識課程，其存在價值才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這個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國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掀起了漢語學習的一股股熱潮，很多地方還建立了孔子學院。他們不再滿足于單純的漢語“聽說讀寫”，試圖更深地認識“中國速度”，體味漢字這種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隱藏的文化密碼。文化傳播從來都是雙向的交流活動，為了向世界科學地傳播民族文化，幫助世界對中華民族建立真實、立體、豐富的知見，我們必須盤點家底、自我認知。無論是自我認知，還是幫助世界建立真實的中國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機械的轉介說明階段。活的文化與文字、文學的持久的美密切相關。漢字“法天象地”的創造歷程讓我們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讓我們領略到華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個漢字都是一本書，一個世界，一座文化的寶庫，一個審美的舞臺，是一個銜接宇宙先天與人類后天的臍帶。從漢字，到漢語言、漢文學、漢文化，這是一個美的鏈條。只有民族的母語審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語言文字背后蘊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創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紀德國四分五裂的時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國文化啟蒙和統一的緊迫要求，才寫下了《審美教育書簡》這本小冊子，希望德國人能從獨特的民族審美中重拾自信，最終實現民族振興。五四時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當然有待商榷，不過以審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漢文化之美熏陶學生，指引他們，在高度的物質文化條件下過一種藝術化的人生，卻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實也只有深入到這個層面去解讀、傳播華夏文化，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如何以母語審美教育來自我認知、建立真實的中國形象，杭州師范大學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編教材就體現了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體化的“母語審美教育”代替單純的“語文教育”，通過提高審美能力來強化語文訓練，在感受漢文學與文化之美的過程中感受漢語之美。這與當年胡適站在新文化的立場上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審美的國語）的設想是吻合的。簡而言之，為實施民族文化復興戰略，大學語文課程作為高校啟蒙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理應納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課程體系。作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傳播背景下的母語審美教育，它也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學語文課程的教材建設與教學改革：信息技術時代的雅俗共賞

狄更斯的《雙城記》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話：“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其實這段話也非常適于當下的這個喧囂浮躁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然而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甚囂塵上已經使得這個時代陷入一種空前的精神危機之中。時代的癥候引起了審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為審美主要形態之一的文學也趨于商業化與邊緣化。面對種種病態的審美趣味和這一系列亂象橫陳的文學現象，在這樣一個尊重個體人權、強調平等意識和話語獨立的時代，我們不可能以權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過長期的經典教學展開“潤物細無聲”、春風化雨式的審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態的趣味便少一分；經典的美熟悉一點，低俗的美便陌生一點。此消彼長，經典的審美教育總有發揮作用的空間。然而，“經典”教育已經陷入了尷尬的處境。拿文史哲來說，隨著讀圖時代和網絡時代的全面來臨，青少年們對孔孟老莊等圣賢經典、對荷馬、但丁所代表的文學經典大多視若無物，束之高閣，倒是對網絡影視、娛樂游戲情有獨鐘。面對這種現象，包括大學語文在內的所有通識課程恐怕都應該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應的改革。

（一）教材：經典閱讀、時尚快讀與審美理論導讀三者有機結合據母語教育專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語文學科創建于上世紀初，具體標志是1904年癸卯學制，這個學制是中國現代教育分科教學的起點，國文成為獨立學科。在此之前，中國學術是文史哲不分的，如葉圣陶所說，“整個就是一個語文學科”，也就是所謂“大語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對語文學科內容的分解，文學、政治、歷史、地理、常識等等都成為獨立的學科。那么，現在，既然要正本清源，為“大學語文”課程重新定位，就必須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個原點。其實，從這個原點生發出來的漢民族早期的母語美文也都是叩問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簡單的“為文學”、“為人生”而“文學”，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層面的“天問”之作，譬如《莊子》、《老子》等。原點出元典。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讓我們領略母語豐富的張力和表現力，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還可以讓我們循著“語言文字———文學———文化”的漢字長河，感受中國文化的無窮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門，入文情審美之門，入哲思智慧之門，入民族文明之門，鑒于此，大語教材實應加大元典的選入比例和教學的力度。其次，在當今學科化、專業化已成難逆趨勢的背景下，“文學”意義上的審美早已成為知識界的口頭禪，“文學”大眾化、審美多元化在適應人們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給人們造成了一種“無中心，無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審美錯覺。許多流行的所謂“美學原則”作為現代“自大”癥的垃圾副產品，已經背離了真實原則。“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卻離不開真、善。鑒于此，大學語文課程理應在這個信息泛濫、經典缺失、審美多元的時代，對青少年進行必要的審美引導。在教材編選時，簡要介紹文學鑒賞的相關知識，提高學生在紛繁復雜的作品中披沙揀金，選擇閱讀和分析鑒賞的能力，培養他們純正健康的審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術環境中的綜合教學我們處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影視充斥的網絡時代，網絡信息技術時代的是非利弊，論者多矣，已無解說的必要。不過，單從教學手段而論，教師引導下的大學語文課程網絡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體課件包辦課堂”的傳統教學模式，豐富教學內容，加深學生對知識點的立體認知，給學生留下廣闊、開放的思考空間，延伸課堂教學于課外。何二元副教授在這方面仍然是開風氣之先者，他每堂課必用網絡。作為“大學語文終身義工”，他曾免費建立了“大學語文研究”網站。在網站里，示范了許多精彩的教學案例。從網站里各信息點之間的立體網狀鏈接，到“二元教學”課程實例里的“知識點”之間的相關性、對比性鏈接，整個網站給人“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華嚴經》“帝網重重”，相互映發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與文學經典理應是大語課程必不可少的母語審美與思想圣餐，對其品讀決不能成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舉。何況，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已經為這一過程掃清了諸多障礙，提供了各種輔助學習的便利平臺。這種便利長一分，對經典的理解便應深入透徹一分，而絕不是采用偷懶的做法：用網絡搜索代替記誦吟詠，用相關視頻代替文本閱讀，拾他人唾余代替獨立思考。網絡技術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務于“人”對宇宙人生的直面叩問，才能發揮其價值。網絡鏈接的大量運用，跨文類、跨學科、跨文化等現象在有限時空的頻繁并置，大大凸顯了知識（視界）之間的豐富聯系，也因此造成了強烈的對比效應。鑒于此，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也可以適當地運用比較教學法，以收振聾發聵、開權顯實之效。例如，學習應用文寫作，各類公文文種之間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與寫作要領上會體現出一定差異，不過，從制發程序、發收方向上看，許多相近文種又可以歸為一類。鑒于此，我們可以把各類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舊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開展形象生動的比較教學，這比起單純概念層面的辨析和機械的特點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為旅游專業學生講導游詞的寫作，不僅充分利用了網絡資源，與“最佳東方旅游網／旅游頻道／精彩講詞”建立超級鏈接，引導學生在比較借鑒中學習范文的優長，而且特別拈出“杭州西湖導游詞”與“浙江金華概況導游詞”為例，說明導游詞與景點解說詞之間略有區別，導游詞通常采取移步換景的寫法，而景點解說詞則相對比較靜止。這兩者說到底俱屬應用文范疇，為了告誡學生導游詞“不應該如何寫”，他還更進一步從反例入手，比較了寫景抒情散文和“導游詞”等應用文的巨大差異。在《何二元自編講義》中，從編排體例、章節設置到講義演繹，我們隨處可體會比較教學法的無窮妙用。《講義》有如導游，時而來往于文學、音樂、繪畫、攝影諸域，時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時而會心于文論、文本之互證，時而驚異于文學、科學之融通，給我們留下了最逼真、最豐富的“比較教學”樣本。

三、結語

一、超越五四與走向“釋古”

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多是由現代文學史哺育成長起來的，現代文學的觀念深入人心。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這樣的觀念誠然不錯，但這只是研究對象的屬性，沒有任何理由成為研究者的學術理念。但五四的陰影過于龐大，以致很多研究者長時間內走不出現代文學自身所設置的牢籠，所做的工作的有限性就可想見。時至今日，現代文學的很多經典論述還都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撰者奠定的。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個人意志也有意無意地傾向于在新文學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我們一直呼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具備深刻反省能力的人總還是不多見，這也一直妨礙著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進展。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又一番“五四”，理論崇拜和“純文學”迷信幾乎席卷了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成為各種理論思潮的演兵場。現代文學史的史學品格受到嚴重的削弱。這些當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無需苛責。俱往矣，今天優秀的研究者也漸漸開始有意識地反思“五四”，其研究理路的設計和學術風格的追求也呈現出顯著的變化，解志熙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突出表現在于他堅實的研究實績。收入本書中的《林庚的洞見與執迷》一文，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這一學術理念。此文首先從文獻的考證和辨析入手，指出戴望舒和林庚的論爭并非人們一直所理解的新詩格律化與自由化的論爭，而是詩的新舊之爭，進而論述了20世紀30年代林庚超越“時代”和“現代”從而追求永恒詩境的藝術探索，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林庚洞見與執迷的緣由，考論結合、出語精辟。

令筆者感慨的是，戴望舒與林庚的論爭文章向為學界所熟悉，為什么卻一直重復格律化、自由化之爭的誤讀，這大概與研究者的新文學定見有關。因為按照通常的論述，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論爭已經擺脫了新舊之爭，而格律化、自由化之爭應是符合時宜的話題。也因此，對于林庚詩作超越“現代”的新追求，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帶有尊敬的心態譽之為“晚唐的美麗”，并且從新詩現代化的意義上來評價這種“美麗”，這豈不是南轅北轍？這樣的誤讀和誤釋其實是淵源有自的，那就是研究者自身是五四新文學中人，以五四新文學之眼，去觀照五四新文學的時代負載和文體形式，當然不會有對超越者的理解與同情。而慎思明辨的解志熙，憑借對歷史的高度尊重和對史料的仔細爬梳，走出了五四新文學所設置的迷障。其實，林庚對詩的新舊的關注和超越，到建國后得到了一次勃發的機會。建國初期特別是1956年社會主義正常建設時期開始后的文學界，基于歷史新時期的定位，普遍認為歷史新階段的文學，應當是超越五四新文學的。在詩歌界，長時期為五四新詩傳統所壓抑的對新詩的不滿，一下子暴發出來。文史學者朱偰在《光明日報》上連續發表《略論繼承詩詞歌賦的傳統問題》、《再論繼承詩詞歌賦的傳統問題》等文章，公開提出詩歌體式的多元化，并對新詩的狀態進行了不無貶抑意味的評述。朱偰的文章雖然遭遇了郭沫若等人的批評，但文章刊發本身就標示了思想的解放。五四新詩觀念再也無法“牢籠天地、包括宇內”了。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林庚接連在《光明日報》等報刊發文，從中國文學和語言發展的歷史角度，闡釋其“九言體”格律詩的主張，這無疑是對詩壇“新舊之爭”的進一步超越，也是對五四新詩觀念的大膽揚棄。這雖是后話，但可見林庚“超越五四”的“洞見和執迷”。在此文的最后，作者分析了林庚一些古典詩歌論文中所體現出來的現代詩歌觀念和批評理論，并且考述了緣由，視林庚、俞平伯、程千帆等人的批評實踐為現代批評。作者寫道：“食洋不化的當今學術界和批評界卻只把他們視為古典詩歌研究專家和文學史家，至今都不認識他們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新批評家’。”的確，囿于現代學科體制，我們很容易忽略現代文學以外的歷史信息，而單純地依靠現代文學的自我表述和自身理論，從而也無法達到真正的歷史認知。這不是說，現代文學研究者應該去閱讀古典文史學者的著作，也不是說無限制地擴大現代文學的研究范圍，而是說就目前的現代文學研究對象而言，我們所具有的歷史視野也是相當狹窄的。傳統的文史兼治、古今不隔自不必說，基本的近現代史知識也是缺乏的，有的只是各種各樣關于近現代歷史的觀念表述。研究者的這種知識結構，在研究一些問題時，缺陷并沒有暴露出來，但在研究另一些問題時，這種缺陷十分明顯地制約著研究的深入。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話劇與戲曲的關系。現有的文學史只講話劇，誠然不錯；然而研究者只關注話劇，恐怕很多事情都無法說清楚。因為話劇一直是在與舊式戲曲的張力中行進的，從歷史實存來看，它們之間也一直存在著難分難舍的關系，到了新中國成立后，因為“戲改”，新舊戲劇的畋域一下子打破了。這些都是在新文學體制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記得楊義先生在撰寫《中國新文學圖志》（新版為《中國現代文學圖志》）時，談及被新文學運動所拋棄的舊戲史料，也曾十分感慨地說道：“可惜這種資料，被一些跳不出以新文學運動自身的尺碼來丈量新文學運動的文學史家忽略了”。但有識之士是不會忽略的。《“戲劇春秋”的輝煌一紀》一文是關于抗戰及20世紀40年代的話劇文學敘論，也是作者近年來精心結撰的《四十年代文學史》之一章。文章洋洋灑灑，筆墨酣暢淋漓。盡管是以話劇為論述對象，但對新舊劇界的聯合、話劇對傳統歷史戲曲的借鑒、話劇作者對舊戲的改編等等，均有論及，為人們清晰地描繪了話劇在抗戰戲劇中的活動影像。歲月不居，五四新文學也在歷史的煙塵中漸行漸遠，是到了古典化的時候了。一個世紀以來，五四新文學承擔了太多的歷史悲情和歷史激情，也一次次地成為現實批判的工具。人們對于五四新文學，也很少以平常心視之，總是執著于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借題發揮。在這樣的語境下，五四新文學的歷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其實無益于我們的歷史認知，也無益于我們的文化建設。今天的學人如果仍然走不出五四的陰影，那么就無法理解現代文學和文化的全部復雜性，也無法弄清楚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歷史階段，如何建設我們的新文化。這其實是辜負了五四先賢的文化抱負，也有悖于五四的內在精神的。王曉明先生在《“大時代”里的“現代文學”》一文中，特別珍視現代文學抵抗情感西化、提供多元理想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這種深刻的認識當然是超越五四視界之后才有的。不過，對于歷史研究來說，無論是迎拒還是超越，都需要具體的考辨和分析，然后才是穩健扎實的價值判斷。20世紀90年代中期，解志熙就提出了“古典化與平常心”的學術理念，明確提倡以古典學術規范研究現代文學，這其實就隱含了超越五四的學術旨趣。多年來，解志熙一直警惕著各種各樣的“當代視野”，力求以實事求是的學風研究歷史、解釋歷史，走樸素求真的“釋古”之路。“釋古”學派在現代中國的誕生，是中國現代學術走向成熟的標志，這其中清華學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有人把“釋古”視為清華學派的學風。筆者注意到，解志熙在近來的著述中多次提到陳寅恪、朱自清等人的治學理念，并為之心儀。這既是他學術探索的必然歸宿，也可能包含著因身在清華而彌增的學術認同吧。

二、率先垂范與文史兼治

既然是走向“釋古”，那么就需要深厚的學術積累和謹嚴的學術原則。其中，對于文獻的考辨和分析是最基本的工作。解志熙有感于現代文學研究者對文獻的輕視，近年來組織召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等一系列學術會議，提倡現代文學研究應建立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曾經以理論思辨和歷史思考見長的“學術新銳”，竟然俯下身子，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里爬梳，編出了《于賡虞詩文輯存》這樣的集子，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分。收入本書的《現代詩論佚篇選輯》以及關于林庚、沈從文、吳興華、汪曾祺等人的佚文，可以視為作者文獻考論工作的一個繼續，而且所考所論，愈發精進，有爐火純青之勢。這些文章的校注以及相關的考論文字，頗多精辟的見解，而且就其理路和做法而言，帶有鮮明的“率先垂范”的意義。所謂率先垂范，就是倡導“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對于校讀的批評性意義，作者解釋道“：在保守的意義上，由于校讀法堅決反對脫離文本語言實際的望文生義之解，力戒游談無根的想當然之論，始終注意文本語言意義的解釋限度，因而它無疑有助于預防各種主觀主義批評的過度闡釋以至于逞臆妄說。……在積極的意義上，校讀法要求對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與其相關的各種文獻材料進行廣泛細致的參校、比勘和對讀，以觀其會通、識其大體，并且要細心揣摩文學文本的語言修辭特點、努力傾聽作家的話里話外之音，從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說的表面意義并突破單一文本語境的封閉性，達致‘讀書得間’、‘別有會心’的發現和‘照辭若鏡’、‘鞭辟入里’的分析”。

解志熙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可作范例的便是《“鄉下人”的經驗與“自由派”的立場之困窘》和《亂世才女和她的亂世男女傳奇》兩文。前文通過對《〈七色魘〉題記》等佚文的鉤沉，結合相關“今典”的考釋，清晰地描繪了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轉型”的壓力和困窘，并指出沈從文創作的中斷事實上在解放前就由于自身經驗與理性認識的沖突而發生，并非是建國后的某種政治壓迫。文章寫得從容不迫，分析細致深入，說理清晰透辟，是近年來沈從文研究中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后文則把張愛玲《自己的文章》等理論言說放在時代的具體語境中，分析其言說的指向和背后的文化目的，指出張愛玲所宣敘的“婦人性”實乃一種宣揚茍安妥協的漢奸人性理論，是人的文學的迷途。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自覺擺脫張愛玲研究中拋開具體歷史語境、張揚其“純文學”天才的窠臼，而是有理有據地把張愛玲的所作所論視為一個實存的文學行為和政治行為進行解讀，這無疑是富有歷史感的，也不知比那些“數典忘祖”的純文學論者高明多少。兩文研究的對象都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熱點，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解志熙的文章卻新意迭出，不能不令人矚目。筆者想這原因不外乎兩方面：第一，越是研究熱點，我們就越容易把研究對象神秘化、定型化，逞臆妄說、過度闡釋的傾向就越強烈，文學想象擠壓歷史透視的現象就越嚴重。第二，那就是解志熙先生的淵博學識和深厚學力，這是令筆者心折的，閱讀過程中也常常有拍案叫絕的舉動。在筆者歷年來的學術閱讀中，就對“今典”的熟悉程度而言，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罕有人匹，況且他的學術理念是那樣的清醒和深刻。這里，也想談談“文史兼治”的學風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可行性問題。文史兼治，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常規學風，它并不是提倡文學研究者去涉足歷史研究領域，而是主張把文學放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進行具體的解讀，這當然要求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歷史知識和歷史修養。在現代文學研究“古典化”趨向越來越明顯的今天，提倡文史兼治的學風大概不是什么無稽之談。不僅具體的文學事件、文學行為需要歷史的描述，即便是深奧玄虛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也需要進行歷史化的解讀，以呈現現代文學真實的歷史情狀。事實上，沒有什么作品和理論是不可以解釋的，非理性也是可以用理性來解釋的，只不過我們要么囿于理論觀念的自縛，要么困于史料的局限，總是處于歷史認知的進程中。

【內容摘要】媒體融合背景下，新聞業態和人才需求標準有所變化。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國高校新聞通識教育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了媒體融合背景下新聞通識教育發展與變革的途徑與方法，提出要建構合理的課程體系，改革教學內容與方法；摒棄功利主義思想，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校新聞通識教育；加強課程管理和建設，提升師資水平。

【關鍵詞】媒體融合；新聞通識教育；新聞人才

媒體融合時代，新聞媒介面臨深刻的發展與變革，也帶來了人才需求的變化。但是，一些業界人士認為，高校培養出來的新聞系畢業生，上手很快，但是后勁不足。“當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他們不知道該去哪里尋得知情和權威的信源，也很難知道聲稱與核實、推論與證據、偏見與公平、偽科學與科學、非知情人與知情人的區別。”①究其原因，傳統的新聞教育過于強調專業化，忽視了對學生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因此，部分高校開始針對新聞專業本科通識教育進行改革。盡管一直提倡“厚基礎、寬口徑”“加強文理滲透”等，但高校新聞專業本科通識教育很難完全跟上業界發展步伐。作為人才培養新思維和新模式的有益探索，高校新聞專業需要改革和完善新聞通識教育的教育理念、實施途徑，以更好地契合時代的發展，培養適應行業新形態、具有多學科知識背景的復合型新聞人才。

一、新聞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

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新聞通識教育已經比較成熟。近年來，我國高校雖然在新聞通識教育的教學理念變革、課程設置、教學內容設計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然處于探索和發展階段。學界與業界普遍認為，當下，新聞專業教育與媒體行業的需求仍然脫節，重要原因就在于高校對于新聞專業本科通識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忽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

受到傳媒市場化的影響，部分高校有著普遍的功利心理,彌漫著浮躁的情緒，認為新聞通識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具備一些基礎學科的知識”。這主要體現在授課內容側重于知識或技能的教授，而忽視了對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部分高校只是開設了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基本的公選課程，一些課程直接從專業課程移植而來，僅改換了課程名程，或以概論課形式出現。這樣的課程在質量、效果等方面都不盡人意，造成了學生知識結構單一、缺乏廣闊的視野和理性的思維能力。“新聞通識教育不是培養什么都懂的‘通才’，而是要培養能將不同的學科融會貫通，利用多學科背景的優勢處理問題，完成工作的一專多能型的新聞傳播人才。”②可見，新聞通識教育重在拓寬學生的視野格局、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一、佳木斯大學校園文化與生態文明現狀調查

理工類學科的學生雖然都很重視高校校園文化的的發展建設，但對于實際該如何建設高校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的建設內容不甚了解，這可能是由于理工類學院通常的教學內容中較少會涉及到關于生態文明的相關內容，所以生態文明內容也就很難被理工類學院的學生所關注。文史類學院的學生由于其學科特性的原因大部分學生都能夠重視和支持高校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建設。文史類學院的學生與理工類學院的學生的不同，在實踐項目的訪談中體現得更加明顯。通過訪談的方法詢問一些學生，了解到他們心目中的校園文化建設和他們對于生態文明的理解，訪談中文史科學生心目中認為校園文化應該多元、包容并且和諧，這樣也能使學生更加適應校園生活。這與生態文明所倡導的和諧共榮是一致的。但是當問起生態文明的內容，學生并不是很了解，甚至有一部分學生只聽過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建設但是并不知道具體代表了什么含義，就更不用說參與到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建設了。特別是理工科學生，理工科學生對于生態文明的內容的了解不比文史科學生，只有少數環境地理科的學生對于生態文明的內容有比較高的理解。除此之外其他理工科學生對于生態文明內容的了解程度就捉襟見肘，都表示不太了解。訪談中有一少部分學生了解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建設并且也知道近年來我校為生態文明建設所做的一些努力。但也并不是很深入了解生態文明理念和它對學校和學生的內外在作用以及校園文化中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訪談中發現的問題其實不能歸咎于學生，主要是因為中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發展比較晚，學生對其理解也并不是特別深刻，但是訪談中也能發現學生對于其發展還是有比較大的信心的。中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中的生態文明內容和內涵也是提出不久，這也就導致了學生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內容還不是很普遍很深入的理解，但這也說明了我們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宣傳工作不足。不過訪談中我們也發現了學生對于校園文化和校園文化中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前景是有信心的。學生提到了校園文化應該和諧，我們認為這也側面反映出了學生認為校園文化中應該加入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因為生態文明理念中，和諧是一個重大的組成部分，生態文明理念中包含有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和諧共榮發展。學生希望校園文化中更多和諧可以理解為學生支持校園文化中加入生態文明理念的內容。生態文明和校園文化的建設不僅僅要靠全體師生的努力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作為校園文化的直接表現，其重要的意義不言而喻。關于佳木斯大學的校園環境，我們通過硬件設施統計，來調查佳木斯大學校園文化的環境現狀，通過實際對佳木斯大學1區A、B、C、D院的實地考察，調查結果顯示：佳木斯大學綠化覆蓋率為A院35.8%，B院47.8%，C院21.6%，D院25.2%，總綠化覆蓋率為25.8%；體育運動場所12所、教學樓15棟、寢室樓19棟、辦公樓2棟、草坪18塊、校醫院1所、食堂6個、國際飯店1所、教輔場所13所等。另外校園內植物的種類也不是很豐富，數量也不多。由此能看出佳木斯大學目前的綠化情況不是很理想，總綠化覆蓋率只有25.8%，遠遠低于校園總面積。我們認為綠化面積占有校園總面積的50%以上為優等，25.8%的綠化覆蓋率遠遠低于優等水平。應該適當的增加綠化植被和增加植物的種類。但增加的同時要注意佳木斯大學的自然地理條件引進合理的植物物種一定要符合實際，因為植物的生長是和自然環境密切相關，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種植植物將事倍功半。佳木斯大學的教學和教輔場所比較多，但通過調查發現在這些場所中并沒有任何關于生態文明的內容，這說明我們學校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的建設還很不足。草坪有比較多被破壞的情況，說明了部分學生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不是很高，需要我們宣傳和深化的生態文明內容還很多。

二、具體對策

通過上述的問卷調查、訪談和實地調查我們比較清楚的了解了佳木斯大學的基本情況，并針對這些情況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采訪了一些專家，讓專家也想出一些對策，并將這些建議提交給了佳木斯大學的高層領導、學院的中層領導和基層教師，他們對我們的建議提出了改進意見并進行了指正，對某些建議的可行性也進行了考量。通過此次的調研我們了解到綜合性大學在校園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建設遇到了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大都是可以克服的。綜合性大學由于其自身的獨特性，其與普通的高校有著很大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由于綜合性大學學科覆蓋廣，專業種類繁雜導致學校內的學生對于校園有著不同的需求，所以對于綜合性大學的校園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應該是有針對性的建設，不能單一的在校園文化中生硬的加入生態文明內容，應分文理科根據不同實際來制定具體措施和計劃。理工類學院的學生其生態理念的發展比較滯后，這也是由于在大學的課程幾乎全部屬于其專業課程及專業基礎課程，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中沒有滲透生態文明的內容。所以對于校園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興趣和認識不足，對校園文化改進的建議也比較單一沒有過高的要求。對于理工類學院的學生學校方面應該在其課程中適當的加入一些有關于精神文明健康的課程諸如生態文明建設等，使學生的的思想理念有所提高，使理工類學院的學生也積極的參與到校園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中來。

作者：朱帆 張虹萍 單位：佳木斯大學

2002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和改進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綜合性學報要提升辦刊水平，必須走特色化辦刊之路，用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的話說，就是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實施名刊工程的同時，也在次年啟動了名欄建設工程。由此，在全國高校學術期刊中爭辦特色欄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創辦名刊，必須精心打造名牌專欄。辦好特色專欄，是提高刊物學術水平、擴大其學術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唐都學刊》“漢唐研究”專欄開辦已有二十余年，發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論作，其以在該領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鮮明特色，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贏得了學人的贊賞。關于今后如何進一步開展“漢唐研究”，提高這一專欄的學術水平，大家已經發表了很多寶貴意見，在此，我僅從欄目編輯工作角度談一點個人的淺見。

一、關于欄目策劃設計，可在已有基礎上，再加細分、深化

漢唐研究，從時代之長及涵括的內容之豐富，都是一個十分宏大的課題。漢、唐作為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兩個盛世，可以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從大的方面說，漢和唐可以分開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綜合研究。而兩朝既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藝、宗教等等廣闊領域都可納入研究的范圍。因此，作為專欄的漢唐研究有點顯大，它既不像問題、專題，也不是典型的學科專欄，很有必要根據國內外研究的進展，結合本刊實際，對專欄加以細分和深化，以選擇若干方向、專題作為重點，持久、深入地開展研究。關于欄目的深化、細化，我在編輯《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期間曾作過嘗試。主要是采用“欄目+專題或問題”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據稿源情況，細分為“西部經濟”“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學”等分話題開展研究。“學術前沿”是一個以反映在我校召開的高層學術會議新成果的欄目。該欄目主要采用“欄目+會議主題”形式:如“學術前沿: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前沿: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學術前沿: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學術前沿:價值哲學的哲學反思”“學術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的治理與防范”“學術前沿:當代視野下的教育與幸福”，等等。關于“漢唐研究”專欄的細化、深化，似乎也應該更加重視薄弱環節問題、前沿問題，選擇相關專題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陜西的期刊中，涉及漢唐研究內容的欄目有《西北大學學報》的“秦漢史研究”，《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的“秦漢文史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詩研究”，《渭南師范學院學報》的“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等。細化、深化“漢唐研究”欄目、選擇重點研究方向時，應盡量避免與上述陜西已有欄目過多地交叉重合，以體現“人無我有”的鮮明特色。在欄目策劃設計上，還可考慮從某一領域某一問題點上的突破向某一專題系列的研究擴展，從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統成果深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歷史地理”專欄，曾連續發表馬正林先生有關古都西安歷史的研究文章，如《長安城的興起》《漢都長安》《隋唐長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這些文章為基礎，撰著形成了論述西安歷史的系統專著《豐鎬—長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專著《中國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發表于“歷史地理研究”專欄里的多篇論文為基礎構筑而成的。當前，我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漢唐研究”專欄可否與之相聯系，在“絲路文明”等相關課題的研究上作文章，選準方向，有計劃地組發系列文章，推進絲綢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統的大成果。鳳凰衛視近年連續播發“絲路文明”節目，看后深受啟發，關于這一課題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欄目的編輯上，應再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主動組織開展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

學術研究必須從問題出發，研究、解決學術發展中的難題。在這方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曾先后開設過不少問題欄目，如“哲學體系問題討論”“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學術期刊影響力及其評價”“高校辦學自主權及其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文學經典的承傳與重構”“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等，其中辦得最理想的問題欄目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的“人類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該專欄組發表葛劍雄等專家、學者的論文8篇，分別質疑、探討了全球氣候變暖的成因、農耕活動與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區河流水量的古今變化、人類活動與毛烏素沙漠南擴、人類社會需求與動物的減少和滅絕等重要問題，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2］。《唐都學刊》應考慮與相關專家尤其是欄目主持人，共同策劃設計漢唐研究領域里類似前沿問題、薄弱環節以及難點問題開展研究。對學術問題的討論與爭鳴，始終是推動學術研究深化和發展的最重要的途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觀點的分歧、結論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學術期刊及其專欄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組織開展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形成大膽創新、百家爭鳴的氛圍。在學術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為組織重要學術問題討論與爭鳴而成為名刊。如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主持的《文史哲》因長期深入討論中國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發表李希凡等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有關觀點的論文等，在我國學術界享有盛譽;筆者主持編輯過的《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之所以在文史學術界具有一定影響，其中就與其所開展過的學術討論與爭鳴有很大關系。如著名歷史學家黃永年先生與柳存年先生關于《西游記》《封神演義》成書先后問題、牛致功先生關于西安建都朝代問題的討論等，都為《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擴大影響力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鑒于此，《唐都學刊》如何在漢唐研究等領域里挑起話題、選擇有價值的問題及其分歧看法，組織討論，這對于擴大專欄及整個刊物的學術影響，都不失為十分有效的舉措。

三、在作者隊伍上，應在重視專家名人的同時，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

當前，我國學術期刊辦刊、辦專欄，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焦點集中在優質稿源上。優質稿件的匱乏，成了當前普通院校一般學術期刊欄目建設和辦刊的最大困難。筆者的建議是，一方面編輯部仍要積極主動地工作，加強與專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聯系，包括登門組稿，挖掘高水平論文;尤其要重視在高層次學術研討會上面對面地向專家學者組約稿件，這也是提高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據筆者多年編輯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體會，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論文、博士后的出站報告，大都是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見，有較大學術價值和較高水平。編輯部可以加強與相關學科專業博士生導師等專家的聯系，發掘有水平有價值的學位論文，選用其中出彩章節。《唐都學刊》以往在這方面已經做得不錯，專門開設有“博士論壇”，我認為還應進一步加大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實力的年輕學者。如此，努力建設形成一個老中青相結合的骨干作者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