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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①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華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哲理書。內容上主要闡述自然無為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對立統一、互相轉化的辯證觀點，是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皆有重要影響的巨著。形式上《道德經》被尊為“哲理詩”是典型的語錄體韻文，語言優美、精練、富于韻律；結構對稱整齊，多排比對偶之句；修辭凝練，音節鏗鏘，寓意深遠，文采斐然。由此可見，《道德經》不僅是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更是先秦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華文美篇，具有相當高的詩學研究和詩學審美價值。如何在《道德經》譯介過程中恰如其分地傳遞其詩學魅力，對中國文化軟實力在世界范圍的彰顯有著巨大的潛在價值，亦是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一次有益探索。筆者借鑒前人相關研究成果，以《道德經》英譯為研究對象，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新視閾下，從詞匯、句法和風格三維度入手，對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循環交替的適應與選擇行為進行描述性研究，從中觀察和探討《道德經》英譯過程中的詩學審美追求的彰顯，以此深化我們對古籍英譯的理解。 一、翻譯適應選擇論與《道德經》英譯的詩學特征 2004年清華大學教授胡庚申在其著作《翻譯適應選擇論》中詳述了其譯論主張。胡教授所首倡的翻譯適應選擇論以華夏生態智慧為依托，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思想和原理為指導，把翻譯界定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在他看來，“適應”與“選擇”，是譯者的本能，是翻譯過程的實質。在翻譯過程中，對于譯者來說，既要適應，又要選擇。適應中有選擇，即適應性選擇；選擇中有適應，即選擇性適應。[1]其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2] 早在16世紀，隨著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道德經》就開始了它的譯介行旅。據統計，截至目前，《道德經》已被譯成28種文字，有1100多個版本，其中英譯本182種。[3]《道德經》底本及注本不勝枚舉，內容玄妙難懂，思想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迥異，語言差異甚大，故給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和個體參悟的機會，以至于每位譯者都會覺得自己己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種認為己經把握住其內在哲理之思的想法一旦外化為文字表達，便立刻失去了它豐富的內涵，也就是說失去了它的恒常性，《道德經》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它就像一顆哲學著作里的“白矮星”②，形體雖小，卻不斷放出思想的白矮星光。縱覽古今，雖然《道德經》譯介活動如此之繁榮興盛，然而《道德經》內在的詩學特征和在翻譯過程所蘊含的詩學審美價值卻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 詩學代表著人類藝術審美追求的最高價值。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認為，人的生存在本質上是詩意的，人類的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在天空和大地之間，文學和藝術成為人類生存的一部分，是人類生存的根基。“作詩，作為讓棲息，乃是一種筑造。”③《道德經》全書僅五千余字，“既不像孔子的語錄體保有大量對話的痕跡，也不像墨子等人追求論點論據，而是別開生面地采用了整散相見、音調調和、富有節奏感的形式精美的哲理詩體，透出濃濃的《詩經》韻味。”[4]作為一種詩意的陳述和理性的表達，《道德經》詩學魅力精妙動人不容忽視。鑒于此，如何在譯文中有效地傳達原文中靈動的詩意美感，成為了《道德經》翻譯過程中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詞匯層面的適應與選擇 從詞匯方面來看，《道德經》中核心詞的意義擁有闡釋的無限可能性，如最不可言說而又非說不可的“道”。這種一詞數義的開放性詩學特征與《道德經》原文所傳達的深玄哲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分屬于不同時空的翻譯生態環境，由此在語言維、文化維與交際維的多層次適應與選擇之后，原文中的詩學美感在譯文中的再現效果也相應地呈現出多元化的解讀趨勢。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 亞瑟•韋利譯文:The W 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W ay;[5] 林語堂譯文:TheTaothatbetold of,/IsnottheAbsoluteTao;[6] 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第一個“道”是名詞。在韋利的版本中譯者選擇了用“way”來表達；在林語堂的版本中譯者則選擇了用音譯法“Tao”。看似簡單的選擇，實際體現出兩位譯者在不同的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性選擇與選擇性適應。字典中“道”雖然有“道路”之意，但韋氏之所以最終選定《圣經》中的核心詞匯“way”，主要歸因于其本身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林氏作為學貫中西的大師，對“道”一詞的整體審美把握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Tao”的音譯固然難以時讓西方讀者一眼就明白“道”蘊涵的所有義理。但這種譯法具備個優點，就是不會隨意將原文的意義丟失，關于“道”的含義讀者可以根據全文自己體會，所以筆者認為這種譯法是優于韋氏的譯法，更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詩學美感。第二個“道”，作動詞，兩位譯者都選擇了相似的美學策略，盡量貼近原意“言說、描述”之意，將其譯為“betoldof”，較好地傳遞了原文詞匯的動態美感。 三、句法層面的適應與選擇 從在句法方面來看，《道德經》行文句短意長，對句非常豐富，極富語言美和音韻美。漢語重意合，意義的內在聯系是語句凝練，古代漢語更是如此。古代漢語寓意豐富搭配靈活，翻譯成英語往往表達會變得更為冗長，雖然句式沒有變化但如果表達變得繁復，對原文詩學效果的再生必將帶來一定影響。#p#分頁標題#e#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梅維恒譯文：：Disasteris thatwhereon good fortune depends,Good fortuneisthatwherein disasterlurks. 汪榕培譯文：Good fortune contains bad fortune;Bad fortune concealsgood fortune.[7] 汪氏深諳中英句法差異，順應英文表意特點，選擇將原文中的字“禍”、“福”，分別通過詞組“Badfortune”、“Goodfortune”來表達，對原文結構進行了改變，調整了原文中主語的位置，譯文上下兩句詞數與原文字數一致，保持了原文句式的簡練。梅譯采取一半直譯、一半意譯。雖然譯文在字數上超過原文，但賓語從句的運用使得其整體效果很好地反映出了原文的形式與筆調，不過在節奏氣勢上稍遜于汪譯。 四、風格層面的適應與選擇 風格是一部作品整體的風貌與氣質。德國心理學家考夫卡就說:“藝術品是作為一種結構感染人們的。這意味著它不是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的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統一整體。”412因此要形成一種“整體型”式的詩學審美效果，必須注意部分的藝術處理要與整體的藝術魅力保持一致。否則，整個作品的藝術張力或者藝術表現力就會被削弱，詩學價值也就無從談起。《道德經》在詩學風格表現方面，集中了排比、比喻、頂針、回環等多種修辭手法，現代漢語中幾乎所有的修辭都能在《道德經》中尋到足跡。[8]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 梅維恒譯文:Sincere words are not beautiful,Beautiful words are not sincere. 汪榕培譯文:Truthfulwords m ay notbe beautiful;Beautifulwords m ay not betruthful.[9] 中國舊有“有韻為詩，無韻為文”之說。朱光潛在《詩論》當中也提出“詩歌是有韻律的純文學”，“詩歌的情趣是纏綿不盡，往而復返的，詩的音律也是如此。”此句原文是典型的回文形式，采用了頂針的修辭，句子結構整齊，語氣貫通，韻律感強。梅氏譯文工整且用詞淺顯，雖然都沒再現出原文的回文形式，但沿用原文主語的偏正結構，流暢地表達原文文意，并保持了原文的精煉氣勢。然而，汪氏系中國譯家，在適應語境與選擇翻譯策略時更注意原文的詩意再現，其譯文中“truthful”和“beautiful”兩詞押韻，頗具音美。 總之，在《道德經》譯介的過程中，不同譯者往往采用不同的詩學策略。這不僅與《道德經》本身的詩學特點有密不可分的聯系，更與其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息息相關。不同的譯者所處的詩學環境不同，采取的詩學態度不同，這都對他們的適應性選擇與選擇性適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通過本文的譯例分析可以看出，為了更貼切自然地傳達《道德經》的詩意美感，譯者在適應選擇的循環過程中有必要慎重考慮其詩學策略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