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典籍翻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是一種跨學科性質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領域至少涉及生態學和翻譯學兩門學科。我國學者胡庚申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該理論，嘗試從生態學的途徑進行翻譯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該理論為翻譯的研究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天地。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囚困于翻譯的二維矛盾中而無法自拔。譯文應該偏重于忠實還是通順，翻譯方法到底是直譯還是意譯，作為天平兩端的砝碼，人們往往難于取舍。恰如一個走在鋼絲上的雜技員一樣，人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而任何違背平衡原則的譯作都往往被認為是殘次品。在這樣的背景下，翻譯研究正如中的一葉扁舟，顫顫巍巍，陷入迷途。而生態翻譯學的出現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可以從生態學的視角翻譯作品并評價譯作，使翻譯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動態的發展階段。   一、生態翻譯學的內涵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即“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13。該理論以生物進化中的基本原則“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為基石，集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適中尚合”與一體，提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觀點［2］。進一步而言，該理論特別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即翻譯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   所謂的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3］1。作為生態翻譯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翻譯的生態環境為翻譯研究者勾勒了一種多方相互合作與制約的全新范疇。自翻譯活動產生以來，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更新與深化，但長期以來，忠實與通順的博弈牢牢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與視野，使得翻譯研究陷入誤區，裹足不前。由于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譯作要忠實于原文，就很難做到通順，反之亦然。在此情形下，意大利人的一句諺語“翻譯即是叛逆”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理論思考空間。許鈞教授曾指出:“承認翻譯局限的客觀存在，根據這些局限提供給譯者的活動空間，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對原文語言的某種‘背叛’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接受空間里以另一種語言使原文的意義獲得再生，達到另一層次的忠實，這就是‘創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提出的直接原由。”［4］335那么，如何創造性地叛逆，在創造性叛逆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考慮哪些因素以達到另一層次的忠實，這些問題迫切需要人們來解決。   為了強調翻譯中需要考慮的相關因素，英國人類學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語境”這一概念［5］97。他進一步將其劃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也可以理解為“語言性語境”和“非語言性語境”。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際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在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表現為言辭的上下文，它既包括書面語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語中的前言后語;非語言性語境指的是交流過程中某一話語結構在表達某種特定意義時所依賴的各種客觀因素，包括時間，地點，場合，話題，交際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際目的、交際方式，交際內容所涉及的對象以及各種與話語結構同時出現的非語言符號(如姿勢、手勢)等。然而，顯而易見，語境只解釋了原文的“生存環境”而忽略了譯者所處的“生態場”。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主動而非被動地選擇原文的，并且譯作的成功與否不僅涉及譯者翻譯策略與方法的選擇，而且還涉及翻譯的發起者(有時等同于譯者)、贊助人、營銷商、出版商、譯作讀者以及該譯者所處國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約。按照黃德先教授的解釋，“作為語言信息轉換的翻譯生產過程……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翻譯的目的而共同維系著這個網絡”［6］。只有在這個翻譯網絡達到協調平衡的條件下，譯作才有可能生存。因而作為這一網絡中的關鍵一環，譯者需要在整個生態環境中進行選擇性的適應以及適應性的選擇。   綜合而言，翻譯的生態學遠遠突破了傳統語境的界限，對翻譯的本質、過程進行了開拓性的描述，使得譯者的視角由單純的語境決定論跨入到了三維(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的新高度。   二、《論語》翻譯   《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一顆絢麗奪目的明珠。早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和戰國初期，這顆明珠即已熠熠發光?！墩撜Z》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著作，后來成為儒家的最高經典。《論語》篇幅不大，僅12000字，24篇，但內容博大精深，且又言簡意賅，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所包含的思想，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任何中國人，不論是漢民族，還是少數民族，不論是本土華人，還是移居海外的僑胞，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著它的影響。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早在17世紀，《論語》便開始向歐洲傳播，1687年巴黎已出現《論語》的拉丁文本。在亞洲的儒家文化圈內，《論語》的某些內容成了經濟活動的道德規范。目前，《論語》已被譯成各種文字，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感染力。因此，從推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觀念的角度出發，加大對《論語》的翻譯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從而有不同的表達習慣和表達方式。語言文字翻譯工作的實質，是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溝通、交流和對話。要實現無障礙的溝通、交流和對話，譯者首先就必須了解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當然也要對目的語文化有清楚的認識，否則難免出現誤譯、歪譯。因此，譯者在翻譯時必須在生態環境中作出適應性的選擇，譯文力求忠實于原文，并設法保持原文簡練的風格，同時譯文又能夠被目的語讀者認同，從而達到“整合適應選擇度”的最高翻譯境界。   三、生態翻譯觀下的典籍翻譯 #p#分頁標題#e#

  胡庚申教授開創的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理論詳細闡述了翻譯適應選擇論對翻譯的本質的認知過程，即翻譯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的交替循環過程，這是一個多維度的選擇適應與適應性選擇。按照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理論，翻譯需要達到“三維”(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之間的和諧共生［7］。為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該注重“三維”方面的平衡，并在此基礎上作出適應性的選擇與選擇適應。下文以《論語》的不同譯本為研究對象，探討生態翻譯觀下的典籍翻譯策略。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譯文 1( 理雅各譯) : 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 whether，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 of my teacher． ”   譯文2( 威利譯) : Master Tseng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 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 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譯文 3( 王福林譯) : Zengzi said，“Several times each day I examine myself: Have I been unfaithful ingiving counsels to others? Have I been insincere in get-ting along with my friends? And have I reviewed and practiced the teachings of my teacher?”   譯文 4 ( 賴波譯) : Zeng Zi (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ce and a-gain: Have I tried my utmost to help others? Have I been honest to my friends? Have I diligently reviewed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ster?”   譯文5( 潘富恩譯) : Zeng Zi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for several times: Have I been conscientiousin working for others? Have I been sincere in dealing with friends? Have I reviewed what my teacher taught me?”   譯文6( 丁往道譯) : Zengzi said，“I examine my-self three times daily: Have I been faithful in doing things for others? Have I been trustworthy in contacts with friends? Have I reviewed and practiced what my teacher has taught me?”      原文是《論語》“學而篇第一”中的第四篇。本篇中的關鍵詞是“三省”、“謀”、“忠”、“信”、“傳”、“習”。這些都是實詞。文言虛詞主要有“而”和“乎”。歷來中外譯者爭議比較大的，是對“三省”二字的理解，有人認為是“三次”，有人認為是“三個方面”，還有人認為是“再三”、“多次”。筆者認為“再三”比較確切。下面我們從“三維”角度出發，剖析原文及譯文。   (一)語言維   典籍的翻譯要充分考慮翻譯的整體生態環境，其中首先應該考慮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因為譯者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形式，有時候對語言形式不進行調整會使譯文產生歧義，甚至誤解?！墩撜Z》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于變化，娓娓動人?？傊?，《論語》以語錄體和對話體為主，口語語體特點顯著。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應時刻把握原文的口語特點。對比之下，譯文四(賴波譯)的前三句話對翻譯的度把握得比較好，其所采用的都是口語語體詞匯，而最后一句話的翻譯以譯文五(潘富恩譯)以及譯文六(丁往道譯)為妙，因為這兩個譯文所選的詞更加符合口語語體的特征。   (二)文化維   生態文化是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下形成和發展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態文化包括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地名、生物等等。生態文化具有獨特性，作品中對生態文化的描寫在翻譯中就是文化翻譯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翻譯可以幫助譯本讀者了解原著所反映的民族的特色和文化。因此，在翻譯典籍時，要充分挖掘并積極推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理解中國人的思維認知方式。具體到典籍翻譯活動中，這種文化意識必然由譯者的翻譯文本來體現?，F今典籍英譯質量比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譯者文化意識的缺失或者偏頗。文化意識的缺失或偏頗必然影響到翻譯策略的選擇，導致只注重譯文的文本性而忽視原文文化性的現象。因此，在當前情勢下，典籍英譯必然要求譯者樹立文化意識。比較上述六種譯文，我們可以發現，譯文四(賴波譯)的翻譯明顯更勝一籌。因為其采用注釋法，對曾子的身份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即adiscipleofConfucius。同時，其對“三省”的理解也頗為深刻。譯文成功地表達了孔子勸人經常思考、時常反省自己的思想，也易于譯文讀者理解。   (三)交際維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其交際意圖是用簡單易懂的形象、平凡樸實的語言來感化他人。因此，典籍的翻譯過程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符號的轉換過程，也是邏輯關系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體現著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思維慣勢的對應、對照甚至沖突，需要譯者在思維方式上進行調整、變通，這樣才能在譯文中取得和原文一樣的交際意圖，實現原文與譯文的語言效力對等。對比之下，只有譯文一(理雅各譯)沒有使用問句，而其他五個譯文都采用問句來表達原文，后者的表達方式語力更強，效果更佳。#p#分頁標題#e#   四、結語   中國典籍的跨文化翻譯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系統全面地進行分析探討。典籍翻譯要求既要在翻譯中體現和保持原語文化的特征，又要考慮譯入語承載異族文化時對譯入語讀者產生的理解障礙，考慮對譯入語原文化的心理沖突。實踐證明，只有將典籍的翻譯置于生態環境中，通盤考慮，才能使中國典籍的跨文化翻譯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