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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藝風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視角闡釋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作為“翻譯與跨學科研究系列叢書”之一。該書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學翻譯的本質進行探索,即探討文學翻譯的復雜性。尤其對文學翻譯的特質及所涉及的關鍵性理論問題提出準確的描述和展開詳細的討論,系統深入地研究與文學翻譯相關的重要理論,在話語、文本、文化、意識形態等諸方面揭示文學翻譯的規律和特質。   全書除緒論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為四部分:緒論、翻譯理論(第一至四章)、文學翻譯(第五至八章)、翻譯中涉及的文化問題(第九至十二章)。   孫藝風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到,視角轉換的益處和必要性、闡釋在翻譯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譯過程以及閱讀過程中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難以及相應的處理策略。可以說,這三項內容貫穿全書始末,相互交融,構成全書主線。   在緒論中,孫先生開門見山地對三個問題做出了評論。一、轉換視角可以改變心態與觀念,相對單一的本土文化視角應借助它者的視角,從多個角度看待文化差異,“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個性化,必須要呈現多元化”。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盡可能以多元的視角,綜合考慮翻譯中遇到的問題。除譯入語文化視角外,還應包括源語文化視角,以及源語文本作者的視角。在翻譯理論研究中,“更應該站在一個足夠高遠的視角,縱觀、把握翻譯活動的全局,并盡可能地將涉及的各種因素納入研究視野之內”。二、文學批評與闡釋息息相關,既然是文學翻譯,勢必要詮釋文本,而在詮釋文本時,由于文學意義的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因此,闡釋不僅僅是意義的翻譯,更有寓意模糊性與延伸的翻譯。三、翻譯的真正挑戰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應僅僅關注語言間的差異。許多翻譯問題,尤其是爭論不斷的不可譯性問題,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而不是語言差異。不同文化需要經過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補充。文化的互文關系是對文學翻譯的最大挑戰。孫先生提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翻譯規范問題:譯者在受到翻譯規范的約束后,如何協調原作的語言風格和閱讀的審美視角,即是應該注重翻譯規范,還是應該強化翻譯的主體性。   翻譯理論(第一到四章)經驗總結可以是理論的基礎,但不等同于理論,理論大于經驗的總和。就翻譯而言,原作者的意圖和動機以及譯者的意圖和動機難以用經驗來解釋清楚。孫先生還提到中國翻譯界的一個認知誤區,就是希望建立所謂的中國翻譯學。翻譯學沒有什么國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閉式的所謂中國翻譯理論體系,只管外譯中,不理中譯外,那該理論的褊狹性就難以否認了。關于翻譯理論術語的問題,孫先生通過對“equivalence(對等)”、“sourcelanguage(源語、原語)”等詞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關鍵性術語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復雜性。對術語不加以規范統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種語言有各種語言的長處與特色,語言聯合文化特色,使得該語言、文化中的讀者及學者對某個詞,包括術語,產生不同于其他語言、文化下的讀者及學者的理解和細化,即不同語言文化促使人們看待學術術語時采用不同的視角,這樣也就改進、細化了術語。“多元”地翻譯和使用學術語,可以增加學術的活力,有助于學術水平的提高。當然,充分利用術語靈活性的同時,還要注意術語的統一性。   譯入語讀者視角勢必與源語讀者的視角不同,因而產生譯入語讀者與源語讀者之間的距離。距離和視角息息相關,視角的轉換可以立即改變距離,從而促使交際的順利進行。人為地操縱距離給翻譯提供了調整、取舍、變通與歸化的空間。翻譯問題通常是由于兩種語言之間的客觀距離造成的,而翻譯問題的解決則需要人為的距離方能解決。視角的把握有助于距離的調整,其后便可以進行各類變通。符號之間的有效交際關系是通過距離的不斷調整來完成的,人為地制造翻譯距離可以縮短客觀上存在的語言距離。關于意識形態,孫先生認為譯者意識形態的存在會對翻譯產生干預,但不應夸大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識形態這一文學作品的審視角度之外,文化視角同樣必不可少,二者關系互補。文化沖突比意識形態沖突更為常見。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語的意義尤其是文化內涵可以隨意棄之不顧或任意宰割處置,因為代表其文化生態的源語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規約意義。   過分強調忠實反映了對翻譯活動認識的簡單化。翻譯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妥協意味著接受某種程度或形式的異質。翻譯時,為了完整表達源語的意義,目標語本身必須不斷擴展以與源語相匹配,這也會使目標語系統趨于完善。翻譯行為總是試圖消除兩種語言及文化之間所存在的異質,就算明知不可為,也不斷地設法制造某種“假象”,讓人真偽難辨。異質的消除是徒勞無功的,文化交流的意義是通過對異質的了解和借鑒,更好地認識、豐富和發展自身。   翻譯的前提是準確無誤的理解,如果意義得不到準確的把握,風格的傳遞便無從談起。   話語信息的傳遞不是自動的,需要解碼,即釋義。所謂“不可譯性”,除了在翻譯轉換時所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等因素外,還與源語文本的意義不確定性有直接關系。閱讀的寓意與語境有著直接的關聯,語境對于意義的產生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在該書中有進一步的論述,突出強調語境重構對于翻譯的幫助。   譯者應重視闡釋道德,即不可依自己的好惡對源語文本任意刪略、發揮,或者厚此薄彼。   文學語言與文學翻譯(第五到八章)翻譯文學作品時,需要注意到語言的特質,而不能簡單地翻譯意思或意譯。文學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甚至可以說,簡單地傳遞意義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為了達到藝術目的,作者常常重新建立審美機制,通過獨創更新而生出新的美感。制訂翻譯策略時更應努力克服死板僵硬的翻譯,使譯文保持鮮活態勢,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時(可使讀者從中受益,獲得不同的視角),理清交錯纏雜的互文和文化資源的關系,使得翻譯語言同樣具有強大而神秘的內驅力和無限的可能性。翻譯時,應對原作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審視和挖掘,以更多樣的方法闡釋和復原,并充分考慮審美文化差異,小心謹慎地進行文化移植以及對意象結構的調整與整合。#p#分頁標題#e#   在文學作品中,信息是怎么傳達的,怎樣歪曲的,怎樣傳達不完整充分的,或者是如何不傳達、從而造成信息虧損的,都與編碼與再編碼有緊密的關系。這其中牽涉闡釋學,更包含效果傳遞的問題。再編碼時不應只注重形式上的模仿,還有整體效果與風格的模仿。譯者在重編碼時不可仗著已經解了原碼就隨心所欲地翻譯,他需要在二者之間不斷調解。翻譯的目的不只是語義的傳遞,而是整體的意思。   意思是一個很復雜的綜合體,決不僅限于語義,而是各種關系的總和。翻譯的對象除了基本語義外,還有一些相關成分不容忽略,如語氣、隱喻、效果等。翻譯的挑戰之一是在分析了各種成分的組成和特征之后(這一步驟本身已很難),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語里包容與合成這些成分。   應區分直譯與硬譯,矛盾的觀點是二者的區別標準是檢驗譯文讀者看懂和看不懂。但直譯有時也無法達到交際目的,例如隱喻對象屬“文化特有項”時,譯入語讀者就會很難領悟。   漢語的字或詞在形式上沒有單、復數之分,也無冠詞確指,所以某些細微意思難以簡潔地傳達出來。孫先生在這里提到一個概念,即場景的重構,隨后接著的是語境的重新構筑。在重構語境后,譯者的功能有近似于作者的地方;由于沒有現成的對應值,他需要對自己的語言負責,杜絕或減少誤解的機會,同時還要設法最大限度地將原語的信息及包含的引申意義傳遞到譯文里去。(譯者可以避過分析原文這一步驟,而把這個過程留給讀者。   語言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符號與文化體系。   規范這一概念的提出,實際上直面了翻譯所涉及的兩種不同語言系統中的差異,尤其是在語言方面的慣例。翻譯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對譯入語中規范的存在有清醒的意識。主體意識同樣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在翻譯時應進行適度變通。變通有別于歸化,變通至少兼顧了“充分”與“接受”,變通在二者之間不斷游離,相機而行,以待良策,而歸化主要著眼于“接受”,甚至可能肆無忌憚。規范與主體意識密切互動,翻譯透過主體意識,遵循一定語言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規范,使意義從源文本轉入譯入語文本。在文本轉換的過程中,規范可能造成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翻譯不能無視其存在。規范制約翻譯的同時,還驅動翻譯進行創新。   翻譯中文化問題的探討(第九到十二章)不可譯性是翻譯中所涉及兩種語言之間文化不相溶性的一部分。對不可譯性的論爭實質上源于對文化的考慮,而不僅是出于對語言特征的考慮。“文化翻譯”一詞,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是指全球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一種述行理論,這使全球社會認識到了文化間交流的重要性。各種各樣的文化都各自有其特性,但是我們必須要穿越翻譯中文化所指(culturalreferences)的莽林。翻譯是在各個文化之間進行斡旋、調節,因為文化是根據其時間與地點而得以界定的,所以,文化“他者”得以在翻譯中保存下來。有些文化之間是沒有直接對應與對等關系的,所以想要盡善盡美地解決“翻譯”問題極具挑戰性。一種文化能否發展,有賴于從他者文化和傳統中獲取新認識與理解的能力。不能完全準確地表達源語的意義,既有歷史的,也有文化的原因。既然所有文本都是在特定文化環境中生成的,那么,譯文則自然不同于原文。譯者的工作之難就不僅在于語言上的翻譯,更是歷史的與文化的翻譯。對他者文化的開放性,使得譯者可以對來自他者文化背景和區域性傳統的作品進行充分翻譯。   代表或體現某個特定語言系統的、富有鮮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信息恰是翻譯需要傳達的內容,也是譯入語讀者想要獲悉了解的主要方面。我們需要轉換的不只是語言符號,更有文化符號,譬如含有濃縮了大量文化信息的隱喻,其可譯性就是嚴重的挑戰。與形式和內容有直接關聯的是隱喻,尤其是文化成分含量高的所謂文化隱喻(culturalmetaphor)。跨文化翻譯時,不可貪圖便利,走只譯意義的快捷方式,應注意在譯入語系統理搜尋對應的隱喻形式,或調動各種修辭手段重構、甚至再創隱喻,盡量保留隱喻所具備的想象空間。翻譯研究應涉及到文化學的研究與借鑒,從而超越僅在語言哲學的層面上討論翻譯差異。文化翻譯是傳遞信息的特殊形式,這種形式不應拘泥于狹義的對應值尋找,更應設法在文化的層面進行溝通、協調,在多變形式的選擇中,挑選、改造有關形式,以獲取最佳值。在某種意義上,信息的傳遞是語境的傳遞,這樣可以使意思有相對的穩定性。只有語言層面上的溝通與文化層面上的溝通相結合,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溝通。   譯者是文化使者,同時相對于原作者又是他者,但似乎難當一個無意識的傳聲筒。一方面,譯者希望有自己的話語空間,不愿做沒有主體功能的他者,另一方面,有時他者又顯得十分令人向往甚至著迷,恨不能由他者取代自我(希望傳播外來文化的渴望)。鑒于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的主要方式脫離不了意識形態的影響,自然而然地,翻譯研究也要將意識形態納入研究范圍。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撥開語言的迷霧,不難看到文化信息后面蘊藏的意識形態意圖。對于文化的話語霸權需要顛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含差異的多元化文化社會,就是對付不平等的有效途徑。   翻譯研究不應局限于翻譯本身,改變視角從文化層面看待翻譯可以更方便地解決很多原本難以解決的問題。本書談及的內容其實遠超過題目所及,孫先生用平實易懂的語言盡可能清晰地說明了翻譯中可能遇到的大多問題。   如寓意模糊性與延伸的翻譯可以通過語境重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文化的互文關系是對文學翻譯的最大挑戰,單單的直譯可能無法完成目的,可以聯合適度的規劃、意義及變通,而站在原文化視角可以協助譯者理解原文,進而翻譯到位。由于譯入語規范也會限制直譯,應盡可能繁榮、進化譯入語及譯入語文化,使得翻譯與譯入語之間相互促進。   翻譯既是不同語言的比賽,更是不同文化的比賽,比賽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而是增進友誼相互促進。別人有別人的身體素質(有的是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有的是由于現實差距形成的),從而形成相應的技戰術。我們雖無法一味模仿,但可以通過媒介———翻譯,對其進行充分的分析、認識和了解,進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全部吸收。#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