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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國文學中，如果能夠肯定文學作品本身的“標準”是外在的標準而不是它本身建構(gòu)的依據(jù)，即讀者在文本成就藝術(shù)格局之后在其閱讀過程中形成的“解構(gòu)”所需要的思想格式，那么，這種格式僅僅能夠說明這一文本是藝術(shù)作品，它具有可讀性，審美感應(yīng)，而且能夠產(chǎn)生解讀的價值。只有在這時“，標準”才進入存在。   不過，譯者作為讀者的一種，則一定要有既定的和預(yù)設(shè)的“翻譯標準”。這是因為，譯者的跨文化“眼光”需要識別作品的可譯性或可移植性，即作品能否譯介給另一種語言文化的讀者。這樣，文學翻譯的標準便是一種雙重標準：從既定角度講，文本要依照原語文化中的閱讀需要傳情達意；而從預(yù)設(shè)角度說，文本還要遵循目的語文化解構(gòu)所需要產(chǎn)生藝術(shù)的再生產(chǎn)作用。不過，這一雙重標準不可能形成“規(guī)范化”——形成既定的模式，引出生搬硬套的重復(fù)性勞動，導(dǎo)致無益無用的仿制，也可以認為，翻譯不會變?yōu)?ldquo;依循標本、樣板捧出來的準則”，［1］或者“標而準之的標尺”“度量”“鑄造”出來的產(chǎn)品。在翻譯過程中，如果譯者有所依循的話，那一定是一種為著某種目的進行的，讓原文意蘊隨機涌動、具有創(chuàng)造力。如果標準“先在”于這一過程的話，那么，在這種動力促使下，它也會在創(chuàng)造之中被拋在一邊，而只有譯者的心性張揚與原作意蘊的趨近或吻合才能引出那種符合目的性的“生產(chǎn)標準”。這意味著，是否存在“標準”，那完全是譯者特殊情況的需要問題，而與創(chuàng)造之外的因素了無關(guān)系。否則，針對同一個原作所做的眾多的“復(fù)譯”、“重譯”以及“新譯本”之中出現(xiàn)的千差萬別怎么才能做合理的解釋呢?實際上，不同的文學體裁會有不同的翻譯標準，不同的文學作品也會有不同的翻譯標準，而同一個文學作品也會有不同的翻譯標準。   如果說前兩種情況導(dǎo)致的不同標志的取舍，是由于作品的“格式”（即作品在譯介中的“復(fù)制”的形式）的要求，那么，第三種情況的出現(xiàn)一定是由于同一個“格式”在譯者的創(chuàng)造沖動之中產(chǎn)生了“變型”，因而“標準”隨機隨時發(fā)生變異并且“因人而異（宜）”：譯者總是以傳情達意為主要目的，而且總是隨著他的認識中的這種可能性的變化而不斷更改、改寫或超越“標準”帶來的局限性，進而把“標準”轉(zhuǎn)變成可能符合目的的“標準”，即隨著目的在傳情達意中的調(diào)整而調(diào)整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發(fā)揮反翻譯的作用。   一、反翻譯的種類   （一）“我思”化為言語表達，“我”與“他”成為實際的談話對象   正如金克木（1988）所說的：“我們每人每天都有對話，也就是總離不開翻譯，總是不斷地把別人的語言譯成自己的語言才能理解并回答。”這屬于外顯性的翻譯，而不足含意化的或蘊涵的翻譯，因而也可歸入“反翻譯”。言語表達在這種情況下暴露了精神的弱點，也就是影響到了“我”的獨立性和整體性——在外國文學翻譯中的“反翻澤”總是以“問答”，給子“他”以“我”的“他性”為指歸的。因此，不足“我”在吸收，而是語言的價值導(dǎo)向——意義交換在發(fā)揮作用，“他”成為中心，而“我”則依附于“他”的語言邏輯和意義設(shè)置，并且把這樣的設(shè)置視為“他”的實在的根本特色。精神的暴露在這里的危害性是，這種暴露消失在語言的邏輯程式和由此而來的意義的明確界限的表達之中。更為嚴重的是，語言和言語表達的意義固定了精神的活動范圍，甚至固化了精神本身。相對于“隱含”，相對于“我”來說，暴露即使能夠托小“我”的形態(tài)，但精神的損害和損失使“反翻澤”奪去了“我”的小心地位，從而使“我”客觀化為“他”，甚至有蛻變?yōu)?ldquo;它”的可能性。   （二）“我思”既無法擺脫對話中“我”與“他”的對立狀態(tài)，又沒有設(shè)定語言向意義轉(zhuǎn)換時的目的性   反翻譯中“我思”只以“世界”為其活動范圍，也就是完全封閉在文化生存的資源提供中，在外國文學翻譯中“。我思”推不出超越當下生存的種種限制的精神，其至把自身混同于或淹沒在“世界”的物質(zhì)性中。“我思”無法把“我”設(shè)定為自身的源泉，而足讓“世界”的資源性和物質(zhì)性代替自身運行的促動力。“我思”沒有返歸于“我”，而是把精神固化甚至融化于“世界”物化了的、非人性的物質(zhì)性之中。精神不是促發(fā)物質(zhì)對于人產(chǎn)生的活力，而是恰好相反，物質(zhì)將精神同化。此類“反翻譯”，其傾向性是要將“精神”泯滅，使生存沉寂于僵化了的既存性之中；或者將“精神”視為物質(zhì)的附庸，進而貶低精神轉(zhuǎn)化物質(zhì)并促使“擬人化”和“人化”的自我提升的作用和功能。   （三）“我思”沉淪于語言的線性組合之中，“思”成為邏各斯之“思”，而不是生活世界或者生存之“思”   反翻譯中，是把“我思”變做語言的囚徒，或者是把“精神”變做語言的奴隸；或者是，邏各斯所突出的理性成為“我思”的審判官，理性歸納出來的原則成為宣判“精神”有罪的法官。也可以說，“精神”的自由——開普勒說“如果人們想要認識真理，就必須具備一個自由的頭腦”——在理性所表現(xiàn)出來的“語言邏各斯”那里被界定、評判為放縱或思想的淫亂。這樣，思想的多重可能性被切割成混亂的代名詞。這樣的可能性，在理性法官的審判下，只能在語言保留下合乎邏輯的可能性。多重不斷被簡化，精神的“獨白”、“自由”有可能被規(guī)定為瘋狂和瘋癲者的囈語、癡夢。“我思”也用不著對自身進行反思，因為一切反思都會逸出理性厘定的范圍。這樣，語言成為有名無實的符號，而理性才是一切的主宰。它對“精神”行施法官的作用，對“我思”監(jiān)察官一般提出訟訴，對“我”則執(zhí)行法官令——監(jiān)禁。“反翻譯”在這里不僅僅剝奪了“精神”的自由，而且最重要的是逼迫“我思”放棄任何可能的動并且強制性地將“我”規(guī)定為理性的臣民或附庸。#p#分頁標題#e#   （四）“我思”僅僅融合于意境，把既得的意義更換為“我思”   反翻譯中，追求意義，以及“我思”與既定的，傳統(tǒng)和其或陳舊僵死的意境的同化。在這里，“我思”被地域化——它由時間性的過程向空間性的地域靜化。意義的被追求，因此成為被追求的意義，而且是固定在意境之中的，甚至是附庸的意義。創(chuàng)新或原創(chuàng)淪落為模仿，仿效、甚至抄襲。這樣，“反翻譯”實質(zhì)上取消了對意境的開拓功能、擴大作用。由于仿制代替了創(chuàng)造，“反翻譯”無法導(dǎo)致意義的新生或新生的意義的出現(xiàn)，因而等于取消了“我思”的原創(chuàng)性。   以上四類“反翻譯”，或者由于暴露精神從而使“我思”成為表面的“現(xiàn)象”，或者命名“我思”成為自身的目的從而蛻變成“迷思”（myth），或者以理性作為一切的主宰、把精神當作需要校正甚至監(jiān)管的、徘徊于正常或正當?shù)缆分獾牧鲝V者，或者取締“我思”的可能性把意義視為語境中的已知之物——它們都同樣以犧牲“我”并以“我思”與其源泉分離和“精神”的迷失為代價。這樣，“反翻譯”的“無我”特征是其根本，以此為根基運行的任何轉(zhuǎn)化、轉(zhuǎn)變、變更都會因為其本身對精神的生命力的剝奪而導(dǎo)致生存境地——世界在“思想”中的固化——對“自我”的封閉。   二“、反翻譯”的功能   “隱翻譯”的存在形態(tài)不僅僅是“隱”，“反翻譯”的功能也不僅僅是“反”。重要的不是形態(tài)的隱顯或者功能方面的抵制與對抗，而是“我”的思想所為，“我思”的運行趨勢以及它們背后的“精神”在“世界”“語境”與“意境”一體化過程——這三者的整體合一或者本質(zhì)同一總表現(xiàn)為思想的連續(xù)件運行過程中的綜合作用和應(yīng)對力。“精神”不會局限于“世界”，“語境”的聯(lián)系，不會局限于它們的一體化的過程，也不會拘泥于三者中任意—項的封閉，而與此相反的“我思”對“精神”的揭示都會造成“反翻澤”——對本應(yīng)透過語言及療語運用產(chǎn)生的意義所拓展的“世界”的認知反叛。“我思”定于一格，從而使“精神”形成對它本身實質(zhì)的反動——“反精神”。“反翻譯消解‘我’對‘世界’的蘊涵成含意化的思想傾向，其根本危害就在于損傷、排斥或者甚至取消‘精神’的自由自在或自然而然，并且在根源處堵塞了‘我’對‘世界’的吸收從而對‘我’產(chǎn)生固化”。［2］   如果說，蘊涵或含意化可以視力翻譯的隱含作用的發(fā)揮，可以視為這種隱含作用的生存及其意義的延展和擴大，那么“隱翻譯”便是對“我”的文化生成的一種積極的建設(shè)或建構(gòu)，而“反翻譯”則是此類建設(shè)或建構(gòu)的反動。   三、反翻譯的“化境”傾向   反翻譯的“化境”傾向總以“他者”為代價以保持“自我”的獨尊地位。“理性主義的那種以自身為中心，也總是這樣：試圖證明自己的言語是正確的，真實的，或者是真理性的，甚至就是真理”。［3］   這樣，“聽眾”只能洗耳恭聽，似乎不需要去追問這樣的言語本身的可疑性。這意味著，理性主義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言說者自己；它只有一個看問題的視角，那就是“自我”將“他者”固定為對象的視角。說者自說，而且總是在自圓其說。一方面，講話的“自我”在它的自言自語的“獨角戲”或者獨白中，講說“他者”，論說別人；另一方面，“他者”也便只能以它的語言／理性為標準；那么，它的語言／理性也便成為“他者”的惟一存在條件——“自我”不講話，“他者”便似乎不復(fù)存在，以及惟一存在標準—“自我”不在講話中論述、言說“他者”“，他者”就不會成為“對象”。   因此，由于“自我”總是在自圓其說，而且總是在這一過程中表現(xiàn)它言語的“真理”性質(zhì)，所以，它的言語便成為意義之源，或者說存在的意義的來源。在這里，“自我”由于具有惟一的賦予意義的能力而成為上帝或創(chuàng)造者、造物主，它的語言也就是“他者”的語言，但這種語言只是理性的尺度；它可以衡量除“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者，因為它們都要被固化為對象，并且被迫保持身為對象化的例子、養(yǎng)分和材料的性質(zhì)直到最終消失。   這樣，在“反翻譯”的物化構(gòu)成中，“他者”不僅不具備人的品格，而且連它作為存在者的那種存在，也要在這樣的物化中化為烏有。與此同時，“自我”卻自以為吸收了充足的養(yǎng)分，因此已經(jīng)變得十分強大，但實質(zhì)上它早被自己的這種固化傾向推向一個極端：它成為“變中的不變者”，惟一的始源，惟有的原動力，而且保護著這樣的歸化一切的姿態(tài)，試圖使自己成為一切的創(chuàng)造者、意義賦予者以及標準的制定者。   綜述所述，可以看出，在“反翻譯”當中，“自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guān)系。在這里，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因為意義在人與人之間的“共在”在這里蕩然無存。也可以認為，單方面的、片面的、惟一的意義被突出出來，成為普遍性的意義，因此便出現(xiàn)了不可避免的問題：“交流”只是以一方的永遠沉默以及另一方的永遠自白及自圓其說為其表現(xiàn)形式。#p#分頁標題#e#   在人成為物或被異化為物的情況下，這樣的“交流”只是物化的代名詞。換言之，在這里，“自我”不是主動異化或自“他者”轉(zhuǎn)化，而是保持“自我”既定的立場、極力轉(zhuǎn)化“他者”，或使“他者”在它的對象化中被物化。這樣，“自我”不僅沒有被“他者”所包容、吸收，恰恰相反，“自我”包容、吸收了“他者”，也就取消了“他者”的邊緣化，“他者”可能有的視野，以及“他者”可能引出的地域的擴大或空間的展開。這樣，精神被封閉在“自我”的既定性之中，而這樣的既定性總是以歷史的單一性或簡化為特征的。因為在這里，只可能存在一種聲音，也就只可能具有一種不斷簡化的歷史，“自我”不僅沒有開拓出它自身應(yīng)有的新的空間、新的領(lǐng)域，而且它甚至沒有新的視角。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新的視野，以及這個視野中的新的、對它產(chǎn)生啟發(fā)、給它帶來新的意義的存在者——真正的人或真正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