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邏輯學的發展及學術思想轉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張凱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

國外已有很多歐洲中世紀大學史和邏輯學史的研究成果，國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成果只是分散于相關著作中。不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既無法說明理性主義思想①在歐洲中世紀大學學問中的核心地位，也無法認清邏輯學在中世紀發展的環境因素和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背景。

一大學產生前夕邏輯學在高級教育中地位的提高

古代晚期基督教會逐步接受了“自由七藝”②(以下簡稱“七藝”)作為教育的基礎內容，邏輯學漸受重視。奧古斯丁有專門的邏輯學著作———《邏輯學原理》流傳。由于馬爾蒂亞努斯(MartianusCapella)、波依修斯(Boethius)、卡西奧德魯斯(Cassiodorus)、伊西多爾(Isidore)等人為挽救文化而做的努力，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一些內容得以流傳到中世紀。但邏輯學在中世紀早期的教育中是不受重視的。當時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官員和教士，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語法和修辭。邏輯學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③更很少見到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從加洛林文藝復興到11、12世紀，一批文化中心的教育活動逐漸超越訓練讀寫的水平，向更高級的學問研究邁進，邏輯學的地位很快凸顯出來。薩萊諾的醫學、博洛尼亞的法學、法國北部的神學和邏輯學、以沙特爾和奧爾良為中心的拉丁文學迅速發展，初具高級學問的雛形。邏輯學使論證合理化、使學科知識系統化的工具性作用顯現出來，因而受到重視。在唯實論和唯名論的辯論中，各方無不訴諸邏輯學的鋒芒。憑借邏輯學，在巴黎聲名鵲起的阿伯拉爾(PeterAbelard)與眾多權威辯論并取勝，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①如果說他將“是否合理”作為檢驗各種觀點的標準，那么邏輯學便是他追求合理的利器。他在《是與否》中將對立的神學觀點和理由列出，以激發讀者的懷疑精神，“雖然在書中他明顯傾向于使矛盾的解決符合權威的觀點，但這些在正統觀點所掩蓋下的結論無法掩蓋他這種方法的自由性。這種方法激發了好奇的心靈，支持了邏輯學的統治地位，這樣結果也就通過張揚對理性的信心而解放了理性，通過強調論證的過程而挑戰了權威，盡管他沒有直接贊頌理性而蔑視權威”。②

《是與否》所采取的是一種稍顯激進的經院方法(scholasticmethod)。經院方法是將對立的觀點列出，經邏輯分析和論證，再將這些觀點加以調和，得出符合權威的結論。這種方法強調理性與權威的結合，在中世紀廣泛用于對各科材料的整理和評注。11、12世紀大學形成的過程也是許多學科由分散的初級學問向系統的高級學問發展的過程。博洛尼亞的法學家詳盡注釋了“查士丁尼法典”，總結出從最普遍到最具體的一系列理論，找出矛盾并進行調和。這種方法應用于法律研究，民法學才得以形成系統。同時，教會法學誕生的標志———《格雷蒂安教令集》，更鮮明地采取了經院方法，將繁雜而矛盾的教令匯編起來，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③神學的系統化有賴于阿伯拉爾的學生彼得•隆巴德的著作《四箴言書》。他吸收老師的方法，列出教會權威們對立的神學觀點，進行分析。與其師不同的是，他將這些觀點悉數調和，以符合正統。薩萊諾的醫學家對醫學文獻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理。④以邏輯學為核心的經院方法的流行，刺激了“七藝”中邏輯學地位的提高，導致了語法地位的降低，以奧爾良為代表的語法學術中心衰弱了，而以巴黎為代表的邏輯學中心地位日盛。⑤同時邏輯學與語法學開始相互滲透，一方面使傳統的文學韻味濃厚的語法學變為純理論的語法學，另一方面促進了中世紀邏輯學對語言的重視，導致詞項邏輯等一系列新成果的出現。哈斯金斯對邏輯學的興盛扼殺了正在復興的拉丁古典文學之事深感惋惜，⑥但從整個學術發展看，對邏輯學的尊崇是重大的進步。當然，對邏輯學單純的迷戀，也帶來一些問題。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ofSalisbury)曾游學歐洲，先在巴黎學習邏輯學等學問，后又在歐洲其他地方學習，重返巴黎后，看到往日的同學仍終日在邏輯學上冥思苦想，感到吃驚又好笑。他并不反對學習邏輯學，但作為工具的邏輯學只是學習其他學科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⑦這一弊端在大學時代得到了克服。

二邏輯學在大學教育中的基礎性地位與演繹推理的盛行

約1200年大學產生后，邏輯學地位進一步提高，并在大學教育中被確立為基礎學科。這主要表現為:邏輯學成為大學基礎學科中最重要的課程，并向各高級學院⑧全面滲透。

大學的基礎學科是在藝學院(FacultyofLiberalArts)教授的，其內容為更加深化和豐富的“七藝”和“三哲學”，即自然哲學、倫理學和形而上學，而藝學院的課程又以邏輯學為基礎。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藝學院的學生需要約4年時間獲得“學士學位”，所學課程中邏輯學占了絕大部分，而且還頻繁地練習邏輯辯論，學生能否通過邏輯辯論是獲得學位的關鍵之一。在攻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階段，①學生除了繼續學習三哲學外，便是持續不斷的邏輯辯論訓練，并開設邏輯學講座(作為低年級學生的選修課)。②邏輯學是巴黎大學的招牌學科之一，其藝學院對邏輯學的重視自不待言，即使在以自然科學和數學聞名的牛津大學藝學院，1268年規定的藝學學士必修課中，邏輯學的著作也占了絕大部分。③中世紀大學在早期發展中課程和學習時間的安排尚不易考察，但從中世紀晚期更成熟的大學課程安排中可發現其特點。在1420年埃爾福特大學(ErfurtUniversity)的一個藝學院教師的文集里，保存了藝學院的課程表，學士學位攻讀者所必修的22門課程中，有17門是關于邏輯學的，另外5門分別是關于語法、修辭、自然哲學和天文學的:從1412年埃爾福特大學規章中所規定的藝學院各課程所需時間上看，邏輯學類課程占到總學習時間的一半以上。⑤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萊比錫大學1499年到1522年的規章中。⑥邏輯學在大學中獲得了重要地位，同時其工具性作用得到充分體現，避免了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在12世紀所揭示的弊端。原因何在呢?這得從大學各科教師使用的講義———評注(commentar-y)———的發展談起。這種評注是對相關學科權威著作的評析。13世紀早期的評注仍是對文本進行劃分并解釋疑難，稱為“誦讀式評注”(lectio-commentary)，這種評注似有照本宣科之嫌。13世紀后期發展出兩種新型評注:一種是“語句分析式評注”(sententia-commentary)，它在“誦讀式評注”的基礎上，對文本的分析更加細微，同時增加了需要討論以澄清的問題;另一種是“問題式評注”(question-commentary)。它丟棄了注釋，只是辯論與文本相關(甚至超出文本)的問題并加以解決。#p#分頁標題#e#

至14世紀，這兩種新型評注成為主流。⑦各大學共同的評注類型決定了共同的授課方式和共同的辯論訓練。無論細微的分析，還是問題的辯論，都離不開邏輯學的輔助。①邏輯學在大學中的基礎性地位，表明了學者對演繹推理的重視。在14世紀歸納推理興起之前，演繹推理是唯一成熟的推理方式，而邏輯學便成為最流行的演繹推理工具。這直接塑造了中世紀學者的思維:各種前提就是權威的理論，各種觀點是否符合邏輯地導出，是判斷其是否符合科學方法的標準，而一門學科是否成為令人尊崇的“科學”，就在于其整個理論系統是否為嚴格的演繹推理的產物。②演繹推理盛行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高級學院更偏向于招收有藝學院學習經歷、精通邏輯學的學生。這種情況在北方大學③更明顯。在巴黎、牛津和劍橋，對非僧侶學生來說，藝學院的學習經歷乃是進入高級學院的必要條件。④牛津大學獲得“藝學碩士學位”的人，若繼續攻讀高級學院的“碩士學位”，其學習年限甚至可以比其他學生縮短約一半以上。“藝學碩士”在醫學院只需學習4年，而其他人則要學習8年;在民法學院只需學習4年，而其他人要學習6年;在神學院只需學習4-5年，而其他人要學習14-15年。⑤在南方大學，藝學院受到的重視雖然不如北方，但要想成為高級學院的學生，也要具備藝學的基本知識，尤其是邏輯學。1240年蒙彼利埃大學的規章中規定，醫學院的學生應當精通藝學。1309年的規章中還規定，精通藝學的學生可以比其他學生縮短學習期限。⑥在博洛尼亞大學，精通邏輯學的學生可更順利地進入法學院學習。⑦

三大學邏輯學的發展與歸納推理的興起

從12世紀到13世紀中期是邏輯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可稱之為“繼承與消化時期”。期間大學從萌芽走向成熟，大學里的邏輯學逐步吸收了前人的學術遺產，同時出現了開創性的發展。

12世紀中期前，高水平的邏輯學書籍較少，主要是波依修斯譯成拉丁文的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的部分篇章，包括《范疇篇》、《解釋篇》，還有譯自波菲利的著作《導論》，波依修斯對《范疇篇》、《導論》和西塞羅《論題篇》的評注，另外還有他本人撰寫的關于劃分、范疇和假言三段論的論述。這些邏輯學著作構成了后來被稱為“舊邏輯”的內容。12世紀中期以后，亞里士多德的絕大部分著作被譯成了拉丁文，《工具論》中的其他篇章，包括《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論題篇》和《辯謬篇》，也在學術界流傳起來，這些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連同學者們的評注就構成了“新邏輯”的內容。“舊邏輯”和“新邏輯”又被合稱為“古代邏輯”(logicaantiquorum)，即古希臘羅馬人的邏輯學。雖然“古代邏輯”以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為主要內容，但同時也通過各種評注融合了非亞里士多德的因素，包括斯多亞派、新柏拉圖主義以及阿拉伯學者的因素。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大學里的學者對這些“邏輯遺產”進行了精細地評注，消化吸收，并加以發展。被稱為中世紀第一個重要邏輯學家的阿伯拉爾雖然有生之年只接觸到“舊邏輯”的部分，但他憑借勤奮和超時代的天賦，為大學邏輯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他關于詞項屬性、形式有效的推論與其他推論的區別、助范疇詞等問題的討論，都成為以后邏輯學發展的先導。⑧如果說阿伯拉爾有些超前，那么至13世紀中期，邏輯學便順理成章地朝著不同于“古代邏輯”的新方向發展了。

這一時期的學者已完全消化吸收了“古代邏輯”，從大阿爾伯特(AlberttheGreat，約1193-1280年)的學術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將大阿爾伯特關于邏輯學的論著看作是13世紀中期大學學者們所能得到的所有來自古人的邏輯學遺產匯總”。①他不僅涉及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各個主題，還吸收了前人———包括波菲利、波依修斯、熱爾貝(Gerbert)、格羅斯泰斯特、阿拉伯學者等———一系列的成果。②在這樣成熟的學術基礎上，“邏輯學大全式”(Summulelogicales)的著作開始出現，這些著作逐漸打破了以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為主的體系，新的體系包涵了更多中世紀學者創新的因素。另一方面，一批大學的邏輯學家開始側重于邏輯學新領域的研究。他們將那些不同于古代邏輯的新發展稱為“現代邏輯”(LogicaModerna)，其內容包括古人不曾探討過的或只有初步涉及的邏輯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大部分，即助范疇詞理論、指論、命題邏輯推理理論。③巴黎大學舍伍德的威廉(WilliamofSherwood，約1190-1249年)著有《邏輯學導論》，其中就有專門的章節論述指論。另外他還有單行本的著作《助范疇詞》。同時代的一位學者———西班牙的彼得(Pe-terofSpain)———的《邏輯學大全》中除了論述“古代邏輯”外，有約一半的章節涉及了“現代邏輯”的內容。該書是中世紀大學里最流行的邏輯學教材，至17世紀已出了166版。④第一階段的積累與轉折預示著以后大學邏輯學將迎來更繁榮的時期，即第二個階段———高峰時期。從13世紀中期以后，大學邏輯學的發展漸漸進入輝煌時期，并在14世紀達到了頂峰。杰出的邏輯學家大量涌現，“現代邏輯”獲得長足發展，邏輯學開始對哲學、自然科學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14世紀涌現的著名邏輯學家有威廉•奧卡姆(WilliamOckham，約1288-1348年，曾活躍于牛津大學)、約翰•布里丹(JohnBuridan，約1295-1358年，曾任教于巴黎大學)、沃爾特•布雷格(WalterBurleigh，約1275-1344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薩克森的阿爾伯特(AlbertofSaxony，約1320-1390年，曾任教于巴黎大學和維也納大學)。他們的邏輯學著作展示出該學科發展的新趨勢:一是以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為主的體系日益被“現代邏輯”體系所代替，二是邏輯學日益形式化。在奧卡姆的《邏輯學大全》中，他一方面對“現代邏輯”各部分的安排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對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以三段論為核心的特點把握得更清楚，從而不再將一些繁瑣的論述歸于亞里士多德。此書內容的編排仍舊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那種“自然”的順序，即對“古代邏輯”論述在先，對“現代邏輯”論述在后。約翰•布里丹的《邏輯學大全》繼承了奧卡姆的特點，但也存在如他一樣的缺點。⑤#p#分頁標題#e#

這些缺點在沃爾特•布雷格的《論邏輯學的純粹性》(Depuritateartislogicae)和薩克森的阿爾伯特的《非常有用的邏輯學》(PerutilisLogica)中得到了克服。這兩本書不再把以三段論為核心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看作是獨立的，而是將之作為命題推理的一小部分，并把命題推理放到了邏輯學最核心的地位。這標志著中世紀邏輯學真正獲得了獨立的系統。同時邏輯學純形式化的特點得到了充分的強調，使中世紀邏輯學發展成一種高度形式化的邏輯學。⑥這些發展為近代數理邏輯的出現奠定了基礎。⑦這些輝煌的邏輯學成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連鎖反應，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是奧卡姆。他將邏輯學中的指論運用到哲學上，對共相和殊相進行分析，強有力地支持了唯名論的觀點，并發展出俗稱為“奧卡姆剃刀”的方法論，即“如無必要，勿增其實”。這種方法蘊涵于奧卡姆及其追隨者的哲學、神學等理論中，被稱為“現代方法”(viamoderna)。與之相區別的是“古代方法”(viaan-tiqua)，即蘊含在托馬斯•阿奎那、大阿爾伯特、鄧•斯各脫(DunsScotus)等為代表的唯實論者各種理論中的分析方法。

“現代方法”認為，構成論證基礎的原則來自經驗歸納，凡是超過經驗的知識都是屬于信仰的問題，是不可證明的，經驗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只是或然性的。①“現代方法”更重視經驗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這在政治上是對教皇權威的挑戰，在學術上是對經院方法脫離現實的糾正，成為近代實驗精神的先導。正如丹皮爾所言，“由于唯名論的復活，人們就對直接感官知覺的對象重視起來，這種精神打破了人們對抽象觀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就促進了直接的觀察與試驗，促進了歸納研究。”②雖然奧卡姆及其理論受到了教會當局的極力壓制，但唯名論者經過長期的斗爭，漸漸在大學課堂立穩了腳跟。在15世紀的德意志眾大學中，兩種方法一度勢不兩立，有的大學只教“古代方法”，有的只教“現代方法”。但在該世紀中后期，海德堡大學開始兼收并蓄，起初是命令禁止不同方法的推崇者誹謗對方，后來是允許學生自由學習兩種方法，最后便規定兩種方法都是藝學院學生的必修內容。③結果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并重的理想思維方式在中世紀末的大學中開始流行。顯然，這推動了歐洲近代科學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