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公正性問題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衣永紅 單位：遼寧中醫藥大學

公正性問題無疑是現代倫理學的一個核心性問題。隨著上世紀中后期可持續發展問題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并成為關注的焦點性問題，人們逐漸意識到，公正問題是具有歷史性的，代際公正問題是公正性問題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維。然而理論界卻一直缺少對這一問題的可靠理論支撐。正義倫理學是在整個倫理學史中有著里程碑意義的倫理學流派，它的提出恰恰處在可持續發展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也就不可避免地關注了代際公正問題。

一、代際公正———新視野中的理論難題

不可否認，代際公正問題只是到了現代社會才引起人們的關注，從而進入人們探討的論域。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一者，在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落后，人們維持自己的生計尚且困難，根本無暇顧及后代人的發展問題;再者，像我們中國古代那樣的社會由于等級制度森嚴，代內公平尚無從談起，更罔論代際公平問題;第三，彼時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對資源的消耗和需求并非如今天這般強烈，資源短缺的矛盾并未凸顯出來，所以人們也不會關注到代際公平問題。因此完全可以說這是一個新時代、新視野中的新理論問題。同時，說這個問題是理論難題也并不為過。代際關系分為“共時性代際關系”和“歷時性代際關系”。［1］前者指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幾代人之間的關系，這樣的幾代人尚可直接交流和對話，后者指生活在不同時代的當代人和前代人以及未來人之間的關系。如果從現實人類延續的角度講，我們高聲呼吁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是可以得到廣泛認同的，但是如果從理論的角度講，當代人和后代人，尤其在歷時性代際關系中是不能平等對話的，從占有資源的時間性角度講無疑未來人對當代人來說是處于弱勢的。那么憑什么我要關照未來人的利益便是一個不得不回答而其實又并不像看上去那樣好回答的問題，因為關照未來人勢必會影響現代人的生活質量。因此，羅爾斯這樣評價:“不用說，這個問題是困難的。它使各種倫理學理論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嚴厲的考驗。”［2］224而這個問題又是不可回避的，不回答它，我們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所謂的人類延續就只能停留在喊口號的層次上。羅爾斯的《正義論》旨在建立一種以“公平的正義”為核心理念的正義倫理學體系，從而批判和超越功利主義倫理學，并使以康德、洛克、盧梭為代表的傳統契約論更加普遍化和具有更高的抽象層次。然而要建立一個新的正義倫理學的完整體系，就不得不考慮到代際公正問題。當然，從體系建構的需要考慮，代際公正問題并不是正義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但是他所提出的“正義儲存原則”無疑對解決代際公正問題是具有理論啟發性和現實可操作性意義的。

二、正義倫理學的理論背景和理論旨趣

如前所述，羅爾斯的正義倫理學是奠基在傳統契約論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新的契約論。傳統的契約論可以說是自霍布斯而始的，霍布斯是將契約論系統化的第一人，也是“自由主義”這一政治概念的奠基人。在他看來，在自然條件下，人是天然地具有自由和平等權利的，然而這種狀態下，由于人性的自私，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一種狼與狼的關系，人們處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為避免這種情況，人們必須訂立契約，將權利交給主權者，這樣，所謂的“利維坦”就誕生了，這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的合理選擇。而在洛克看來，以自由、平等、和諧為特征的自然狀態由于缺乏法治而并不完美，人們為了保護生命、自由、財產需要達成契約，放棄部分而非霍布斯所說的全部權利，交給人們指定的專門人員而非利維坦。盧梭則認為，自然狀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交往的孤立狀態，在此狀態下，人人生而平等，然而這種狀態并不完美，必須過度到社會狀態，而這時社會環境中的不公平現象則使人們感到憤怒，因而人們通過訂立契約將所有人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共同體———國家，從而每個人的力量都得到保護。可以說與霍布斯和洛克相比，盧梭的思想具有強烈的平等主義色彩。在以上三者的基礎上，康德認為，自然狀態下人的自由是一種野蠻的自由，必須從這種自然狀態過度到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公民社會，這種社會契約來自于純粹理性和絕對命令，國家是一個先驗的、理性的、精神的“目的國”，它的作用是使每個人的自由、權利、獨立免受侵害。傳統的契約論依賴于自然法的觀念，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理論，它主要解決了自由而沒有解決平等問題。而羅爾斯的契約論從一開始就是以解決平等問題為目的的，他關注得更多的是現實而不是形而上學問題。當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人們開始對形而上學失望，羅爾斯的新契約論就因為其務實性而顯得格外有魅力。傳統的契約論后來受到了休謨、邊沁等功利主義思想家的攻擊，此后的150年，是功利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功利主義倡導一種“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這種蘊含著整體主義的原則必然導致取大舍小，使整體利益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那么就不可避免地犧牲多數較不利者的權益，導致以社會最大利益來壓制或損害個人權益的非普遍性后果，而這種后果顯然是不公正的。因此，羅爾斯要建立公正的倫理學就首先要以功利主義為論敵，這構成了他的理論背景和旨趣。

三、從正義倫理學的邏輯前提看代際公正問題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訴求社會公正時有一個很明確的邏輯前提，那就是他所謂的“原初狀態”。羅爾斯設立原初狀態(originalposition)是為了取代傳統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狀態”(thestateofnature)。“這種原初狀態當然不可以被看做一種現實的歷史狀態，更非文明之初的那種真實的原始狀況，它應被理解為一種用來表達某種確定的正義觀的純粹假設狀態”。［2］10可見這種原初狀態是正義倫理學的一個邏輯起點而非現實起點。怎樣界定這種原初狀態的基本特征呢?羅爾斯又設定了一個“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無論是階級地位還是社會出身，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資質、能力、智力、體力等方面的運氣。我們甚至假定各方并不知道他們的善的觀念或他們的特殊的心理傾向。”［2］10設置這種“無知之幕”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人們在選擇時受各種自身的特殊性和環境的偶然性的影響，在這種原初狀態下才能保證達成的契約是公平的。在原初狀態中，各方被設想為有理性的和相互冷淡(mutuallydisinterested)的，這能保證每個人對他人的利益不感興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規則會被廣泛接受。繼而羅爾斯闡述了在原初狀態下各方都能接受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平等自由原則)。第二原則———社會的經濟的不平等應當這樣安排，使他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這兩個原則正是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的依據。［2］237，同樣，關于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設定也適用于解決代際公平問題:“他們不知道他們屬于哪一代人，或者不知道屬于某個世代的結果會是什么樣的，不知道他們的社會處在文明的哪個階段。他們無法弄清楚自己這一代是貧窮的還是相對富裕的，大體是農業社會還是大體工業化了等等。在這些方面，無知之幕是徹底的。”［2］227在這種狀況下，每代人要為后代人儲存財富，但又不能因過多地儲存而損害當代人的利益。可見，在解決社會制度公正的時候，羅爾斯依托原初狀態引申出兩個正義原則，在解決代際公正的時候他依然要在原初狀態中設計他的“正義儲存原則”。原初狀態的假設在他的整個理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p#分頁標題#e#

四、從正義倫理學的價值基點看代際公正問題

正當(theright)與善(good)是兩個基本的道德價值概念，怎樣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決定了一種倫理學的性質。在倫理學史上，目的論(Teleology)或價值論(Axiology)認為善優先于正當，他們以人的行為的價值效果為最終的道德評價標準，功利主義是其典型代表。道義論(Deontology)則恰好相反，他們認為道德規范的標準應當是一種合理層次上的行為約束，因此一種正當的規范行為才是有可能普遍化的道德行為，所以正當應優先于善，代表人物是康德。［3］羅爾斯無疑是更傾向于后者，他一直認為善與正當具有一致性，“我一直假定，在一個良序的社會里，公民們關于他們自身善的觀念與公認的正當原則是一致的，并且各種善在其中占有恰當的地位。”［2］311然而羅爾斯對這兩個道德價值概念的態度是不同的，他認為善是為正當服務的。對此，羅爾斯區分了“善的弱理論”和“善的強理論”。那種為確定各方在原處狀態中的動機，以保證論證正義原則的基本善的前提的被稱為“善的弱理論”，在這種善的弱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綜合性善理論即為“善的強理論”，它指人理性地選擇正義的內在道德價值基礎。“善概念一直在一種相當弱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在公平的正義這里，正當概念優于善的概念。”［2］311應該說，以“善”為核心的目的論或價值論是一種個人主義或相對主義的理論，因為“善”更傾向于對個人的道德要求，而且是較高的道德要求，當以這種個人主義為依托去訴求一種普遍化的幸福要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必然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空中樓閣。羅爾斯意圖建立的以“公平的正義”為核心價值的倫理學應該是一種尋求合理社會制度的社會倫理學，而迥別于以“善”為宗旨的個體倫理學。他選擇較“善”而言要求更低，更“合宜”的“正當”作為理論奠基，無疑這個理論基礎是更容易為所有人認同接受和執行的。另外，這種“正當”與“善”的爭論延伸到今天的經濟社會，演變成了關于“效率”與“公平”何者更為優先的現實制度設計方案之爭，那么無疑，功利主義者認為應該是效率優先的，也正是由于這種觀念長期占統治地位，造成了今天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面具下出現了很多不平等的影響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深刻裂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才要建立起他的正義倫理學，重置“公平”與“正當”于倫理學的核心地位。在訴求代際公正的時候，羅爾斯仍然是以“正當”為前提的，“在這種情況下，倫理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即不計時間地同意一種在一個社會的全部歷史過程中公正地對待所有世代的方式。”［2］329因此，正義的儲存原則并不要求當代人為后代人做出多大的犧牲，而是要求他們在合理享用前代人儲存的成果并不影響自己生活質量的同時，合理地為后代人儲存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財富)。

五、正義倫理學追求代際公正的具體方案———正義儲蓄原則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知道，羅爾斯將追求代際公正的道路訴諸于正義的儲存原則。而這一原則在操作上遇到的最大現實問題就是應該設置多高的儲存率。如果按照功利主義的觀點，可能導致一種過度的積累，這樣勢必影響當代人的生活，“較窮的世代為了以后要富得多的后代的更大利益做出沉重的犧牲。”［2］226、311從而不符合“公平的正義”的原則的要求。正義的儲存原則實際上有這樣一個宗旨:“如果這一原則被遵守的話，就可能產生這樣一種情況:即每一代都從前面的世代獲得好處，而又為后面的世代盡其公平的一份職責。”［2］226－227這樣，不同的階段會根據自己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儲存比率，貧窮的社會可以降低儲存比率，較富裕的社會可以相應地提高儲存比率。據此，羅爾斯把一個社會分成兩個階段:需要凈儲存的積累階段和無需凈儲存的維持階段，在前一階段，人們留給后代的要比他們從前一代那里繼承的多，在后一階段，只要留下與其從前輩那里繼承的大致相等的財富就可以了。劃分這兩個階段的根據是什么呢?羅爾斯又把正義的儲存原則和兩個正義的原則聯系起來———“正義的儲存原則是從每一世代里處境最為不利的人們的立場來加以規定的。”“第一個正義原則和公平機會的原則在各個世代中優先于差別原則，而儲存原則則在各個世代之間限定了差別原則的范圍。”實際上，羅爾斯的正義儲存原則也是面臨重重困難的。首先，無論當代人以何種比率為后代人進行儲存，他們可以為后代人積累大量的物質資本和知識、文化、技術、工藝，但是自然資源總是有限的，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方面和當代人相比必然處于弱勢，難以達到真正的公正，所以如果不考慮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代際公正的。另外，前面我們談到，正義的儲存原則也是以無知之幕和原初狀態為前提的，原初狀態的特征是人們相互冷淡而非同情，那么如讓然不關系他人利益的人們去關心后代，為他們積累財富，如何在無法平等對話的兩代人之間建立平等的契約，羅爾斯似乎也看到了這個難題，于是他把這種代際關系的范圍縮小到相鄰世代之間。也就是當代人要把自己設想為父親，這樣問題就變成了，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向自己的父親和祖父要求些什么以及他們該為他們的子孫留存多少，這樣問題就變得具體化了，設定儲存比率也變得可操作了。總之，對于代際公正這樣具有特殊意義的問題，羅爾斯雖然沒有著墨太多，當然也沒有辦法在他的理論框架內徹底解決，但他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讓我們在實踐探索中有了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