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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亞當斯   20世紀60年代前有關分類的大部分論文都是由繁忙的田野工作者撰寫的，他們在日常基礎上創造和使用分類法。但是，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革命將一批新理論家推到了風口浪尖，他們相對來說對考古學理論問題要比實踐問題更感興趣當時對分類提出的問題是，它們是否符合科學標準？就這些興趣而言，它們與實用無關，“類型學大辯論”從實踐者手里傳到了理論家的手里，大體就如今天所見。接下來我們見到的是許多綱領性陳述，它們幾乎無法轉化為田野實踐。   理論革命起步不久，就被電腦技術的方法論革命所超越。這很快使考古學分類變得時髦起來，并延續至今。暫不考慮特定目的或特定問題，考古學家不加選擇地從自然科學如數字分類學和因子分析中借鑒和應用演算方法，經歷了十年令人沮喪且毫無回報的實驗之后，許多人坦承，用管道工那里借來的工具做木匠活并不理想。然而，考古學家一直緩慢地構建適于他們自己目的的演算方法。   甚至今天，有些人仍對“自動分類”的烏托邦念頭執迷不悟。   我們有不善言表的成功田野工作者曾經試圖為他們的研究尋找描述的話語，今天我們經驗豐富的理論家則設法如何餞行他們的說法：也即為他們電腦設計的分類能夠切實致用。結果，克拉克洪在1939年的告誡今天看來要比在50年前更加貼切：“類型學越來越多，卻并未明確注意到這個概念究竟意味著什么”。   前面的回顧極其約略，但簡單的歷史梗概還是必須的。當然，在每個階段，總有激烈的討論和異議，總會出現與時代主流相左的聲音。不過我相信，我較公正地描述了北美“類型學大辯論”的主流。我的觀點大體上比較接近鄧內爾最近較全面回顧中發表的觀點。   努比亞的經驗   在此和其他地方，我自己對“類型學大辯論”的貢獻，在概念上屬于它較早而非晚近的階段。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未受過正規理論訓練的田野考古學家，試圖找到方法來表達我的想法。我一直干得不錯。就如埃里克•沃爾夫所言，“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理論家。我的主要興趣是想解釋我所見的事情，我會把我的靈魂出賣給魔鬼，只要我認為它有幫助”。   我早年在北美西南部的田野工作中，我擁有許多早已確立的分類和類型學優勢：特別是最初由艾爾弗雷德•基德建立的阿納薩齊文化分類，以及科爾頓的各種陶器類型學。就像其他田野考古學家，雖然我很快意識到這些方法的不足，但是我也發現它們還是足以滿足我的要求。但是，當1959年我被要求組織蘇丹努比亞地區將被阿斯旺水壩淹沒區的搶救考古學項目時，我發現自己在格里芬、科爾頓和其他美國類型學先驅半個世紀前的原地踏步。   我花了幾個月來組織調查和發掘計劃，毫不夸張地說，這片區域含有年代上從舊石器時代到中世紀晚期的幾千處遺址，而入手方法只是年僅五十的墓葬類型學。對于我來說，不僅必須設計出在如此廣闊而多樣區域內進行采樣的策略，而且要構建一種分類系統，以便將成果呈現給公眾。為了完成這些工作，我構建、完善、有時放棄了好幾種陶器類型學、一種房屋類型的分類法、一種教堂類型的分類法、一種努比亞文化階段的分類法。大部分這些方法形成比較倉促，有時上手時仍很笨拙，但通過不斷完善，它們今天已在尼羅河流域被普遍采納。不過，我的各種類型學仍在不斷完善，只要有新材料出土，就將持續完善下去。   雖然，它們起初是在搶救工作中極為倉促開發的，但是我認為，我的各種努比亞類型學的“自然史”與目前使用的各種其他分類方法并沒有實質性區別。正是有了這個經驗背景，我才能在此和在一本專著中討論和批評考古學分類的理論與實踐。但是，盡管在書中我主要關注對實踐的介紹，但是本文我主要關注對理論的批評。我的目的不是想對“類型學大辯論”過程中討論的許多理論問題得出一個最終結論，因為我認為大部分問題至少單憑討論是無法解決的。幾乎每種分類在某些條件下說是成立的，而在有些條件下就不行：幾乎所有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可行，而在某些情況下就行不通。我只是想看到“類型學大辯論”回到它原來的位置：對于田野考古學家的工作來說，不僅要開發分類法，而且要年復一年和天復一天地應用它們。   問題的綜述   那么，理論文章錯在哪里呢？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是理論性的，因此并未切中田野考古學家的難處。這些主要是信息和判斷的問題，它們是無法在理論層次上解決的。但是，理論本身有許多公認的缺點。首先我將約略介紹它們，然后逐一做較全面的思考。   第一，缺乏一套概念化的語匯。用“分類”一個詞來指稱幾種不同的概念，如分類（classification）、類型學（typologies）和分類學（taxonomies）。同一個詞被用來指稱兩種很不同的過程，即分類（classify-ing）和指定類型（typing）。   第二，這些文獻都沒有認識到類型概念極其復雜。它們并非簡單的鴿子籠，它們也非籠里的鴿子，也非貼在籠子上的標簽，也非鴿棚里鴿子籠的位置。它們是所有這些及其他東西的總和。   第三，不曾探究過類型與類型學的相互關系。類型學并非各種類型的總和與混搭，它是一種類型系統，這些類型部分是根據與其他類型在系統中的關系來定義。而且，總的來說該系統的結構特征對于該系統內的這些構成類型，是被施予的和做了適當調整的。   第四，不曾系統分析過變量和特征與類型之間的關系。變量有好幾種———內在的、背景的和推斷的———它們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類型的定義。   第五，統計學和電腦對開發類型學，或至少是實用類型學的潛能被過分夸大了。統計學上重要的變量群對于確定一個類型是需要的，但并非一個充分的條件，統計學的意義也是一個程度而非絕對的問題。#p#分頁標題#e#   第六，對于目的問題存在普遍的漠視。盡管許多考古學家原則上承認類型學是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必須從這些目的來加以評判，但是不曾系統探究過考古類型學如何為不同目的服務，或者這樣做會如何影響到變量和特征的挑選和取舍。   第七，就搶救考古學家的立場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完全漠視實用性。這不只是分類程序是否完全可行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它們是否承擔得起，以及是否能證明金錢和時間物有所值的問題。   專業術語的問題就如我上面提及“，分類”一詞有許多含義。我將對分類、類型學和分類學加以區別來厘清這些專術語之間、以及在分類（classifying）、指定類型（typ-ing）和歸類（sorting）過程之間的混淆，它們有時都被叫做“分類”。開始，我只關注基本的、缺乏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它們是分割的系統，其中所有單位（種類和類型）是被作為相同的抽象級別來處理。等級是次要的，在大部分考古分類中并非一個基本特點：這是類型建立之后的做法。   分類是概念系統最普通和廣義的術語。在我的用法中，分類是門當戶對的一批范疇，它們彼此以一種“平衡對應”的狀態存在。分類是一種形式和限定語言（更確切的說是一種語素），它有別于自然語言在于它是一種有界系統（這就是說，每一分類是對某種東西而非對其它東西的分類），它的單位（種類）在概念上相等，沒有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同義，或全部歸入其他單位之下。   類型學則是特殊的分類：其目的是挑選各種東西歸入彼此不容的范疇之中。根據這種用法，大部分通俗分類甚至科學分類都不是類型學：它們用于交流目的，而非挑選不同東西歸入各個范疇。甚至在科學交流中，“紅色”與“橙紅色”范疇的重疊常常也無關緊要，即這些術語可能或不會在同一抽象層次上使用，因為我們很少因這些實體呈紅色或橙紅色而被要求對它們進行區分。   與其他分類不同，類型學常被用來作為統計學總結和比較的第一步，正因如此，它們擁有其他分類所沒有的特征。首先，它們必須有較嚴格的界定，于是明確哪些東西可以或不可以歸入該系統之中。   其次，它們必須囊括所有東西，每件東西只能歸入一個范疇。通常，這還要包括一個多余范疇，或“不屬于上述范疇”的范疇。第三，這些范疇必須彼此互不相容，所以可以將每件東西歸入一個范疇。   類型學還有其他與統計學要求明顯無關的系統論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單位的等效性（認為每種類型與其他諸類型一樣重要），單位的等距性（不必考慮類型之間的異同）和單位的獨立性（認為任何類型的存在與缺失并不取決于其他類型的存在與缺失）。這些假定常常與我們的常識相左，因為我們實際上知道，某些類型要比其他類型來得重要，比如類型A要比類型C更像類型B，以及除非存在類型A，否則類型B就不大會出現。但是，等效性、等距性和獨立性的假設是所有分節系統的特點。我們說，一種類型學是物體的一種分節系統，對于考古學家而言一般是指器物。   請注意，根據我的用法，幾乎所有器物分類都是類型學，而大部分“文化”和時期的分類卻不是。   多瑙河III期或希臘青銅文化早期并非嚴格的分類范疇。至于某遺址或遺址的某組構（component跨度很長遺址中的某時段居住層———譯注）可以稱為一種類型。這種做法很常見，對于描述目的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說，一個遺址的棲居從多瑙河II期一直延續到多瑙河IV期，或某特定組構介于希臘青銅文化早中期之間，或某遺址看上去基本為阿納薩齊文化，但帶有強烈的莫哥倫文化色彩。文化分類和器物類型學的這一重要區別被許多學者所忽視，他們將兩者作為相同概念來對待。本文特別關注器物類型學，討論的問題與文化分類十分不同。   分類學是指具有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也就是說該系統中的基本單位要么聚合成較大或包容更多的單位，或者（比較少見）分成較小的單位。   這種操作在生物學分類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于被認為是基本的特征，確實生物學家常常可互換地使用“分類”（classification）和“分類學”（taxonomy）這兩個術語。但是，在考古學中絕大部分器物分類并沒有等級的維度。而且，如果存在等級，幾乎總是一種次級特征，即在類型確定之后，對這些類型再做區分。一般來說，考古學分類法只是一種“種類的分類”（classificationofclasses）。通常，這是在類型之間指示關系的一種做法，由于類型等距的原則，在一種基本或單一層次的類型學上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   排列（seriation）作為一種操縱類型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排列過程常常與分類相伴，而許多器物類型就是專門為排列目的而構建的。不過，排列本身不是一種分類過程。它是對先前創建類型的一種線性排序，然而不同于分類學，它并不創建新的分組或種類。分類學和排列是兩種重要的類型排序法，前者是一種分類過程，后者則不是。   現在談分類過程，我們又見術語的混淆。“分類”一詞通常指兩種不同的活動：創建范疇（我稱之為分類）（classifying），將東西歸入范疇（我稱之為指定類型和歸類）（typingandsorting）。將一件東西放入一個類型范疇是指定類型（typing），將一批東西有序放入不同類型范疇是歸類（sorting）。   在考古學文獻中，對這些十分不同的操作幾乎不加區分。結果，這就無法認識到分類和歸類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好比又制定游戲規則，又在玩游戲。不管紙上制定的規則如何精確，但是到田野里它們的解釋總是問題多多。   由于文化現象明顯具有一種過渡狀態，因此絕大部分器物類型是根據標準或主要趨勢而非絕對界線來定義的。這意味著，在歸類過程中，總是需要武斷決定那些困難的界線。大部分田野考古學家必須在歸類中憑借經驗方法，致其無法嚴格與類型標準相合。但重要的不是與某些抽象定義保持一致，而是要在同一人和不同人之間的操作中保持一致。#p#分頁標題#e#   類型概念的復雜性   “類型學大辯論”從一開始就為虛假而誤導的兩分而抓狂：“自然”分類與“人為”分類、基本類型與操作類型、直覺類型與合理類型、歸納與演繹、歸并與分割、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范式排序與分類學排序、經驗分類與實證分類，難以盡述。實際上，絕大部分類型和類型學都有這些特點，并包含了所有這些過程。所有類型基本上是客觀定義的，但是操作上如不方便就會不予采用；它們大部分初步立足于形態，隨后通過合理分析而具體化，它們一般通過一種歸納與演繹、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歸并與分割的持續辯證或反饋過程而發展。   我認為，虛假的兩分表明我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類型概念的復雜性。每種認可和有用的類型，從根本意義上，是許多基本而獨立組成部分的內在結合，這些部分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概念的，而有些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說，一種類型必須由東西構成，再加上我們借以交流自己想法的詞匯或圖像。根據我的分析，下面是“類型性質”（typehood）所有基本成分。   類型概念   這純粹是“類型”的思維方面：一批有關性質和特征的想法，使得我們都能夠思考它們，并將其置于同一標簽之下。在考古學中，我們的類型概念總是涵蓋兩個要素：類型成員應該怎樣的概念圖像（類型共性），還有哪里能夠發現這些類型、它們的功能如何（類型含義）等想法，類型描述一種類型概念必須被兩人或更多的使用者所共有，必須能以類型描述的方式或語言或圖像表現進行交流。為了最大的識別功效，一種類型描述一般要舉出該類型大部分或所有的已知特征，不管它們能否在外表看出來。   類型定義   雖然每種類型有許多與其他類型不同的特征，但只有少數特征將它與其他類型分開。盡管一種類型描述會列舉便于鑒定的所有特征，但是一種類型定義僅提那些具有鑒定意義的綜合特征。這是一個有趣的矛盾之處，即盡管理論上分類是一種定義的過程，但是實際上大部分考古學類型從未給予式樣上的確切定義。它們給予盡可能詳細的描述，并認為定義就在其中。確實，每種類型如要與其他類型正常區分，那么它必須具備排外性的定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每種類型在理論上擁有一個定義，即便它常常沒有予以陳述。   類型名稱   類型描述和類型定義一般對于交流顯得過長。于是，每種有用的類型通常會有一個幾個字組成的名稱，部分是描述性的，但絕非完整。   這種類型名稱就是經常用于我們討論和書寫的類型，為描述、定義和類型成員本身而顯示共性（在某類型學中，類型采用標簽而非類型名稱）。標簽與名稱不同之處在于它缺乏具體描述：它純粹是武斷的數字、字母或其他符號、或所有這些東西的組合。   標簽的好處只是比名稱短，因此比較方便對不同類型材料編碼。   類型范疇   一種類型理論上擁有一種描述、一個定義和一個名稱，無需參照任何其他類型。但是，根據我的用法，每個類型也是一個歸類范疇：一個較大鴿棚中的一個鴿子籠，放在這個鴿子籠里的東西與其他鴿子籠里的東西不同。請注意，為了方便表述，我們不說放在某類型概念、描述或定義里的東西，而是說放在一個類型范疇里的東西。一種類型范疇表示“類型性質”的系統論維度，一種類型在一個較大分節系統中的位置。   類型成員   明顯的是，沒有具體成員的類型并非實用類型。如果一個歸類范疇沒有東西可以歸類是無用的。類型成員就是“類型性質”的有形維度，被鑒定為與某特定類型描述或定義相符的東西，可放入該類型范疇，并用該類型名稱稱呼。   在我看來，前面均為有用類型的基本特征。當我們在考慮和談論一種類型時，我們會在腦子里呈現“類型性質”的一些特征。當我們使用“澤吉彩陶”術語時，我們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概念（澤吉彩陶是凱彥塔文化彩陶的一種變體）；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描述（我們能夠從一條橙色條帶上的紅黑設計辨認澤吉彩陶）；有時考慮類型范疇（該碗是澤吉彩陶而非凱彥塔彩陶）；而有時考慮類型成員（將澤吉彩陶片放入第三個抽屜）。   而且，我們不能將“特征性質”任何一種特征歸入其他特征名下。不幸對于我們嚴謹和簡潔的意圖而言，“特征性質”諸特征之間的關系是變化無常的。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為我們的類型成員添加新發現，它有異于先前的成員，而無需變動原來的類型描述、定義和名稱。也有可能改變描述、定義或名稱，而無需添加新的類型成員。大部分有用的類型一般都經歷過小修小補的過程，試圖將我們的概念、器物和描述彼此更加接近。   除了“類型性質”諸項特征，所有類型還有兩項基本特質：這就是共性（identity）和含義（mean-ing）。明顯的是，任何一種實用類型首先應當易于辨認，但是它也應具有與目的相關的某種含義。涵蓋公元1050到1100年間查科峽谷所有陶器的一種類型，有含義但難以辨認，而包含所有刻戳痕陶片的類型是易于辨認但毫無意義的類型。   共性和含義以不同方式彼此相關。在同一系統中，某類型擁有自己的共性與其他類型有別。某類型在其自身類型學中可與其他類型相區別，但卻未必能在其他類型學中與其他類型相區別。另一方面，含義與類型學目的相關。相同類型在某類型學中富有含義，但在另一類型學中會毫無意義。包含所有碗的一種陶器類型對于斷代目的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碗的制作跨越各個歷史時期，但是它在功能類型學中是有意義的。   要注意，東西兼有各自和類型學的共性，并有各自的和類型學的含義。每件東西具有一套特征的組合，使得它有別于其他東西，而它的個體共性是這些特征的總和。鑒定一種類型成員的特征可能比較有限，它的類型學共性就是這些特征的總和。對于制作者和使用者，每件東西也具有某種含義，但可能與我們類型成員的含義有別。我們應時刻牢記，器物是由已逝先民為他們的目的制作和使用的，我們未必知道這種目的，而類型學是按照我們的目的而創造的。#p#分頁標題#e#   以公元13世紀亞利桑那印第安婦女制作的紅色和橙色陶碗為例。我們相信，它主要是用來盛放和奉食玉米粥，雖然它有時也會被用來展示陶藝，以及向鄰居炫耀體面的家什。這些都是陶碗的自身含義。但是，把它們叫做“澤吉彩陶”類型，是由科爾頓和哈格雷夫于1939年創建的，而其類型學含義是“公元1225至1300年間在澤吉峽谷制作的陶器”。顯然，這些對于考古學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它并未顧及陶器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對于類型概念的復雜性再說一點，這就是它們大部分是多特征的。在絕大部分類型學中，并沒有特定標準指明什么構成一種類型。有些類型由某些標準定義，而有些則用其他標準定義。在這點上，起碼在前20年里有了長足的進步，自戴維•克拉克在1968年首先指出以來，考古學類型的多特征性大體（雖然沒有普遍）已被接受。   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好比詞匯與語言的關系，后者有一套規則來規定前者。而且，因為類型學是一種系統而非類型的集合，因此作為系統它必須條理清楚，但同時各類型必須一致和具有含義。兩方面未必涵蓋對方。   在某種情況下，系統論的因素被漠視，我們會發現，各類型的正當性和可鑒定性無需參照同一系統中的其他類型來討論。結果，有些類型學包含了部分重疊的類型。例如，在格里芬的古堡陶器類型中，有可能將相同陶片分出兩或三種類型。   在電腦創建的類型學中，則是另一種情況。電腦不允許系統的模糊性，它們構建的類型學是完全合乎邏輯和一致的系統。但是，電腦也無法判斷問題的恰當性，常見的是，它們創建的“類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變量、特征與類型   自電腦出現以來，這些方面的概念上有了重大進展。所有電腦分類項目，對各種特征都需有一個系統識別，而這使得特征及彼此關系的分析更加嚴謹。事實上，過去常常并沒有對變量與特征進行區分：兩個術語可互換。如今我們明白，廣義上，變量是維度（dimensions），而特征是對這些維度的衡量。   比如，“顏色”是變量，而“紅色”是“顏色”變量的一種特征。   還有一些區別。“分類”中變量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質的區別（如顏色與形狀），而同一變量特征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量的區別。也就是說，尺寸、形狀、顏色等差異一般可以用度量形式來表述。其次，變量無所不在，它們總會在系統的每件器物上表現出它們的特征。另一方面，特征存在是排他的，某特定變量某種特征的存在，意味著所有其他特征的缺失（一件器物不可能既綠又紅，或既長10厘米又長20厘米）。第三，變量一般彼此獨立；一種變量的式樣未必會影響其他變量的式樣。另一方面，特征是相關的，因為一種特征的存在就排除了其他特征。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變量和特征選擇的方法通常有所不同。雖然兩者總是由分類者從廣泛的可能性中挑選，但是挑選的基礎在兩種情況下有所不同。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選擇的，例如，陶器分類中常有“顏色”變量，但石器分類就沒有，因為它對前者有意義，而對后者就沒有。就“破碎”而言則相反，它對石器是有意義的，而對陶器就沒有。在兩種情況里，變量的選擇并不取決于其可分辨性，而是取決于它們是否可望為某種特定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方面，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來選擇的，即它們是否能與其他特征分開。我們會在陶器分類中選擇“顏色”作為變量，因為我們發現它很有用，但是我們是否進一步將“顏色”細分為“紅色”與“棕色”，或分為“紅色”、“棕色”、“褐色”和“灰色”等更細的區別，則取決于劃分顏色的規則是否始終能予細分。簡言之，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標準，而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標準選擇的。   一項重要的推論是，變量可以不考慮某批材料對象而做選擇，而特征就不能。在對某批材料分類時，在選擇特征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找到有哪些特征，哪些特征能夠加以區分。結果，分類無法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完全先驗地以一種“特征聚類”的過程進行。定量的“器物聚類”必須首先要看有哪些特征，能否加以區分。   即便電腦編程厘清了變量和特征，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系，但這未必能增進我們對這兩者關系以及據其所定義類型的了解。相反，電腦編程即認為，特征聚合就是類型，不管它們是否有具體的表現，也不管它們是否易于分辨，甚至不管它們是否有用。這種頗為武斷的看法源自用特征聚合來創建類型的實踐，這種做法在電腦使用前很罕見。大部分早期的器物類型開始是用器物聚類構建的，而類型學的構建一般包含了階梯式的區分，從逐步排減的材料中依次挑選類型。   雖然特征聚合或器物聚合、甚至直覺都可以作為類型學的起點，但沒有一種能單獨勝任。如果我們以理論定義（例如由特征聚類提出的定義）為起點，我們必將確定，是否有我們所定義的器物，是否它們始終能與其他類型成員相區分，以及什么是它們的所有特征。根據這些發現，我們會想改變或擴大最初的定義，然后向原來的采集品中增添新的材料，進而重新定義，等等以至于無窮。這就是我所謂的類型學發展的辯證法。   電腦和特征聚合做不到的，是滿足選擇的基本需求。一種包含所有變量和特征的類型學，甚至對于電腦，實際上也無法做到，它會產生成千上萬的“類型”。一種電腦編程有助于挑選特征，因為它能顯示哪些特征與某些東西并存或共同變化。但是，它無助于選擇變量，因為，這取決于我們想了解什么———這是機器無法幫我們判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