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文獻的記載與表述策略

從金明昌七年《霍邑縣孔澗莊碑》可以看出，四社五村作為一種民間村社組織具有久遠的歷史，但歷代山西方志卻均未見記載。該水利組織的水源地是霍山青條峪之峪泉，而位居清光緒朝優秀通志之首且搜羅最為豐富的王軒本省通志，詳細到記錄青條峪附近的十一條渠道、十二道泉水，也未曾提及這一峪泉，足見其被忽略的程度。從官方視角來看，官方文獻刻意突出的是灌溉水利工程，包括官方管理的渠道和官方部分參與管理的民間渠道，因為這是封建王朝的權威體現與利益保障。而四社五村的特殊性在于實行不灌溉的水利民間契約，強調“耕而不灌”的用水理念，所以，它的“被忽略”意義由自身歷史傳統和官方意識形態這兩方面所共同塑造。也可以這樣理解，通過反讀“強勢者”生產的文獻、陳述的話語以及關注的焦點，我們企圖理解“強勢者”制造這些“東西”的歷史，并且從中讀出“弱勢者”的生存狀態和實踐策略。山西歷代地方志和水利志都記載了省內的水利工程，也涉及到縣以下的水渠，包括洪、趙、霍三縣水渠。綜觀這些水利史料，能夠發現官方文獻的一些表述策略。

其一，官方運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社會管理技巧。如具體到三縣來說，官府對水利的管理主要是文告，組織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審核渠冊，頒發憑信和處理糾紛，而對于各渠的具體事務并不過問。這種在水利公共領域與民間占一定自主性的情況下所形成的共同管理格局，從各縣水利碑刻與渠冊中也可看出上述情況。

其二，有意突出水利事業的公益性，塑造一種道德典范，注重社會效應甚于技術規模。這種表述策略的背后實際上掩飾著的是國家稅收利益之目的，因而官府要通過加強水利的社會動員力量以保障地稅。如在一些方志中，三縣使用官渠南、北霍渠的條目多處可見，記錄有功人士姓名和相關村名、社名達三十余次，彰顯官方刻意所為。

其三，注重官方的政績評估與社會后果。在地方救災實踐中，官方文獻表述的側重點在于——在評估災害影響方面，只講社會后果不言水利工程；在救災措施及力度方面，也只述官府體恤民情之姿態，松動相關納稅政策，而較少或者根本就不談水利工程的改造與維修等技術手段。地方志曾記載水災過后官方免除地稅的史料：“明洪武五年……汾水浸塌，沒四千九百六十四畝……，村移內地。又高公溝，嘉靖間河斷水絕，分賈村溝水為小溝，入副霍渠借流。田去賦存，民甚病之。萬歷九年，知縣喬因羽丈地免糧，始免征。”

其四，粉飾與夸大官府的政治權威與調處行為。官方文獻在談及三縣用水規約方面，主要選取民間渠道原有的規約并加以肯定，表面上承認民間原有制度安排的文化合理性，深層原因是官方對現實社會中因水資源緊張和用水需求量增加引發制度變革要求的一個被動應對，因此，其外部表征便是“率由舊章”的表達策略。

二、地方文類背景下的譜系考古

摘要：

博物館和文物保護現已成為一門新興的應用型學科，但是在甘肅地區，這門學科的實驗教學正處于起步階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為研究對象，結合四川大學考古實驗室實地調研情況，從實驗室教學建設方面、實驗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構想，以促進實驗室建設。

關鍵詞：

“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管理模式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對博物館的關注不斷提升，物質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館的專業人才缺乏，為了解決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2012年增設了文物保護學專業。經過4年的建設，已經建成了“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對于實驗課課程的設置與教學還處于摸索階段，還需借鑒其它大學同類實驗室的成功經驗，提出適合自身實驗室建設及實驗教學的思路。

一“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的調研

四川大學在實驗室建設方面走在了前面，有著十分豐富的資源和經驗，值得借鑒和學習。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學及周邊地區就博物館和文物保護專業實驗教學進行了深入調研。四川大學考古實驗教學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為考古技術實驗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學“523實驗室工程”二期建設項目。下設考古技術、博物館學、文物保護、微痕分析、動物考古、成分分析、體質人類學等7個實驗室。另有中心專業圖書資料室、文物標本室各1個。多年來，該中心在教學、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遺址考古、三峽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其采用的多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進行考古實驗教學，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形成了教學體系與教學內容特色鮮明，在中國西南乃至整個南方地區都有重要影響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實驗教學中心。博物館學實驗室：2006年，四川大學考古教學實驗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學博物館成立博物館學實驗室，開設“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陳列設計”、“博物館觀眾研究”等3門試驗課。文物保護實驗室：成立于1989年，分為“有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和“無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兩部分，現配備有金相顯微鏡、大氣品質測量儀、恒溫恒濕箱、電腦測控耐折度儀、臺式放大鏡、電腦三目體視顯微鏡、電導率儀、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高分辨率X射線衍射儀等分析、檢測實驗儀器等多種實驗設備，既可保證文物保護專業本科生、研究生基礎實驗教學需要，亦能支持專業師生在文物保護材料、保護技術、保護理論等方面開展研究實踐。動物考古實驗室：2005年，川大考古實驗教學中心與生命科學學院合作組建了動物考古實驗室，依托于擁有60萬件動植物標本的四川大學自然博物館和考古專業多年發掘積累的動物標本及考古教學中心購買的大量動物標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動物考古學》課程和動物骨骼種屬鑒定、年代測定、動物食性測試、脂肪酸測試、動物古DNA分析等實驗。

一、性別考古在西方

在性別考古學產生之前也有女性從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多蘿西•加羅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為劍橋大學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瑪麗•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亞東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萬年前的早期人類的足跡。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和西歐參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來越多，這是由于女權主義運動促使政府通過了禁止性別歧視的法案，但是此時女考古學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舊很少。直到1980年，性別考古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女性考古學家對“狩獵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觀點提出挑戰，認為許多出土物都與女性的活動有關。還有一些女性考古學家對尋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婦女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雖然一些學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別考古學誕生后則是開始系統地、有意識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體現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總體觀之，相對于其他學科來說，女權主義對考古的影響具有相當的滯后性。若從此算起，性別考古已走過三十多年的歷程，關于美國性別考古學發展史，林嘉琳和孫巖在其主編的《性別研究與中國考古學》一書的前言中已有簡單的回顧。美國性別考古學的發展正如女性主義的發展一樣，也經歷了早期由簡單地質疑歷史上及當今考古學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要求糾正偏見，從而以尋找女性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活動和地位為主要目標，發展到今天已成為對古代社會男女兩性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中關系的探索，討論的議題變得更加深入和廣泛。

而通過隨葬品尋找性別信息，進而提煉出“性別代碼”亦成為當今學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議題。具體來說，西方性別考古學的發展目前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李寧利在其《史前考古遺存的性別代碼———歐美性別考古學研究進展》中已做了具體的詳述。而陳淳的《美國性別考古的研究及啟示》對美國的性別考古學進行了回顧及內容介紹，這兩篇文章是我們比較直接、方便了解歐美性別考古學的材料。

二、性別研究在中國

據地下出土材料對古代社會進行研究，進而涉及性別研究的先驅要數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的第二章《上層建筑的社會組織》，通過甲骨刻辭中關于對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記載，來印證商代的婚姻制度為彭那魯亞家族的亞血族群婚制；同時又根據卜辭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稱“毓”（“后”）、王位繼承的兄終弟及制等三方面，認為殷代依舊保存頗多的母權中心的痕跡③。雖然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且非并正確，但畢竟開創了從地下出土材料來探討古代男女兩性婚姻關系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新途徑。其后，多有學者從此途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進而涉及兩性關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一篇從卜辭內容討論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節專論婦女的分封；而第二篇從卜辭專論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認為商代并非亞血族群婚制④或對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進而需要確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認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創，在商代就已經產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論證雖然仍沒跳出通過卜辭探討古代的婚姻制度，進而上升到社會性質的討論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結論相對于郭沫若、曾謇、董書方等人更為正確。建國以后至80年代，中國考古學受蘇聯考古學影響及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將研究社會性質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務，而研究社會性質又主要是運用考古材料去證明和闡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母權制—父權制—奴隸制—封建制……的直線社會發展模式⑥”。此時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遺存幾乎全是墓葬，通過人骨鑒定性別，根據墓葬中男、女兩性的組合、比例、葬式、隨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據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來推導當時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狀況，以此來論證是女性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還是男性占主導地位，以此來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論述，并推斷此時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屬于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直線社會發展模式的哪一個環節。由于這一時期考古工作者熱衷于討論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因此諸多的學術論文和著作運用考古材料對諸如婦女在史前社會中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地位、家庭結構變化、性別觀念及其在宗教活動中的體現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充分的重視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別為基礎，綜合其他因素來推論婚姻制度和社會發展階段，這一推論模式主要運用于史前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研究中。史前和青銅時代考古也正是關注社會發展形態問題，而墓葬所反映的兩性關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記載或文獻不足證時，用來推導這一問題的最佳材料，所以這一時期的史前和青銅時代的有關墓葬的考古報告中一般都會刊布人骨性別鑒定的結果。而青銅時代之后的考古報告中卻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別鑒定結果⑧，如著名的《洛陽燒溝漢墓》和《洛陽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談不上據此來做進一步的研究。然而與純考古學研究不同，沈從文先生從考古出土文物開辟了一條窺探中國古代日常真實生活的新途徑，從而涉及男女兩性關系研究，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總體來說，青銅時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兩性關系的研究較少。對此現象，我們認為還是與不同時段考古學所要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及特點相關。史前和青銅時代，尤其是史前考古這一時期比較關注社會形態，而此之后社會形態比較明確，因此關心的主要是依據考古遺存獲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當時考古工作者還沒意識到性別會對各類考古遺存的布局、形態及其包含物產生影響，因而自覺地認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組合差異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別。此外，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男性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無形中對作為主人、掌權者男性關注過多，而忽略了對人類的另一半女性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思想觀念、審美意識及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作用的獨立探討”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于中國各地考古學文化譜系基本建立，加之與西方學界的接觸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種考古學方法與理論西學東漸，中國考古學也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充滿反思精神和理論多元化的新時期，在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與世隔絕之后，中國考古學開始真正有條件探索一些具有發生學特征和重大理論意義的學術課題，如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國家發展等；考古發掘成為多學科合作的交叉點和新的突破點；資料分析與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學逐漸成熟，考古課題更加注重古代人類的行為模式、社會組織結構、文化傳統等深層次的文化表現，更加注重考古遺存的功能分析。因而，進入90年代之后，有關兩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階段如火如荼，但開辟出了新的天地。這一時期涉及的兩性研究，史前和青銅時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時期的人口性別構成輰訛輥，從甲骨文和金文探討女性稱謂、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與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權問題等；在秦漢時代之后的考古學研究中，由于大量簡牘和新考古材料的發現，利用簡牘和墓葬中出土的有關服飾的考古遺存，來探討古代的性別關系和女性服飾面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學家，而是歷史學者與文學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別研究叢稿》，此書專辟“簡牘性別史料研究”內容，通過考古發現的秦漢及三國時期的簡牘進行女子姓名、多妻稱謂及現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討論性別視角的古代神秘主義文化還利用了畫像石、空心磚、銅鏡等考古材料。揚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證”系列書籍，從一個女性及文學研究者兩個視角，從傳世及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來“發現、尋找‘物’里邊的故事”，試圖重現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細節。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關于女性服飾與裝飾的研究。以上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階段已有所涉及，屬于傳統的兩性或女性研究。

考古學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遼西地區自然生態和由此影響的經濟形態的變遷， 在中國東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動因可以從氣候、環境變遷和民族遷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歷史上自然生態的每一次大的變遷， 都深深影響著一個區域的文明進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這無疑是今后東北史研究中應予以特殊關注的生態資源變遷問題之一。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地域文化的關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紀之交興起的區域文明和社會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在東北史研究領域中，地域文化研究，與區域民族史、專門史研究，是互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積淀了一個地區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多元文化蘊涵，同樣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學術領域。 而在孫先生的第九個問題“關于文化”一節中，并沒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認為，談到東北史研究中的文化問題，無論就社會文化，還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問題， 應當是如何界定和劃分中國東北大的地域文化類型。2006 年 10 月，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流域文明”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流域文明》論文集。會上許多人均認為“黑龍江流域文明”，是中國東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會上我亦應邀首次發表了 《遼河文明與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論》。這篇與大多數與會者視角不同的論文， 在 “編者的話” 中這樣評述：“王綿厚先生學養深厚， 眼界開闊，其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說，從宏觀上梳理了黑龍江流域文明與中國東北其它區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義，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龍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討如何從宏觀上界定中國東北應有幾個大的地域文化。 因為在此前后， 學術界已有東北地區“五大流域文明”、“渾河文明”、“凌河文明”、“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鴨綠江文化”等諸多地域文化的命題。這些提法如果就一個局部的地區看，似乎每一個“區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為“文明”是一個難以量化的載體。但廣義博大的“地域文化”，顯然并不應局限于一條河流或一個民族區域， 而應是一個有著廣闊的自然生態鏈條和傳承有序、 特色鮮明的社會人文(民族)內涵的大區域文化系統。從這個意義上看待和確認“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認為，其形成至少應具備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自然生態系統。如“長白山文化”區，無論從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澤為特征的獨立自然生態系統，無論在中國東北還是在東北亞都獨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區，亦無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間斷的“文明起源”或文化傳承的連續性。以“遼河文明”為例。在“遼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連續發現了 50 萬年前的本溪廟后山、28 萬年前的營口金牛山、 十幾萬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鴿子洞等舊石器文化，以及從 8000年前的興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陽新樂，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遺址” 代表的 “古國文明”和 4000 年以來以“夏家店下層文化”代表的“方國文明”。這是迄今為止，除黃河流域連續發現從百萬年前的河北泥河灣到幾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內蒙古河套，到陜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東、河南等地的龍山文化外，中國北方包括東北亞地區，無可比擬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 它的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先導性， 顯然不是同處東北的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穩定的、 顯明地域特色的經濟形態。上述所舉的遼河文明區、長白山文化區和草原文化區，前者是公認的東北亞前沿、環黃渤海北岸的以“漢文化圈”為主的農耕文化區；后二者的東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經濟形態，則亦十分凸顯。這三大經濟形態區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條河流的局部資源獨立形成，也不是在一個歷史時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長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構成一個獨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區的深刻經濟基礎。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歷史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發展譜系。 僅舉歷史上民族系統最復雜的“長白山文化”區為例。十年前我在劉厚生先生主編的《中國長白山文化》的“考古編”中，略舉了長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統的高句麗等民族，長白山北系的肅慎、 挹婁等民族， 長白山東系的“東穢”和沃租等民族，長白山西系的“北穢”和夫余等民族。這些舉略可能并不完備，但其各族系有一個公同特征： 這些民族在長白山區系的發展演變中，都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它的土著文化影響，至今仍有余緒。這是任何一個單一的“流域文明”難以實現的民族文化傳統，體現了“長白山文化”區， 作為東北亞大區域民族文化體系的連續性和廣博性。

本文作者：孫正國 單位：長江大學文學院

中華民族的史前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關注和持續研究的重要課題。從起源神話的口頭傳承和文獻記載中尋找中華民族的發生、發展線索，是這一領域的基本研究路徑。隨著考古學在國際學術界影響的擴大，中國起源神話研究從20世紀早期開始，自覺地運用考古學方法，探究中華民族存留于神話中的起源記憶。后來，考古學界也在本學科的發展中觸及到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證與研究。不僅如此，國外漢學家也運用考古學方法較早地研究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當代中華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以融和、開放、敬祖、友鄰的心態參與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題也得到了關注與強調。為此，綜觀上世紀初迄今的百年以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學取向上的國內外研究格局，實證神話傳承中中華民族的起源線索。

一、比較神話學與人類學視野：國外漢學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漢學家在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方面走在國際漢學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學方法的運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證方面具有很好的學術影響。民間文化學學術史專家賀學君的《中日中國神話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資料顯示，日本較早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成果有井上圓了的《孔孟之偶像堯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間，日本學界發表了較多的相關論文，如《堯舜》和《續堯舜》（清野勉，1894）、《五帝論》（中村德五郎，1898）等。這些研究以文獻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資料。真正自覺運用考古人類學方法的是出石誠彥的《中國神話傳說之研究》（1943）。作為日本第一位專門從事中國神話研究的學者，他以比較神話學方法為基礎，大膽突破前人純以文獻為主的傳統觀念，注意從古代繪畫、雕刻等歷史遺物中尋求原始神話的痕跡，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話產生的現實基礎，從而將神話從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觀念中剝離出來，較為可信地梳理了華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話的原始形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御手洗勝通過考證黃帝與龍的關系來探尋黃帝傳說的傳承地區與意義。側重于考古和歷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來的鬼神》（1970）、《漢代的神》（1975）。側重于中國神話通論的貝冢茂樹，著有《中國的神話》（1971）、《中國神話的起源》（1973）、《英雄的誕生》（1976）。側重于神話與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靜，著有《中國神話》（1975）、《〈山海經〉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國古代民俗》等一系列專著。20世紀末葉，小南一郎的《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1993）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話的起源與演變，考證西王母神話與七夕文化的關聯，深化了西王母神話的可信度。歐美漢學界運用考古學方法和考古新成果來研究中國起源神話的代表是20世紀中期的女性主義神話學派。中國神話學家葉舒憲認為，女性主義神話學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于，以女性主義觀點和考古新材料為雙重契機的女神再發現運動，以及女性主義神話學對西方文化兩大源頭的重新認識。女性主義作為一場文化思想運動，它的重大啟蒙意義就在于揭示出一個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幾乎都是父權制的。女神的發掘與研究取得的重大影響，與考古學方法及其相關成果的運用密切相關。

如拉靈頓（C．Larrinton）主編的《女性主義的神話指南》（1992）運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新審視近東、歐洲、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話傳統以及20世紀的女神崇拜與研究情況，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黃帝、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構成的神話帝系譜做出構擬，強調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義對神話性別角色的決定性作用，承認在遠古時期存在統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國漢學家大衛•凱利的長文《開端：新石器與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據考古發掘材料和對甲骨文的記載的分析，論證上古時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社會性質基本上是父權制的。這就使女神宗教說的現實基礎問題受到某種程度的質疑，其爭議性也就越發明顯了。大衛•凱利還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書的觀點論證說，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女神雕像的發現并不一定反映當時女性社會地位的顯赫，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為守護神，可是雅典婦女的地位卻極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強調的是，俄羅斯通訊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為當代研究中國神話最著名的漢學家，不僅廣泛搜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人類學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話在內的中國神話，在研究方法與神話史料、口頭傳承的神話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還整理了國外研究中國各族神話的論著資料，編輯出版了《中國各族神話研究的外文論著目錄（1839－1990）》一書，為中國神話研究提供了國外相關文獻的寶貴線索。

二、現代神話學與歷史人類學互動：國內學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一、關于社會經濟研究

對西藏遠古時期的社會經濟的認識、研究，是認識和了解藏區遠古時期的基礎。喬政《西藏遠古經濟社會略述》一文對西藏遠古時期的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和商業發展情況作了闡述。該文通過對昌都卡若遺址考古資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卡若人已經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業和狩獵在經濟生活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卡若遺址呈現的文物，我們可以看到，西藏地區的人類及其文化與黃河中游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而這種聯系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賢者喜宴》記載，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區的原始人類，“食自然之稻谷，衣樹葉之衣，生活狀況猶如林中之獸類”。此時，西藏地區的先民尚未開始原始的農業生產，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試論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經濟與文化》一文通過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業的起源、游牧經濟與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遷徙與移動空間等問題，對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屬器時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態環境、生活樣態、藝術創造等從不同的側面與斷面作了大致勾勒，闡述了高原游牧業由原始農業轉化而來的歷史進程。作者指出，“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為我們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經濟與文化產生與發展的若干重要線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過去文獻記載闕如的由史前原始農業朝著游牧業轉化過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細節，為重新構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經濟文化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隨著史前游牧經濟的發展，早期作物種植、家畜飼養也逐漸興起。徐旺生《西藏原始農業初探》一文從“新中國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結合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對西藏原始農業起源，以及西藏早期農業和畜牧業之間的承屬關系作一初步探討”。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農業起源與發展研究》一文，從歷史地理角度分析作為獨特地理單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響遠古時期這一地區的人類活動，并將其與中原的農耕文化相對比，認為“青藏高原雖然地處中國的西南地區，但原始農業卻與北方黃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國農學史》一書中持不同觀點，認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農業文化的影響，隨后也可能受到西亞麥文化的影響。張亞生、占堆《從“蕃”和“乃”的詞源看西藏農業起源》一文，則從詞源角度來探討西藏農業起源，作者認為“‘蕃’有農業生產地域、經濟活動職業、以及土地占有者幾項含義;‘乃’是栽培青稞之稱謂”。從該文可以看出，藏區農業的起源與發展體現在歷史的方方面面，隨著西藏歷史研究不斷深入，對西藏農業的研究也會取得新成果。霍巍《從考古發現看西藏史前的交通與貿易》一文以近年來一系列考古新發現為依據，從交通與貿易方面進一步展示了西藏遠古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文章指出，在西藏遠古時期，“高原居民便已經和中原及黃河上游、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帶的原始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交往和影響，寶貝的南下，玉石的西傳，麥類作物的東漸，早期金屬器的傳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來吐蕃王朝統一高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基礎，也為我國西部邊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開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關于文化藝術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學探索》一文，通過研究近年來西藏西部地區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回顧了在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問題上的研究歷史與現狀，并通過對這批新發現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聯系敦煌古藏文寫卷中所涉及的關于西藏遠古歷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問題，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聯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對新出考古材料的時空關系及其學術價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紹。楊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簡論》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資料為主要依據，對西藏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文化內涵、經濟形態進行分析，以探討西藏遠古人類的生計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環境與文化面貌的關系。并在對現有材料進行總體研究的基礎上，歸納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點，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向世人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劉志群《西藏遠古時期文藝發展淵源》一文對西藏遠古時期文化藝術發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認為西藏遠古時期，特別是原始社會的文化藝術，主要是以詩歌與散文形式流傳在民間的神話故事和詩辭歌謠。法國著名藏學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則歌唱一些隱晦的難解之謎，也可能還歌唱一些家譜故事……始終是以詩詞形式來陳述的，其特點是使用了隱喻，口頭禪般的套話和俗話。”石泰安認為，“謎歌此字的辭源即意識著它實際上是指以問答形式進行的輪唱，其中涉及到創世問題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內容。”

達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縮影》一文通過對考古發掘的古陶的研究，認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發展歷史，是一部間接而形象的遠古西藏發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體中孕育、成長與發展，它凝聚著創作者情感，帶著泥土芬芳，留存著創作者心手相應的藝術形象，表現著民族文化，敘述著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展現著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記錄著蕓蕓眾生的悲歡離合，描述著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發展與變化，伴隨著民族的喜與悲而前行”。萬代吉《傾聽遠古的舞動———探討藏族遠古時期的舞蹈》一文，主要從三方面論述了遠古時期的藏族舞蹈，即從古人類遺跡、遺物，神話傳說，原始舞蹈遺存進行分析研究。認為“藏族遠古舞蹈的內容豐富，與當時的地理環境、生產勞動、人們的思維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擬獸舞”考察》一文中，認為“產生于遠古時期的藏族原始‘擬獸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物。‘擬獸舞’不僅蘊含了遠古藏族先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觀念，重要的是其間隱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線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樂發展史簡論》一文中，對遠古時期的器樂藝術做了簡要概述，認為“遠古時期文化、歷史情況的資料異常稀少，對于了解那時的器樂情況造成了極大困難”。但同時又說:“就其現在所知道的遠古時期的樂器而言，雖然是遠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還是明顯地看出這些本教和世俗民間的遠古樂器對后期藏傳佛教器樂音樂和民間器樂、歌舞、藏戲伴奏等產生的影響。”德卻卓瑪《論西藏狩獵巖畫對遠古先民經濟行為的記錄》一文給予巖畫很高的地位，文章通過概述狩獵巖畫的大致分類以及主要內容來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層含義。作者認為，“在沒有文字之前的遠古時代，巖畫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術作品和‘文獻’”。

三、關于喪葬習俗研究

0引言   2002年,錢俊龍等從九種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統計結果顯示[1],1950年以來,僅我國關于物理和化學方法及核技術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的論文就有787篇之多,占各類新技術用于考古學研究論文總數的80.5%。該統計計算表明,很多近現代測試技術已經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核技術方法及物理和化學方法占據了主要的位置。其中,穆斯堡爾譜技術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應用,包括對古陶器、瓷器及釉彩所含元素及燒制過程中的剖析,對古代銅制品及其他金屬制品、古代壁畫等其它多種考古制品的研究等。穆斯堡爾譜技術是固體物質中超精細相互作用的有效研究手段,也是較早應用于考古研究中的現代測試技術之一,主要應用于分析考古制品的原料成分、制作過程等方面。它以高分辨率、高靈敏度,特別是對試樣的無損檢測的特性而適用于對珍貴的古代制品的研究工作中。本文將主要概述近年來穆斯堡爾譜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狀況、方式和方法,并列舉一些成功的應用范例,以期對該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廣泛應用進行評價。   1穆斯堡爾譜   1.1穆斯堡爾譜的發現   1957年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在讀研究生R.穆斯堡爾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實驗中發現[2]:固體中的某些放射性原子核有一定的幾率能夠無反沖地發射伽馬(γ)射線,γ光子攜帶了全部的核躍遷能量。而處于基態的固體中的同種核對前者發射的γ射線也有一定的幾率能夠無反沖地共振吸收。這種原子核無反沖地發射或共振吸收γ射線的現象就被稱作穆斯堡爾效應。利用多普勒效應對γ射線光子的能量進行調制,通過調整γ射線輻射源和吸收體之間的相對速度使其發生共振吸收。吸收率(或者透射率)與相對速度之間的變化曲線叫做穆斯堡爾譜。圖1為標準零價元素鐵(57Fe99.85%)的穆斯堡爾譜,圖下表格內數據為穆斯堡爾指標。包含左右對稱的六條吸收峰,其同質異能移動(IS,isomershift)、四極移動(漂移)(QS)、半寬度(HW)、局部磁場(Hi)等。譜圖的吸收峰樣式、位置和相關的穆斯堡爾指標,可以用于確定樣品中的鐵化學種態;利用各化學種態譜線的面積可以計算其相對含量,也可利用吸收峰的總面積估算樣品中的總鐵含量。   1.2穆斯堡爾譜技術的特點   穆斯堡爾譜技術的主要優點是:分辨率高,靈敏度高,抗干擾能力強,對試樣無破壞,實驗流程較為簡單,試樣的制備技術也不復雜,所研究的對象可以是導體、半導體或絕緣體,試樣可以是晶體或非晶體的材料、薄膜或固體的表層,也可以是粉末、超細小顆粒,甚至是冷凍的溶液,適用范圍非常廣泛。其主要的不足之處是:只有有限數量的核具有穆斯堡爾效應,而且許多核素還必須在低溫下或在具有制備源條件的實驗室內進行,使得該項技術的應用領域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是57Fe、119Sn、151Eu等少數元素的室溫穆斯堡爾效應得到了實際應用。而Fe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廣泛分布,特別是其在粘土礦物中的豐富含量,和Fe元素的穆斯堡爾分析結果所揭示的豐富信息,以及該項技術的無損檢測、非破壞性和根據要求無需化學前處理等優點[3],使得研究古陶器、瓷器及釉彩等多種考古制品成為穆斯堡爾譜技術在考古學中運用最多的領域。   2穆斯堡爾譜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在穆斯堡爾效應被發現大約10年之后,有些研究人員就意識到將穆斯堡爾譜技術用于分析粘土礦物的可行性[4-6]。而這之后不久,Cousins和Dar-mawardena就開始利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對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進行相關研究[7],提出了運用這一新技術可以有效的檢測試樣的Fe2+/Fe3+比值,從而推斷古陶器燒制過程中的氧化還原氣氛。這可能是穆斯堡爾譜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最早的應用[4]。從此之后,在多種考古制品的研究過程中越來越多地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進行相關的分析測試,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較為常用的檢測分析手段。   2.1穆斯堡爾譜技術的考古學原理   考古學主要是研究古代社會物質文明與文化發展狀況的學科。特別是研究文字記載稀少甚至缺失的古代世界。對古代制品的現代技術分析以還原其制作工藝等是現代考古學主要的研究內容和方式之一。在這個過程中,選取各時期典型的古代制品作為分析對象是研究的重要問題。古陶、瓷制品,銅及其它金屬制品因為其不同時期的形制、制作工藝的不同,以及它們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廣泛使用而成為考古學中涉及較多的古制品。Fe在陶、瓷制品的原料粘土礦物中含量豐富[8],Fe和Sn在古代金屬制品中也都有廣泛存在,而Fe與Sn的穆斯堡爾譜是目前考古學中運用最多的穆斯堡爾譜技術,因此,穆斯堡爾譜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最多的主要是對上述幾種古代制品的分析過程中。   2.2穆斯堡爾譜技術在古陶制品研究中的應用   在出土文物的古陶制品中隱藏著大量的歷史信息,包括陶制品的原料來源、燒結溫度及紀年效應等[9]。自從1969年首次利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對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進行研究之后,很多研究者開始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分析古陶瓷制品的礦物組成,并利用實驗室模擬實驗來推斷古代陶制品的燒制條件等[7]。在我國還開展了用穆斯堡爾譜研究古陶片的記年效應的研究[9]。潘賢家等測定了13個不同地區出土、不同歷史年代和不同燒結工藝的已知年齡古陶片的室溫透射穆斯堡爾譜。他們的實驗數據經計算機擬合分析表明:11個古陶片順磁成分中Fe2+四極劈裂值明顯地隨著古陶歷史年齡的增長而呈現幾乎線性上升的規律:年代久遠的陶片其磁性成分基本消失[9]。1980年代末,秦廣雍等曾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對秦始皇兵馬俑進行了相關的考古分析[10],他們對兵馬俑陶片及驪山粘土分別進行了重燒和模擬試燒。在對各樣品在不同溫度燒制后的室溫穆斯堡爾譜進行計算機擬合分析后得出,秦始皇兵馬俑制作過程中的燒制過程是先經高溫氧化,然后小火還原,在燒成后進行緩慢降溫處理,秦俑的原始燒制溫度上限可能在980±50℃。單純利用穆斯堡爾譜技術研究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的相關方法現在已經相當成熟,并已經得到廣泛的應用。目前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將該技術與計算機模擬及其它測試方法有機結合起來,以期使穆斯堡爾譜技術的優勢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p#分頁標題#e#   2.3穆斯堡爾譜技術在古瓷器及釉彩研究中的應用   作為陶瓷大國,從古陶瓷中獲取歷史信息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考古工作的重要領域之一。近年來,應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分析古陶瓷的工作也已經廣泛開展[11]。古陶瓷材料研究表明[12],富鐵礦物在古陶瓷制作中被廣泛應用。富鐵礦物不但可以成為胎料配方中的材料組成之一,還可以成為釉料配方中的組成材料。在元代鈞瓷釉的穆斯堡爾譜分析中[13],高正耀、陳松華等研究了元代鈞瓷釉和現代仿古藍鈞釉的穆斯堡爾參數(結構鐵的同質異能移、四極分裂)與燒制溫度的關系,結果顯示,當燒制溫度高于1200℃時,仿古藍鈞釉的Fe2+、Fe3+的配位數與元代鈞瓷釉的相同,皆為4。這說明高溫階段仿古藍鈞釉的物相有可能與元鈞釉相同,這也為現代鈞瓷釉料的燒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陳全慶等在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對南宋官窯青瓷釉呈色機理研究中發現[14],燒成溫度的提高和釉層厚度的增大都使南宋官窯青瓷釉色飽和度顯著提高。采用穆斯堡爾譜測試分析手段,可以分析研究古陶瓷燒成過程中其礦物組成、微觀結構、釉玻璃相中離子的存在狀態和它們的變化規律。通過這些研究,不但可以推斷古代陶瓷制品的燒制工藝條件,以此了解某一歷史時期相對地域的科學技術水平,而且古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藝、燒制溫度的研究對保護及修復陶瓷文物,甚至對現代陶瓷制品的制作都有很重要的科學意義和實踐價值。   2.4穆斯堡爾譜技術在古金屬制品研究中的應用   在將穆斯堡爾譜技術應用于古陶、瓷制品研究后不久,考慮到古代金屬制品普遍含Fe、Sn等元素,而金屬制貨幣、金屬工具等也是考古學的重要材料,研究人員就開始利用Fe、Sn等穆斯堡爾譜來研究古代金屬制品,并主要集中于古銅幣、銅制品、金幣等考古制品的研究中。東京大學的Takeda等[15]用119Sn研究了我國古代的銅錢,并得到了幾種古錢幣的特征穆斯堡爾譜。根據不同時期銅錢的譜線的不同特征,就可以鑒別古錢幣的真偽。另外,古錢幣的穆斯堡爾譜分析結果對于了解古錢幣的鑄造成分和方法等也有重要意義。在我國,對青銅制品如中國古銅幣、漢代青銅鏡等早有研究報道[16]。在用散射穆斯堡爾譜對青銅鏡作無損檢測中,謝建忠等分析了包括春秋戰國、楚、漢等不同時期的古鏡共12塊。在完全不破壞原樣品的條件下,給出了鏡表面下100μm內關于所含Sn的價態及其化學環境等方面的信息,并從測量圖譜得出,雖然古鏡的歷史年代、制造地點、甚至制造工藝等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譜型是類似的,即其中的金屬錫均以Sn4+氧化物和銅錫合金狀態存在,這說明制造銅鏡的材料是類似的。不同的銅鏡Sn4+氧化物與銅錫合金比例不同,而結合銅鏡外觀可看出,具有黑漆古的銅鏡比不具有黑漆古的銅鏡表面Sn4+氧化物比例高。不具有黑漆古的銅鏡表面銹蝕嚴重的Sn4+氧化物所占比例高。對古墓葬中出土的金屬制品表面腐蝕層的穆斯堡爾譜研究可以幫助人們推斷埋藏時的環境條件,特別是分析過去歷史時期該地土壤的酸堿度及氧化還原條件等。這些研究對于出土金屬制品的保護及修復工作都有著積極的作用[17]。此外,穆斯堡爾譜技術還被應用于對古代金屬冶煉遺址中發現的爐渣及金屬礦渣的研究中[18、19],這類似于對陶、瓷器古窯址中古瓷碎片及粘土的研究。因為鐵元素在礦物及巖石中廣泛存在,在古代金屬冶煉過程中,含鐵礦物總是會出現在銅或其它制品的生產過程中,這就為運用Fe的穆斯堡爾譜技術的分析創造了條件。古代金屬爐渣及礦渣的研究對揭示古代金屬冶煉史及了解古代文明進程均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5穆斯堡爾譜技術在古壁畫及顏料研究中的應用   在對古壁畫的研究過程中,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員推斷繪制壁畫所用顏料的特點。Kuno等運用57Fe的穆斯堡爾譜對墨西哥Mor-gadalGrande古壁畫的研究中發現[20],MorgadalGrande古壁畫所用顏料中的紅色組成主要來源于赤鐵礦(Fe2O3),顏料中的橙色組成礦物主要是針鐵礦(FeOOH),而顏料中的藍色部分的物質組成中只含有少量的鐵元素。他們的研究還發現,墨西哥MorgadalGrande壁畫所用顏料的厚度大于20μm。目前,有關國內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分析古代壁畫的工作還鮮見報道,而我國古代壁畫景觀相當豐富。隨著穆斯堡爾譜實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伴隨著新型的輕便式穆斯堡爾譜儀的開發,該項分析測試技術在野外古壁畫的研究中必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運用。相信我國運用穆斯堡爾譜技術研究古壁畫及顏料的工作也將逐漸開展并擁有廣闊前景。   3迷你型穆斯堡爾譜儀的開發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3.1迷你型穆斯堡爾譜儀的源起小型化的穆斯堡爾譜儀的興起是源于ESA及NASA的火星探測計劃[21、22]。MIMOSⅡ型穆譜儀的重量甚至不到500g,體積也不過(50mm×50mm×90mm),額定功率不到3W,攜帶有兩種γ射線源,可以對樣品表面的Fe進行室溫穆斯堡爾譜檢測。早在2003年,火星探測器“機遇號”和“精神號”上安裝的迷你型穆斯堡爾譜儀(MIMOSⅡ)被用來對火星表面的含鐵巖石及土壤進行分析。“機遇號”上安裝的穆斯堡爾譜儀在火星“梅里迪亞尼平原”發現了黃鉀鐵礬類礦物(jarosite)和富含赤鐵礦(hematite)的巖石露頭以及富含赤鐵礦的土壤等。這些礦物的發現表明了火星上曾經有過生命的可能性,因為赤鐵礦和黃鉀鐵礬類礦物只有在有水的條件下才可以形成,而水是生命之源,所以火星表面黃鉀鐵礬和赤鐵礦的發現顯示火星曾經擁有生命。這一發現,可以講是花費巨資的火星探測計劃到目前所獲取的唯一一項具有真正科學意義的巨大成就。同時,這一發現對于研究地球上遠古生命起源問題也有重要科學意義。   3.2迷你型穆斯堡爾譜儀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MIMOSⅡ相對傳統穆斯堡爾譜儀來說,不僅攜帶及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以其可以在火星表面惡劣環境下正常工作的設計要求,MIMOSⅡ不僅適宜室溫條件下工作,在戶外溫度等環境條件下它依然可以正常檢測樣品,并且由于MIMOSⅡ的高檢出率,工作過程中甚至不需要對樣品進行處理[23]。目前,MIMOSⅡ也已經被應用于考古研究中。MIMOSⅡ的開發者,德國科學家Klingelhfer教授等走在了前面[23],他們運用MIMOSⅡ在室溫條件下對雅典風格繪有黑色人像陶瓶(Lekythos)表面的繪畫進行57Fe的穆斯堡爾譜檢測。用作檢測的古陶器由美因茨羅馬-日耳曼中央博物館提供,陶器表面繪有三個含紅繪小細節的黑色人像。Klingelhfer教授等對繪制圖像所使用的顏料中的礦物成分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陶器表面黑色畫像顏料中包含赤鐵礦(Fe2O3)成分。目前我國也已經有機構在開展小型化穆斯堡爾譜儀的研制工作,朱靜波等進行了小型化穆斯堡爾譜儀換能器的研制并取得突破[24],新設計的換能器的重量及體積大幅下降到實驗室原有換能器設備的七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并通過實驗證明,這一新設計的小型化換能器能夠長時間的穩定工作,各項性能指標也都達到設計要求。雖然目前迷你型穆斯堡爾譜儀還未見廣泛應用,但相信隨著相關技術的成熟,其在科技考古領域中作為一種高效快捷的鑒定手段必將大有作為。#p#分頁標題#e#   4小結   自1969年研究人員將穆斯堡爾譜技術用于古代陶制品研究開始,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發展歷史,已有更多的物理、化學的理論及分析方法被應用于考古學的研究之中。在研究粘土礦物為主要原料的古陶瓷制品,甚至是在鑒定所有含鐵相的考古制品時,穆斯堡爾譜技術始終具有其他分析手段所不能取代的顯著優勢。可以預見,隨著穆斯堡爾譜實驗技術的不斷開發,以及與嵌入式數據采集系統[25],計算機模擬[26]等其它科技手段的不斷結合,穆斯堡爾譜分析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運用將會越來越廣泛,研究程度越來越深入,其在文物保存環境的探索和文物修復工作中必將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甚至會擴展到考古學研究的更多分支領域的分析應用之中。致謝:本項研究獲得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2007年度獲擇優支持)的資助。

中華民族的史前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關注和持續研究的重要課題。從起源神話的口頭傳承和文獻記載中尋找中華民族的發生、發展線索，是這一領域的基本研究路徑。隨著考古學在國際學術界影響的擴大，中國起源神話研究從20世紀早期開始，自覺地運用考古學方法，探究中華民族存留于神話中的起源記憶。后來，考古學界也在本學科的發展中觸及到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證與研究。不僅如此，國外漢學家也運用考古學方法較早地研究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當代中華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以融和、開放、敬祖、友鄰的心態參與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題也得到了關注與強調。為此，綜觀上世紀初迄今的百年以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學取向上的國內外研究格局，實證神話傳承中中華民族的起源線索。   一、比較神話學與人類學視野：國外漢學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漢學家在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方面走在國際漢學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學方法的運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證方面具有很好的學術影響。民間文化學學術史專家賀學君的《中日中國神話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資料顯示，日本較早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成果有井上圓了的《孔孟之偶像堯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間，日本學界發表了較多的相關論文，如《堯舜》和《續堯舜》（清野勉，1894）、《五帝論》（中村德五郎，1898）等。這些研究以文獻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資料。真正自覺運用考古人類學方法的是出石誠彥的《中國神話傳說之研究》（1943）。作為日本第一位專門從事中國神話研究的學者，他以比較神話學方法為基礎，大膽突破前人純以文獻為主的傳統觀念，注意從古代繪畫、雕刻等歷史遺物中尋求原始神話的痕跡，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話產生的現實基礎，從而將神話從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觀念中剝離出來，較為可信地梳理了華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話的原始形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御手洗勝通過考證黃帝與龍的關系來探尋黃帝傳說的傳承地區與意義。側重于考古和歷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來的鬼神》（1970）、《漢代的神》（1975）。側重于中國神話通論的貝冢茂樹，著有《中國的神話》（1971）、《中國神話的起源》（1973）、《英雄的誕生》（1976）。側重于神話與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靜，著有《中國神話》（1975）、《〈山海經〉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國古代民俗》等一系列專著。   20世紀末葉，小南一郎的《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1993）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話的起源與演變，考證西王母神話與七夕文化的關聯，深化了西王母神話的可信度。歐美漢學界運用考古學方法和考古新成果來研究中國起源神話的代表是20世紀中期的女性主義神話學派。中國神話學家葉舒憲認為，女性主義神話學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于，以女性主義觀點和考古新材料為雙重契機的女神再發現運動，以及女性主義神話學對西方文化兩大源頭的重新認識。女性主義作為一場文化思想運動，它的重大啟蒙意義就在于揭示出一個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幾乎都是父權制的。女神的發掘與研究取得的重大影響，與考古學方法及其相關成果的運用密切相關。如拉靈頓（C．Larrinton）主編的《女性主義的神話指南》（1992）運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新審視近東、歐洲、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話傳統以及20世紀的女神崇拜與研究情況，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黃帝、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構成的神話帝系譜做出構擬，強調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義對神話性別角色的決定性作用，承認在遠古時期存在統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國漢學家大衛•凱利的長文《開端：新石器與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據考古發掘材料和對甲骨文的記載的分析，論證上古時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社會性質基本上是父權制的。這就使女神宗教說的現實基礎問題受到某種程度的質疑，其爭議性也就越發明顯了。大衛•凱利還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書的觀點論證說，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女神雕像的發現并不一定反映當時女性社會地位的顯赫，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為守護神，可是雅典婦女的地位卻極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強調的是，俄羅斯通訊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為當代研究中國神話最著名的漢學家，不僅廣泛搜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人類學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話在內的中國神話，在研究方法與神話史料、口頭傳承的神話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還整理了國外研究中國各族神話的論著資料，編輯出版了《中國各族神話研究的外文論著目錄（1839－1990）》一書，為中國神話研究提供了國外相關文獻的寶貴線索。   二、現代神話學與歷史人類學互動：國內學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紀早期的30年，中國現代神話學受西學影響而初具形態，方法論上，對“地下材料”的追求作為研究方向得以確立。這一時期主要以歷史學家的研究為主。中國現代神話學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國神話研究》（1928）、《中國神話研究ABC》（1929）、《神話雜論》（1929）等論著中所提出的理論以及有關中國神話的重要見解，對當時和后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成了中國神話學人類學派的發展。茅盾論述了神話與歷史的關系，提出了關于原始人宇宙觀的變化導致神話演變的問題。他試圖從上古史中抽繹出中國神話的“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為主神的設想。以顧頡剛和楊寬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由歷史研究入手，以嶄新的歷史觀念和扎實的文獻學功夫，對上古神話資料和神話人物進行仔細的發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從古史中剝離和還原神話，重構民族的神話體系，在理論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國神話研究的歷史學派和民族的神話史觀。同時，王國維提出了將“地上之材料”（傳世文獻）與“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與古史辨學派一道，極大地震動了人文社科研究領域，從而為神話領域的考古學研究開創了方法論的先聲。#p#分頁標題#e#   20世紀30～70年代，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與成果的涌現，一批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參與到民族起源神話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就。容庚的《漢武梁祠畫像錄•漢武梁祠畫像考釋》（1936）、陳夢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聞一多的《神話與詩》（1956）等相繼從發掘出來的古文字和漢畫像等考古成果中獲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證商周文化的神話起源、神話類型和價值以及中國古代宗教形態。商承祚的《戰國楚帛書述略》（1964）就戰國楚帛書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對其中的起源神話材料也進行了一定的梳理。衛聚賢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論稿》（1972）、凌純聲的《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1979）、蘇雪林屈賦探索系列論著（20世紀70年代）、劉堯漢的《從民族學資料試探彝族與羌、夏、漢的歷史淵源》（1979）、包壽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對相關起源神話做出過深入探討。同時，一些學術新人出現，杜而未、印順法師、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三位。前者關于山海經神話、創世神話、古帝系神話以及虛擬動物神話的研究均有新見；中者的《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1975）一書，從上古神話中提出了羊、鳥、魚、龍四大圖騰信仰，由此區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聯盟系統，并對龍、鳳、麒麟、龜四種神獸作了詳盡分析；后者在《中國的神話與傳說》（1977）中對神話發展與社會經濟形態的關系、上古神話的分流、巨人神話以及神話與古代詩歌等方面的論述，都有獨到之處。這一時期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古研究有大貢獻的首推丁山。作為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韻訓詁，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話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績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成果主要見于《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1961）兩部著作。前者深入論證了包括圖騰神話在內的民族起源神話的歷史制度內涵，認為圖騰是氏族社會的宗神，氏族制時代就是圖騰時代，圖騰神話與圖騰藝術因而成為原始文化的核心綱領。后者“意在探尋中國文化的來源”（丁山語），在傳統的考據基礎上運用了比較語文學、比較神話學和宗教學的方法，對史前神話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數量之廣、考證程度之深，都達到極高的水平。并討論了姜嫄與土神的關系，以希臘神話作參照將姜嫄定為地母，將后稷定為谷神，生民神話定為農業生產時代的原始生殖神話。這一時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傳說時代的概念，在傳說時代的研究與傳說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認為，上古神話傳說研究的關鍵是材料的原始性與等次性，考古發掘的文物材料對于證史與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以此為基礎，對于學界爭議較大的中國古族三大集團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話與歷史起源問題做出了足信的論述，廓清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基本線索，為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末的20年，考古學家陸思賢無論是在民族起源神話考古材料的全面發掘和整理方面，還是在系統的神話考古的理論建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覺探索上古神話的方法論問題，在從事北方民族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積極探討神話考古領域的基本問題，堅持不懈地開展北方少數民族起源神話的具體個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識地系統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話的新材料，并對這些做出了深入的綜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話考古》（1995）匯集了他對伏羲氏誕生神話、女媧神話、東夷系神話、羌戎系神話、諸神起源等中國早期起源神話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對神話類型研究與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價值，建構了神話考古的方法論體系，為考古學處理神話材料和神話學處理考古材料等兩個領域都提供了科學性強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這一時期，神話學家也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做出過有影響的研究，以袁珂、蕭兵、葉舒憲和楊利慧為代表。袁珂作為新時期以來最知名的中國神話學家，其代表作《中國古代神話》（1950）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漢民族古代神話的專著。他創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經校注》（1980），第一次從神話的角度對《山海經》全書給予系統而可信的研究。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為中國神話學界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蕭兵專注于《楚辭》的神話研究，在《楚辭與神話》（1987）、《楚辭新探》（1988）、《中國文化的精英———太陽英雄神話比較研究》（1989）、《楚辭文化破譯》（1991）等著述中，充分運用了文獻學與考古學材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辭文化為基點，將楚辭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葉舒憲以其開闊的學科視野和銳意創新的學術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國神話哲學》（1992），在方法論上博采眾長，觀念上也有較大突破。葉舒憲通過對不同民族神話的分析、詞源學訓詁、文物和其他文獻資料的綜合使用，對中國神話所蘊涵的早期觀念的原始發生、基本意義、哲學圖式等進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為第一個為中國神話建構哲學觀念體系的學者。楊利慧的《女媧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測———從女媧人首蛇身像談起》（1996）在女媧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區出土的鯢紋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結合古文獻記錄、民俗志資料以及實地的田野考察結果，認為與女媧有著某種淵源的鯢紋（或稱人首蛇身像）彩陶，較早地出現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帶，考證出女媧信仰有可能起源于這一地區。   民族學、人類學也在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古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話的基礎上，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研究日益深入，對漢族和近50個少數民族的起源神話與民族來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證。比較集中的是西南和東北地區的民族神話，特別是盤瓠神話和薩滿教及其神話。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單篇作品、局部問題，而是拓展到整個民族，深入于重大問題，如白鳥芳郎、王恩慶的《有關華南民族文化史的幾個問題———以民族淵源和民族文化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學工作者應重視民間文學的研究———從古代神話傳說和圖騰崇拜談起》（1981）、唐吶的《關于民族起源的神話初探》（1983）、趙櫓的《論白族神話與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國少數民族神話的體系和分類》（1984）、謝繼勝的《牦牛圖騰型藏族族源神話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倫春族人類起源神話探奇———淺談神話產生的三個基本因素》（1986）、陳連開的《關于中華民族的含義和起源的初步探討》（1987）、徐亦亭的《漢族族源淺析———古代華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過竹的《苗族神話研究》（1988）、和志武的《納西東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漢民族主源炎黃東夷論》（1989）、烏丙安的《神秘的薩滿世界———中國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薩滿教與神話》（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靈論》（1990）、李子賢的《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神話研究》（1991）、鐘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話》（1992）、勒包齊娃的《景頗族創世史詩》（1992）、楊知勇的《宗教•神話•民俗》（1992）、石偉光的《苗族薩滿跳神研究》（1993）、農學冠的《盤瓠神話新探》（1994）等。在對相關作品展開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時，注意將其置于中華民族文化大系統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話的考古新材料，這一方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已出40種），顯得尤為自覺，其立意即在于從中華民族文學整體的角度觀察和論述各個具體民族的文學。值得強調的是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1989），結合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調查，從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各方面對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做了綜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體格局的思想，為中華民族起源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臺灣神話學者王孝廉因其比較神話學視野而在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古研究材料運用方面有突出成績。他求學和執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長，形成自己的優勢，不僅翻譯了許多日本學者（森安太郎、白川靜等）的著作，對日本學界研究中國神話的狀況進行了綜合評介，還主持編輯了兩國三地（日本、中國內地及臺灣）學者共同參與的專題論文集《神與神話》（1988），對民族起源神話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廣做出了較大貢獻。#p#分頁標題#e#   三、結語   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研究在上世紀百年歷程中已經取得較大成績，這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文獻學的不斷跟進有關。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研究已經深入影響了學術界的基本觀念，在歷史學、文獻學、民族學和人類學等幾大學科中匯成了一股整合性較強的學術力量，為神話考古學和考古神話學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話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由于考古學方法及其相關成果帶有鮮明的學科特性與綜合性，因此，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顯得極為艱難，尤其為跨學科的合作研究帶來了困難。一方面，考古學與文獻學在所屬學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學科取向，同時兼具文獻處理與考古實物求證的不確定性和爭鳴性；另一方面，神話學受制于多種理論流派，往往更看重人類學的調查方法———既簡便，而且認可度也更高。這也反映出當前神話學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關于中華民族起源及其價值觀建構的重大理論問題也難以得到公認。   新世紀以來的第一個十年，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研究已經有了較大的拓展，學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學者的研究實踐中獲得了可喜成績。應該說，借助考古學和文獻學的新成果，系統、全面地厘清中華民族的起源線索，神話考古研究正在展現其特有的學術價值。這一研究方法，將引領神話從詩學的高貴與玄妙，轉向史學的古樸與敦實，渺遠的人類童年記憶，也因之而變成可信的歷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