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含義

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是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熱點，但對于它具體的定義各界并沒有達成共識。綜合已有的研究資料表明，生態學的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是指把自然生態系統定為研究對象，強調森林的自我修復能力和維持能力；經濟學和法學的視角則側重于，如何維護公益林的建設和管理，強調政策和制度的安排。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公益林補償政策可以從3個方面來論述：（1）對于公益林生態補償分為狹義和廣義的認知，公益林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大體上屬于公益林生態補償的狹義理解，也就說對生態功能進行的補償。（2）該政策屬于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干預行為，而其他群體則位于較為弱勢的平臺。（3）該政策更加重視經濟學的補償，它的最終目的在于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對森林資源的有效配置。

2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的必要性及理論依據

2.1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的必要性

環境保護的迫切性、生態建設特殊性和環境資源外部性共同決定了公益林補償的重要性。公益林的外部經濟性使受益人難以確定，并且建設公益林的回報率較低，對群眾的吸引力不夠，所以，建設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1）從公益林的外部經濟性和公共商品性來說，生產實踐對于公益林生態補償政策需求迫切。（2）從環境保護的急切性來說，公益林補償機制的建立是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要求。（3）從公益林建設的特殊性來說，公益林補償機制的建立是實踐公益林體系的必要保證。（4）建立公益林補償政策成為貧困生態區進入良性循環的一個必要條件。

2.2公益林補償政策的理論依據

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解決森林外部問題的前提就是解決森林的效益問題，但是因為森林的外部性問題具有擴散外延的特性，其能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都難以進行具體的確認。故生態效益的精確性和公認度都不高，很難為森林外部性問題的解決提供有力的理論上的支持。由于森林生態效益具有流動性、受益范圍廣泛性、無形性等特性，又因為收益常常會隱藏自身的需求，所以森林的經營主體和受益者們很難進行面對面的直接的交易。故通常來說，科斯途徑僅僅具有理論上的潛力，缺乏實際操作性。

1生態補償原則

1.1供求原則

生態產品作為一種商品，存在著供求關系，所以要建立交易市場。

1.2污染破壞者和受益者分擔補償原則

生態補償的補償主體在理論上主要是生態環境的污染者或破壞者。生態環境保護的受益者應承擔相應的生態環境補償，將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抑制環境污染破壞行為，又可以將外部經濟性內部化，鼓勵保護生態環境行為。

1.3價值轉移原則

生態產品的價值包括直接利用價值、間接利用價值、選擇價值。價值轉移的含義：經濟資本和生態產品經濟價值之間的轉移；直接利用價值和間接利用價值之間的轉移；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轉移（曾廣權等，2006）。

論文數量與影響力分析

1論文數量變化分析

的數量直接體現了學者對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的關注程度。從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將近10年的時間公開發表的有效論文為227篇，平均每年227篇，論文數量較多，表明農業、土地等方面的學者很重視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的研究。2002—2007年以及2009年每年數量都低于平均值，2008年、2010年和2011年數量都高于平均值，表明從2008年開始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成果日益豐富。根據數量，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為2002—2003年，是論文初產期，2年共12篇，占全部論文數量的53％，平均每年6篇，數量偏少，與這一階段土地整理項目較少有關。第2階段為2004—2007年，是論文數量上升期，每年16～20篇，本階段的論文總數占全部論文數量的313％，是前一階段的59倍，論文數量明顯增加。第3階段為2008—2011年，是論文高產期，共144篇，占全部論文數量的634％。2008年數量猛增至58篇，是近10年中數量最多的一年（圖1），2008年之后的3年，論文數量略有下降，但每年都不少于20篇。2008年以后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研究成果顯著增加，與國家及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整理項目密切相關，土地整理項目帶動了績效評價研究。

2論文來源期刊

論文來源期刊可以反映土地整理績效評價在專業期刊中的地位及專業期刊對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研究的貢獻。根據檢索結果，227篇論文分別來源于農業、土地、環境、經濟等領域的73種期刊，包括《農業工程學報》、《中國土地科學》、《安徽農業科學》、《地理學報》、《資源與產業》、《經濟地理》、《水土保持通報》、《自然資源學報》、《資源科學》等（表1），表明很多專業期刊都重視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研究成果的發表。近10年來《農業工程學報》刊用的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的論文數量最多，占總論文數量的176％。由于土地整理項目屬于農業工程項目，而且《農業工程學報》為美國工程索引（EI）收錄的期刊，影響力大，質量高，頗受學者的青睞，故論文數量多。《安徽農業科學》雖然影響力不如《農業工程學報》，但為旬刊，期刊發行量大，發表周期較快，因此論文數量也較多，達到37篇，占論文總量的163％。《中國土地科學》刊用的土地整理績效評價的論文數量也較多，為15篇。土地整理績效評價論文主要集中在上述3種期刊，其論文數量占總論文數量的405％。

3論文影響力分析

下載頻次和被引頻次是反映論文影響力的2個指標。下載頻次反映了論文受其他學者的關注程度，而被引頻次則反映了論文受其他學者的認可程度，是衡量論文影響力的主要指標。由論文檢索結果可知，227篇論文共被下載61208次，被引用2767次。各期刊的土地整理績效評價論文的下載頻次和引用頻次不同，表2、表3分別列出了下載頻次和引用頻次最高的10種期刊。無論是下載頻次還是被引頻次，《農業工程學報》都遙遙領先于其他期刊，位居第1位，屬于第1等級。這表明《農業工程學報》刊用的土地整理績效評價論文質量高，影響力大。《資源科學》、《中國土地科學》、《自然資源學報》、《經濟地理》、《安徽農業科學》的論文被引頻次與下載頻次也很高，屬于第2等級；《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中國土地》、《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中國軟科學》的論文被引頻次為50～100，屬于第3等級；其他期刊屬于第4等級。雖然有73種期刊刊用土地整理績效評價論文，但被引頻次高的論文主要集中在《農業工程學報》等10種期刊。

林資源是陸地森林生態系統內一切被人類所認識可利用的資源總稱，是一種最為重要的自然資源。國外對森林資源價值評估的研究起步較早，從18世紀或者更早，人們就開始關注森林資源，并對林木資源的價值計量進行了研究，得出了許多有益的結論。隨著資源與環境之間矛盾問題的出現以及日益尖銳化，森林資源的生態和環境價值受到了日趨廣泛的關注，其計量問題也成為人們思考的重點問題。   1森林資源綜合效益評價   國際上對于森林蓄積的測量，也就是森林經濟效益的計量體系已經非常完善。從18世紀開始，以德國為首的林學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蓄積量，也就是木材的經濟價值。隨著森林資源的危困和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不僅認識到森林能為人類社會提供木材和多種林副產品，而且注意到森林具有重要的生態效益及環境價值。所以人們逐漸認識到再也不能無償的索取它，而是更應該認識森林的生態規律，更大限度的發揮其多種生態效益。20世紀60年代以來，森林的環境價值體系及其評估，以及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對森林生態效益進行計量。從此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該課題的研究。國際上有兩大學派:一派是以Constanza為代表的生態經濟學派，他在1997在《Na-ture》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世界生態系統服務和自然資本價值”的文章。他認為生態功能價值可以通過全部價值來計算，提出可以用市場價值法計算;另一學派是以Pearce為代表的環境經濟學學派(1998)。他認為很難用全部價值來計算生態功能。他提出用假想市場法來計算生態功能價值。印度學者提出，一株50年生的樹木每年對人類的貢獻高達十幾萬美元，其中產生的氧氣價值是3.12萬美元，防止大氣污染的價值是6.25萬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增加肥力價值是3.13萬美元，涵養水源等價值是3.12萬美元，這充分說明森林的生態效益遠遠大于木材的經濟效益。美國馬里蘭大學Costanza等1997年提出的計量方法，把森林生態效益分為概念模糊的17種，其計量值相當大(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至少33萬億美元)。   國內，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的張嘉賓、翟中齊、宋宗水等人就開始了對森林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初步探討，但大多局限于零星的思考，缺乏系統的認知。1994年，國內著名學者周曉峰評價了黑龍江省的森林生態價值，他用的方法就是假想市場法。侯元兆等于1995年第一次對林地、林木及森林的三種生態效益(涵養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進行了核算，并出版了專著《中國森林資源核算研究》;郎奎建、李長勝等2000年在《東北林業大學學報》上發表了“林業生態工程10種森林效益計量理論和方法”的文章，對10種森林效益進行了定義和初步計量，是全面系統地研究森林生態效益計量比較權威的文章，以后國內許多學者都將此論文作為主要的參考文獻。郎奎建2003年對森林生態效益價值核算的市場逼近理論和技術研究進行了完善。   多年以來，我們主要重視了木材的經濟價值，而忽視了更大的森林生態效益。要推動和加快實施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進程，其先決條件就是森林生態效益價值的計量要科學化。上述問題得到國內外生態學家、經濟學家極大的關注。我們通過一系列的論證，大輻度調減(與國內外學者相比)森林生態效益的價值量，該森林生態效益的價值計量應大大小于國家GDP值。因為森林生態效益補償還存在一個人們支付意愿的法則。   2對《可更新資源:經濟理論與評價》一書的評價   就在人們對森林資源的綜合效益開始進行重視之際，李長勝等所著的《可更新資源:經濟理論與評價》一書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了。中文專門論述可更新資源經濟理論與評價的專著到目前為止還僅此一本，有許多新穎之處。該書論述了自然資源及其價值，可更新資源的科學利用，生物資源與生物估測，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濕地的價值與功能，濕地的退化與恢復。該書對森林資源價值的評價占了較大篇幅。其比較全面系統地用廣義線性模型(包括似乎不相關模型)對黑龍江省國有林區森林資源涵養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小氣候、凈化大氣、抑制風沙、減少水旱災、森林游憩、保護野生生物、消除噪聲等生態效益進行了貨幣化計量，特別是將復雜的森林碳匯計量用一種簡單的森林蓄積量換算因子法是比較實用的。目前，在國內森林碳匯交易剛剛起步，即使在國際上森林碳匯的計量也不十分精確的形勢下，能用一種簡單易行的方法計量，而且可操作性較強，這是此方面在學術上的一個進步。   3結語   今后對森林資源綜合效益進行評價勢在必行。特別在東北林區進行此工作，意義在于:①使人們重新認識東北地區森林資源的價值，不再是過去僅僅盯著木材蓄積的經濟價值，而它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要大得多，應該真正科學地綜合評價東北地區森林資源的全部價值。②對東北地區進一步深化天然林保護工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黑龍江省、吉林省早日建成生態環境示范省有重要的理論意義。③在大、小興安嶺全面進行禁止主伐的情況下，推動和加快實施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進程，為科學計算生態效益補償金提供科學依據。《可更新資源:經濟理論與評價》一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和方法，有許多地方我們可以借鑒。

作者：張冠坤 侯黎明 朱寧 單位：北京林業大學

近年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問題已成為公眾社會和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但對生態效益補償的內涵仍存在爭議：杜群(2005)是國內第一個給生態補償以明確定義的學者,他將生態補償定義為：國家或社會主體之間,約定對損害資源環境的行為,向資源環境開發利用主體進行收費或向保護資源環境的主體提供利益補償性措施,并將所征收的費用或補償性措施的惠益通過約定的某種形式轉達到因資源環境開發利用或保護資源環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損害的主體以達到保護資源的目的的過程。李文華,李芬(2006)綜合大多數學者的觀點,指出：生態效益補償是用經濟手段激勵人們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維護和保育,解決市場失靈造成的生態效益的外部性的補償,并保持社會發展的公平性,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結合以上各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生態效益補償是指相關部門對使用自然資源或者破壞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的人和單位進行費用征收,并將這些費用用于對為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的主體進行的稅費、補貼等形式的補償,以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平衡各主體間利益的目的。

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理論的探索。關巍、郝雪冰(2009)指出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是指國家為保護森林、充分發揮森林在環境保護中的生態效益而建立的,通過國家投資、向森林生態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態效益補償費用等途徑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提供生態效益的森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的一種法律制度。瑞士的凱恩林在《關于森林效益補償》一文中提出“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對森林效益的補償是有限的,要與社會達成協議”。荷蘭的Ottitsch等則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林業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財政應區別林業的具體活動,采用相應的政策工具”。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主體應包括為維護森林生態系統正常運轉而做出貢獻的團體和個人,補償的資金應由使用森林生態服務和對森林生態系統造成損害的集體或者個人提供,補償的范圍和標準應該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改變,應當是一個變量,此外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應將生物多樣性包括在內,并執行與林木不同的補償標準。

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的發展。自1986年以來,有關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方面的文件、政策、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全國各地設立了試點,進行了嘗試。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央相關部門對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的建立健全越來越重視,資金投入也逐年增多,因此,對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籌集方式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各位林業方面的專家學者就提出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的建立,并對制度建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相關建議。李文華等(2006)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對森林生態補償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概括：生態效益補償概念界定不清楚；標準過低；補償范圍不全；補償標準單一,而且沒有結合動態的經濟發展水平；缺乏市場化手段；管理機制不健全；法規制度相對落后；森林經營主體的參與度不夠等。韓德梁(2009)在分析了我國生態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生態補償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部門色彩強烈；缺乏長期有效的政策支持；政策制定缺乏廣泛參與；生態補償標準過低；資金使用未完全體現生態補償；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張琪然等(2010)在對北京市平谷區的林農進行調研后,總結出森林生態補償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資金缺乏；生態效益的量化標準不統一；產權不明晰；沒有體現分類補償的規則。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范圍界定不清楚；2)補償標準單一、補償標準低而且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沒能同步變化；3)缺乏市場化手段；4)補償執行力度不夠,即補償受益者與需要補償者不統一；5)生態補償投入不足。顯然,以上專家學者發現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生態補償投入不足,究其原因就是資金缺乏,單方面依靠財政補貼,不僅會面臨補償不足或者缺乏補償,而且會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因此,我們有必要尋找新的籌資方式提供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資金來源。

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籌集方式綜述徐邦凡(2000)將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籌集方式分為兩種：固定性(或稱長期性)資金籌集和臨時性(或稱一次性)資金籌集。他認為,對于生態林維護成本等經常性支出,應采取固定性籌資；對新建生態林及固定性籌資不足以支付生態林維護成本的部分,可實行臨時性籌資。臨時性籌資的渠道主要有中央或地方政府預算撥款,發行政府債券,向國內外金融機構貸款。陳曉倩,陳建成(2002)認為生態林業發展需要建立一個有效克服“市場失靈”,解決生態林業生產資金補償的融資機制。除了傳統在公共財政框架下,通過財政支出安排生態林業發展資金需要的思路外,論文主要探討了森林生態環境效益服務市場在內的森林“公共產品”資金的市場循環途徑,如碳補償貿易和生物多樣性交易。[4]王聰(2004)在分析國內BOT成功案例的基礎上,提出了利用BOT的方式融資模式籌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論證了BOT融資模式引入我國生態建設的可能性,提出了生態建設引入BOT的具體實施過程,最后介紹了應用BOT模式籌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的益處。梁靚(2007)將生態林業的融資渠道總結為兩種：政府財政渠道和市場籌資渠道。其中政府財政融資方式有發行國債和建立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市場籌資渠道包括碳補償貿易和生物多樣性交易兩種方式。綜上,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主要來自于財政撥款,之前的學者提出的資金籌集方式主要有市場化籌資方式和政府籌資兩種。政府籌資主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征稅、向國內外金融組織借款等；市場化籌資方式主要有發行生態彩票、BOT融資、吸收社會捐贈等。其中社會捐贈由于公眾環保意識較差,不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發行政府債券容易造成財政赤字。由于我國之前有成功發行體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經驗,發行生態彩票將是一種最值得嘗試的籌資方式。此外,由于今年生態旅游發展的較為迅速,因此,可以嘗試利用對生態旅游項目進行生態稅的征收來籌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

國外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籌集方式美國是一個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其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資金主要有四個來源：意識政府提供的退耕計劃的補償金；二是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市場,通過森林旅游、游憩、狩獵等產業帶來的旅游收入；三是多種非林木產品提供的森林生態補償資金；四是發行生態彩票ecolotto。德國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主要有兩種：生態補償橫向轉移支付基金,其主體是州際財政平衡基金；生態稅。日本實行以財政補貼、信貸支持、稅制優惠等為核心的私有林經濟扶持政策；而且通過社會集資的方式設立了“綠色羽毛基金”；此外,征收水源稅(森林環境稅)也是日本進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一種資金籌集方式,水源稅的稅金全額存入“森林環境保全基金”,由專門委員會進行管理。哥斯達黎加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主要來自于國家森林基金和生態服務支付方。巴西主要運用生態增值稅和合法儲存量的可貿易權進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由上可見,國外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主要來自于稅收、基金和財政補貼,美國最先運用生態彩票進行籌資,具有代表性,值得我國借鑒。#p#分頁標題#e#

【摘要】伴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生活的要求與品味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對筆者居住的周邊環境與生活環境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這就對城市規劃的設計與應用提出了考驗。園林景觀設計是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當前城市園林景觀設計還存在一定問題，本文對現代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現狀及發展趨勢進行探析。

【關鍵詞】現代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現狀；發展趨勢

引言

現在人們越來越關注生活中的園林景觀建設，合理、科學的城市規劃能夠設計出優質的園林景觀建筑，園林景觀在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同時對改善城市生存環境和維持生態平衡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城市園林景觀設計還存在規劃認識不科學、設計師專業素養有待提高等問題，下文就具體來分析存在的問題。

1現代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現狀存在的問題

園林規劃屬于一門工藝藝術，在規劃過程中必須遵循一定的科學性與規律性，比如，需要遵循生物學當中種類的多樣性原則，注重客觀規律，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目前對城市的建設大部分都是考慮眼前的利益，并沒有真正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由于缺乏科學合理的認識，對環境與資源還是考慮不周全，導致植物與樹木的生態平衡被打破，進一步降低了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科學性與質量。而且我國城市景觀規劃的水平較低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過分追求建筑的形式美，城市規劃設計缺乏科學的依據，有待改進與完善。此外，我國對城市景觀規劃這個行業一直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城市景觀的管理處于比較松懈的狀態，在教育方面，很多高校并沒開設有關城市景觀規劃的課程，這直接地導致學校沒有為社會充分輸出城市景觀規劃這方面的人才，在現階相關從業人員都是按照傳統的設計理念進行工作，這些人沒有足夠的熱情與缺乏足夠的創新精神，加之城市景觀的理論與技術都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導致我國的城市景觀規劃的發展并不是很理想。此外，我國園林景觀設計師素養有待提高，在景觀設計過程中，往往重理論，忽視一些客觀條件，并且設計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不能對自然因素綜合考慮，從而使園林景觀設計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

2創新開展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路徑

作者：郭超 鄭浙東 單位：浙江農林大學風景園林與建筑學院 棕櫚園林股份有限公司風景園林科學研究院

植物群落結構調查(1)調查方法：依據臨安市居住區的空間分布，選取3個居住小區作為調查對象，分別是春天小區、林水山居、筑境小區。在每個居住區選取植物分布具有普遍性與典型性的10m×10m樣地各3個。在每個樣方的4角各設置1個5m×5m灌木層(含喬木更新層)樣方，并在灌木層4角各設置1m×1m的草本層小樣方。(2)調查內容：對喬木樹種(胸徑≥4cm)進行每木檢尺，實測胸徑、樹高、冠幅，統計每樣方中喬木樹種的株數。詳細記錄灌木(包括胸徑<4cm的小喬木或幼苗)的種類，測量并記錄其地徑、株高、冠幅。再記錄群落的地被、草本(包括蕨類植物)和層間植物的種類、平均高度、數量。主要使用的儀器與用具有記錄本、鉛筆、尺子、胸徑尺等。

生態效益研究調查(1)空氣負離子監測儀器：測定空氣負離子的儀器為DLY-G型大氣負離子測量儀。該儀器是測量大氣離子的專用儀器，數據穩定，測量準確，靈敏度高，使用方便。檢測范圍為10～11999×109個離子.cm-3，離子濃度誤差及遷移率≤±10%，工作溫度0～40℃，空氣相對濕度≤90%。(2)監測方法與內容：使用(DLY-G)型大氣濃度測試儀進行測定，測定時，選擇靜穩天氣，采樣高度為距離地表1.5m，與成人呼吸高度基本一致。在同一測點測量相互垂直4個方向的空氣正離子和負離子濃度，每次采氣3min，待儀器顯示的數值穩定后瞬時讀取5組正、負離子峰值數，同時調查記錄測點周圍的環境及天氣狀況，包括溫度、濕度、風速、海拔和經緯度等幾項與人體健康關系比較密切的指標進行測定。主要采用的儀器與用具有記錄本、鉛筆、光照儀、風速儀、GPS、正負離子檢測儀等。

數據處理與分析(1)重要值：某一種物種在群落中的重要值用IV來表示，是衡量物種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的有效綜合指標，可以反映群落演變的方向。喬木種重要值=(相對多度+相對頻度+相對顯著度)×100/3灌木重要值=(相對蓋度+相對多度+相對高度)×100/3其中，相對多度=某種植物種群的個體總數/同一生活型植物個體總數；相對頻度=某個種的頻度/所有種的頻度總和；相對顯著度=某個種所有個體胸面積之和/所有種個體胸面積總和；相對蓋度=某個物種蓋度/所有分蓋度之和；相對高度=某個種個體個數之和/所有種個體高度之和[1-3]。(2)居住區園林植物群落多樣性：群落多樣性測度指標是度量一個群落或一個地區群落多樣性的重要依據，合理地選擇群落多樣性測度指標才能有效地表征一個群落多樣性的狀況[4]。對城市園林植物群落而言，豐富的群落多樣性能使其相對于環境變化有更好的適應調整能力。群落物種多樣性的測度方法較多，本研究篩選了一些目前應用比較廣泛的多樣性指數。物種豐富度，即物種的數目，如果研究樣地面積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確定的或可控制的，則物種豐富度會提供很有用的信息。在植物多樣性研究上，用單位面積的物種數目，即物種密度來測度物種的豐富程度，一般用每1m2的物種數目表示[5,6]。Simpson指數又稱優勢度指數，是對多樣性的反面即集中性的度量。其集中性高，即多樣性程度低。樹種多樣性(D)用來表示物種的集中性。D值越大，表示樹種多樣性越高。公式為：式中：S為所有物種數；Ni為第i個物種的個體數；N為群落中各層次所有物種的個體數；pi=Ni／N是一個個體屬于第i類的概率。(3)生態效益評價指標與標準：高含量空氣負離子水平是人們在森林和城市綠地中感到格外清新的重要原因，所以，把空氣負離子水平作為衡量空氣清潔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并可為城市功能分區提供科學依據[7]。在進行空氣負離子評價時，國際上常采用單極系數和空氣質量評價指數作為空氣質量的評價指標。空氣單極系數q：q=n+/n-；式中：n+為空氣正離子數，n-為空氣負離子數。空氣質量評價指數CI：CI=n-/(1000×q)；式中：n-為空氣負離子數，q為單極系數。單極系數越小，表示負離子濃度比正離子濃度高得越多，對人體越有利[8]。CI指標把空氣負離子作為評價指數，同時又考慮正負離子的構成。目前國內外通行的空氣清潔度等級標準(見附表)[9]。由此可見，負離子的測定對于該試驗及論文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負離子的測定結果與分析也是一些景觀評價和生態效益研究的依據。在研究各因子對負離子的影響時，遵循單一差異原則，即考察某一因子對空氣負離子影響時，要求其他環境因子基本相同，如考察綠地類型的影響時，選擇同一地點或臨近的綠地，并在相同時段進行測定。

結果與分析

1居住區群落內的植物組成對每個小區中的3個樣地的植物群落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共有喬木28種，其中落葉與常綠之比為2.1∶1，灌木共18種，草本共11種。3個群落內栽培共57種(含品種)，分34科50屬，裸子植物1科4屬4種、被子植物33科46屬(雙子葉植物31科41屬48種，單子葉植物2科5屬5種)。

2居住區植物群落的層次結構特征調查的人工群落的外貌一般為夾雜部分落葉闊葉成分的常綠闊葉林。春季林冠內鑲嵌著嫩綠色的落葉樹種，如白玉蘭、日本晚櫻等，秋天一些色葉樹種形成黃色或紅色的斑塊，如銀杏、西川樸等。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結構比較分明。

作者：劉德良 單位：嘉應學院

城市林業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學者ErikJorgensen(1965)[1]提出,但城市林業學術思想及其科研、教育等卻在美國得以發揚光大,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美國城市林業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及日本等也于20世紀70、80年代分別接受了北美城市林業的思想,并憑借與美國的強勢關系以及強大的經濟基礎,城市林業的科學研究等也達到了近于美國的水平[2-8]。回顧城市林業從學術觀點到全面實施的建設與發展過程,分析、研究歐洲各國、美、日等城市林業先進國家成功的奧秘,可以清楚的看到,美、歐洲各國、日特別是美國城市林業之所以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根本原因,一是城市林業及系統管理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環境運動”及其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所以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研究者、民眾的大力支持,也正因為獲得了官方、民眾的大力支持,使得城市林業在高起點上得以順利地發展;二是大力加強城市林業科學研究,通過各級政府與行業及專業協會等的廣泛參與,培養和鍛煉了一批現代城市林業科學研究與管理人才、提高城市林業科技水平是城市林業發展成功的又一個重要方面[7-8]。當今中國城市正處于深刻的(形態結構、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社會變更時期,林業正處于“破壞與建設相持”的歷史新階段,在這樣一個繼往開來的新時期,前瞻性地開展國內外城市林業科學研究的對比分析,汲取他們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對類似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設浪潮中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城市綠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創造和諧的城市人居環境等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7]。

1國內外城市林業科學研究的比較分析

1.1研究規范性

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有其明確的研究對象、范疇、任務、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對于城市林業這樣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科,目前其研究的規范性還有待于提高,如對于城市林業的概念,ErikJor-gensen(1965)[1]最早提出“城市林業并非僅指城市樹木的管理,而是指對受城市居民影響和利用的整個地區所有樹木的管理,這個地區包括服務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憩的地區,也包括行政上劃為城市范圍的地區”;美國林業工作者協會城市森林組為城市林業下的定義為“城市林業是林業的一個專門分支,是一門研究潛在的自然、社會和經濟福利學的城市科學。目標是城市樹木的栽培和管理,任務是綜合設計城市樹木和有關植物以及培訓市民,其范圍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動物棲息地、戶外娛樂場所、園林設計、地面污水再循環、樹木管理和木質纖維生產等”[9];而歐洲目前對城市林業的理解尚不盡完全相同,普遍是指管理位于城市內部或周邊的樹木和森林資源的一門科學、技術和藝術,目的是為了能讓城市的樹木資源更多地給社會提供環境、藝術、經濟、福利等方面的服務[10]。此外,我國學者王木林(1995)、吳澤民(1996)、彭鎮華(1999)、李吉躍(2001)等對城市林業都表達了各自的理解[6-7,11]。又如目前全世界對于城市森林范圍還停留在各自表述階段,沒有統一的標準。美國的GreyGW和DenekeTJ及我國臺灣高清教授認為,城市綠地和風景林及城市周邊的水源涵養林都應劃入城市森林的范圍,瑞典規定距市中心30km以內的林地為城市森林。美國和有些歐洲國家以乘坐陸地交通工具去旅游當天能返回城區的半徑范圍為城市森林規劃建設的范圍。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王成、王木林等強調要考慮行政區劃和實現城鄉一體化[6,11-12]。鑒于目前城市林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疇在國際上還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研究規范與標準,各個國家也只是根據各自歷史文化傳統或游憩的需要等制訂自己的標準與規范,因此,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城市林業,在中國城市森林分會的組織下,組織有關機構如: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北京林業大學、中國科學研究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等單位展開對諸如城市林業、范疇等一些基礎性的概念,結合中國的實際制訂一個權威而統一的標準(中國版),這對于我們以后的研究工作及城市林業學科的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13]。

1.2研究系統性

由于技術和認識上的滯后,傳統的綠地規劃一般只是在城市規劃總圖上根據現有用地完成“城市綠地率”、“城市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等硬指標,而進一步的實際問題則較少深入考慮。城市應該建成什么樣子?如何解決現有城市的環境問題?怎樣才能創造出理想的城市人居環境?一個城市究竟需要多少綠量?量化的依據是什么[14]?城市森林的結構和分布如何?形態和布局如何與城市的形態有機結合?建成區的綠地如何與郊區的城市森林、城市農田、水域濕地等協調發展?綠地的生態服務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發揮?凡此種種,由于錯把手段當目的,只求滿足建設部門有關城市綠地規劃的硬性指標,致使我國城市森林總體質量不高,生態、社會及經濟綜合效益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對環境壓力的承受力也十分有限[15]。從目前國內外對城市林業研究的總體情況上看,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城市林業的產生和歷史淵源;城市森林的功能效應;影響城市森林建設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城市森林的調查和評估;城市森林的經營和管理;城市樹木的價值體系;城市林業法規和管理體制[16]。如對城市森林生態效益的系統評價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涉及到城市林業的眾多方面,如城市森林的本底調查、群落結構、空間分布格局、制訂效益評價標準和規范等,目前國內大多受研究手段的限制,只能以有限的野外觀測數據為基礎進行單因子或有限幾個因子展開研究,研究結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質疑,倘若借助于3S技術等現代新技術進行系統性分析,如美國林業(一個非盈利的民間保護組織,www.americanforests.org)開發并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軟件CITYgreen對包括亞特蘭大、新奧爾良、休斯頓、華盛頓特區和圣安東尼奧州20多個城市在內的生態分析,這些分析將城市森林改善空氣質量、碳儲存和吸收、能量利用、防洪控制等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價值[4-5,17-20],其研究結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以大大改觀,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在我國僅見于北京、天津、廣州、上海、沈陽等少數城市的航空遙感綜合調查研究。此外,眾多中國城市林業研究工作者,往往只注重于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研究,如有的城市研究工作者只注重城市森林的結構研究、有的則側重于熱島效應的研究或側重于污染氣體的治理方面,由此可見,各地區的研究雖各有優勢,但都比較分散,即各地區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未將城市森林各方面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因而不能為生產管理部門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研究的系統性還有待于加強[13]。#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