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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艷萍 單位：包頭師范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

當前環境危機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難題,為此各國都將改變消費和生產格局及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根本要求。不可否認,造成生態危機和資源破壞的直接原因更多地表現為人口的膨脹、科技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及與之相關的政府低效或無效的管理,但是,受消費欲望驅使的不當消費行為,卻是更長久、更本質造成資源危機和環境惡化的深層原因。作為即將邁向現代化的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的匱乏已不允許我們采用大量耗用資源的消費模式,因此提升公民的生態消費意識、鼓勵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成為保持我國經濟與社會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成長

“消費問題是環境危機問題的核心,人類對生物圈的影響正在產生著對于環境的壓力并威脅著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從本質上說,這種影響是通過人們使用或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所產生的。”[1](p13)我國目前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民缺乏環境價值觀念和生態整體意識而導致的,如何樹立和宣傳環境倫理道德觀和價值觀、增強全社會的生態消費意識、擴大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顯得尤為重要?，F代意義上的生態消費是建立在人類、自然與社會和諧統一的基礎上,它要求人類的消費要建立在符合物質生產與生態和諧的發展水平上,在對生態環境給予保護、愛戴與貢獻的前提下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一種理性的消費理念。生態消費參與意識是人們對生態消費參與活動意義的自覺認識、思想傾向和基本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消費就成為我國學者和專家探討的熱點問題,我國公民對于生態消費、綠色消費等概念都有或多或少的認識和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實踐。如在生活消費時崇向自然、追求健康,選擇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健康的綠色食品;在消費過程中注意對垃圾的分類處置,不造成對環境的破壞;在追求舒適生活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節約資源,低碳生活方式成為人們追求的時尚潮流;在生產消費時強調循環經濟、清潔生產,實現可持續消費等都是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覺醒的真實寫照。應當說,在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公民文化素質、道德修養、價值觀念、法律意識的提升及城市文明的熏陶,不知不覺地實現了自身素質和精神風貌的現代化,其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均發生了明顯變化。此外我國政府明確要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保持良好的生態系統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近幾年來,政府加大了對民生的投入力度,推動了生態消費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公民生態消費意識的滋生和培育,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素質明顯地得到了提高。當然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雖然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正在經歷由自發走向自覺的嬗變,其生態消費參與的主體性日益凸顯,但公民的生態消費意識還不夠強烈,遠沒有形成一股潮流。如我國社會生活中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消費問題,主要表現在消費浪費嚴重,過度包裝、一次性消費品隨處可見,炫耀性消費和攀比性消費普遍存在。此外,目前我國清潔生產的鼓勵政策以及相關的環境法規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公民生態消費參與還處在外圍階段。

二、當前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既包括個人生態消費參與,也包括對社會消費的監督與管理。每一個公民都是消費者,消費者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可持續消費的必要條件。因此只有每一個公民都充分認識到生態消費的重要性,參與到生態消費中,身體力行地減少個人的過度消費,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可持續消費。此外,如果能崛起一個龐大的綠色消費者群體,就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影響力,迫使更多的企業實行清潔生產,也會促使政府下更大的決心解決清潔生產問題。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講,消費者代表著經濟的需求端,他們是決定經濟和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的當家人。從目前來看,我國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不斷覺醒和成長,但由于參與主體的不成熟、參與深度的不足以及參與機制的不健全使得當前公民生態消費參與中存在一些問題。

1.生態消費參與主體尚未成熟,自發意識多,自覺意識少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每個公民都是消費者,消費者角色的普遍性決定了任何一個公民都是當今社會生活中愛護自然、尊重自然的義務主體。生態消費參與主體由于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環境等不同分為若干層次,社會分層和價值觀念的沖突導致參與者對生態消費的目標和意義認知程度不同,在生態消費參與中就會有不同的表現。生態消費參與是一項自主性很強的活動,它對行為者的綜合素質往往要求較高。據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人對各國的調查統計表明:教育層級與參與程度成正比。[2]即掌握和內化知識越多的人,其文化選擇的目標越明確,其參與意識較強。當前盡管我國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不同層次的公民對于生態消費參與的態度和動機明顯不同。從參與態度看,無意識參與和被動參與多,自覺參與和主動參與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隨之消費觀念也由節儉型向享受型轉變。受到西方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一些人追求奢侈消費,以彰顯身份和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追求的不是高檔物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其符號價值,成為一種“符號消費”。“這種消費實則是要向社會觀眾傳達某種社會優越感,以挑戰他們的羨慕、尊敬和嫉妒。”[3](P200)由于缺少生態消費參與的理性認識,他們尚未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參與此活動的意義,由此引發了生態悖論現象的出現。還有相當數量的公民在生態消費參與中不是出自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只是單純為了接受宣傳鼓動、組織號召進行參與,缺乏生態消費參與的自覺意識。從參與動機看,個人利益取向多,社會利益取向少。不可否認,部分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的動機已從純粹的關心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對全社會生態環境保護關注的高度,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也有一大部分公民參與生態消費活動更多考慮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停留在“自我保護型”的初級水平,不是從承擔社會責任角度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由此可見,現階段我國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從總體上看還處于自發狀態,動員性參與仍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自主性參與仍然是處于次要地位。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的薄弱,自主性參與不足意味著生態消費參與主體尚處在不成熟階段,其導致的后果是公民生態消費參與行為理性相對不足。如何構建生態消費價值觀,使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由自發走向自覺不能不引起社會和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p#分頁標題#e#

2.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深度不足,表達型參與多,決策型參與少公眾參與生態消費的形式多種多樣,按照參與的形式分,可以是組織化的,也可以是個體化的。組織化參與是個人以一定的組織形式而進行的參與,而個體化參與則是以個人方式而進行的參與。按照參與內容分,可以分為決策型參與和價值表達型兩種。目前,無論是公民個體化參與還是組織化參與都顯得深度不足,表達型參與多,決策型參與少。從個體化生態消費參與而言,一場由公眾個人行為匯聚而成的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運動,即綠色消費運動已經興起。作為個體化的公民選擇經國家農業部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認證、許可使用的綠色食品;自費考察呼吁生態環境保護、向有關部門反映環境問題;為了維護環境權益而訴諸法律等等都是公民個體參與生態消費的具體表現。但是我們從中也發現,公眾參與的生態消費活動以簡單的淺層為主,活動形式和領域單一,談不上更高政治含量和技術含量的生態消費參與行為。當前大多數公民生態消費參與行為處在價值表達型的參與階段,即一般性地宣傳環境問題,倡導生態消費,活動僅停留在通過宣傳教育喚醒公眾環境意識和生態消費意識。至于在公共治理中,只有極少數人曾經為解決日常環境污染問題進行投訴、上訪,通過他們的參與影響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發展政策。而大多數公眾還未充分進入到與他們生活環境息息相關的政策制定及決策過程中去,因此在協助政府制定環境政策,做好城市規劃,監督和抵制污染環境的行為等方面作用有限。此外,公眾生態消費參與行為大多限于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消費領域,且公眾對生態環境信息并非完全掌握;對于生產消費領域,環境污染和破壞有很強的技術性,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涉及的法律關系也很復雜,公民個人僅憑借自身的知識,經驗和技術條件,很難對生產中“過度消費”環境資源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產生足夠的認識,大多只關注已經造成嚴重危害和顯而易見的環境問題,認識不到潛在的危害,因此對于生產消費的監督和管理就顯得力不從心,呈現出參與不足的狀態。從組織化參與來看,環保組織是公民進行生態消費參與的主要載體。除官方的環保組織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公眾參與的環保社團開始誕生,自下而上的生態消費活動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即組織化發展的階段。從各國實踐來看,與經濟實力強大的污染者和作為公權力代表的執法者相比,擁有專業人士、技術條件、一定的資金和廣泛影響力的環保社會團體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公民個人力量的不足,矯正了強弱兩者實力失衡的狀態,擁有了同侵權者平等對話的實力。但不容置疑的是,我國的民間環保社團組織畢竟起步晚、數量少、活動范圍窄。盡管各種綠色組織利用綠色公益廣告、標語口號、志愿者活動掀起了影響較大的綠色浪潮,但就其實質而言,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此外由于民間環保組織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所有的人力、科技、資金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這些環保組織也就不可能滲透到國家生態環境保護主流中,擁有較大的決策權。

3.生態消費參與的法律機制不健全,籠統概括多,細致規范少公眾生態消費參與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手段,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必須有法律作為后盾。事實上,我國的法律法規中已經有諸多條款體現了對生態消費的調整和保障。我國《憲法》第14條明確提出了適度消費的消費理念。后來以經濟法、環境法的修訂和出臺進一步規范和調整與消費相關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的頒布為我國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吨腥A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第7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應當履行節能義務,有權檢舉浪費能源的行為。”《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第40條和42條對如何處置消費后的生活垃圾進行了規定,第74條還對違反有關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環境防治的規定,個人隨意傾倒、拋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的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即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從上我們不難看出,倡導生態消費觀、促進和保障生態消費的行為模式已經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有所體現。但必須指出的是,從總體上看,我國還沒有形成完備的生態消費參與的法律機制,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國環境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明確強調政府在生態消費中的權利和責任,而對公眾在生態消費中的地位和作用僅做了籠統和原則的規定,對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沒有細化,至于公眾在生態消費參與中的權利和義務,不過是作為一種宣言性的規范加以確立,而不具有任何實體權利性質,受害人無法直接援引這些規定以具體請求司法保護。如2002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第5條規定,“國家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方式參與環境影響評價。”但公眾如何參與,在哪些階段參與,如何保障公眾參與等內容尚不明確。盡管2006年初國家環?？偩诸C布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但尚未上升到法律的層次。這就使公民在生態消費參與和環境管理中失去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保障。

另外消費者的社會義務主要依靠道德規范或原則性的法律規范來調整。這勢必形成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公民在生態消費參與上積極作為時,由于無法律依據,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利。二是公民在生態消費參與上消極不作為時,也沒有明確公民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在西方國家,消費者社會義務法律制度、政府綠色采購法律制度和生態消費稅收法律制度基本構成了生態消費法律保障體系的框架和雛形。而我國現有的消費稅收法律制度盡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仍然存在諸多缺陷,不能切實起到引導生態消費模式和規制奢侈消費行為的作用,有關消費者社會義務、政府綠色采購方面的法律制度尚存在較大的不足和缺位。目前環境保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公眾生態消費參與的法制機制不足是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在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快相關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消費法律保障體系。

三、若干對策性思考

世界各國的環保實踐證明,環境保護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環境保護的全民參與,而全民的生態消費參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非常艱巨的環境保護任務,而公眾生態消費意識如何,參與情況如何,將決定中國環境保護的未來走向。如何使公民的生態消費參與從自發走向自覺,筆者認為是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危機、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鍵。#p#分頁標題#e#

1.構建生態消費價值觀,提高公民生態消費參與意識生態消費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文化,發展經濟學家E佩魯指出:“企圖把共同的經濟目標同他們的文化環境分開,最終會以失敗告終”,“如果脫離了它的文化基礎,任何一種經濟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徹底深入的思考。”[4](P185—186)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擁有保護環境的最大動機,只有生態消費意識提高,人們才能像關心生活質量那樣真正關注環境質量,才能產生自覺的生態消費參與行為,因此構建公民的生態消費價值觀是促進公民自覺參與生態消費的前提。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對生態消費教育重視不夠,且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要在全社會構建生態消費觀,就必須加強我國公民的生態消費教育和生態文明教育,加強自然、地理和國情教育,盡快將生態消費教育納入國民素質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設的范疇。一是在學校教育體系中,我們應該把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消費的教育內容逐步落實到各級教育體系和教育計劃之中。二是通過社會教育體系,依靠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等各種新聞媒介加大生態消費教育的宣傳,特別是應配合全國環保重點和國際綠色紀念日開展新聞宣傳活動,同時大力支持民間機構、社會團體、營銷企業的消費者教育活動。通過廣泛的系統化、大眾化的宣傳教育,不僅將環境危機感深深植入公眾心中,使公眾從內心深處認識到自然環境的稀缺性和無替代性,而且激發了公眾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能自覺控制自己的行為,合理節制自己的消費欲望,并促使公民的生態消費意識由只關心自己的健康上升到對全社會生態環境的保護關注的高度,從而為公民生態消費的積極參與提供精神動力。當社會成員普遍具有較高的生態消費意識,并能據以實施自己的消費行為的時候,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和節約型社會建設也便得到了保障。

2.完善生態消費參與的公共決策機制,增強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的實效性公民除了“獨善其身”的生態消費參與外,還應參與到社會治理中,擁有環境決策管理權。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管理,實質就是通過一定的方法與程序,讓社會成員能夠參加到那些與他們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的政策和規劃的制定及決策過程中去。公眾參與決策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讓決策者能夠借此去說服公眾,或是讓公眾借此來指揮決策者,而是在于能夠通過此項活動達到決策者與公眾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使得該項政策符合公眾的切身利益。為此,政府應打破以往封閉的行政體制,擴大公民的知情權,開辟制度化的渠道,提供公民利益進入公共領域并獲得公共審視的機會。這就要求各級政府要加快構建消費與環境和諧的信息機制,幫助消費者獲取必要的環境信息,盡可能讓廣大民眾參加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決策討論,特別是那些與民眾休戚相關的重大環境工程項目,使利害相關各方面都能充分發表意見和參與決策,使政府決策更加民主化、科學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當然,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決策應從實際出發,采用何種方式應酌情而定,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決策者主導法,強調把有關決策信息從決策者傳遞給公眾,讓公眾了解、評價決策的背景和內容,使決策做得更為合情、合理。這是當前運用的最多的方式,也是被實踐所證明的實現公眾參與環境決策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二是互動法,這是一個雙向的信息交流過程,強調直接給決策者與公眾提供相互協作、相互影響的機會,以便他們能借此實現相互理解、相互信任,進而達到智慧之交融。三是公眾主導法,強調讓公眾能有更多的機會來詳盡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及看法,使決策者能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公眾意愿及愛好。此外環境網絡評價,社會公眾聽證,召開社區公眾會議等也是實現溝通信息、宣傳動員、反饋意見、增強理解、提出政策建議等目標的參與方法。成熟的生態消費參與是組織化參與。在保障公民個人生態消費參與權實現同時,政府還應該大力提倡、支持創辦民間環保社團,以提高全社會的生態消費意識,更好地監督政府執法。民間環保社團是協調民間與政府、企業之間關于環境糾紛的中介紐帶。政府要循序漸進地為民間環保社團創造合法活動的空間,盡力發掘社會資源,尋求體制內外、政府與社會的通力合作,形成良性互動,和諧發展。目前我國民間環保社團由于隸屬于政府之下,民間組織如何就取決于民間組織和主管部門的工作關系,其工作獨立性和監督權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另外在活動方面也存在資金短缺問題。按照國際慣例,民間環保組織主要的三個經費來源是會員的會費、政府轉給一些項目、基金會和企業的資助,而中國在這三方面都很困難,這和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以及社會改革的進程有關。我國政府應當通過社會改革,引導民間環保組織發展起來,逐步把應由社會承擔的責任轉移出去,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民眾最直接的需求。

3.健全生態消費參與的法律保障體系,強化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的觀念和行為在現有法律體系的基礎上,當前最迫切的就是健全有關生態消費參與的法律保障體系,完善公民生態消費參與的運行機制和程序。

一是對新的污染問題和新的綠色事業的發展迅速法律跟進,加強公民生態消費參與和咨詢的相關立法。通過立法全面確定公眾在環境管理上的各項權利,如知情權、決策參與權、監督權、自衛權、索賠權和訴訟權的具體內容,并以程序法的形式對公眾生態消費行為做具體詳細的規定,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制定《公眾生態消費參與法》。另外凡涉及公共環境利益的項目,應建立公眾參與機制。通過構建生態消費參與中的反饋機制與預防機制、公民和民間社團的制約機制與協調機制、政府的評估機制與補償機制、公民的參與機制與責任機制使公民個人或民間社團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參與到與環境相關的決策活動中,切實維護社會公眾的生態消費參與。對一切不合理限制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的行為以及將公眾排斥在決策之外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

二是改變消費者只是社會弱者的陳舊觀念,改變現行法律只為消費者賦予權利而不為其設定義務的模式,將公眾參與生態環境保護中的生態消費義務問題界定清楚。消費者社會義務是消費者在滿足消費需要的同時,為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達成生態消費模式,實現良好消費秩序所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在消費問題日顯突出的今天,消費者在個人消費活動中的社會義務不能因為其相對于生產者而言所得到特殊保護而消滅。面對環境嚴重污染與資源行將枯竭,面對甚囂奢靡和我行我素的消費生活,對公民個人消費者而言,通過消費者社會義務的法律化可以促使消費者拋棄不良消費習慣,自覺參與到生態消費行為中。#p#分頁標題#e#

三是加大對不可持續消費行為的懲罰和制約力度,克服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目前公眾參與生態消費,既可以行使,也可放棄或怠于行使,這都不構成違法。但對于一個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卻有很大的差別。為此,我們要對公民生態消費參與“作為”和“不作為”制定獎懲措施。對于生態消費參與中積極表現的個人和民間環保社團要給予經濟方面的支持與鼓勵;對于個人的過度消費和奢侈消費,要通過開征較高的消費稅約束不可持續消費行為;對于生產消費,要給予公民知情權和參與權,加強公眾輿論對環境執法的監督,提高環境執法的透明度。國家還應制訂和實施有關自然資源保護法,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適當提高給環境帶來污染的產品稅率。對違背可持續發展的各種消費行為和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消費環境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對于不顧生態利益的生產浪費行為和資源過度開采行為,可以實行環境公益訴訟,使任何公民和民間環保社團為了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義向國家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在當代人類陷入環境危機和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善于表達,有知識和行動積極的公眾,是未來環境的最好保障,而非政府組織、智囊機構和媒介是使之成為現實的渠道。規范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延伸消費者的消費責任制,是克服我國資源危機與環境危機的有效途徑,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