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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崗峰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由于人類的盲目活動造成的人和自然關系的失衡、沖突,這是制約社會存在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過去,我們曾過于簡單地把環境問題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而忽視它非制度的一面,掩蓋了本國生態破壞的事實。后來,我們又把環境問題歸結為工業文明,認為是工業文明在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對自然肆無忌憚地掠取,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使人類的發展陷入困境,從而忽視了農業文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環境問題已經從局部地區擴展為全人類、全球性問題。馬克思主義所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最高層面,就是以地球為核心整個人類與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命運。

一、自然生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我們不否認社會制度和工業文明對于環境問題的重大影響,但并不歸咎于社會制度和工業文明。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和自然關系問題。關于人和自然關系馬克思首先強調人對自然的依賴。他說:“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說:“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②人和自然關系還包括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人對自然的依賴性決定人對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它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但是,處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文明,人們都不可能窮盡對自然的認識,他們對于自然的改造必然帶有認識的局限性,甚至錯誤的觀念,例如“人定勝天”的觀念。所以,他們活動的結果必然或多或少造成生態平衡的破壞。恩格斯早在其手稿《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論述過:“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③他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要報復我們。他例舉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使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干旱,而雨季又有洪澇災害。這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前的農業文明社會,他們同樣都是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沒有處理好自身與周圍的環境、大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我國黃土高原、甘肅、新疆等西北地區嚴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主要也是發生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期。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過度開墾和放牧還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而且,發生在農業文明的生態問題不比工業文明產生的生態問題容易解決,我國黃土高原、西北地區嚴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的治理,它比工業文明帶來生態環境惡化的治理還要困難得多,距成功時日還遙遙無期。

恩格斯在例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前自然生態問題同時,也例舉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西班牙的種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認為木灰作為咖啡樹的肥料能獲高額利潤,結果造成水土嚴重流失而裸露山巖。①但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發展的過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斷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同樣也出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批評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惡果的話音未落,我國“三高”企業如雨后春筍迅速出現,比比皆是。甚至我們一些地方還接受西方國家的高污染的工業垃圾。馬克思批評的資本主義生產對土地資源的破壞過程,我們現在同樣發生,我們為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進步,同時也破壞了這種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進步”。城市化進程加劇,大量鋼筋水泥路面和高樓,無情地制造了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的斷層,切斷了土地自然資源再生產的基本進程,這是任何社會無法避免的,與是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無關。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深刻地批評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態環境破壞現象,“當一個資本家為著直接的利潤去進行生產和交換時,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如此。”②但他們還沒有認為資本主義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工業文明還沒有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程度。而伴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工業文明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還沒有親歷過,如果經歷過,他們肯定也會批評的。相反,恩格斯還是對生態文明發展趨勢抱十分樂觀的態度:“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種事情發生的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不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③相反,那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社會問題,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恩格斯說:“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④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漸漸認識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特別是貧富分化、階級和階級斗爭,我們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恩格斯接著斷言: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⑤我們之所以比較多,甚至整段引用恩格斯手稿《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的論述,是因為有的學者對恩格斯的話誤讀了,特別是上述我們所引的最后一段話,誤讀者最多。明明是專門針對社會問題,而不是生態問題,誤讀者硬把二者扯在一起,說成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只有從根本上改造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生態文明。

不可否認,資產階級貪婪的本性不僅使他們通過高生產高消費追求利潤最大化,同時,還利用技術理性使大自然屈從于商業組織,迫使自然界成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壞了生態平衡,直接危害到人類自身的生存。但是,社會主義社會(包括前蘇聯)為了整個國家和人民利益,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追求快速經濟增長,也同樣日益受到來自科學技術的奴役和統治,使生存環境受到破壞。特別是前蘇聯把技術的奴役和統治濫觴于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將社會主義設想成一架由中央來指導的工業機器,要求個人服從那架機器的要求,割斷了他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處,阻塞了個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復制了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我國長期處在生產力水平很低或比較低的狀況下,因為人類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總是占第一位的,通過科學技術進步,急于改變落后狀態,解決溫飽問題是很自然的觀念。技術的奴役和統治依然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中發生。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破壞,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城市病”等問題也隨之產生和發展,已經到了必須深刻反省的關鍵時候了。因此,自然生態問題的根源的判定,應在更高的層面進行思考,那就是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集體、國家利益,都要服從人類共同的利益。無論哪一種性質的社會制度,都應該如此。#p#分頁標題#e#

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類的“無機的身體”。①自然創造了人,人類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以維持其生命過程和社會發展。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成為自然的所有者,而只能成為自然的占有者。恩格斯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②人是萬物之靈長,人是自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的活動是一個引起生態系統變化最強有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生物的活動、任何自然因素都更多、更迅速地認識自然規律,干預著整個生態平衡。因此,雖然一切生態平衡的破壞主要緣于人類錯誤的思維和行為,但恢復和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也在于人類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因此,自然生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全人類共同關心、共同解決的人類共同的利益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通過實踐形成的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必然會以一定的方式影響人與自然的關系。所以,自然生態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也包括著與人和自然關系相關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在階級對抗的社會,在充滿仇恨和戰爭的世界,自然生態問題只能更加嚴重。要解決自然生態問題,必須具有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要有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文化生態。

二、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理念下的文化生態

正如自然界的“生態”所追求的物種多樣性一樣,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維持文化生態系統的平衡,與解決自然生態問題相一致。當我國還處于轟轟烈烈中時,與這場文化浩劫、生態失衡相反,1968年4月,在意大利羅馬林賽科學院,祖籍匈牙利的意大利菲亞特汽車公司負責人貝切伊,和一些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通過爭論,最后排除制度的、神學的干擾,成立了著名的“羅馬俱樂部”。它是跨學科、跨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的社會團體。羅馬俱樂部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人類的全球時代,人們的知識不斷擴展與對自己的生存環境無知的矛盾。它要促進和傳播對人類困境有較為可靠和有深度的理解,在一切可用知識的基礎上,激勵那些能糾正現在環境問題的新的態度、政策和制度。貝切伊的口頭禪是:“如果你不首先是一個好的世界公民的話,你就不可能是你們國家的一個好的總理。”③1974年2月,羅馬俱樂部在奧地利薩爾茨堡召開的會議宣言指出:“為使人類面對我們時代的挑戰,一切人和一切國家之間積極團結合作的新精神是必不可少的。”④這就是“薩爾茨堡精神”。

要在世界形成這種普遍的新精神,社會必須和諧,世界必須和諧。和諧是多樣性統一,我們對它民族、它國家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必須持理解和寬容的態度,求同存異。但是,當今的社會和世界是不夠和諧的,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以及與其相關的各種社會制度、宗教、種族、黨派的沖突經常發生。1996年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主題是文化和文化認同。他認為,冷戰消失之后,一個和諧世界范式距離現實還很遙遠,但世界上沖突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界限展開,而主要以文明之間的斗爭的形式展開。他坦言現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文明并無普世性,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這是一個多極和多文化的世界,各國圍繞著它們文明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它文明的沖突,因此,西方人要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獨特的而不是普世的。避免全球文明戰爭要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

亨廷頓講的是文化、文化認同和政治的關系。“人類困境”的全球自然生態問題解決必須依賴于政治問題的解決,而政治問題的解決又取決于文化認同。因此,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密切相關,不同的文化必須在和平的交往中,相互學習,豐富彼此的生活,共生共榮,才能達到社會和世界的和諧,為全球自然生態問題解決,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2005年4月,主席參加雅加達亞非峰會,在講話中提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同年7月,出訪俄羅斯,“和諧世界”被寫入《中俄關于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和諧世界”第一次被確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共識。9月,在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其中也包括環境污染問題:“因種種原因導致的局部戰爭和沖突時起時伏,地區熱點問題錯綜復雜,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許多國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國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在一些地區還相當活躍,環境污染、走私、跨國犯罪、嚴重傳染性疾病等跨國性問題日益突出。人類實現普遍和平、共同發展的理想還任重道遠。”他呼吁,世界所有國家緊密團結起來,共同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才能為人類社會發展創造光明的未來,才能真正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對于和諧世界建設,他強調文化認同的關鍵作用:“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在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積極貢獻。存在差異,各種文明才能相互借鑒、共同提高;強求一律,只會導致人類文明失去動力、僵化衰落。各種文明有歷史長短之分,無高低優劣之別。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各國交流的障礙,更不應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

所以,環境問題解決與某種社會制度和文化有關,但不歸結于某種社會制度和文化。亨廷頓說的西方文明并無普世性,與說的文明不強求一律,都說明任何民族和個人都有選擇文化的自由,保護和發展自己文化的責任和權利。當然,我們不否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社會成員必須接受和共同遵守社會的共同價值觀,這共同價值觀是各種文明社會都可以認同的,它使多樣性文化下的各種社會制度和諧共處,這是解決世界性各種危機和問題的前提條件,當然,它也有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自1972年聯合國發表《人類環境宣言》以來,20世紀90年代以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等一系列有關環境問題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文件相繼問世,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建設生態文明作為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內在需要,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一全球共識的積極響應。當然,我們也憧憬生態問題和文化問題得到真正解決的未來社會:“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①#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