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文明的生態政治簡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張斌 單位：河南中醫學院

西方近代以來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及其促發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但伴隨人類繁榮的是生態危機的日益加重，新時代背景下的生態危機迫使人類重新審視原有的社會文明發展之路。科考利特認為：“我們正生活在西方世界千年的轉變時期。從認識論角度來看，不同于柏拉圖時期和笛卡爾時期。一種世界觀，現代機械論世界觀，正逐漸讓位于另一種世界觀，誰知道未來的史學家們會如何稱呼它———有機世界觀、生態世界觀、系統世界觀……”[1]貝塔朗菲則宣告：“由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始的西方文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偉大創造同時己告結束。新的文明，將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一種生態意義上的文明。”[2]早在20世紀40年代，羅素就曾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達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人類種族的綿亙已經開始取決于人類能夠學到的為倫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3]可以說，人類已經處于新世紀新千年之“為倫理思考所支配”生態文明時代。可生態危機應當如何化解，生態文明應當如何建設，人類開始踏上了實現人和自然與人與人雙重和諧的探尋之路。在這種探尋中，人類發現合法性政治除了自身內蘊的正義價值之外，還可能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生態環境問題應當被政府納入到社會發展的總體框架內來解決———理想的生態環境需借助政府的力量營造，高度的生態文明需要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理應順應時代文明發展趨勢把生態文明納入價值視野，謀求一種與傳統政治要素結構相容的新的政治觀，即生態政治。

生態政治，是一個簡稱。其中，生態是前提性視閾，它突出了我們所探討的政治是與生態相關、具有生態學視野的政治；政治是核心性內容，它突出了我們所探討的生態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需要運用政治力量才能得到解決的生態。因此，我們可以把生態政治表述為：圍繞生態環境價值及與之相關的生態環境利益問題所展開的一系列政治現象、政治思想、政治行動的總和，包括由生態利益與經濟利益沖突引發的政治矛盾和沖突，以及為解決這些沖突而產生的政黨政治、政策制定、政治思想等。生態政治的目的也主要是要運用政治力量和途徑解決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以及以生態環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從而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政治相近的環境政治、綠色政治這兩個術語基本上與之具有相同內涵。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么區別的話，環境政治是就問題產生的領域而言的，凸顯的是問題域；生態政治是就問題所涉及的內容而言的，凸顯的實質與方法；綠色政治則是表達上述兩個術語的大眾化的并帶有文學色彩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政治也可以稱為環境政治或綠色政治。

一、馬克思主義對環境與政治關系的論述

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這個人類本質活動基礎上的，它通過揭示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揭露了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奧秘。也正是這個過程中，經典馬克思主義涉及到了對政治與環境關系的論述。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觀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純粹的生態觀，而是關于人與自然之間是辯證統一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本主義的生態觀。首先，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靠自然界而生活，人與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恩格斯說：“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其次，馬克思主義強調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辯證統一的紐帶。勞動“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5]“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6]這種“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突出表現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生態環境的破環，也正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態環境破環的制度根源馬克思主義論述了環境與政治的關系，從作為經濟基礎核心內容的生產方式來看，首先，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是一種對自然掠奪式開發和浪費性使用的制度。它只把自然當作是原材料、有用物和增加金錢財富的東西，完全無視自然的價值和地位，無視自然的環境效益和生態效益，“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在私有財產和錢財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視和實際的貶低。”[7]其次，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是一種片面地發展物質生產，單純地追求剩余價值的制度。這勢必導致掠奪自然與剝削人并存，濫用主體性和踐踏主體性并存，自然破壞與人的異化并存。在資本主義異化生產條件下，“……甚至對新鮮空氣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過現在洞穴己被文明的熏人毒氣污染……光、空氣等等，……骯臟，人的這種腐化墮落，文明的陰溝(就這個詞的本意而言)，成為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違反自然的荒蕪，日益腐敗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科學技術、勞動產品甚至人本身也“都作為異化的、物的東西而存在并與人自然相對立。”[9]從作為上層建筑重要組成的意識形態上看，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必然產生霸權主義。“歷史告訴我們，社會能源(財富)集中在一些人和組織手中時，社會其他成員的生存便因能源喪失而受到威脅。”[10]霸權主義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全球性擴張，已經不滿足于簡單地為土地而戰、為商品和資本輸出場所以及原料產地而戰，而且要為“價值觀而戰”，力圖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構建一種“世界新秩序”。上升到價值觀高度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主義在生態環境領域就表現為“生態殖民主義”，它不僅加劇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也急劇造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環境沖突。#p#分頁標題#e#

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要獲得解放，必須消滅私有制。消除異化勞動，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本解決，都有賴于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這一基本思想啟示我們，正義的社會政治制度是人和自然的歷史的統一與人類解放的根本保證。人類作為改造自然的主體力量，在和諧的生產關系、正義的政治制度下，將克服科學技術應用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有目的地調節自然界的發展，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人類自身也將獲得全面的、自由的和創造性的發展。

二、生態政治的核心：政治過程生態化

環境危機及其解決客觀上產生了生態政治的必要性，而馬克思主義關于環境與政治關系的論述則在理論上為我們生態政治構建指明了方向。接下來就是生態政治如何具體構建的問題了，即政治過程生態化問題，這是生態政治的核心。在這里，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來構建生態政治：一方面，各國政府決策生態化。政府決策行為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對環境保護進行直接干預，同時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對經濟發展模式、公眾行為的影響又間接影響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政府決策行為在促進生態環境持續發展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它可以把各種權利、手段有效結合起來，去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科學素質，去調控人口數量和素質；通過政府實施教育工程去改變人們無節制地追求物質享受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培育全新的生態政治觀。未來政治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重塑生態地球村的和諧。政府和政治家們必須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用更多的財力、物力、人力來維護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以此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是未來世界政治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建立國家、地區間平等、和諧、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正義新秩序。如果說，各國政府決策生態化主要是關注和解決一國局部的環境問題以及與環境問題相關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那么，建立國際環境正義新秩序則是關注和解決事關人類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全球環境問題與國際環境非正義問題。當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還是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的直接后果是地區、國家、民族間的沖突、戰爭、核軍備競賽等，這些軍事、政治行為的最終后果是對生態環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壞。過去中東地區長年不斷的戰火的根源就在于爭奪生態資源，這是不爭的事實。目前全球每年軍費開支以萬億美元計，而西方發達國家占其中絕大部分，就是依賴這些金錢打造出來的政治、軍事優勢，西方發達國家維持著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舊秩序。即使只是把這些費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環境保護和援助發展中國家，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自然保護區就可有效地得到保護，全球環境問題和貧困問題就可取得實質性進展。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是生態運動興起的客觀原因，生態運動及各國生態綠黨的成立發展成為生態政治產生發展的現實基礎；反過來，各國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的政治生態化也將成為解決當今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促進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徑。生態政治并不奢求在短時間內建立某種統一的全球環境治理部門，而是通過決策制度和經濟關系的生態化，來促使各國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態的治理方式。

三、生態政治秩序：遵循“環境正義”的“理治社會”

從思考問題的角度來看，既然生態政治把生態問題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這種政治模式要解決環境問題就要以生態法則為前提，即政治過程生態化要遵循自然生態法則。自然生態法則是現代科學對世界復雜性進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態系統作為開放系統遠離平衡態時發展進化的規律。它具有整體性、多樣性、開放性等特點。顯然，以原子式個人為基礎的機械聯合的現代性自由主義社會秩序是生態政治所必然不認同的。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生態政治把環境問題納入政治的視野，直接目的是為環境危機的解決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與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則與傳統政治目的相同：形成平等、正義、和諧的社會秩序，只是這里是以自然為中介的人之間的良好秩序，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雙重關系。

結合生態環境的自然規律性和政治的正義秩序，我們可以說，生態政治秩序就是遵循環境正義原則以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雙重和諧的“理治社會”。生態政治主張可持續發展戰略，追求當代人與子孫萬代之間的代際正義。人與人之間，特別是當代人與子孫后代之間發生關系，是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中介的。很顯然，當代人破壞了生態環境，那么他們就以破壞了的自然生態系統與后代人發生了關系，后代人就要承受當代人破壞所帶來的負面后果。這對無法與當代人進行理性的契約談判的后代人來說，顯然是不公正的。這就要求各國政府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所表述的是某種動態的過程、道路或途徑，是“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不是一條僅能在若干年內在若干地方支持人類的進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遙遠的未來都能支持全人類進步的道路”[11]。生態政治主張發展循環低碳經濟，追求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種際正義。自然環境是支撐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人類的發展離不開自然環境的有力支撐。人類的發展是整體的發展，是生態發展持續、經濟發展持續、社會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循環低碳經濟以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為準則，模擬自然生態系統運行規律，通過節約資源和提高生態效率，以環境優化的方式利用當代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通過經濟系統對環境資源系統的生態補償，最終實現自然環境系統與人類經濟系統的和諧統一，使自然環境與人類經濟具有可持續發展活力與能力，形成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相協調的良性格局。因此，生態政治的循環低碳經濟主張，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佳經濟模式，將有助于種際正義的實現。生態政治綜合對人類生存與發展重要性日益凸顯的生態價值與對人類社會秩序重要性歷經不衰的正義價值，統籌協調種際正義與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有環保的一面。它被稱作‘環境正義運動’的主張和事業，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權利被剝奪者是環境破壞與社會不公的主要犧牲品。”[12]當社會正義得不到實現時，人們對生態福利的享有是不平等的，環境治理與環境價值也就不可能實現。生態環境的惡化肯定是強者的責任大，因為他們消耗著大量的以環境為代價的商品；生態福利的享有肯定也是強者占優，因為他們有財力和閑暇去旅游觀光，去體驗美妙風光，有權力和實力去規避環境污染，去轉嫁環境破壞。因此，富人應比窮人對生態環境負有更多的責任，富國應比窮國在全球環境保護與治理上承擔更多的責任。代內環境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問題不解決，體現類整體性的種際正義就難以實現。在這方面，生態政治應發揮利益調整與規范的功能，通過權力、經濟結構的環境正義方向變革，均衡代內環境權利和義務以對稱，從而保證種際正義的整體性。生態政治的上述主張和追求最終依賴于生態政治建構，即將環境正義原則轉化為政治原則，通過生態立法建構生態政治制度文明。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可持續發展、環境教育、生態安全等問題，特別是循環經濟需要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這時，作為道德原則的環境正義原則就要轉化為生態政治的建構原則，關涉環境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遵循或體現環境正義原則。目前政治制度具體形式主要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治理方式等，這些具體形式如果不適應建立和諧、良好的以自然為中介的人類正義秩序，就應按照環境正義原則進行改革。在這方面，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德國頒布實施了《循環經濟與垃圾處理法》、《包裝條例》、《限制廢車條例》和《循環經濟法》等法規，極大地推動了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p#分頁標題#e#

日本出臺了《促進循環型社會形成基本法》、《家電循環法》、《汽車車循環法》、《建設設循環法》等法律，其目的就是要脫離“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建設循環型社會，促進在生產、流通、消費、廢棄整個過程中對物資的有效利用和循環利用，逐步實現以清潔生產和資源節約為目的的新型產業結構。遺憾的是，目前，生態政治只是在一些民族國家內部得到了重視和發展，因此，環境正義也只是在一些民族國家內部得到了部分的實現。國際與全球范圍內的生態政治即國家、地區間平等、和諧的國際環境正義新秩序更是遠未形成。從生態文明的角度研究生態政治問題，屬于超越“現代性”的“后現代”視閾，但研究的立足點是“現代性”的，對“現代性”的超越反思本身就是與“現代性”的對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視域的融合”,因而難免存在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現代性的“諸神之爭”，因此要達成共識是非常困難的。但由于我們面臨著共同的生態危機的約束，總會在某些觀點上達成羅爾斯所說的“重疊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