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城鄉生態發展措施，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崔永 周紅果 單位：吉首大學哲學研究所

一個時期以來,價值論研究領域都借用經濟學中的價值概念,即主要在“效益”、“效率”或對人“有用”的意義上理解價值范疇,這其實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其中難免隱含著某些錯失或價值誤導。工業文明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從負面的意義上日益凸顯著環境價值的重要性。實際上,在人的生活與活動的一切領域中,諸如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精神文化領域、道德審美領域等,都普遍存在著不同的價值生成過程,從不同側面體現著人生價值追求;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關系中,人的活動與自然選擇所共同生成的環境價值,同時具有屬人性和自在性,體現著人文價值與自然價值的統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多元價值并存,在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新問題,諸如生態環境的惡化、城鄉發展的失衡等突出問題,這些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環境價值的內涵

環境價值既包括自然界自行生成的自在價值形態,又包括人與自然共同作用所生成的自為價值形態,是合“人的尺度”的社會過程與合“物的尺度”的自然過程彼此契合的統一,是人生價值與自然價值相互滲透、共同生成的結果。陽光、大氣、土壤、江河湖海、自然景觀、動植物物種等等,共同構成環境價值的現實形式。環境價值的生成具有雙重的能動中介:人的活動與自然選擇。人的活動又同時具有“為我性”和“對象性”特征,前者體現為受“人的尺度”驅動的合目的性,后者體現為兼顧“物的尺度”的合自然性。“合目的性”與“合自然性”的彼此契合,體現了自然生態系統價值的本質要求。由于自然選擇的主體是自然界對象主體,所以,環境價值對于它們說來,則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應然生成過程。

環境價值是供人類和非人類生命體可資利用的生命之源,如同人的呼吸需要空氣、饑渴需要進食飲水、住行需要居室和交通手段一樣,動植物也需要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取熱量、能源和其他適宜的生存條件。在實物層面上,環境價值可以具體化為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草地資源、野生動植物資源、大氣資源、太陽能資源等,總括為可再生資源、不可再生資源和恒定資源三大類。在此基礎上,人們就可以利用一定的計量方法計算環境價值的損耗成本、保護成本、恢復成本,以及保護生態、改善環境所生成的近期的和遠期的收益(綠色收入)。環境價值依據不同的條件對于GDP存在著兩種可能的和相反的因子,人們一方面需要時刻注意從GDP中減去因人的活動而導致的自然資源或環境價值的損耗,另一方面,又要在GDP中計入由于環境價值的生成而促使GDP增值的收益。在這里,環境價值的損耗和收益,都同時包括近期的和后續的兩類變量。環境價值生成的基本依托是自然環境,而自然環境是基于人的實踐活動而生成和變化的人化自然。因此從本質上說來,當今全球性生態危機主要是人性和人的實踐的異化,走出生態困境的出路關鍵在于拯救和提升人的本性,矯正現代人從事現代化活動中反生態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與交往方式。

工業文明以來,由于資本法則與人文價值、經濟價值和環境價值的沖突,人與自然的關系日趨惡化,以“有用”和“效率”為特征的經濟學價值觀,盡管在重視人的物質生活需求方面具有基礎性意義,但是,隨著近現代歷史的演進,它越來越不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日益加劇了兩大失誤:一是對全面追求真善美的人文價值的沖擊,二是對環境價值的排斥與損耗。這樣一來,物的尺度、環境價值、全面的人文價值和廣義的系統價值便同時被排斥于經濟學價值觀的視野以外。迄今為止的不同歷史階段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不同的內容和特征,從而決定了環境價值的不同類型。

(一)人與自然的原初同一。原始文明時期,自然環境大多是未經人類活動影響和改造的原初自然,人類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動物一樣,現成地利用自然物,自然界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與人相對立。這時,人與環境之間是一種狹隘的單向關系:人類主要是通過本能的生理代謝活動與自然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自然環境不僅不受人類的支配或駕馭,反而主宰和支配著人類的生存方式與活動樣態。

(二)人與自然的初步對立。農業文明時期,人類從原始的漁獵、采集生活時代過渡到了以農耕、畜牧為主的農業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逐漸從被動地依賴自然發展到主動地改變自然,并逐步擴大改造自然的范圍和深度,人造環境越來越多地呈現在現實生活之中。人們憑借不斷發展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只是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地方耕種和放牧,而是在他們所到之處砍伐森林、燒毀野草、種植莊稼,人為地改變了自然地貌,人工自然環境接踵出現。到了農業文明后期,大自然開始“報復”人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出現沖突與不和諧狀態。

(三)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工業文明時期,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較之農業文明時期有了極大的提高,人對于自然的強勢達到了無度膨脹的程度。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機器大生產的發展,人類已經能夠廣泛涉足太空、海洋和地殼深處,到處去征服自然和改造環境,由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日益惡化。人類一方面似乎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卻由于破壞了自然的生態平衡,嚴重的環境危機不斷出現,人類到處受到自然界的“報復”,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出現了“異化”,人類反而越來越不自由。(四)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后工業文明時期,隨著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日益擴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和環境治理的主要手段,環境生產和清潔能源將逐步得以推廣。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同,人類看重的是發展的可持續性,開始善待自然,重視環境價值,主張人與環境的和諧共處,把經濟價值與環境價值、經濟活動的當下效益與后續效益統一起來,把未來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內在需求”也納入到價值論域,從而使人類有可能擁有更大的自由和發展空間。這種生態文明將是全人類的共同期盼。

二、環境價值與其他價值形態的關系

如果以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為基本視點,那么,一切具體的價值形態都是系統價值的要素。由于不同價值形態的生成主體的訴求差異,具體價值形態之間始終并存著對立與統一關系:如果不同的價值形態之間具有正相關的統一性或相容性,系統價值就呈現正值的或遞增的生成趨勢;反之,如果不同的價值形態之間具有負相關的對立性或相斥性,系統價值就呈現負值的或遞減的生成趨勢。#p#分頁標題#e#

(一)環境價值與人文價值的關系

環境價值受人的活動和目的的制約,具有人文價值的屬性和特質。一方面,環境價值作為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和依托,具有屬人性或為人性,體現著“人的尺度”;另一方面,環境價值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具有受人的訴求驅動的人為性,是對于人的素質與能力的發展狀況的確證。然而,環境價值的生成并不單是由人為所致,它同時還受人以外的自然物的影響和制約,體現著“物的尺度”或自然物的“價值訴求”。因此,環境價值本身是“雙重尺度”的統一,是“為我性”與“對象性”、人為性與自在性的交會與契合。人類參與環境價值創生的過程,同時受制于“為我性”與“對象性”、人為性與自在性的雙重規定。如果用“為我性”排斥“對象性”、用人為性排斥自在性、用“人的尺度”排斥“物的尺度”,就會犯“人類中心主義”的片面性的錯誤;反之,如果用“對象性”排斥“為我性”、用自在性排斥人為性、用“物的尺度”排斥“人的尺度”,就會犯“自然中心主義”的片面性的錯誤。因此,人類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特別是在“現代化”大生產的經濟過程中,必須自覺走出“只顧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只計個別成本而不計社會成本”、“只顧經濟效益而不計環境成本”的誤區。

(二)環境價值與自然價值的關系

正如環境價值是人文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樣,環境價值也同樣是自然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因為,自然界的所有物種生命體的存在,除了其他的條件需求之外,還需要一定的環境條件。猶如魚的喜水、鳥的喜木、植被需要陽光雨水,缺乏必要的環境空間和適宜的自然地理條件,一切生物都難以存活。所以,環境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自然的內在價值,是自然選擇法則本身的應然生成過程和直接產物。從環境價值的生成過程和特質說來,它更接近于自然的“自然而然”、“本來如此”的特性,或者說,環境價值以自然價值為客觀依托和物質基礎。然而,環境價值的創生過程,是現實人的活動與自然物的活動彼此會合統一的過程,它是人的自覺活動與自然物的自發活動共同作用的過程和結果,因此,從成因和源頭的意義上又可以把自然價值視為環境價值的一部分。環境價值與自然價值相互滲透、彼此包容。一方面,離開了自然價值,環境價值就失去了基礎和客觀標志,從而也就無所謂環境價值;另一方面,離開了環境價值,任何自然物的內在價值就難以生成和實現。在人文價值和自然價值之間,環境價值實際上起著中介的作用:人通過環境價值而逐步認識到自然價值對人類自身的重要性,自然物通過環境價值而得到人的關注、保護和幫助。總之,經過環境價值的中介,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有望日益得到修復,達到人與萬物的共生和諧境界。

(三)環境價值與系統價值的關系

從包含關系說來,系統價值高于環境價值,環境價值是系統價值的要素。從環境價值的具體內容說來,環境價值影響和決定系統價值的性質和質量,它與系統價值表現為正相關的關系。環境價值的子因素主要包括耕地、水源、礦藏、森林、草場以及環境污染狀況等重要的環境指標及其在近期和遠期可能生成的實際價值。自然生物的生存需求與本能選擇,盡管對于環境價值的生成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們只按照自身尺度進行的活動是盲目的,其中常常伴之以對生態環境的消極影響。相對于自然生物來說,人類則是具有自覺意識并從事對象性活動的自為主體。因此,如何對待自然生物和環境價值,是判別人類生態環境素質的重要標志:對于環境價值的關切程度,體現著人類生態素質和審美情趣的精神境界;對于環境價值和生態系統價值的責任心和道德意志,是人的價值觀趨于全面性程度的重要標志。深生態學立足于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主張從不同價值形態出發來共同維護系統價值,并以系統價值催生多樣化的具體價值形態互補并茂,從而克服了淺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人類利益至上”的狹隘性,把人類置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中,以廣博的胸懷關注系統價值和環境價值。深生態學所達到的合理的現代環境價值理念,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分析和汲取。但是,深生態學也隱含有理論的局限性,它從“自我的直覺與經驗”出發,在認知層面弱化人的“自為主體”的本質規定,甚至拋開人的理性自覺的優勝地位,完全從純“自然主義”的角度來闡述“自然價值”,具有抽象的、過于理想化的認識傾向,難免陷入“生物中心主義”的萬物平等論誤區。環境價值的“為人性”和“為自然性”的復合規定,并不妨礙它作為系統價值的有機構成要素的地位與作用,具有認知理性和倫理德性的人類需要更加自覺地發揮其自身的生態智慧、價值自省和廣義的生命情懷,不僅要出于當代人類需要和后代人類需要的考慮,而且要出于自然需要和系統價值需要的考慮珍惜和創生環境價值,節約資源,熱愛自然,真正把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質量與滿足自然的需要、自然生態系統的需要有機統一起來。

三、尊重環境價值:新時期城鄉建設的基準

基于工業文明以來的生態危機和中國農業大國的國情,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農村建設,都必須遵循生態化原則,尊重環境價值,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兼顧城市建設與農村建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防止用城市建設吃掉農村建設、為圖一時的經濟效益而賭上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

(一)我國城市建設與農村建設中的偏差與誤區

1.城鄉空間的再分配誤區。人類只有一個地球,這意味著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間內,城市與農村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天地。在社會功能上,城市與農村具有互補性;在空間的分布格局中,城市與農村又具有相斥性,即城市的過分拓展意味著農村的相應縮小,反之亦然。當前,世界范圍內流行著一個判定社會進步與否的公認標準,那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即高城市化率的社會被視為發達社會,低城市化率的社會被視為欠發達或落后社會。由此派生的統計標準便有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率,或農業從業人口與非農業從業人口的比率。例如,美國的農業從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3%以下,被認為是發達社會的重要標志;而中國至今仍有近9億人口在農村,被認為是欠發達社會。這種評價標準的中國式推延,便衍生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城市化傾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在推動中國城市與鄉村的共同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城市過分膨脹和農村日益緊縮的趨勢。不僅原有城市紛紛擴大地盤,而且又新建了一大批城市。國家統計局2009年9月17日的報告顯示,我國城市數量已從新中國成立前的132個增加到2008年的655個,城市化水平由7.3%提高到45.68%。其中,我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已從1949年的10個,發展到2008年的122個。中國土地的商業化、資本化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突出問題。資本增值不可能是無窮盡的,而土地資源卻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永恒資源,是足以保證人的歸宿感的溫馨家園。馬克思指出,資本“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1]。如果一味地把永恒的土地資源轉換為一次性的資金或資本,甚至把資本這一“生產工具”無限夸大為目的,那就不僅會導致人的價值觀迷失,而且也切斷了環境價值之根,破壞了生態環境。#p#分頁標題#e#

2.城鄉之間的雙向污染誤區。一個時期以來,工業大生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引發了雙向污染鏈:城市工業生產的化肥、農藥、防腐劑、面粉增白劑、飼料添加劑等化工產品通過市場交換機制輸送到農村,農村則反過來把嚴重污染的非綠色、不安全的糧食、蔬菜、水果、肉制品、乳制品輸送到城市。城市人群的生活排泄物,特別是人糞便不是返還給農用耕地,而是排入江河湖海,污染水源和自然環境;農村也不再以施用農家有機肥料為主,而是普遍施用化肥、農藥來獲取低質量的高產,其結果是產量提高了,質量下降了。一方面是土地的高產,一方面是土壤結構的破壞、土地肥力的退化、自然物種的減少;生態環境的全面污染破壞,致使食品安全大打折扣,“富裕中的貧困”和“隱性饑餓”現象普遍滋生,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3.城市“貴族化”誤區。長期以來,“消滅城鄉差別”、用“城市化”一元同質社會結構取代傳統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成為中國人普遍認同的理想目標。其實,消滅“城鄉差別”、倡導農村城鎮化道路,盡管在改變農村落后面貌、促進城鄉經濟交流、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曾經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完全消滅“城鄉差別”,用城市化一元同質社會結構取代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本身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它既脫離中國農業大國的基本國情,會使中國丟失傳統農業保護物種多樣性的傳統,又違背市場經濟體制下多元經濟互補、多元價值觀并存的原則。事實上,無論城鄉差別的內涵發生怎樣的變化,城鄉差別的形式將會永遠存在,取代傳統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將是城鄉共同發展的多元異質社會結構。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來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建大城、蓋高樓、反生態的“貴族化”傾向,針對許多城市采取不切實際的“外延式”發展的嚴重弊端,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說:“要根據多數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大多數公共服務應該是開放式、公平、平等的。應根據不同類型人群的需要,確定不同的公共服務內容,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城市求大求洋的結果,“會使普通群眾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眾的謀生空間更加狹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擺下無數高樓大廈,卻難擺下一些菜攤”[2]。

(二)生態化城市建設要點

1.實現城市發展模式的轉變:從“外延式”發展轉向“內涵式”發展。中國的城市建設需要以“內涵式”發展模式取代“外延式”發展模式,即不以擴大城市地盤、大拆大建為主要目標,而是以逐步優化和完善城市的內部功能為主要目標。

2.建設低碳城市,注重環境建設。要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布局城市建筑群、道路、綠地和水面的建設,實施立體綠化(地面綠化、陽臺綠化、房頂綠化)工程,切實提高城市的環境質量,保護城市的空氣清新、水源潔凈、環境舒適,全面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3.改善和強化城市與農村的生態鏈對接。要不斷增強城市居民的生態意識,節能減排,逐步做好城市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加工重復利用;盡快改造現有城市的地下管道設施,實行分類排放,集中回收城市居民的糞便排泄物,為農業輸送有機肥料,使人們取之于土地的能源再返還土地。

4.合理控制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科學規劃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鎮的比例。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國并非城市越多越大就越好,也并非城市人口越多就越好。中國的龐大人群既不可能集聚于大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成為城市居民,任何城市對于人口的承載力總是有限的。

5.發展生態科技,降低工業污染。生態災難的釀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科技的誤用、濫用和盲目追求工業化、城市化的結果,“由于產業活動的興旺發達、城市化的進展,我們周圍的自然環境每時每刻都在受到污染和破壞”,“公害問題也是這樣,新技術得到發展的同時,必然會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3]。推進城市生態化建設需要大力發展環保科技,矯正現代科學技術的反生態應用。

6.倡導生態生存方式。市政管理及輿論媒體要引領城市居民的綠色生活和生態消費,在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諸領域都要同時體現低碳生態原則,防止沉迷于對金錢、財富的占有“越多越好”的誤區。

(三)生態化農村建設要點

1.守住土地資源。中國的農村建設首先需要保證耕地資源,盡力避免現有耕地資源不再流失,不能貪圖一次性資金而喪失掉永久性的土地資源,為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爭取更多的空間。

2.以有機農業取代無機農業。要認真實施農業發展的生態化戰略,依靠農村現有的環境資源和生態優勢,積極發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循環農業、生態農業、無公害農業,保護農家庭院經濟;要克服對于化肥、農藥的依賴心理,用農家有機肥料取代化肥,用天然防治病蟲害的方法取代大量施用農藥;要注重改良土壤,培養土壤肥力,保證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和農產品的綠色、環保、安全。

3.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中國的傳統農業主要依靠手工工具從事生產活動,屬于“低投入,低產出”的落后農業;中國的現代農業雖然改進了技術,改善了生產手段,提高了效率,但是,過量施用化肥、農藥等化工產品,用無機農業取代有機農業,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后現代農業則倡導在繼承傳統農業有機生態的基礎上,用揚棄現代農業、發展生態科技的辦法繼續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為人類提供綠色、安全、健康的食品和愉悅的服務。

4.建設生態宜居型農村。應當按照農村的地貌和其他自然條件,根據農民的經濟實力,逐步改善和提高農民的居住環境,依據當地的山勢走向、水域走向、風勢走向、交通走向等地理特點,建設安全、舒適、生態宜居的農家院舍,實現農村居住生態化。

5.發展集約化的開放農業。中國傳統農業的突出弊端是自給自足的分散性和封閉性;商務農業經濟開始超越傳統農業,實行城鄉開放交換和經濟互補;生態農業將以產業化、特色化、綠色環保為品牌,進一步實行集約化管理,深化開放,更好地與外域經濟交流互補。

6.造就“農村精英”。發展生態農業需要農村精英和技術人才,要依靠“農村精英”帶動農民的生態生產和生態生活,保證農村留有適量的農業勞動力。1958年“”時期,大批青壯年農村勞動力投入“大煉鋼鐵”,曾經大傷農業元氣;如今,在進城務工熱潮的遮蔽下,需要接受歷史教訓,盡快扭轉農業勞動力過度匱乏的被動局面。著名后現代農學家、澳大利亞國家級工程“綠色澳洲項目”主任大衛•弗羅伊登博格指出:“對于中國來說,挑戰在于,要從自己過去和當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蝕土地的非持續性做法中吸取教訓。挑戰還在于,應創造一種后現代的‘務農文化’,其中有數百萬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農民參加。而不應該是由少數人依靠礦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資金來經營一種‘務農商業’。”[4]這些分析和建議十分中肯,貼近中國實際。#p#分頁標題#e#

后現代農業是后工業時代的農業形態,筆者曾經參照有關研究成果,對后現代農業形態的前景作出如下概括:具有中國特色的“兩型”農村建設和后現代農業選擇,是對西式現代無機農業進行反思和超越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兩型”農村建設必然是高于西式農村建設的后現代文明形式;后現代農業是揚棄工業化農業的生態農業。按照農村經濟社會和農業生產同步推進的發展戰略,我們將會逐步建設一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民尊重型、社區繁榮型、審美欣賞型的后現代新農村,走出一條既符合世界生態化潮流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農村建設和“后現代農業”之路[5]244-245。在中國,只有走后現代農業道路,才可能實施城市建設與農村建設的生態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