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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原因   研究中國近代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較為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戰爭和礦藏不合理開采、人口、災荒等因素造成的。   (一)戰爭和礦藏不合理開采因素   戰爭方面，康沛竹通過描述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戰后的情景，明確指出戰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并強調頻繁的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巨大破壞正是導致晚清災荒發生的不容忽視的因素［1］。與康沛竹的觀點形似，史革新認為，在戰爭中，大片森林或被戰火焚燒，或被砍伐用以構筑營壘、建造船只、生產火藥，遭受慘重損失。戰爭使國家自然生態環境遭受了極大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破壞又助長了災情的蔓延［2］。伍啟杰以黑龍江地區為視點，在剖析該地區的近代林業經濟時，明確闡述了進入近代以來黑龍江森林遭受戰爭以及帝國主義掠奪的破壞狀況，指出近代黑龍江地區幾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濫砍濫伐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該地區生態環境逐步惡化［3］。礦藏的不合理開采方面，趙珍指出近代開發過程中對于生態環境，由于礦業專門技術人才奇缺，開采技術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視了對礦藏周圍生態的保護。這種掠奪式開采，大面積破壞了山體和河床，污染了河流，從而使生態環境失衡，使西北業已脆弱的生態環境失去承載能力［4］。   (二)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上的人口壓力，二是移民帶來的人口膨脹。宏觀上的人口壓力方面，王振堂等認為，生態環境的變遷與人口壓力有莫大的聯系，長期的人口壓力引起了中國生態資源的破壞，如珍稀動植物資源的消退與消逝，泰山、燕山、長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態資源的破壞導致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出現如河口淤積、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熱島等生態問題［5］。移民帶來的人口膨脹方面，陶繼波就清初至民國前期河套地區的移民認為，這200余年間主要迫于災害威脅，大量的內地人口源源不斷地遷到河套地區，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該地區的氣候條件，也使該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6］。王俊斌針對“走西口”與近代內蒙古中西部社會生態的惡化，指出晚清以來實行“移民實邊”后，大規模的走西口移民到來，才真正在規模和程度上對內蒙古草原地區傳統游牧產業和生態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時期全面放墾、濫墾政策，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破壞極為嚴重，再加上當地脆弱的生態條件和惡劣的社會環境，導致近代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土地的荒漠化［7］。戰爭帶來的移民問題有兩篇文章，常云平等針對抗戰大后方難民移墾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指出，1937年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轉移，大后方人口急劇膨脹、高度集中，給后方資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壓力之下，人們毫無節制地掠取自然資源，從而催生了各種自然生態環境問題，如森林和草地面積縮小、生物多樣性減少、水土流失嚴重等［8］。張根福等就抗戰時期浙江省的社會變遷認為，迫于戰爭壓力，大量人口南遷，浙江省工業的遷入和新建破壞了后方各縣的森林資源，人口避難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9］。   (三)災荒因素   對于災荒因素，區域性研究乃其特點，主要包括河南和陜北地區。河南方面，蘇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災荒的影響指出，災荒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口減少和社會危機。災荒過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壞，觸動反饋機制，生態環境系統失去平衡，進一步惡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態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水生態失調;又導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災害不時發生［10］。蘇新留針對近代以來黃河災害對河南鄉村環境的影響，詳細探討了晚清和民國時期黃河泛濫的情況以及黃河災害對河南農田、村社、人們生活的影響，認為災害對鄉村生態環境最大的威脅是對農田生態系統的破壞:災害一方面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從而使大量土地無人耕種;另一方面災害直接導致土壤沙化，土地貧瘠，無法耕種［11］。王穎以1923－1932年陜北地區為例，梳理了自然災害對民眾造成的危害。災害發生時，食物短缺，為了生存，陜北各縣的災民主要食用草根、樹皮，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長的基礎，而它們在各縣已被掘剝殆盡，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動物的大量蠶食也影響了生物鏈，間接破壞了生態平衡［12］。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強調了近代中國城市化帶來了城市環境問題(垃圾問題)和城市污染問題［13］。邵侃等從歷史傳統的視角，比較分析了歷史時期中西農業技術的不同，并論述了不同的農業技術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破壞的差異性，指出中國以“節約土地”為核心的精耕細作的發展模式在取得階段性開發成果的同時，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14］。   二、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及影響   (一)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   中國近代生態環境惡化主要表現在土地荒漠化及鹽堿化、湖泊的泥沙淤積、生物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等方面。在土地荒漠化及鹽堿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內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況，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學的土地開墾，不合理的生產、生活行為，國家政策的消極影響和惡劣的社會生存環境等［7］。蘇澤龍通過田野調查、引用大量文獻數據等方式，指出明清以來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態環境的惡化加劇了該地區的土地鹽堿化［15］。在湖泊的泥沙淤積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為個案探析中國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積問題。雖然作者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探討近代洞庭湖沉積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災環境，但也承認人類圍墾、上游森林砍伐導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積，進而又導致了湖泊容積不斷減小，調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澇災害連年不斷［16］。在生物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研究方面，魏東巖指出，近代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物種的滅絕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氣候變暖，工業進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過度砍伐，草場的超載放牧，化學制品的濫用，環境污染加重等，此外還有氣候因素、災變因素、新興疾病因素等［17］。#p#分頁標題#e#   (二)生態環境的影響   生態環境的影響一是導致災荒，二是制約經濟發展。導致災荒方面主要包括區域性研究和時段性研究。區域性研究方面，晚清學者梅增亮［18］及魏源［19］通過對長江流域環境變化的描述，反映出由于中國近代人口的迅速增多，致使不少地方盲目墾荒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從而導致頻繁洪澇災害的環境問題。魯克亮側重通過分析黃河下游水災資料，考察導致水災頻發的因素，認為近代以來黃河下游水災頻發的原因是黃河中上游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20］。時段性研究主要包括整個近代災荒問題的總述研究和晚清、民國時期的分期研究。對于整個近代災荒問題的總述研究，李彥華在展現中國近代災荒狀況的基礎上，明確指出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得生態系統嚴重失衡，給人類造成無窮禍患，大大增加了近代水旱災害發生的頻度和強度［21］。對于晚清時期的災荒研究，史革新強調當人們盲目征服自然的活動破壞了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之間的和諧平衡時，大自然的懲罰便以自然災害的形式降臨到人類頭上。清代自然災害之所以發生頻繁，究其原因，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便是其中之一［2］。對于民國時期的災荒研究，胡勇等究求了民國初年能夠頒布具有近代意義的森林法規以及林政出現興旺局面的原因，認為森林資源的破壞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進而導致水旱災害的頻發。為應付這一局面，振興林業為明智之舉［22］。制約經濟發展方面主要是區域性研究，包括東南地區的江西、閩西、福安縣等。許懷林考察了江西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對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紀前期的江西經濟與環境關系進行梳理，指出江西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互動變化是在全國大生態環境變動的推動下演進的，同時又有江西的省情區域特征［23］。戴一峰從生態環境與發展互動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20世紀上半期閩西社會經濟的衰敗是當地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雙重制約的結果。與后者相比，前者的影響是一個更為長遠的制約因素。同時，作者舉了古田鎮的例子，說明在原有的生態環境條件下，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同樣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24］。王辛以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縣為個案指出:第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社會生產狀況及其發展變化受到生態環境的制約;第二，生態環境不可避免的差異性不僅帶來同類產品生產水平的差異，而且也造成各區域間產品生產的天然互補性;第三，生態環境造成的某類產品在生產上的相對優勢，也會造就一定形式的專業生產區域的出現;第四，生態引起的交通運輸條件的差異直接影響流通，從而帶來商業發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作者認為生態環境不是單方面地影響著社會經濟環境，社會經濟環境也影響著生態環境，其自身的改變和發展亦會使得某一區域原有的生態方面的相對優勢發生變化［25］。   三、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研究   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研究主要包括晚清、民國兩個階段。   (一)晚清時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集中于區域、林業及個體人物三點。區域研究方面，王肇磊等探究了湖北地區的生態治理措施，并總結了經驗教訓。作者指出在治災的過程中，人們利用生態來治理自然災害，如禁止在江河湖泊圍灘造田、圍湖造田，禁止在山區砍伐森林，提倡在大堤上種植蘆葦等護坡植物等等。這些措施雖能有效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但受當時社會各種因素的限制，湖北是不可能進行有效的生態建設的［26］。林業研究方面，苑朋欣探析了清末林業發展新貌，包括清末林業發展的動因，同時還指出清末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西學東漸的影響，一些有識之士對發展林業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們強調植樹造林不僅能帶來經濟效益，還能夠起到保護生態環境的作用。這些有識之士和官員開始呼吁振興林業，并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林業保護規章和措施［27］。個體人物研究方面，馬嘯針對左宗棠與西北近代生態環境的治理認為，左宗棠是近代以來對西北生態環境給予深切關注和進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10余年中，左宗棠從植樹造林、興修水利、合理墾荒、美化城市等方面，對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進行了諸多有益的保護與建設，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區的生態狀況［28］。王洪彩等就陳熾經濟思想中的環保意識指出，陳熾從保護環境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環保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植樹造林。陳熾極力主張植樹造林，以種樹為當務之急，從而在根本上改善環境，達到風調雨順和抵御自然災害的目的［29］。   (二)民國時期   對于該時期的研究，有縱觀整個民國時期者，也有分時段者。馬杰華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統計學等學科知識，采取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分析方法與比較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種寫作手法，通過對民國時期國家與群眾植樹造林活動的研究，探討了當時人們植樹造林的動機、經過及造林效果不顯著的原因，以此展示民國時期植樹造林的面貌，并為我國現在的生態環境建設提供參考［30］。王社教闡述了民國初年山西植樹造林的狀況，以及該地區植樹造林成效甚微的原因［31］。申成玉從多個角度探究了北洋政府發展林業所采取的措施，如設立和完善林業機構，頒布一系列的森林法規，發展林業教育和科研的發展，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林業技術、人才和設備。其中，為加強林業科學研究、推進林業發展，建立了一些林業院校等［32］。抗戰時期的研究較為突出，黃正林等著重探討了陜甘寧邊區政府轄區內的森林分布，邊區對森林的過度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災害，以及邊區政府保護森林的政策法規等問題［33］。李芳認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注意到陜甘寧邊區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系統地調查邊區的生態環境狀況，加強邊區的水利建設、森林保護和林業的發展，使邊區的生態環境有所改善［34］。曹風雷等針對抗戰時期的河南造林運動指出，針對河南森林資源極為匱乏、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天災人禍連年不斷的情況，國民黨河南省政府在1944年3月舉行了植樹節造林運動大會，公布了造林的計劃、辦法，下令嚴禁放火燒山，這一舉措對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有一定成效［35］。此外，羅桂環探究了整個近代生態環境保護刑法的制定和執行狀況，認為晚清和北洋政府時期沒有在環境刑事立法上做出及時反應，國民黨政府時期雖制定了一些關于自然資源的法律，其中含有不少關于環境保護的刑事條款，例如在《中華民國漁業法》、《中華民國森林法》中都有幾條刑事條款［36］，但未認真實施過［37］。#p#分頁標題#e#   四、存在的不足   從上可知，中國近代生態環境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看到喜人成績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中所潛藏的不足。   (一)研究內容方面   就研究內容而言，生態環境狀況、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原因和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及其影響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多處薄弱的地方，近代的環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點。   1．生態環境狀況的研究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狀況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專題研究較少，涉及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態環境狀況研究遠遠不夠。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狀況的專題研究并不多見，只是常常作為研究附屬出現。學界對其的論述大都只是蜻蜓點水，這樣非常不利于人們深入了解認識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狀況。與之相對應的是，其他時期生態環境狀況的研究，如中國古代唐宋時期，甚至包括我國甲骨文時期，相關研究卻較為詳實。王振堂等論述了我國3000多年前甲骨文時代的生態環境概況，甲骨文所記述的當時人們的生態活動，甲骨文中所反映的生物種群狀態，甲骨文時代的生態資源等問題。為了使人們更全面了解當時的生態環境概貌，作者還借助于《禹貢》、《山海經》及《神農本草》、《詩經》等文獻所提供的信息，進行輔助性的分析及說明［5］。這從一個側面顯現出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狀況研究的粗淺。另外，研究大多集中在陸上生態環境狀況的研究，而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態環境狀況研究涉及較少。陸地生態環境對人們生存、生活、生產影響更大，因此，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陸上，從而忽略了對江河湖泊生態狀況的關注。而江河湖泊生態環境方面的文獻資料發掘不夠，也制約了研究的深入。   2．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原因的研究中國近代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原因也包括近代工業和旅游業的發展，但對這些因素的探究非常少。中國近代工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這從當時最發達的產業———棉紡織業的發展情況就可看出［38］。但是由于工業技術相對比較落后，再加上追求物質需求的急迫性，人們很難也無力考慮在發展工業的同時要兼顧生態環境。因此，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有相當的關聯，但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中國近代旅游業也有一定發展，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由個體化、分散的傳統旅游向有組織、團體型的近代旅游轉化的新階段［39］。由于中國近代動蕩的社會現實，只有少數大城市的一些特殊階層有資本旅游，外人觀光也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但個體化、分散的傳統旅游向有組織、團體型的近代旅游轉變，說明了中國近代旅游有了一定的發展。旅游業的發展會導致旅游景點的開發整合，必然一定程度地影響到當地的生態環境。而作為影響中國近代生態環境因素之一的旅游業的發展，研究者往往未予正視。   3．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及其影響的研究學者對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及其影響的研究頗為深入，但個別方面仍有待充實。生態環境惡化主要表現為土地荒漠化及鹽堿化、湖泊的泥沙淤積、生物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學者的研究對其都有所涉獵，但欠深入。如果能對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進行更為深入的專題研究，則對了解現今的生態環境狀況、解決當今面臨的一些生態環境問題大有裨益。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荒的發生，災荒除了水旱災害之外，還有雪災、沙塵暴等，而學者對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盡管近代中國水旱災害更為頻繁，危害更為惡劣，不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環境的惡化，雪災、沙塵暴問題亦日益凸顯，急需我們強化相關研究。上述研究是其薄弱之處，近代的環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點。1908年山西省農工總局所屬農林學堂開設的林科標志著近代中國林業教育事業的開始，民國時期，倡導設置高等林業院校、主張發展林業教育以振興林業成為潮流，林業教育進一步有所發展［40］。不過，沒有學者對近代環境教育進行深入研究。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缺乏聯系與比較、研究單一等局限性。近代生態環境研究缺乏聯系與比較，這種聯系主要是時間上的聯系和生態現象之間的聯系。   就時間上而論，各時期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割裂的狀態。如在近代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方面，學者多進行時段性的研究，即將中國近代分成幾個時期。這樣的研究方法確實能夠突出一個時間段內的特點，不過，僅僅于此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從整體上認知近代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措施的繼承、發展和創新之處。   就生態現象而言，學者往往將生態現象孤立開來進行研究，忽視了生態現象間存在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機理(如植被、水資源及漁業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系)。生物圈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生態系統，人類對其某一組分的過度干擾，都將會對其它組分產生不良影響，并通過鏈索狀或網狀效應過程最終反饋于人類。當今困擾全世界的環境問題群(Groupsofenvironmentalproblem)就是各類環境問題鏈索反應關系的表現，同時它又是這種效應機制綜合作用的結果。這是由生物圈內在生態關系和作用機理決定的，是生態學的基本規律。因此，許多現象的認識，包括對生態環境變化的分析，都必須樹立生物圈是統一整體的觀念，即通常所說的生態觀［5］。只有樹立了生態觀，我們才能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和互不相干的生態現象間找出存在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機理，認識區域生態環境歷史變化的規律，為今后區域資源綜合開發，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評價和預測以及區域生態環境的恢復、改善和重建提供有益的啟示。   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研究方法單一，主要是研究手段的單一。我們知道，生態環境問題既可歸屬于自然科學領域，也可歸屬于社會科學領域。因此，生態環境的研究既需要社會科學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學的手段。而目前的研究，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則偏重于利用氣候學、地理學、生物學、水文學、生態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生態環境問題; 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往往用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問題。科學發展運動的規律表明，科學在高度分化中有高度綜合，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運用較為單一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態環境問題，將可能導致研究問題的膚淺、片面。可喜的是，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生態環境問題時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注意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一些學者除了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如文獻研究法、歷史研究法外，還運用了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是這樣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尚需強化。#p#分頁標題#e#   對于上述中國近代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筆者相信，伴隨著社會的進步，新史料的發掘，新方法的運用，中國近代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定將不斷地走向深入，達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