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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倫理生活和道德生活是人之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那么這一生活方式的確立必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秩序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倫理的建立。對于人類當前的生活而言,前者雖然具有種族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別,但總體上的秩序已經基本確立,而具有某種程度上普遍性和合理性的后者卻尚未形成。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確立生態(tài)倫理觀?如何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合理性互動?“建設性或修正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科學的、道德的、美學的和宗教的直覺的新體系。它并不反對科學本身,而是反對那種允許現代自然科學數據單獨參與建構我們世界觀的科學主義。”[1]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思想中蘊含著一種必然性的選擇———人與自然之間生態(tài)倫理觀的重建,并以生態(tài)倫理重構為基石推動人與自然之間生態(tài)文明的不斷確立。 一 生態(tài)倫理觀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理論目標。一種思想觀念的確立,特別是生態(tài)倫理觀作為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觀念,其普遍性認同和普世性影響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是思維方式的確立。 思維方式對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施加的影響潛移默化但卻至關重要。一種思維方式的確立往往會左右和影響人們的價值選擇和行為選擇,生態(tài)倫理觀的確立也是如此。區(qū)別以往西方社會既成性的思維方式,生態(tài)倫理觀強調生成性的思維方式,懷特海將其概括為“萬物皆流”的流動性,并認為流動性包含有三重內涵:其一,強調“流動性”本身的重要意義;其二,“皆”表達流動性本身具有萬事萬物之間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是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共有特征;其三,“萬物”作為流動性的主體。三層內涵以遞進的方式表達了人與自然共生的完整性特性,這一完整性并非是凝固化的,而是過程性和轉化性的。懷特海要以“過程性”作為構建生態(tài)倫理觀的思維方式,以此規(guī)約整個人類社會未來倫理規(guī)范的走向。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guī)范的過程性,首先是產生的過程性,是“合生”的過程。“‘合生’是某種過程的名稱,在這種過程功能中,許多事物構成的宇宙,通過把‘多’之中的每一個要素確定地整合到新的‘一’的構成中的次要成分中,獲得某個個體的統(tǒng)一性。”[2]合生就是新事物的產生,即事物通過相互“和合”而實現共生的過程,是事物現實存在的狀態(tài)。如果說“合生”是現實世界生成的結果,那么“轉化”就是現實世界生成的過程,這一生成過程包含著生命靈動的過程性,更包含著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共存共生性,自然和其他物種相對于人的先在性和共存性便使得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倫理規(guī)范成為可能。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guī)范的過程性,其次是一種認識和感受的過程性。實際上就是由種種感受的過程所造成的合生,是能感受的人感受到自然的時間先在、血緣傳遞、和諧共生、相伴發(fā)展的歷程性,使人在認識和感受自然的過程中呈現一種尊重和敬畏的態(tài)度。這一態(tài)度伴隨著知識的形成過程以認識的統(tǒng)一性為目標。這一統(tǒng)一性并非僅僅是人對自然規(guī)律的把握和自然知識的豐富,更重要的是認識到自然對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立足于人的生活認識自然之于人的價值和意義,使人類的感受的過程性建立在人對生態(tài)狀況的自覺維護上與對生態(tài)倫理與生態(tài)道德的自覺踐行上。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guī)范的過程性更是一種審美的過程性。對自然與世界進行認知的過程,一方面體現為求“真”的過程。“真”包含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真實把握,必然包含著“善”意義上的合理性內涵;另一方面“真”與“善”的統(tǒng)一必然體現為“審美”的過程性。自然并非僅僅作為人的認識對象、人的行為作用的對象,更重要的是作為人的審美對象。在美的形成過程中,人對自然的認識之真與自然對人的倫理之善融匯于人對自然的審美過程中,實現真與善在更高層面上的統(tǒng)一。也就是說,認識自然的過程成為審美的流變過程,生態(tài)與自然的確定性流變?yōu)閷徝赖牟淮_定性,人看待世界與審視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要素,流變?yōu)槿说膶徝赖难酃獬蔀閷ψ匀簧鷳B(tài)進行創(chuàng)造的重要原初動力。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guī)范的過程性還包含通過過程將直接的感受性轉化成為間接的感受性。在生態(tài)倫理觀思維方式形成的過程中,既包含著從現實的世界中提煉和形成思維方式,也包含著以某種思維方式關涉現實的內容,后者是生態(tài)倫理觀形成的前提。“前一過程造成了從‘現實的’到‘純粹實在的’轉化;后一過程造成了從實在的到現實的增長。前一過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過程是目的論的。……前一過程提供了那些實際上支配著獲得的條件;而后一過程提供了現實地所獲得的種種目的。”[2](391)人對自然的感受性和審美過程的現實性最終因這一思維方式而達到統(tǒng)一,這便是生態(tài)倫理或生態(tài)道德思維方式重新回歸現實世界的起點。 二 以建設生態(tài)倫理觀為基本目標,以過程性思維為思維方式或倫理規(guī)范,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始終強調“建設性”的基本主張。“建設性”既包含理論的建設性,當然也包含在現實生活當中如何解決生態(tài)問題,拯救生態(tài)危機的具體建設性策略。“如果人們采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態(tài)度運用科學,世界最終將以一種毀滅的方式報復科學。因而后現代科學必須消除真理與德行的分離、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1](95),使上述兩者實現統(tǒng)一。這就需要通過一整套理論的建構使人們知道和理解生態(tài)倫理和生態(tài)道德之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這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更為重要的任務。 以格里芬和柯布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提出了以關系性理論建設生態(tài)倫理觀的思路。“個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他(她)只是借助這些屬性同其他事物發(fā)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這些事物并不影響他(她)的本質。相反,個體與其軀體的關系、他(她)與較廣闊的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與其家庭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都是個人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3]無論對于人、物還是人與世界的關系都是以事件為契機發(fā)生某種關聯,而事件是關系的集合。事件(時間、地點、人物、過程)包含著廣泛的關系性,時間要素只是其中之一。自然不僅在時間意義上存在于人類的過去,并通過現在對人們施加影響,必然會更加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未來。倡導生態(tài)倫理和生態(tài)道德,建構新的生態(tài)倫理觀使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能夠解救“正歪歪扭扭地、毫無意義地走向”自殺的現代人的生態(tài)危機和生活危機。自然作為人與自然關系事件中的“地點”和“人物”———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生成的母體、環(huán)境、前提,更是人與自然雙向主體當中的重要一極,是“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所處的環(huán)境作出自由反映的具有真正創(chuàng)造性的存在物”。“生物學教導說,生命之網是一個由各種體系構成的體系。我們在制定政策和做計劃時,最好要貫徹這一思想,因為如果我們違背了生物健康的條件,我們這個種類最終是不可能存活的。”[4]同樣在人與自然的“事件”當中,過程性賦予參與者以責任和使命,“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不過,一個人是按照信念倫理準則行動———在宗教上的說法,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后果則委諸上帝’;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行動者對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后果負有責任,其間有著深刻的對立”[5]。#p#分頁標題#e#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兩者呈現為某種統(tǒng)一的有機體發(fā)展過程。格里芬認為,個體的人的生成關系、群體的世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聯系使得世界在空間上呈現為彼此關聯、在時間上呈現為相互關照,故無論是人的生命活動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都處于富有生機的有機體當中。雖然獲取與占有,人與自然的彼此隔絕,資源的有限與欲望的無限是現代生活的基本方式,但這一方式是失范的。因為對于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而言,處于有機體世界當中的人,絕對的自私是不可能的,人的生活必然要存在于生態(tài)秩序當中。在這一世界當中利他主義是一種普遍的原則,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都作為成員而存在,并且不可能只為自己而活著。同時絕對的無私也是不可能的,相對于陌生的事物,我們總是更關心我們所熟知的事物。正因為自我總是處于某種持續(xù)當中,自我總在相對的自私與相對的無私當中關愛他人。“我們對過去的認同已經是同情的一個例證,而且我們對我們的未來利益的關懷也是利他主義的一種形式。這表明,我們和我們自己的過去與未來的關系并不是一種不同于我們和他人的關系。這一洞見表明,我們在原則上的確能夠以一種愛我們自己一樣的方式愛他人。”[6]自我與他者共存于世界這一有機體當中,生態(tài)倫理觀所倡導的尊重他者、愛護他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愛護自身。 為此,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為生態(tài)倫理觀設計了一整套理論———個體存在方式的關系性理論;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成性理論;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機體理論。以此理論觀照現代之后的生活方式,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所“建設”的新生活方式無疑是以生態(tài)倫理觀為基石的生態(tài)文明,讓人們回到與自然相互交融的生活之中,重新獲得家園感和親緣感,恢復生命和生活的意義,重建人與自然真正友好的“戀人”關系。 三 大衛(wèi)•雷•格里芬、小約翰•科布和菲利普•克萊頓等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們始終堅持“生態(tài)主義”的基本立場,從人與自然的有機體關系來看,“過程思想在前一種意義上(即強調不同層次的個體的相互依賴)是生態(tài)學的這一事實,已經得到了強調。它還在第二種意義上(即經驗的享受屬于現實的所有層次)支持了一種生態(tài)學的態(tài)度”[7]。即便我們不從生態(tài)倫理層面思考,單從價值論的角度上看,價值本身具有內在的屬人性,自在的價值和自為的價值只能被人所判斷,而不會為缺乏享受能力的東西所決定,但此類存在的事物因其重要性價值存在也應該獲得我們的義務感。同理,如果將這一限定不僅僅局限于人類現實而是泛指所有現實的話,我們也應該在適當程度上將自然作為目的而不只作為手段。史懷澤所提出的“敬畏生命”就是對待所有受造物的合理態(tài)度。相對于以往的一味強調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立場,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強調“萬物相連,共存共榮”的新立場,對外部世界的無限制索取是對人類自身的深度傷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里芬說后現代思想是徹底的生態(tài)學,因為它為生態(tài)運動所倡導的持久性,間接提供了哲學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根據”[6](1)。 以生態(tài)倫理觀為基本立場,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提倡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心靈生態(tài)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所倡導的新的心靈狀態(tài)和生活方式。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就曾強調人應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詩并不飛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羈絆,盤旋其上。正是詩,首次將人帶回大地,使人屬于這大地,并因此使他棲居”[8]。詩意的語言使人高于世俗生活,獲得更高的精神生活。與此相對應,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不強調語言的詩化,而強調對生活世界中過程性和細節(jié)性的描述,在過程中體味真實,在細節(jié)中體悟世界,在簡樸中回歸自然。“優(yōu)美的山野令人心曠神怡,它使我們的精神從人生的憂愁中解脫出來,賦予我們以勇氣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思維活躍起來,得以擴展死板的思維范圍。郁郁蔥蔥的大森林還誘發(fā)出對萬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謝喚起對生命的尊重意識。”[9]真正的詩意生活是一種心境、一種情感、一種意識、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好奇、驚異于自然之美的生活態(tài)度,是一種敬畏自然、情系自然的情緒感受;是一種對自然生命尊重基礎上的自我的生命尊重;更是一種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態(tài)度。這樣的生活才是符合現代之后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的生活。 詩意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生活。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始終強調創(chuàng)造,大衛(wèi)•雷•格里芬指出:“我們同時又是創(chuàng)造性的存在物,我們需要實現我們的潛能,依靠我們自己去獲得某些東西。更進一步說,我們需要對他人做出貢獻,這種動機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樣,也是人類本性的基本方面。”[3](223)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拒絕重復,渴望創(chuàng)造,從懷特海那里就倡導以觀念冒險帶動時代的進步,與現代主義強調復制化、模塊化和重復化的生產不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強調人的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意的獨一無二,創(chuàng)造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與現代主義強調物質實踐不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更強調人的精神實踐,以精神的創(chuàng)造推進人的詩意的生活;與現代主義片面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創(chuàng)造過程不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強調在體現個人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凸顯社會責任感。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這里,真正的屬人的生活方式應該是區(qū)別于現代主義的創(chuàng)造性的詩意的存在方式。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生態(tài)倫理觀“建設”的根本目標在于“只有當人們具備了一種后現代精神,只有當人們生活在一個從地球作為一個整體利益著眼的社會中,才會充分發(fā)展一種返魅的和自由的科學”[1](25)。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告訴我們,無論如何人既然“永遠在途中”,或許停下來欣賞路邊的風景遠比追求遙不可及的目標要來得更為重要。既然現代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在現實生活中屢屢碰壁,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生態(tài)倫理觀或許是可選擇的“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