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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之同時,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如果仍然延續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老路，我國的發展將難以為繼。針對我國在資源與環境問題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任務之一，專門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此后，國家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經過幾年的改革實驗，“兩型社會”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正探索著更好的發展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生態文化與“兩型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生態文化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的必然   2O世紀中葉以來,科學技術與工業文明的發展，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遇，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斷裂與沖突，社會的發展被片面的理解為一種經濟的增長，科技在工具理性價值觀念的作用下，開始對自然進行肆無忌憚的攝取，對社會運行施行全面的干涉，使人類淪為技治主義的傀儡，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導致了現代性危機直接威脅著人類整體的生存和發展。人們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社會經濟行為，深刻反思自然———人———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場危機的實質是“人類存在方式的危機”，是“人類文明的危機”，[1]也就是一種文化理念的危機。人被異化成為物欲所主宰的單向度存在，瘋狂地向自然索取，沉醉于對自然征服的勝利快感，卻忽視了“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2]當這種“報復”形成對人類的生存空間的致命性擠壓，而在工業文明的框架內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時，生態文化作為自然—人—社會和諧共生的文化理念應運而生，這是人類在面臨時代困境中的理性自覺與對未來的重新定位。[3]   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助推。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人—社會之間關系的認知，經歷了一個從模糊到清晰、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近代以來以牛頓經典力學為代表的科學的發展，提高了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然而也由于牛頓力學在科學界的強勢，使牛頓力學成為一種思維范式向自然—人—社會領域無限擴張，形成了一種機械論的世界觀。由此人與自然被相互孤立進而走向了對立。隨著當代物理學尤其是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發展，使人們逐漸加深了對世界復雜性與系統性的認識，量子力學的新進展表明：亞原子粒子不是孤立的物質微粒，而是呈現出一種或然的狀態結構。相對論則揭示了宇宙內在的動態性，宇宙被視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動態整體。物理科學的進步揭示了人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從而拋棄了原有的機械論世界觀，形成了整體論的世界觀。生態化文化的邏輯起點正是整體論的觀點，即把人與人、人與自然視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揭示自然—社會—人之間的相互并存、唇齒相依的內在關系。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與自然界，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人類只有實現自然、社會、自身之間的和諧，才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   生態文化的產生還反映了人類主體認識的價值回歸。當科學的巨大能量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了一種社會建制，現性逐漸偏離了應有的尺度而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極端，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枷鎖，壓抑、束縛、否定甚至報復人類主體性的發揮。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逐漸退化成統治和奴役人類的工具。人們逐漸被異化為“單向度的人”，瘋狂地對自然進行物質索取的同時忽視了人們的精神追求。隨著對人類主體認識的價值回歸，基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需要，人們逐漸認識到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的必須性，以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效整合，生態文化提供了這種整合的現實路徑。生態文化就是這種站在時代前列、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文化形態，是人類面對當前種種危機挑戰所采取的積極主動應戰，是人類渴望擺脫生存困境，從而幸福地生存發展下去的必然選擇。它代表了人類文化系統所固有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積極進取、勇于創造的精神品質與時代情懷。   二、生態文化與兩型社會理念一致   現代文化向生態化方向的轉型，是對人類文化全方位的變革與創新，并將涉入到人類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本質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目的是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它反映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對天人合一思想的啟悟，引導人們以健康、文明方式的生存發展。生態文化是吸取各種文化精華的先進文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自然、人與社會整體關系維度上的生動展現。   生態文化以系統整體的尺度去審視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以道德與倫理的觀念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以欣賞與敬畏的態度接納自然，以善良的人性與情懷尋求物質進步與人類心靈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它認為人類自身的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發展并不是根本對立的，二者可以在發展中實現協調和統一，互為載體、互相促進。它要求人們在充分尊重生命、自然與社會的基礎上構建人類文明的“萬里長城”，在維護生態與保護環境的基礎上發展人類的社會文化。它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堅持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平等互利；主張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文化觀要求樹立一種嶄新的生態化理念，即在追求公正與平等的基礎上，倡導自然—人—社會的協調與發展，并將其上升為一種道德規范。生態化的文化理念實際是在可持續發展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其內在的最本質的規定，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是其必然要求。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里，文化的創造、積淀和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人類也因此而飽受了大自然的報復。生態文化要求發展既不能以損害資源與環境為代價，也不能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而要使發展在一定的生態可承受能力下進行，而不得損害生態圈的整體性和穩定性。人類必須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智慧和創造力，引導科學技術的發展走向以人為本的軌道，自覺為自然—人—社會的共同發展而努力。#p#分頁標題#e#   “兩型社會”的發展思路本源于生態文化的理念，其建設旨歸是協調人與環境的關系，其終極關懷是人的全面發展。“兩型社會”建設，“就是在社會生產、建設、流通和消費各個領域，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切實保護和合理利用各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4]。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是“兩型社會”建設的兩翼，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所在。開展“兩型社會”建設需要在生態文化理念的指引下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資源，把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有利地結合起來，提高社會發展的生態化底蘊，通過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建立起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體系和消費體系。使人們從工業時代的被動維護環境轉變為主動保護環境，在保護生態環境的過程中強化人的主體自覺意識，以有效避免因過度使用資源造成環境惡化從而遭到自然的報復，走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藍圖。   三、生態文化之于“兩型社會”建設的意義   “兩型社會”建設的目的就是要改革當前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發展模式，以培育可持續的運行發展機制，其提出本身就含蘊了深刻的生態化思想的淵源，其建設過程自然也需要在一種以生態化為背景的文化氛圍下展開。生態文化致力于構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和諧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內在機理制約著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從而促進人們的思維方式、理性追求與生活方式的轉變，這些對“兩型社會”建設具有普遍重要的意義。   （一）指引了一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   20世紀被哲學家譽為“分析的時代”，它以還原論為其方法論根基。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通過剝離了事物之間的復雜關系簡化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使我們能夠一眼便看到深藏于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質”。然而，這種對復雜關系的粗糙剝離所得到的結論不僅僅是片面的，而且還潛藏著巨大的危險。生態危機便是將人與自然關系簡單地剝離為主客體的關系所潛藏危險的外化。生態文化為人類揭示了一幅新的圖景：自然—人—社會大系統中各要素之間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整體關系。人類并非以“萬物之靈”的身份對自然自由索取，而是以一種“平等”的身份與外部世界進行各種物質能量交換而已。生態文化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平衡相依，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這是一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自者的發展必須以他者的發展為基礎，人類的發展也必須以“自然—人—社會”這一整體的共同發展為前提。在整體論的思維方式中，個體的任何變動都會引起整體的變化，個體的存在與發展都必須以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為前提。經濟社會建設的任何決策也必須從經濟、社會、生態三方面來進行綜合考量。   （二）倡導了一種和諧的理性追求   理性是對人類本質屬性的一種體現，是經過億萬年的生成進化而來的、區別于自然萬物的人類特質。它自然含蘊了兩種理性追求，一種是工具理性的追求，另一種是價值理性的追求。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與作用范式，同時又相互作用、緊密聯結共同決定著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啟動并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兩者互為表里、不可偏廢，“偏向工具理性，就會使人喪失家園、異化自身，墮入沒有信仰的深淵，人類成為沒有靈魂的舞蹈者，除了讓血淋淋的斷臂在大街上飄蕩，宣泄一種虛幻的價值，生命本身已無人喝彩，整個現代主義運動就會成為一場西西費斯的神話；如果理性太偏向于價值理性，而忽視工具理性，社會的發展就容易陷入烏托邦，社會就不能按應有的速度往前發展”[5]。生態文化追求平衡相依、協調發展，這是一種彰顯和諧的理性追求。它通過糾正近代工業文明以來工具理性施予價值理性的不正當擠壓，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重新整合，使人從單向度物欲追求的不和諧狀態轉變為對全面人格的完美追求的和諧狀態。這無疑是對近代以來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被“遮蔽”所造成的自然—人—社會大系統不和諧狀態的有利消解，展現了規律性與目的性、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的完美結合。   （三）提供了一種生態化的生活方式   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對物的占有與消耗為其基本特征，是一種高消費、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它大大超出人類的合理需要，使人淪為消費的奴隸，這種生活方式損害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生態文化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即生態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以適度、公平、健康為基本特征，以滿足人的全面和諧發展為其基本訴求的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要求人的消費必須實現生態一經濟一社會的協調發展，使人在人與自然的協調基礎上自身得到更好的發展，既要滿足人類的基本要求，提高生活質量，又要盡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不危及后代的需求”[6]。   結語   生態文化是一個較新的文化理念，其深刻的內涵仍需進一步的探討與挖掘，隨著我們對生態文化理念的進一步理解，“兩型社會”建設的藍圖也將逐漸清晰起來。筆者認為開展“兩型社會”建設就必須以整體論思想為基礎，尊重規律、關愛自然、協調發展，將生態文化理念運用于“兩型社會”建設的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各個環節，使它們有效地連整起來，共同促進自然－人－社會的和諧有序發展，以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建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