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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雛形在英國產生之后的330多年來，政黨政治現象在世界范圍內廣泛發展。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并行，政黨現代化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黨的普遍追求。二戰后，隨著政黨政治的迅速發展，國外主要政黨陸續開啟了現代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前后，面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政黨發展危機的全方位凸顯，國外政黨普遍開始對其意識形態、綱領目標、組織結構、制度體制和活動方式進行大幅度調整。新世紀以來，國外一些國家的執政黨所踐行的“傳統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變，以及由此引起的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政黨“應當做什么”和“怎樣做”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可以看作是當今國外政黨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   一、國外政黨現代化的背景因素及其主要做法   (一)背景因素。推動政黨現代化發展的客觀因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聯系日趨緊密、相互影響日漸增大的客觀事實，使得政黨文明的國際比較、政黨能力的國際展現、政黨作用的國際發揮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成為可能;盡管因具體民族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政黨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具體內容和實踐形式各不相同，但政黨在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完善自身卻是共同的。經濟發展全球化促進政黨現代化，成為現代政黨政治發展的一條規律。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與經濟全球化發展并行的民主改革浪潮在若干國家同時發生或相繼出現、并對其他國家產生帶動效應的政治發展傾向。政黨是發展民主的工具，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核心。政黨只有契合政治發展民主化才能彰顯政黨本質，只有引領政治發展民主化才能實現政黨價值。三是文化多元化。全球化條件下諸多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問題往往通過文化內容來表現、國家之間的交往更多地通過文化方式來開展的基本事實，使傳統政黨文化的價值內涵和價值指向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政黨只有自覺置身于多樣性的文化環境，以全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豐富自身的文化內涵，才能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要求。四是社會信息化。社會信息化的顯著特征是計算機技術、數字化技術和生物工程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人們可以以更便捷的方式獲得并傳遞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會信息化所引起的人們時空觀念的深刻改變，對傳統政黨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內外聯系方式以及信息的獲取和處理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五是新科技革命浪潮。新科技革命浪潮帶來的社會階級結構的重大調整及其所引起的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使傳統政黨利益代表的基礎和范圍、利益表達的內容和形式都面臨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   (二)主要做法。政黨的發展經歷及其面對客觀情況的不同，政黨現代化的起點、重點及其途徑也不一樣。綜觀國外政黨現代化的歷史發展，其實踐的基本內容或主要做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淡化黨的意識形態特性   在中產階級越來越成為西方社會選民群體的重要力量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的政黨基于取得或維持執政地位的需要，努力使自己的綱領、政策體現中產階級的愿望和要求。這種做法體現在意識形態上，就是盡可能地模糊黨的意識形態特性，奉行意識形態“中間化”。歐洲社會黨早在二戰后就已開始了“向中間靠攏”的轉變。在轉變過程中，它們普遍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向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重新解釋和界定“社會主義”，逐漸放棄了階級政治、公有制等質的規定。近年來，歐洲一些社會黨進一步取消了與社會主義的聯系，甚至不再提社會主義的字樣。同時，在對其基本價值如“公正”進行闡釋時，也更多偏重通過教育等手段實現的機會平等，而非通過再分配實現的結果平等。保守黨和自由黨同樣表現出中間化改革取向，在價值觀上逐步擺脫了維護階級差別和重視階級意識形態的傳統，轉而強調自由、團結、公正等中性價值。國外一些國家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間化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共產主義時期已經初露端倪，蘇東劇變后這種發展趨向愈益增強。除希臘共、葡萄牙共等少數黨外，大多數共產黨通過理論調整逐漸淡化了社會主義的目的性和制度屬性，而把民主、自由、人權視為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特征。如作為其典型代表的法共“新共產主義”理論，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主義歸結為一種社會運動過程，主張通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連續性變革，克服資本主義“剝削、異化和統治”等弊病，從而實現其理想社會。   2．調整黨的綱領路線   綱領路線是政黨戰略策略的導向和旗幟。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國外政黨依據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適時對綱領路線進行調整。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黨的綱領路線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左轉”或“右轉”，但從長期發展趨勢看，這種調整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向中間轉”，各黨的綱領路線相互借鑒和吸收，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和趨同性。從《哥德斯堡綱領》的非馬克思主義化，到介于自由主義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所謂“第三條道路”和“新中間路線”，戰后社會黨現代化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次重要綱領路線調整，都展現出越來越超越階級、“超然左右”的姿態。保守黨和自由黨的綱領路線也趨向中間，無論是德國基民盟《漢諾威綱領》作為“中間人民黨”的政治路線，還是西班牙人民黨吸收了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內容的“改良的中間主義”路線等等，總體上的發展取向是越來越溫和。同樣，以歐洲共產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和平民主道路為標志，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共的“新共產主義”、美共的“權利法案社會主義”以及日本和拉美一些共產黨綱領路線調整中的非暴力、非意識形態化發展表明，共產黨的綱領路線越來越去激進化，這種發展現象也被有的學者稱為是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的共產黨的“社會化”。   3．擴大黨的社會基礎   #p#分頁標題#e# 為尋求最大限度的社會支持，國外政黨在現代化過程中努力適應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不斷進行理論政策調整，致力于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社會黨為了得到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的接受，普遍提出了“人民黨”、“全民黨”的發展目標，在包括特權階層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中廣泛吸納支持力量。如英國新工黨提出不僅要成為“人民的黨”，也要成為“商業界和企業界”的黨;瑞典主張建設一個跨越階級與集團利益的多元化的“現代政黨”;法國社會黨要實現建立“跨階級聯盟”的目的，就是要聯合所有階級、階層，成為“一個公民與多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機構之間中介者”;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也宣稱要作為人民全部價值觀的代表者，占領革命的和理想主義的、中間的和穩健的、發達的和進步的一切政治空間。保守黨和自由黨也大都提出了向“所有階層和群體的所有人”開放的口號，并在綱領政策中打出了維護勞動者社會福利和公民權利的旗幟，以爭取社會中下階層的支持。多數共產黨在強調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同時，積極協調各階層利益。如葡萄牙共產黨提出葡共“不僅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政黨，同時是反映其他非壟斷階級和階層根本利益的政黨”;日本共產黨認為“日共是工人階級的黨，同時也是日本國民的黨”。也有一些共產黨不再把自己視為階級的黨，而主張對全社會開放。如法共、意大利重建共等就宣布自己是一個新的群眾性政黨，是國內全體“公民”或“國民”的自由的政治組織，等等。   4．革新黨的組織形態   對黨的組織形態進行革新，是國外政黨現代化的一個普遍選擇。組織革新的具體實踐一般涉及黨員隊伍和組織運行機制兩個層面。在黨員隊伍建設上，各黨不斷擴大黨組織的開放性，尋求多種有效、靈活的方式，從社會各階層中廣泛吸納招收黨員。如英國工黨、瑞典社民黨等逐步廢除了集體黨員的規定，轉而從社會上大量吸收個人黨員。德國社民黨積極創新入黨方式，打破固定黨籍制的傳統做法，嘗試建立“項目黨員制”，允許那些贊成黨的部分主張但又不準備承擔黨的義務的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入黨并隨時退黨。法國社會黨等采取黨內生活向社會公開、允許非黨人士參與黨的會議、設立青年、婦女工作委員會、加強政治宣傳和教育等方式，吸引更多社會群體入黨。美共等共產黨為吸收更多的人入黨，也對入黨條件放寬，簡化了入黨手續和程序。在組織運行機制建設方面，國外政黨現代化的總體發展目標是實現“民主化”，以此為前提各黨的主要做法，一是創新黨的選舉制度。如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民黨等在黨內主要領導人和國家公職候選人選拔中不斷加大直接民主的力度，改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二是擴大黨內民主。許多政黨通過各種方式的組織改革，如英國工黨變“集體投票制”為“一人一票制”，一些社會黨和保守黨建立全國性政策論壇以及其他各種形式和層級的論壇，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進行決策性的黨員公決，并將黨內重大問題交給全體黨員討論決定等等，不斷擴大黨員的參與權，吸引更多黨員參與黨內討論和決策，推動實現黨內決策公開化和透明化。   5．轉變黨的活動方式   國外一些政黨為適應現代公民社會發展的需要，積極更新黨的傳統工作方式。一方面，通過聯系會議、俱樂部、論壇等形式密切黨組織同各種社會團體的關系，盡可能使黨的活動向社會的各方面開放，注意聽取各方面意見，尊重選民的意愿。如法國社會黨在2007年選舉中，設立網站，鼓勵民眾提出建議要求，然后自己再甄選采納在總體競選綱領上。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科技革命中形成的互聯網等現代通訊技術，進行黨的思想政策宣傳以及黨內信息傳遞和溝通，以此增強社會公眾對政黨的認同感。目前，國外絕大多數政黨都建立了自己的網站，通過互聯網傳播黨的政策主張。黨的各級領導人定期或不定期地與黨員或黨的同情者進行網上交流，直接回答人們關心的問題。德國社民黨甚至提出了建立“網絡黨”的口號，把黨的6000個基層組織聯網，通過計算機構建了一個黨員共同參與的網絡平臺，形成“網上社會”，并實施了“紅色電腦”、“紅色手機”計劃，等等。   二、國外政黨現代化的主要經驗及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國外政黨現代化主要經驗   1．通過建立規范的政治參與制度形成以政黨為核心的利益共同體。伴隨著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社會階級分層和社會流動加速，新產生的社會力量在一定政治氛圍下往往會組織成一個利益集團并借助于政黨提出對政治體系的各種權利要求。這種現象在當代西方國家普遍存在，是權威型政黨或即有政黨體系時刻面對的一個突出問題。對此，國外政黨的基本做法就是增強其兼容和同化功能，通過制度化的程序，把各種新生社會力量納入到自己的政治體制或政黨體制中來，建設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利益共同體。采取的具體策略就是盡可能的拓寬政治參與渠道，使社會各種利益群體通過規范的政治參與逐漸形成對政黨利益觀的認同。   2．通過政黨立法把政黨行為限定在法律規范內。當今世界的政黨政治正在逐步走上法治化、規范化道路。政黨政治是憲政的核心，政黨只有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受到法治的規范，才能保證憲政的健康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把政黨運行活動納入法治化軌道，是為了避免政黨自身運作的不規范，保證政黨的一切活動都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使不同政黨都能夠有序參與國家權力和經濟社會事務。國外政黨紛紛通過憲法或專門的政黨法對政黨行為進行規范，對政黨權力濫用、政黨決策隨意性、政黨腐敗等現象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迄今為止，德國是世界上對政黨規范形式較完備、內容較豐富的國家之一。德國及其他國家的政黨立法實踐表明，通過政黨立法實現政黨運行的法治化是政黨現代化發展的根本要求。   3．通過建立扁平化的網絡管理模式促使政黨由控制型權力結構向參與型權力結構轉變。西方傳統政黨在組織結構上同世界其他政黨基本相同，都呈現出自上而下的科層結構形式，其優勢表現在權力結構和決策的制定集中在黨的高層。然而，信息革命的發展沖擊了西方政黨舊的組織結構，使其內部結構開始向扁平化發展，逐步建立網絡化的組織管理形式。這種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優點是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使組織內部的聯系更為緊密，有利于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這種模式注重政黨與公民的溝通與協作，把高度集中的政黨權力更多地直接或間接分配給普通黨員和社會民眾，強調充分調動黨內成員的參與積極性，促使政黨權力結構由控制型向參與型轉變。#p#分頁標題#e#   (二)國外政黨現代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無疑，國外政黨經過現代化的調整和變革，在自身形象、組織狀況和功能實現等方面都有所改善。但也必須看到，國外政黨現代化進程中過于實用主義、折衷主義的轉向，直接給黨的自身發展帶來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1．黨的思想特性日趨模糊。西方政黨為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爭取更多選民支持而普遍淡化意識形態差異，模糊黨的思想特性，轉變黨的階級性質，其重要后果之一是造成了政黨自身獨特政治標識的喪失，從而導致了黨的思想體系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即各黨意識形態和思想主張趨同，左翼政黨“向右轉”，右翼政黨“向左轉”，政黨間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政黨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代表者，競爭性政黨體系運作的前提是不同政黨間的觀點對立和思想交鋒。在思想意識趨同條件下，政黨存在的合法性明顯受到質疑。從實踐上看，由于現代社會階級階層的異質性以及利益、愿望和訴求的多樣化發展，單靠改變黨的意識形態并不一定能夠達到吸引選民和支持者的目的。相反，政黨自身特色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政黨傳統支持者和選民的流失。這在轉型較大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等左翼政黨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英國《衛報》在2005年大選前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在投票給哪個黨的問題上“拿不定主意”的人越來越多，60%受訪者不認為自己會堅決支持某個黨派，只有17%的工黨選民自認是其堅定支持者。但在1964年大選前有51%的工黨選民說自己堅定站在工黨一邊①。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共產黨的選民流失更為嚴重，在新近議會和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屢創新低。近年來，一些具有極端意識形態的政黨，如法國國民陣線、意大利北方聯盟、奧地利自由黨等右翼平民主義政黨以及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等激進左翼政黨在各國政治舞臺上的崛起，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經歷了現代化改革的傳統政黨仍然面臨意識形態的發展困境。   2．政黨組織基礎日趨不牢。在政黨現代化過程中，盡管各黨為擴大組織隊伍做出了諸多理論和政策上的調整，但從實際成效看，無論右翼還是左翼政黨都未能遏制黨員人數的不斷減少。比如，傳統保守主義政黨德國基民盟，1986年擁有黨員71．4萬，比1983年最高峰只略少1萬多人，但到2008年只剩53．3萬人②。英國保守黨在1950－1960年時黨員數高達280萬人，到2000年時也只剩56萬人，僅為當年的1/5③。社會黨黨員數更呈一路下滑態勢。德國社民黨黨員數在1986年為91萬，90年代中期降到66萬，2005年59萬，到2008年只有53萬多人④。英國工黨黨員也從發展高峰時的100萬，回落到1997年工黨贏得大選時的40萬，2000年的37萬和2002年的25萬⑤。共產黨黨員數下降地更為迅速。在西歐地區，蘇東劇變后尚有約100萬人，最近幾年只剩不到40萬人。其它地區共產黨員數也有不同程度萎縮。與黨員數減少并行的，是黨員老齡化和消極化。年輕黨員少而老年黨員多的現象在各黨中非常普遍。在德國，社民黨青年黨員在黨內的比例1974年為10．8%，到1999年下降到2．8%。而在1980至1998年間，社民黨和基民盟黨員年齡超過60歲的老人比例都從20%上升到35%，其中70歲以上的是25歲以下的6倍⑥。同時，黨員極度缺乏參與政黨活動的熱情。德國政黨研究專家基斯林格依據黨員參與黨的常規活動的程度，在研究統計的基礎上將德國各黨黨員分為三類:一是使黨的地方組織得以繼續存活的積極分子，占黨員總數的10－15%;二是有時還算積極的占1/3;其余的，也是最大的群體是消極分子⑦。關于葡萄牙共產黨的統計數字也顯示，雖然葡共宣稱有13萬名注冊黨員，但僅有4萬名黨員按時交納黨費，僅有1萬名黨員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⑧。   3．政黨凝聚能力日趨下降。國外政黨的現代化改革是伴隨著黨內不同意見、觀點的爭論和斗爭展開的。政黨作為社會整合的產物，社會各種矛盾必然反映到黨內，黨內自然會有分歧、有爭論，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各黨在現代化過程中圍繞改革走向以及具體思想理論變革的矛盾沖突日益加劇，逐漸演變為影響政黨團結的重要因素，甚至直接造成了黨內分裂。社會黨黨內傳統派和自由派之間在黨的思想意識和路線方針等問題上爭論激烈，是造成布萊爾在2007年提前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并直接導致了2004年以拉方丹為首的德國社民黨近70名黨內左派脫黨，在柏林成立了“勞動與社會公正競選聯盟”，2007年7月該組織與由前東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共產黨)演變而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合并建立了一個新的“左翼黨”。共產黨也遭遇黨內斗爭和分裂的深刻危機。如俄共在2002年后就有三次大的分裂，內部也分成四個不同派別;新世紀以來烏克蘭共產黨多次發生內部政治斗爭;法共黨內一直存在著不同路線的矛盾和斗爭，內部存在三個不同派別;美共黨內的意識形態斗爭非常激烈;意大利重建共在建立不長的時間里就發生了兩次大的分裂;以西班牙共產黨為主體的聯合左翼內部矛盾重重，“聯左”內部兩個最大派別目前正面臨大規模的全面分裂。黨內分歧擴大甚至出現黨內分裂危機，表明政黨本身的組織凝聚能力大大下降了。   4．政黨自身治理日趨乏力。國外政黨的現代化改革沒有根本解決政黨本身存在的“老陳病”。腐敗問題與政黨政治發展進程相伴相隨。20世紀90年代后的政黨現代化改革，重視從制度體制上建立防范機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沒有使政黨擺脫腐敗問題的困擾。在法國，前總理、法國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主席朱佩1995年因“非法虛設薪職”獲刑;2000年的“梅里事件”，從右翼政黨到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翼政黨，都從自來水公司接受了大量非法獻金。在德國，2002年社民黨科隆分部52人結幫受賄。在英國，工黨涉嫌賣官鬻爵，布萊爾也因此被傳訊。在日本，2001年自民黨參議員“侵吞揮霍機密費”和2003年橋本龍太郎接受“違法政治獻金”等等，表明行之有效的監督治理仍然欠缺。腐敗等問題的曝光，給政黨帶來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德國2004年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61%的德國人不相信政黨能勝任國家治理任務，只有8%和24%的受訪者分別相信社民黨和聯盟黨有能力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①法國2006年的數據與之相似，19%信任左派可以管理好國家，17%信任右派，63%對左右兩黨都不信任②。#p#分頁標題#e#   5．政黨社會功能日趨弱化。傳統政黨一般具有組織選舉、執掌政權、利益整合、民主監督、政治教育和社會穩定等多項功能。政黨作為連接政府與公眾的中介，在聚合不同利益、整合各種力量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伴隨著國外政黨的現代化，組織選舉和執掌政權逐漸上升為其主要功能，政黨的社會和政治功能則大大衰退。這一方面與政黨自身的發展取向有關。政黨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爭取執政上，所有工作和活動都是圍繞選舉展開，越來越像是一部選舉機器。奈斯比特早在20世紀80年代時就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全國性政黨只是一個空架子，“它幾乎僅僅是為了提供一種架構來提名候選人而已”③。另一方面，與利益集團政治的發展以及現代傳媒和公民社會的沖擊也不無關系。在現代社會，利益集團間的矛盾和沖突逐漸取代了政黨間的矛盾沖突，政黨受到利益集團的高度牽制，其傳統功能日漸消退，日益成為利益集團的“傳聲筒”。而大眾傳媒和非政府組織等新興公民社會組織也在迅速成長。它們相對獨立，受到大眾青睞，越來越承擔起政治教育、政治動員和代表多元利益等傳統政黨政治功能，對政黨政治形成了巨大挑戰。在內外因素的夾擊下，政黨的政治社會功能弱化，甚至政黨政治本身也面臨走向“衰敗”的危險，當前理論界就出現了后政黨政治的說法以及無政黨的“利益集團政治”、“企業家政治”、“共同參與民主政治”等政治運作理論。   三、幾點結論   由上可見，國外政黨現代化起步較早、形式多樣，積累的歷史經驗比較豐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也很多。從政黨基本理論和政黨政治發展規律的角度加以分析，可以形成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國外政黨現代化是政黨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基于自身發展和發揮作用的現實需要，對意識形態、組織形式、綱領目標、組織基礎、制度規范和活動方式等政黨諸要素進行的調整、轉變或轉型。政黨因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需求而產生，必然隨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而實現自身發展的現代化。由于政黨根本性質的不同，政黨的歷史經歷及其面臨的國內條件和外部環境的不同，政黨現代化的價值指向和實現途徑也不一樣。   第二，觀念是政黨的靈魂，“主義”是政黨的根本。任何政黨的產生都以政黨意識的確立為前提，任何政黨的發展都以政黨意識的變革為先導。政黨意識的與時俱進既是政黨現代化的重要標識，也是政黨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增強政黨意識的科學性、擴大政黨意識包容性、強化政黨意識現實性，是政黨現代化發展的普遍現象。   第三，政黨本質規定政黨職能、政黨職能要求政黨能力、政黨能力反映政黨政治發展水平的邏輯關系，決定了政黨職能及其實現，從整體上規定著政黨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和價值取向;準確把握政黨職能，是正確認識政黨現代化的入門，是深化政黨政治理論認識的關鍵，是推進政黨政治科學發展的首要條件。   第四，政黨政治的性質定位屬于民主政治，是民主政治既有發展但又發展不夠充分的產物，是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的一種實踐形式;廣泛而又充分的黨內外民主，既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根本性質和總特征，也是衡量政黨政治發展水平的總標尺。政黨是民主發展的工具，以發展黨內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政黨民主能力建設是政黨現代化發展的基本前提。   第五，政黨權力是政黨政治的驅動力量，是政黨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政黨權力設置的合理性、科學性及其運行的有效性與否，直接關系到政黨權力的運行成本，具體反映著黨的管黨治黨水平和治國理政能力;政黨權力行為的科學化水平，是政黨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基本標識。   第六，政黨政治資源既是政黨政治的內容支撐，也是政黨政治持續發展的條件依賴;政黨發展的現代化水平，實際上反映的是政黨對執政資源開發利用的合理性、科學性和有效性;能否科學開發并有效利用政黨政治資源，直接關系到政黨政治基礎是否堅實，關系到政黨現代化目標能否實現。   第七，政黨法治作為政黨現代化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形態，融匯法律至上、權利保障、權力制約、依法執政等諸多的價值取向，涵蓋政黨內部和外部活動全部政黨生活;貫穿于政黨自身事務管理和治國理政的整個過程;塑造政黨的法治特征，是現代政黨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把握政黨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