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的關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的關系   在國家利益及政府行為的關系問題上，長期以來存在著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是簡單的階級利益觀，另一種是抽象的國家利益觀。一些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片面地理解馬克思關于國家實質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觀點，把國家利益與統治階級的利益加以簡單的等同，從根本上否認在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存在著其他的國家利益。他們堅持認為，自從國家產生后，從來就不曾有過國家利益，而只有階級的利益。這種觀點的錯誤就是把實質和形式完全加以等同，認為既然國家利益實質上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那么這兩者之間就不應有絲毫的區別，因而否認國家利益中除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確實還包含著部分社會公共利益。換言之，它否認國家利益的相對獨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這種機械的理解，不但違背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而且也無法解釋現代國家兩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其一是國家活動的雙重性，或者說國家的階級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其二是國家在國際交往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如果把國家利益完全等同于階級利益，那么國家就只能擁有特殊的階級統治職能，而不可能擁有社會公共職能。然而，任何國家的活動或政府行為都具有雙重性。國家本身就是在一定規模的公共職能基礎上產生的，隨著國家的發展，它的公共職能也在不斷增大。在現當代，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差不多都離不開國家的公共社會管理。國家在基本建設、科研規劃、公共衛生、國民教育、交通運輸、社會福利、治安警察、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生活中起著主導性的作用。毫無疑問，這些公共職能的實現，既有促進統治階級利益的一面，也有促進人民群眾利益的一面，否認國家利益中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從而否認其公共社會職能的存在，是與國家的現實發展趨勢相背離的。   在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中，追求國家利益，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為準則。在這里．國家利益所包含著的內容極為廣泛，大至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小至公民的貿易和旅游。毋庸諱言，外交家們所追逐的國家利益主要是該國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對外關系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卻也大量地包含著全體國民共享的社會公共利益。與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好相反，西方的一些理想主義者則把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加以完全等同，從而認為政府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不承認國家利益的階級性，從而否認政府行為體現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在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關系上的理想主義觀點，特別盛行于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西方理想主義者的這種天真觀點不斷地被各國政府的無情事實所摧毀，政府官員或權勢集團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營私舞弊，追逐私利的實例在許多國家都是觸目驚心、俯拾皆是，鐵的事實使得當代的多數西方學者也清楚地認識到，組成政府的官員也帶著各自的自我利益，并且不失時機地追逐自己的利益。社會的各個利益階層也總是想方設法地使用各種手段，包括經濟賄賂和政治壓力，促使政府的政策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傾斜。因而許多西方學者對傳統的理想主義國家利益觀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們說，政府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交換過程。“在每一種過程中，個人投身于社會相互作用以圖推進他們自己的目標(不管目標是什么)。在參與社會活動的個人的目標或目的之外不存在別的目標或目的。……根本沒有‘社會目的’、‘國家目標’或‘社會福利機能’諸如此類的東西”［1］。由于國家利益的邏輯優越性使它成了團體和個人行為合法性的最終源泉之一，因此，除了政府行為受它驅使之外，許多非政府的行為也受國家利益的驅使。任何行為一旦與國家利益掛鉤，那么行為的合法性也就得到認可。   二、日本的政黨政治對國家利益的影響   (一)日本政黨政治對國家的統治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影響   日本以“1955年體制”的形成為標志，在這一時期基本完成了政黨體制的轉型，其后的政黨政治的發展是繼續這一轉型過程。日本在原有的政治架構內也發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重要變化，最大的變化是自民黨在1993年一度下臺，由反對黨聯合上臺執政。盡管1996年自民黨又奪回了執政地位，但是它幾乎已經不能單獨執政了，總要吸收其他政黨入閣。并且，這一變化的重大意義還在于，按照政治發展的理論，民主制度的鞏固需要有政黨執政地位的兩次和平的更替，因而或許在1993年日本才算真正完成了“民主的鞏固”，也可以說是多黨體制的最終形成。政黨的統治職能基本完成。盡管日本的政黨體制和政黨政治用歐美的標準來看仍然不是盡善盡美，其民主化的程度還不能與歐美國家相比，但在東亞它仍然是最穩定和最完善的多黨體制。日本政黨體制的發展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但是并沒有按照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愿望出現穩定的兩黨制。從社會結構來看，社會的分化使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和表達還很多元化或分裂，難以用兩大政黨的簡單模式代表或概括它們的利益和要求。從政黨政治的現實來看，眾多的政黨還沒有分化組合成兩大政黨體系，或者形成穩定的多黨體制。也正因為多黨林立，派系斗爭加劇，無法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所以造成政府更迭頻繁，服務于公共利益或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的法令，無法得到連續的貫徹和執行。   以中日的雙邊貿易為例，中日建交之時的1972年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夕的1978年，中日貿易額分別為11億美元和66億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兩國貿易量也只有700多億美元。進入新世紀后，中日貿易強勁發展，貿易量急劇擴張。2006年，達到2073．6億美元，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間，中日貿易量每年以十億或數十億美元的增幅遞升;2001年到2006年，兩國貿易量每年以百億或數百億美元的增幅遞升，這樣高的雙邊貿易增長幅度在國際上是罕見的。到2006年底，中國一直僅次于美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日中貿易占到日本外貿總額的17．2%，僅比日美貿易額少0．2個百分點。據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在2006年財政年度，日中貿易額達到25．43萬億日元(約合1．6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6．5%，日美貿易額為25．16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0．3%。這就是說，到2007年3月底，日中貿易額超過日美貿易額，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日經貿關系近年來得以蓬勃發展，除了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有著得天獨厚的便利地理條件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中日兩國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大的消費市場，且近年來兩國分別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復蘇。這為雙方大量吸收對方商品和擴大投資提供了前提條件。二是兩國經濟互補性強。盡管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日本，但仍是一個國民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日本仍是一個經濟和科技高度發達的國家，兩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仍然迥異。日本具有的資金、技術、管理、品牌、商品質量和國際市場網絡等優勢為中國所短缺，而中國所特有的龐大消費市場和大量廉價優質的勞動力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又為日本之所需。這為雙方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條件，雙方均努力擴大向對方出口。#p#分頁標題#e#   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在小泉時代卻絲毫不顧及中日兩國民間良好的經貿合作關系，公然不顧中方的嚴正抗議，再三參拜“靖國神社”，造成中日雙方高層互訪中斷。中日兩國的關系出現政冷經熱的現象。日本的政黨政治在這一時期，對國家的社會公共職能，尤其是外交的公共服務職能的影響顯然是很不利的。有這樣一組數據，如從2001年至2006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2723億美元，增長2．5倍，年均增速為25%;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2627億美元，增長2．3倍，年均增速為24%;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343億美元，增長2．7倍多，年均增速為27%;而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073．6億美元，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遠落后于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日本對華貿易量的下降足以說明，由于日本國內黨派林立，斗爭頻繁，造成內閣組閣根基不穩，有的黨派不惜走右翼路線。所以，在小泉之后的安倍內閣，福田政府，麻生和鳩山時代，都爭先訪問中國，努力在維持中日雙邊關系的正常化基礎上，需求自身所在黨派的國內政治發展需求。   (二)日本政黨政治的頻繁更迭使國家的發展戰略得不到貫徹執行   進入新世紀，日本經濟迎來了發達國家無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現是，政策體系疲勞，創新機制鈍化，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潛在經濟增長率陷入滑翔軌道，同時，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潛在問題上升。特點如下: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資源結構出現“高齡低質化”，“創新體質”下降。第二，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增加，社會保障制度暴露了結構性財源不足的弱點，無法應對人口結構的變化，阻礙經濟發展，醞釀社會不穩和政治動蕩。第三，日本歷經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不斷遭遇“新保守主義”的制約，未能形成應對全球競爭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業不得不轉向海外尋求發展空間，導致日本經濟出現結構型競爭力弱化，潛在增長率長期低滑。第四，經濟發展資源過度向東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經濟缺乏活力，地區差別日趨明顯，經濟發展結構失衡。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全球化息息相關。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對立退化，世界市場重新統一，世界生產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礙，可在全球范圍相對自由移動。尤其是，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帶動東亞地區掀起市場制度創新浪潮，地區經濟形成相互依存的網絡。東亞出現群雄并起新格局，客觀上也導致了日本的“亞洲門戶”地位下降，國際影響力相對弱化。貿易結構的變化呼喚日本必須及時調整國內政治和社會制度，實行徹底的制度變革，但鑒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日本經濟、政治、社會體制改革嚴重滯后。   客觀地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政黨政治也在持續向前發展。這首先表現在政黨由群眾型政黨向全方位型政黨轉變。在組織結構上，由群眾型向精英型轉變，黨的發展和目標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以擴展黨員人數為重要的目標。在路線方針上，全民性或中間性取代了階級性和階層性。中間階級的擴大和社會結構的多元化使過去的階級分野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要想得到更多的支持，只有政黨的政治訴求與國家利益掛鉤，政黨只能找出大多數人或各種利益共同體共同要求的利益表達內容和方式，才會得到更多的合法性，因而全民性的中間路線就出現了。但日本政黨政治體制的不確定性集中體現在選舉制度上。選舉制度是政黨結構的晴雨表。一般兩大政黨體制通常選擇“小選區制”;多黨林立的政黨結構通常選擇“中選區制”;而一黨居主，多黨緊隨的政黨結構通常適用于“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年日本進行的選舉制度改革，實行了“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并立制”，反映日本的政黨結構依然處于自民黨一黨獨大、其他政黨競相追趕、政黨勢力尚在變動的混亂格局中。盡管2007年7月取得參院換屆選舉的階段性勝利，贏得參院議席總數上的優勢，但其總體實力仍存在不確定性，無法確保在眾參兩院同時獲得優勢議席。正是這種政黨結構的不確定性，形成了自民黨與的政治不自信。其結果導致在國會政治上形成了兩大政黨相互掣肘、彼此拆臺的“扭曲國會怪圈”，從而使執政黨的政策難以順利落實，日本政治陷入內耗型混亂局面。日本政黨政治的頻繁更迭使國家的發展戰略得不到貫徹執行。   此時，日本經濟進入了成熟后的“更年期”，支撐日本經濟崛起的“自民黨政治治理模式”難以應對新局面。經濟結構的劇變，猶如巖漿滾動，驅動政治板塊急劇漂移。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歷經安倍政府的“新保守主義”蛻變，再經福田政府的“溫水效應”，似乎變成了日本政治的“孽債”。“修補小泉改革的負面影響”成為最熱門的話題，縮小差距、解決養老金問題成為各黨派爭扛的大旗。面對政權危機，福田被迫提出“改革與修復改革并重”的理念，積極財政與健全財政、大政府與小政府這對歷史命題，重新成為日本政治對決的引子，使日本的改革更加不明方向。日本多黨林立的政黨政治，毫無疑問地在此重要的歷史關頭影響了日本國家的抉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黨派的明爭暗斗中被消耗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