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西方政黨的進展趨向，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當前在西方政治領域的國家—政黨—社會的關系研究中，人們對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及政黨與政府的關系研究比較深入,但是對政黨與公民社會的關系研究卻比較少。因此，探討當代西方政黨與公民社會的關系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試著對當代西方政黨與公民社會的關系進行分析并對當代西方政黨的發展趨勢進行了探討。   一、西方政黨與公民社會的歷史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部分的政黨是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西方的近現代歷史表明,市場經濟的發展催生出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興起導致代議制民主的產生,而政黨則是代議制民主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政黨是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導致了公民利益的多元化，并產生了利益表達的訴求。正是公民有了利益表達的訴求，才有了公民對政黨這種利益表達工具的訴求。公民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系列重要特點，決定和影響著政黨政治的建構和基本運作方式，并促使政黨根據實踐的發展對自身的觀念、結構、體制及活動方式等作出調整。這些特點包括：   （一）公民社會要求利益多元化。公民社會的發展是在各階級、階層、集體、群體的博弈中實現的。而國家和政府通過協調、調和各方利益，保持公民社會的健康運行。與此相適應，政黨也必須注重如何更好地、更準確地表達和綜合公民多元化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協調和整合這些利益、愿望和要求，以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   （二）公民社會要求限制政府權力。國家和社會的分離，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而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外化成為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多元化社會組織的發育和壯大，不僅對政府權力形成強有力的制約，而且提高了社會組織自身的管理和參與能力，一些權力從國家權力中分離出來，變成了公民社會自主自治的一部分。公民社會不再只是公共權力服務的對象，而是越來越成為行使公共權力的主體之一。   （三）公民社會必然要求法治。公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活動，進行利益的協調、博弈，特別是對權力的約束，都必須按照公民認可的規則來進行，才能保證社會不至于因為沖突而難以維持。因此，作為這種規則的體現的法律，就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最為有效的工具。法律能夠解決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對各種不同利益進行調和，因而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所有個體和組織的活動，包括政黨的活動，都要遵守法律的規范。   （四）公民社會要求寬容。利益多元化產生的各種矛盾和沖突，不可能通過以滿足一種或幾種利益而壓制其他利益的方式來解決。壓制和強制只能導致暴力和革命。因此，公民社會要求公民在主張自身自由自主權利的同時，也承認別人有同樣的權利。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也是對公民社會多元性的保護。因此，公民社會需要人們對他人利益、行為、觀點持寬容態度。這種寬容顯然會反映在不同群體、不同政黨、不同觀點的關系中。此外，公民社會發育程度的高低，也制約著政黨活動的水平和范圍。發達的公民社會為政黨政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反，在一個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國家，政黨政治往往存在著變形的危險。通觀西方國家的歷史，可以發現政黨自然產生的邏輯順序：先有逐步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催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政治參與的要求，進而形成公民社會；有了公民社會，才出現了政黨。   二、當代西方政黨與公民社會的關系   當代西方國家，最能代表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有兩個領域，即利益集團和民間組織。因此，當代西方政黨與公民社會的關系主要可以通過政黨與這兩方面的關系來進行具體闡述。   （一）公民社會與利益集團。①利益集團的出現和存在，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分化多元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組織化程度提高的現實。利益集團的出現使政黨與公民社會抽象關系變得具體、清晰。政黨和利益集團的關系是當代政黨政治實際運行中最為重要的關系之一。利益集團的出現，是社會分層復雜化、多元化的表現，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保護自己的利益免遭他人尤其是國家的侵害。因此，隨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增強，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利益集團便活躍起來。大量利益團體的存在，是公民社會發達的一個重要特征。自二戰結束以來，當代西方國家的利益集團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并日益成為西方社會的重要力量。因此，政黨與利益集團的關系是當代西方政黨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如何面對利益集團的發展，怎樣處理和利益集團的關系是現代政黨的一門基本功。具體說來，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政黨與利益集團的關系。   首先，利益集團的存在和發展，是公民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不以任何個人和政黨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人們維護自身利益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對利益表達渠道的需求也迅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只有政黨作為公民有組織的利益表達渠道顯然是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利益表達訴求的。因此，人們根據自身的利益訴求而自發地形成各種利益集團用以表達其利益訴求。利益集團因而成為民眾進行利益表達訴求的直接載體。利益集團的發展極大地拓展了社會表達的渠道，使社會溝通具有了經常性、多樣性和互動性，極大提高了社會健康運轉的可能性，有效地降低因表達渠道不暢導致的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其次，政黨要加強與利益集團的良性互動，從而推動社會整合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盡管政黨的一部分功能為利益集團所代替，但并不意味著利益團體可以取代政黨。政黨根本無須擔心利益集團的發展會取代政黨。政黨是政治組織，其目標是直接和國家權力相聯系的。作為聯系社會和國家的樞紐，政黨必須盡可能廣泛地反映公眾的要求，體現公民對公共權力的訴求，以夯實自身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利益集團的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眾多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客觀上能極大地豐富社會協調的內容。正如美國學者赫茨克所說“：華盛頓的環境不外是一個公共場所，在這里基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神學、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各種團體密切接觸。在這里領袖們出謀劃策、各個團體互相結盟、議題先后提出、同路人不斷加入、黨派相互協調、基層群眾得到動員。”[1]#p#分頁標題#e#   因此，政黨應該把利益集團經常作為自己進行社會整合的幫手而不是對手。盡管利益集團會擠壓政黨的一定空間，但利益集團的發展更能促進政黨有效地進行社會整合。政黨是傳統的可供選擇的利益表達渠道。但是在當代西方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條件下，政黨要把相當數量的民眾聚集在一起，顯然是不大可能的。實際上，利益集團形成的過程是把民眾一部分一部分地整合在一起的過程。通過利用利益集團把分散的民眾個人聚合起來，政黨再建立與利益集團的密切聯系。這大大降低了政黨活動成本。而且，利益集團一旦形成，自身就會產生一定的約束力，這又會提高整合的質量。因此，政黨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吸引公眾，同時也充分利用利益集團，把公眾整合成自己的牢固基礎。政黨應充分利用利益集團作為公眾利益表達的重要渠道，為公眾的利益表達提供更多的選擇。   最后，政黨有責任對利益集團的發展進行引導。利益集團的發展是社會利益分化和民眾利益訴求在組織上的體現和自然結果。但是，這種自發的發展也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利益群體是一種客觀存在，但要形成利益集團，則受很多因素制約，尤其是經濟因素。實際上，那些和執政黨關系比較密切的、有著強大經濟基礎的、掌握現代傳播工具的利益群體，較容易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但那些在政治、經濟各個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卻無力組織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后者往往會在政治博弈中乏力甚至缺位，導致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顯然，這對公民社會的發展是很不利的。因此，政黨有責任對利益集團的發展加以引導，抑制其消極作用。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應當是各種合理利益都能得到充分表達的社會。所以，政黨應當承擔起這方面的責任，主動引導利益集團的均衡發展，促進社會的整合。   （二）政黨與民間組織。②現代公民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民眾日益有組織化。民間組織是現代公民社會的典型組織形式。在當代西方，無論是社會中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還是以某種共同價值目標追求而形成的群體，都越來越普遍以民間組織的形式出現。事實上，政黨和公民社會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會具體體現在政黨和民間組織的關系上。在西方，民間組織的發達與否被視為一個社會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一個發達的現代公民社會需要發達的民間組織，因為民間組織是國家和社會之間有效的“減壓閥”和“穩定器”。民間組織培養基層民眾的合作精神，教育人們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技能，提供一個表達內心想法的渠道。從某種意義上講，民間組織不僅能夠提供市場經濟社會所缺乏的無功利、利他的精神，還是文化精神創新之源。所以西方國家是積極鼓勵民間組織的發展的。和利益集團一樣，民間組織也對政黨活動提出了挑戰。美國有個學者作了個形象的比喻：如果冰淇淋只有一種味道，烤面包機也只有一種，很明顯，一大堆人會作出同樣的選擇。如果花樣多了，人們的選擇權就會增加，那么，不同的人和團體就會作出不同的選擇[2]。利益表達渠道的增加，也是同樣的道理。在傳統社會，政黨是主要利益表達渠道的情況下，大多數人都必須選擇政黨。但在有了更多的利益表達渠道以后，政黨就肯定會面臨被放棄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對待民間組織的發展，是當今時代政黨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利用各種民間組織進行社會力量的整合，是幾乎所有政黨過去都使用，現在也仍然在使用的辦法。在當代西方，大多數政黨都建有越來越多的外圍組織。有的政黨甚至在活動經費上還要依賴于它們的支持。例如，社民黨和工會組織就有天然的聯系。每個社民黨后面都有一兩個強大的工會組織作為后盾：英國工黨背后是英國職工代表大會；德國社民黨背后是德國工人聯合會等等。總之，充分利用民間組織，是當代西方政黨活動的一個突出特色。   三、當代西方政黨的發展趨勢   當代西方國家基本上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國家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治理，因而可以說，西方國家完成了從以政治權利為先的“政治社會”時代向以社會權利為先的公民社會為中心的“社會政治”時代[3]的轉變。在這個以民主為表征的政治時代，社會公眾完全能夠運用民主工具來決定一個政黨的命運和前途。作為國家和社會相聯系的重要紐帶的政黨要及時回應社會的變化，調整其發展方向。   首先，政黨準國家機關化。隨著公民社會的成熟和完善，當代西方國家完成了國家和社會的分離，形成了強國家和強社會的兩強局面。一方面，社會組織的日益發達，公民的利益表達渠道得以暢通，而這并不需要直接通過政黨。政黨日益成為國家和社會組織聯系的樞紐。另一方面，當代西方各國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政黨法，以法律的手段對政黨的地位、活動方式等進行規范，同時也立法為政黨提供財政等方面的保障。在當代西方，政黨日益脫離社會，偏向國家甚至融入國家，從過去的公民自愿組成的社會組織變成了今天的“準國家機構化”。   其次，傳統的左右兩大政黨日益中間化，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注重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一方面，隨著當代西方國家中間階層日益壯大，成為社會的主流力量，傳統的左右各大政黨都在逐漸向中間靠攏，并淡化自身的意識形態色彩，走中間化道路，以爭取中間階層隊伍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和各國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成為各政黨最為關注的問題。因為選民最關注的是政黨關于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的解決方案和政黨當政的政績，并以此作為投票的依據。因此，各政黨紛紛根據形勢發展需要來調整和決定政策主張，使其更加溫和、務實，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解決目前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以獲得選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