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執政黨和參政黨的依賴關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面對當今新的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文件中反復提到，充分發揮各派和統一戰線的作用，提高黨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相對于內容導向的目標實現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作為主體的人和組織等維系轉換的交往行為理念彰顯著在當代語境下的“主體向度”的作用。執政黨在加強自身執政能力建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必須依賴于客體化了的具有主體功能的各派的支持和認同。同樣，參政黨要想獲得成長的空間，圍繞這些任務的實現，必須給予自己準確的主體性定位，加強自身建設同樣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認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和長期以來確立并貫徹執行的“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黨際合作的十六字方針，為參政黨的建設和發展，以及在現實社會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政策的引導。這一致力于“主體間性”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在新時期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的客觀基礎上，注重突出人、組織等的和解行為，以及參政黨和執政黨之間相互承認和寬容的主體通性，并在共識基礎上的協調合作行動，以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社會和諧的愿望。立足于此，各參政黨要加強自身建設，必須真正明確和強化與中國共產黨三個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進行自身的策略和適當性行為選擇從而為和諧社會的實現發揮自身的作用。   一結構性依賴   任何活動都是在系統中進行，結構功能主義認為，所有功能的發揮都需要相應的結構保障，結構決定功能。我國在憲法層面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這為兩者的合作在憲政層面提供了公共理性空間和適宜有序的公共選擇機制，但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上，我們更多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作用的顯性狀態，參政黨的自主功能相對來說過于弱化，或者處于隱性狀態(民眾了解甚少)。特別是在新的形勢下，參政黨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有利于國家建設的主張，以及在信息經濟時代和公民社會中，多大廣度和深度上吸納民意，反饋民意，需要在結構上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使其真正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作用。現實中，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系統上能夠再構造的規范結構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用語言建立起來的相互了解的主體通性，預示著類的歷史更新，類的歷史更新才使社會文化學習的層面有了可能，從這個層面上，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成員的社會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取決于同樣的結構［1］。為此，我們應加強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建設。這種結構性依賴關系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   1．就體制內而言，中國共產黨與各派的關系應進行細分。首先，就他們的地位而言，在決策方面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執行方面是主導和輔助的關系;監督方面是相互監督的關系。其次，就具體行政事務而言，在決策方面是平等協商下的競爭性方案妥協權衡折中的結果;執行方面是分工合作的關系;監督方面，隨著具體事務的分工不同，監督的主客體是不斷變化的。   2．就體制外而言，參政黨和中國共產黨應保持一致性。一致性一方面體現為共識性的意義符號框架，世界觀可以產生一種統一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反對認識上的分歧，而且反對社會的非一體化;另一方面表現為規范性的制度建構，制度化意味著共識行動的建立，共識行動建立在主體通性所承認的公認的要求上。在世界觀、道德觀念和同一性形態中表現出來的，在社會運動中實際起作用的并且在制度系統中得到體現的合理性機構就獲得理論戰略上的重要位置［2］。對于全國各民族來說，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都處于導航者的位置，處于國家政治中心位置，其思想、政策、方針、路線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引導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發揮更大的積極性、創造性，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偉大奮斗目標。   3．就體制內外的銜接而言，參政黨起著橋梁樞紐轉換的作用。處于減少外部合作的障礙和爭取外部支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按照哈伯特的“三C理論”，即配合(cooperation，利用資源幫助其他機構)、協調(coordinating，組織并整合資源以便更有效地實現多邊目標)和合作(collaborating，綜合利用資源以解決那些沒有明確由誰負責的問題)，建立廣泛的伙伴關系，促使功能的發揮［3］。參政黨主要表現為對外而言，是宣傳指導思想，進行政治社會化;對內而言，是反饋情報，分析整合民意，提供決策的參謀咨詢的作用;同時，也具有提供協調，化解沖突，擴大共識的作用。這種結構性依賴關系表明我們需要加強政黨政治的民主化建設，以保持參政黨的相對獨立性，才能使其以旁觀者清的視角審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才能看到執政黨自身所看不到的東西，也只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才能使統戰工作更有說服力、可信力和號召力，以更好地監督執政黨的工作。這種獨立性可以顯示為就純公共事務關注的獨立性，是就政策動議而言的，不受政治和行政影響，而且這種獨立性也可以向社會暗示一種變革，一種治理的方式轉變，一種理論的重大創新，一種任務的共同完成［4］。參政黨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可以在全球化、信息經濟時代與中國共擔風險，在公民社會中接近并了解民眾，增加民眾對執政黨的支持，擴大社會共識，以便以統一的步伐行動。   但是，這種獨立性是相對的，具體表現為:第一，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參政黨。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以平等的姿態獻計獻策，而在決策的定奪上取決于執政黨，同時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上，執政黨處于領導地位，派處于協同合作執行的地位。第二，是憲法框架下的參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參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并在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下行使權利和執行義務。第三，是重大任務下的參政黨。中華民族的振興，以及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是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任務，更何況兩者在任務面前處于導航者的位置。第四，是人民群眾的參政黨。在民主化時代的社會里，公民的自主訴求必然要求參政黨反映民聲，體現民意，必須將社會分層納入參政工作的視野就是派的中心任務之一。參政黨的相對獨立性，就要求我們在政黨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建設上下工夫。筆者認為，應就各派新形勢下有自己的認同綱領以吸納民意進行協商;派的實體規模應該在什么狀態下既有利于執政黨的領導，又有利于聽取民意進行探討;派的各種團體就其新的背景下的成立原因、運作資金來源、法律組織形式、內部治理結構、責任機制以及與上級主管部門的關系進行規劃;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各派以什么樣的依賴和什么樣的程序運作下，參政議政才能體現公平、公正，以真正反映民意民聲?新的背景下，派只有在結構上解決了高層治理、控制環境和一定的管理自主權后［5］，才能發揮自己的自覺主動功能，為執政黨獻計獻策，提供優化措施，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得以提高，也可以充分調動統戰工作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實現和諧社會的任務。#p#分頁標題#e#   二行為性依賴   中國共產黨和各參政黨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行動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沖突，任何單方面行動，都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但如何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化解沖突，實現各自的利益，并進而達成行為上的相互依賴以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呢?在民主制度下，公共利益所基于的不是一個階級的福利而是許多團體利益的妥協，公共利益可以根據所有利益和我們社會所公認的價值概念被界定為對某一情景的最佳回應［6］。這需要雙方在行動上能夠整合利益關系，并在不同的利益中尋求重要與否的次序以及向人民提供可能作出合理選擇中的可理解的許多項目創新，以滿足不同層次民眾的要求。這主要表現在對于公共事務的治理上，在新經濟、全球化、公民社會興起的情形下，各種局面復雜多樣、瞬息萬變，僅僅依靠執政黨治理是力不從心的，而且沒有任何邏輯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官僚機構來提供［7］。在公共領域，集體行動并不意味著政府行動，盡管缺乏政府所擁有的正式渠道和強制手段，社會團體也能夠就集體決策和公眾集資達成意愿一致［8］。在還存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競爭性合作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參政黨行為上相互依賴以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準則之一。   因而在廣泛的統一戰線上，只有加強政黨政治的科學化建設，才能更有效地適應時代的變化，并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以更好地完成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要增強執政能力，構建和諧社會，參政黨的治理行動在什么層面發揮就是一個必須考量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及時地進行思維創新、轉變職能、調整執政方式。按照新公共管理理念，表現為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表現為政府“掌舵”而不是“劃槳”;在政府的管理的價值選擇上，新理念包括市場優化、顧客至上、服務意識、結果為本、民主參與等;在政府管理機制方面，新理念包括民營化與競爭機制的引入、公共服務設計和提供中的公民參與、結果控制而非過程控制、以人為本和以共識為基礎的契約式管理［9］。因此，執政黨和參政黨在治理行為上的相互依賴表現如下。   1．在決策層面上，必須建立民主協商的科學表達機制。這種科學性應體現在決策制定階段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平等討論，強調提出議案的多元化和議案內容的多樣化，舉行廣泛的聽證和激烈的爭論基礎上的方案評估和選優，在中國共產黨主持和主導下，方案是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各方利益綜合平衡以及次序排列的結果。當涉及的是有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性的重大事項時，更需要與各參政黨進行民主協商;對于那些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事項，要認真聽取專家論證，技術咨詢，決策評估;對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要實行公示、聽證制度，擴大民眾的參與度。只有在社會發展戰略規劃上達成廣泛的共識，才能有效地化解各方的沖突，協調各方的利益，建立起完成任務的公共契約，形成合力有效實現目標。這種政策制定是以決策成本取代決策機會成本，沒有這樣的科學化決策，政府出臺政策可能是高效率的，但不一定是高效益的;也只有科學化的政治決策，黨的國家政策才有公信力和號召力，體現代表性，從而能夠順利執行。   2．在政策執行上，執政黨領導下的分工合作，以“執政為民”和“參政為民”的服務理念，實現真正的職能轉換，實現將微觀調控轉為宏觀調控，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以行政手段轉變為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實現科學化的政策執行。執政黨通過制度化激勵以使參與公共治理的各方，特別是各派真正做到各盡其能、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順利完成任務。   3．在監督層面上，加強各派監督的科學化設置。作為現代社會治理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的政府，是以公共強制力為保障來推動公共治理的，因而存在公共權力的非公共利用的尋租腐敗行為。派的監督作用彰顯無疑，我國的政治制度也對各參政黨的監督給予肯定，但是實際操作層面，要加強派監督的力度，通過科學化的設置，如賦予各派關于公民申訴的權益，通過巡視制度、調查制度、公示制度等，強化對執政黨的監督，以加強執政黨的責任意識;通過設立外部績效評估和審計制度以及另類排解的彈性協調機制和聽證制度等來加強監督。這些監督工作的科學性應體現在監督的全面性上，如審查工作應包括條件性審查、程序性審查、內容性審查等，調查工作應有相應的流程，包括索取資料、資料研究、傳召聆訓、獲取證據的權力等。此外，監督工作也只有建立在派相對獨立性的基礎上，才更加具有可信度，才能為雙方的合法性提供認同和支持。這種獨立性體現在法律保障的基礎上的職能清晰、人員獨立、財務獨立等。   4．在反饋層面上，強化派的信息情報溝通能力。系統論的環境輸入輸出轉換，對于系統的優化是必要的。黨執政同樣需要意見的反饋。黨的政策制定依賴于各派的智力支持、對各方意見的綜合評估以及對政策執行的意見反饋。沒有反饋就沒有政策的調整和改進，就沒有對自身評估的依據，同樣也就體現不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和科學。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與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雙方在行動上相互依賴，加強行為模式的建設，發揮雙方的功能作用，主要是在各方協調的基礎上達成公共利益的一致，達成共識，以更高更快更好的方式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任務。   三進化性依賴   中國共產黨對于派除了重視和解決結構與行為上的共時性依賴問題，還必須關注結構和行為上的歷時性依賴問題，也就是在新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都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需要雙方“與時俱進”。這種進化性依賴表現為:制度化結構的適度分離，脫出機制的法律懲戒，風險代價的共同擔當，權利利益的合理分享，民主規范的相互治理等，以達到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派和人民群眾的派。中國共產黨早期提出的“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依然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和各派具有指導性。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共產黨和各派維持生存和發展的根系，必須進行一些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安排。#p#分頁標題#e#   1．明確相互進化的思想基礎。思想力量是無窮的，現代政黨政治都強調探尋符合時展、形成社會共識的指導思想，以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意識形態的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將世俗的目標化為信仰，同時在追隨者中間形成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和義務感［10］。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總結出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我們新時期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表達了人民的訴求，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理論指南。因而各派也必須加強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也只有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共同的思想基礎，才能進一步統一思想，增進共識，形成合力，把各黨派、各團體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全面建設和諧社會上來。   2．建立共同進化的保障機制。各派和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形勢下，自身的目標、角色以及運行機制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特別是在全球化、信息經濟、公民社會的興起、政黨不斷革新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和各派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來保障自己不至于落后于時代潮流，需要進行相應的制度來保障。首先，強調憲政建設。憲政不僅僅是立憲設計和正式的法律規定，它并不足以保證民主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以及作為其結果的基本共識。因而要強化憲政意識，強調憲法規定下的國家治理，明確中國共產黨和派在國家和社會建設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形成憲法統領下的公共契約，確立各自的權利和責任，強調“無責任即無權利”，以真正實現新時期治理中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11］。其次，加強公正透明的程序建設。信息經濟時代，需要建立適應社會變化的新網絡認同綱領，這種綱領體現為公正、透明、平等、有序的規則。這些程序的公正表現為決策方案的選擇程序、方案執行程序、方案監督、反饋程序等，確立“無程序即無公正”的意識。再次，加強監督的制度化建設。我國的黨內和黨外監督的規定不可謂不多，但是在監督的力度和細節上還需要改進，可能對于重大違法違規監督的力度在增強，但是對于細小的違法違規的監督力度和制度化建設偏于薄弱，而規律性的公共事務是經常性的，很容易招致民眾的不滿情緒，如公務人員的態度問題，行政不作為問題，行政失當問題等，因而在強調對重大錯誤違法監督的同時，加強細微處的監督，增強“防患于未然”的意識和制度化建設。   3．建立共同進化的動力機制。發展需要動力，這種動力有物質的、精神的和文化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各派來說，首先應該確立學習型機制。中國共產黨和各派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不斷反思、評估和檢討自己，使自己經常處于革新的狀態，以使自己真正能夠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有創造性［12］。中國共產黨和各派要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外來文化，以揚棄的方式借鑒和吸收外來文化，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動力源泉。其次建立處理事務的應急機制。當今世界千變萬化，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需要中國共產黨和各派保持高度的警覺性，建立相應的應急機制，以解決突發性事件。最后是建立必要的激勵機制。中國共產黨和各派是相濡以沫的兄弟關系，必須共同進步和發展，建立必要的獎懲激勵制度對于雙方的發展是有益的。   新的形勢下，執政黨和參政黨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面臨很多的考驗，客觀上要求雙方重視上述三種相互依賴關系，并按照這些依賴關系，加強自身的建設，同時據此加強政黨政治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制化建設，理順兩者的關系，進行制度創新和實踐，以形成面向未來的“大團結、大依靠、大融合、大發展”的新局面，實現良好的黨際合作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