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構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生態社會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西方國家的旨在把克服生態危機與社會主義前途統一起來的社會思潮，它的興起源于早期綠色運動在理論上的矛盾與政策上的失敗，更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綠色分子重新主張一種人類社會真正需要的且更根本性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戴維•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構建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他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中堅持運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社會自然辯證法以及階級分析的方法，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建基于無政府主義的綠色政治相對比，分析了綠色政治的缺陷和弊端，建議綠色政治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解毒”其自身諸多后現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錯誤觀點，實現與紅色政治的真正融合，這樣才能實現更根本性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達到真正的紅綠聯盟。為此，他稱自己為生態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左派”［1］135。   一、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方法是綠色政治的“解毒劑”   生態政治哲學是伴隨著人們將生態危機問題逐漸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而生發的一種新的理論思維，它強調生態意識應該進入諸如正義、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學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中。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政治哲學思想正是在這種理論背景下產生的，其主要理論目標就是構建一種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能夠切實解決當代生態危機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方案。生態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前提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方法論始于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看作為歷史總體性的、具體的、真實的辯證法，即把總體性看作一個動態的、自我超越的、現實性的思維方式。戴維•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一書也正是從總體性出發來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問題，只不過佩珀用“歷史和自然－社會關系的結構主義”來命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方法。可以說，在這種表述中，佩珀吸取了阿爾都塞對結構主義的闡述，所以，他不僅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方法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法，更重要的是強調在馬克思主義中歷史、自然和社會是處于一種互動性的多元結構之中的。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歷史性的結構主義。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規定了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性質與主要研究內容的關鍵在于實踐［2］499。佩珀認為，“實踐”是對“社會關系”的揭示，“這些關系對我們而言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我們可能把一個商品看作是一個‘東西’，而不是作為其結果的一系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3］97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與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的特定社會的具體文化和經濟特征相聯系，因而，馬克思要求我們“歷史”地看待問題。為此，佩珀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結構主義，因為它斷定在我們可觀察到的現象背后潛藏著深層的、無法觀察到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正是如此，它試圖發現社會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隱藏在表面化的“事物”比如商品背后的社會關系，只不過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這些原因和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唯物主義的術語闡述的。在這里，佩珀將馬克思的結構主義方法區別于由列維•施特勞斯開創并由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推動的結構主義的方法。根據這種由語言學理論推動的結構主義的方法，艾德里安•阿特金森主張應該通過分析潛藏于每個制度與每種習俗背后的無意識結構來理解人類是如何將精神能力強加于自然界秩序的，佩珀認為，這種結構主義的方法是非歷史性的，產生于此的綠色政治“否認被觀察到的現象是任何更深層潛在原則的反射”［3］30，而僅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們之間的表層的權力關系即等級制和支配關系，這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以物質生產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通過生產方式揭示了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不同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們的思想也必然隨著這些關系的變化而變化，觀念不可能被當作常規的普遍性的認識而被認識。在此，佩珀特別強調，馬克思的歷史是一個辯證的命題，首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不是簡單的誰決定誰的問題，而是相互作用的問題；其次，歷史的變革是一個辯證的進程，它存在于舊秩序和新秩序之間的沖突及其解決過程中。所以，馬克思反對黑格爾關于主體的思想邏輯就是客體存在的規律以及走向自由的歷史進程就是觀念的實現的觀點。在佩珀看來，馬克思主義提供的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科學公式或科學結論，而是一種歷史性的結構主義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歷史性關鍵就在于它的自然－社會的辯證法。   其次，馬克思主義是以自然－社會關系為基點的結構主義。關注生態問題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問題，這也是生態政治中持人類中心主義的一方和持生態中心主義的一方爭論的焦點。建基于后現代主義之上的綠色政治主張取消主客體的視角，而改用“主體－主體”的視角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泛主體”觀使得綠色政治對資本主義國家甚至任何一種國家形式持敵視的態度，而強調個人責任以及個體價值觀的改變在生態問題上的重要性。佩珀認為他們的唯心論個人主義的政治主張必然會使他們走向反革命或政治冷淡主義。在這里，佩珀轉向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通過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主義傾向進而批判綠色政治的生態中心主義，因為在他看來，這兩者具有內在一致性。眾所周知，發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學派在沿著盧卡奇開啟的技術理性批判的道路上對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和生產勞動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受這一思想的影響，考察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施密特堅持認為，“馬克思在把人類勞動稱之為物質形式遵循規律性的變化的同時，也完全沒有忘記一般的哲學的東西，即世界是以一定的形式自己運動著的物質。”［4］76以至于后來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據此論證自然的先在性。佩珀認為，施密特固然論證了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必然會滑向對生產勞動的否定，這種否定把對自然的生產（“破壞和支配”）明確地歸入到反對所有經濟生產方式的論斷中，它最終會變成反革命的、漠視政治的和非歷史的，其后果就是宣稱自然的破壞和支配將作為一般的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佩珀強調，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它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這在馬克思的自然－社會辯證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自然的改變同樣也會引起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的改變，這就是自然－社會辯證法最重要的方面。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的就是人類勞動，“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5］177因此，勞動是溝通人與自然的雙向變換的中介。在大多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因為它解釋了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會出現生態危機———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異化。#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綠色政治的后現代主義立場，必然忽視潛藏在表面現象下的深層結構的價值和意義，因而他們的政治構建是一種實足的烏托邦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揭露了潛藏在歷史表層下面的經濟制度特征與規律之下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一種解釋歷史和自然－社會關系的結構主義方法，這種方法“投射到綠色問題群中，馬克思主義對生態社會主義來說就猶如一劑‘解毒藥’，它能夠消除彌漫于主流綠黨和無政府主義綠黨言談之中的那種理論上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枯燥無味等毒素。”［3］376   二、馬克思主義是生態社會主義政治構建的思想基礎   綠色政治就是綠色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滲透了后現代主義的思想，表現為后物質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佩珀認為，綠色政治無益于生態運動的成功，真正的生態社會主義必須實現綠色政治的真正紅色構建，而這必須首先在意識形態上接受馬克思主義，在這里，馬克思主義是作為一個行動導向（action－orientated）的信念體系或者一套以某種方式指導或激勵政治行動的相互聯系的思想觀念而存在的。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是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出發點。對人性的不同看法導致了不同的政治理論。綠色政治的人性觀可以從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并且在具體的政治行動中采取個體生活方式變革的方法看出來。至于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佩珀根據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談到的資本主義社會下人的異化表現以及《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談到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理論，確定馬克思關于人性的理解應該在于他對類本質的論述上，即作為共同體存在的人類存在。此外，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關于人類作為共同體存在的討論還不能脫離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馬克思將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人的本質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觀點概括為“社會的個人”，即“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從事生產的社會個人”，也就是說，人的類本質的觀點與對生產者力量的強調是分不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尖銳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類勞動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反復強調真正實現人的類本質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自由自覺的人類勞動”為基礎的原因。   其次，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是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價值取向。佩珀批評了綠色政治的泛正義主體的生態正義觀：“生態中心論者像生物區域主義者、深生態學家或新時代主義者確實傾向于厭惡人類。盡管他們聲稱他們‘當然’希望社會公正，他們強調‘自然的’利益———或者他們認為更接近自然的土著人的利益。這導致政治冷淡主義、幼稚等等。”［3］374佩珀認為，這種政治冷淡主義必然會導致綠色政治取消階級斗爭的中心地位，走向改良主義的道路，比如對于福利國家的希望，但是，事實上，“對一個真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來說，甚至福利國家也是反革命的。因為，它緩沖了人們所受資本主義的極端影響，從而使他們的感官遲鈍，無法意識到這個制度到底是什么樣的以及實際上正對他們做什么。換句話說，福利國家催生來了‘虛假的意識’。”［3］129阿多諾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繁榮下的總體性是一種虛假的總體性，即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的關系表現為一種異化形式的外在關系，因而資本主義的同一性是一種“幻象”。佩珀進而分析了這種幻象的出現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交往方式———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由哲學，它導致資本主義條件下出現的是一種利益聯合體，在這種聯合體中，人被看成一個個孤立的原子，交換的實質、工資的本性以及利潤獲取的實際手段都使我們發現看似協作的人類勞動只不過是因為利益的驅使而結成的，它是一種取消了內在社會性本質的協作，它表現出的是一種虛假的社會性，真正的作為人類的本質屬性的社會性實際上已經消失了。因此，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聲稱要把正義的旗幟由人類社會轉向所有物種就是虛假的表演。所以，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生態改善必須與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生產者的自由交往結合在一起。   再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策略是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行動綱領。雖然綠色政治和革命的社會主義一樣都表現出激進的色彩，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綠色政治堅持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以生態利益取代階級利益，以生態斗爭取代階級斗爭，反對生產勞動以及一切形式的國家，因而，它沒有看到生態危機的根源其實仍然是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佩珀認為，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影響的。從資本主義內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來看，資本主義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而從資本主義的外部，即生產力與生產條件的矛盾來看，是整個生產條件的危機，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就是生態危機。這一切都源自于資本逐利的本性，這種本性在當代社會中通過刺激虛假需求而實現，用列斐伏爾的話來說，就是消費被置于生產之前，這是一個“消費被控制的官僚社會”，資本主義的統治重心已經從生產轉向了消費。奧康納也強調，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造成了這一現象，資本主義國家也對促使這一現象的擴張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主要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與生產條件之間的中介，資本主義的政治及意識形態促發了成本的外在化和“生態帝國主義”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下，本國資本主義必然不可能以犧牲本代人及本國利益為代價，因此，勢必會將生態危機轉嫁于社會、后代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從這個意義上看，佩珀強調，生態問題仍然是一個階級剝削的問題，因此，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不可能離開階級斗爭的思路，而是應該將生態政治運動與階級斗爭結合起來，從而開展對資本主義的斗爭。   三、生態社會主義：紅綠結合的生態政治戰略   所謂生態政治，就是將生態問題納入到政治實踐領域中，在政治思考中破除傳統的以人類或人類組織為單一主體的思考對象的模式，而主張在政治關系的研究中注重對生態問題的思考。因此，生態政治不僅著眼于目前生態問題的解決，而且著眼于實現生態公正的政治保障機制。對于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戰略，佩珀認為應該實現紅綠結盟的生態政治戰略，即生態社會主義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基礎上，應該“選擇性”地接納和吸收綠色無政府主義中的一些積極因素，只有如此，生態社會主義才不至于只是“烏托邦”。#p#分頁標題#e#   第一，在政治組織形式上采取以工會為主的階級政治經濟變革戰略。在這里，佩珀強調的是集體的變革戰略。對于佩珀來說，“工人”計劃必須采取集體行動的方式，這是反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最佳方式，否則，對于工人階級來說，它的破碎就是無法擺脫的。綠色政治中的諸多觀點，如主張以生態利益取代階級利益，以生態斗爭取代階級斗爭，等等，實際上都表明綠色無政府主義無意識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滲透，這正是佩珀批評綠色無政府主義主動拋棄掌握無產階級革命主權的原因———它將導致工人階級的碎片化，而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可能實現。故而，生態問題仍然是一個階級剝削的問題，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不可能離開階級斗爭的思路，而是應該將生態政治運動與階級斗爭結合起來，從而開展對資本主義的斗爭。而這首要地應該表現在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斗爭中，在這里，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是聯系在一起的，不能分開來看，這就需要“工人”計劃，而不是綠色政治的個人主義綱領。所謂“工人”計劃，就是通過對工人進行無產階級意識的教育，在生態運動中堅持集體行動的綱領，從而在生態政治變革中穩步發展生態經濟。對此，佩珀堅決強調，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生態主義不能通過社會主義道路而實現，畢竟人是可以通過階級意識進行教育的，人是可以自覺遵守自然的限制的準則的，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沒有必要拋棄生產的增長。為什么無政府主義無法獲得生態運動的成功？因為他們繞過了資本主義的潛在需要，這雖然是一個直接的反抗資本主義的方法，但是，它也從根本上阻止了社會主義生存的可能，社會主義如何可能回避人類需要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生產力的發展之上這個關鍵問題呢？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以工會為主的集體的行動戰略不僅強調共同體的集體意識的重要性，而且仍然要強調經濟活動的基礎性。   第二，城市自治主義與國家扶持并行。為了有效地防止資本主義控制國家，一種以民主的介入方式使當地共同體能夠改善他們的城市的城市自治主義就是必要的。在早期生態運動中，“基層民主”就是其“新政治學原則”的主要原則。所謂“基層民主”，就是把主要權力都交給基層組織，實行分散化和基層自治，追求一種“沒有官員的網絡系統思想”的政治綱領。早期生態社會主義者接受了這一思想，而1990年代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意識到這種“基層民主”原則是不切實際的，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拋棄這一原則。對此，佩珀明確指出，城市自治社會主義不是革命性的，但它所倡導的以民主的方式介入財富的再分配和工作與環境問題則是應該得到提倡的。至于如何改善城市自治主義，佩珀強調國家扶持可以對城市自治主義進行補充，早期的基層民主之所以不切實際，正是因為他們缺乏國家扶持的思路，這與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緊密相連的，而歷史已經證明這不是一個現實的道路。當然，佩珀承認，國家必須是一個更大民主化的國家。在這一點上，佩珀比較贊同弗蘭克爾所主張的國家觀點，即國家不僅僅是在經濟之外存在的管理機器，在很大程度上以地方為基礎的、共同體可以接近的國家機構并不會像無政府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會趨于等級化和壓迫性。顯然，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中民主社會主義的特征明顯，對國家的民主化期待表現了佩珀社會主義立場的折中態度。   第三，鑒于資本對政治權力的控制導致制度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視生態危機的現狀，佩珀提出改革貨幣制度是使制度擺脫資本控制的關鍵。在馬克思看來，貨幣體現了人們之間的權力關系，而“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采取了一種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們的勞動中的關系倒表現為物與物彼此之間的和物與人的關系，這種現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慣了，才認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6］23正如奧康納所看到的那樣，“如果我們把生態學的概念擴大到包括城市環境或馬克思所說的‘一般的共同生產條件’、城市交通和擁擠、昂貴房租和住房、走私等難題，那些看上去似乎適合地方解決的地方難題，實際上已成為符合貨幣資本在世界范圍內分配方式的全球性議題……。”［7］34對此，佩珀說，在當前社會中，權力已經不存在于任何一個階級之中，而是存在于以貨幣為媒介的制度本身。因此，在佩珀看來，反抗資本對制度的控制，從而抑制生態危機的一個最基礎的手段就是改革貨幣制度，“當人們僅僅致力于積累標志物而不是從事交換時，這些體制就會失敗。”［8］81佩珀考察了作為資本主義貨幣制度主要替代形式的地方貨幣，或地方的就業和貿易體制（Local　exchange　tradingsystem簡稱LETS），它由邁克爾•林頓（Michael　Linton）于1982年首先提出，指的是在一些由地方社區發起并民主地組織起來的非利潤共同體中，使用的是一種地方性貨幣，這種貨幣可以為社區居民提供各種服務或物品，并且記錄當地居民關于這些服務或物品的交易信息。也就是說，在這些實驗地區當中，貨幣以勞動符號的形式出現，貨幣僅僅是只在當地有效的標志物，這就避免了資本主義通過貨幣手段進行空間復制，從而避免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這樣，生態社會主義可以在這些空間中發展其共同體意識。在這樣一種考察之下，佩珀認為，LETS可以使替代性的、非霸權的社會實踐得以確立。然而，正是在這里，佩珀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對貨幣的批判，即“貨幣的各種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屬貨幣、紙幣、信用貨幣、勞動貨幣（后者作為社會主義的形式）———能否達到對它們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滅在貨幣范疇上表現出來的生產關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過一種關系的形式上的改變而擺脫這種關系的重要條件，這是否又是一個自行取消的要求？貨幣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適應不同階段的社會生產；一種貨幣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種貨幣形式無法克服的缺點；但是，只要他們仍然是貨幣形式，只要貨幣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生產關系，那么，任何貨幣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貨幣關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上代表這些矛盾。”［9］69所以，在這一點上，佩珀表現出了他政治妥協的一面。#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