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術界關于美國外交理念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學術成果。其中，既有聚焦個別總統或黨派的研究，如拜登“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奧巴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共和黨的外交理念等，①也有對特定時期特定政策的集中討論，如20世紀初美國勞工外交理念、援助政策等。②這些研究的特點是時段短、主題專，容易形成扎實的學術成果。同時，學術界也有較為宏觀的研究，它們主要圍繞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孤立主義等外交理念展開學理探討。③但是，從長時段的角度出發，超越具體的總統、黨派，甚至是某一種外交理念的分析則少之又少，而這種研究恰恰有助于我們觀察外交理念的宏觀趨勢和戰略格局。遺憾的是，對于冷戰時期的“自由外交”，后冷戰時代的“民主外交”，尤其是從“自由外交”到“民主外交”的轉向及其動因，國內學術界還沒有專門的研究。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參與并影響國際事務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其實質是外交理念的差異。那么，美國的外交理念發生了怎樣的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本文試圖就冷戰以來美國的外交理念轉變進行宏觀分析，并給出一些底層邏輯。

一、冷戰時期的“自由外交”

1.1歷史發展

冷戰時期，自由是美國外交理念的核心。自由理念根植于美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并且在二戰期間就成為美國團結世界各國、共同反抗法西斯政權的旗幟。二戰結束后，美國延續了“自由”的口號和旗幟，并將其運用到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斗爭之中。在這一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以“自由世界”（FreeWorld）自居，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較量。同時，美國也自詡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采取經濟援助、文化宣傳、宗教運動等多種策略向世界傳播自由價值，以實現鞏固資本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奪取世界霸權的目的。

美國的“自由外交”根植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自由理念在美國由來已久并且根深蒂固，“傳播自由”也被美國人視為使命。丹尼斯·博斯特德羅夫（DeniseBostdorff）指出，美國的“使命神話起源于我們的清教徒祖先，他們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根據這一神話，美國有一種道德義務，即作為一個楷模服務于世界其他國家，以此鼓勵全球范圍內的自由。”①早在1789年，美國國父華盛頓在發表就職演講時就宣稱：“人們已將維護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維護共和政體命運的希望，理所當然地，意義深遠地，也許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國民眾所進行的這一實驗上。”②也因此，約翰·斯帕尼爾（JohnSpanier）對美國的外交作出評價：“美國人從其國家生活一開始就堅信他們的命運是——以身作則地向一切人傳播自由和社會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上引導到人世間‘新的耶路撒冷’。”③

早在二戰期間，自由在美國的外交話語中就占據著顯要位置。這一時期，“自由”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口號和旗幟。面對法西斯國家的入侵，美國亟需找到共同的口號，聯合反法西斯國家對抗法西斯政權。歷史學家丹尼爾·羅杰斯（DanielT.Rodgers）評論道：“歐洲的崩潰讓各種各樣的美國人再次爭相尋找更宏大的措辭。戰爭對語言提出需求的第一個跡象就是對政治基本原則的重申。”為號召全世界反抗法西斯政權，美國再次重申了自由的政治原則。1941年，羅斯福在美國國會大廈發表了“四大自由”言論，他不僅通過十幾個流亡委員會為“自由歐洲”發言，還將戰時聯盟稱為“熱愛自由的國家”，同時，羅斯福還提出了對戰后“自由世界”的承諾。二戰結束后，美國同樣將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論運用到新的斗爭之中，將美國的事業美化為“推動自由的事業”，將自己的陣營美化為“自由世界”，并將社會主義陣營丑化為“不自由”甚至是“奴役”的世界。

冷戰時期，自由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歷史學家丹尼爾·羅杰斯指出，自由是戰后美國政治的關鍵詞，冷戰和民權運動都是圍繞這個詞展開的。④自由價值的輸出是服務于美蘇爭霸的。美蘇之間的對抗不僅涵蓋了經濟、軍事層面，也涵蓋了意識形態層面。意識形態直接涉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既關系到了兩大陣營的發展，也關系到了冷戰的成敗。因此，美蘇雙方都希望否定對方的政治合法性，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其中，美國就將公共外交視為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武器。美國學者斯科特·盧卡斯（ScottLucas）也將冷戰視為一場以宣傳和心理戰為形式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之爭，并將美國對蘇聯的對抗稱為“自由之戰”（Free?dom’sWar），他指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自由之戰”中，不僅美國政府機構，私人組織也參與其中，共同發起對蘇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①

[摘要]案例教學法是以案例為根基開展教學活動的教育模式，利用案例輔助學生完成知識研究與理解，讓學生在探究案例的進程當中加深認識，輔助學生內化與吸收知識。為了徹底擺脫高中政治教學當中枯燥乏味的局面，幫助學生深入理解政治課程內容，完善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教師可以巧妙靈活地將案例教學法應用到政治教學中，引入一系列接近實際和具體生動的例子，讓政治課堂更加精彩，提高政治教育實效性。

[關鍵詞]高中政治;案例教學;方法

案例教學法是一種互動性與參與性強的教育模式，能夠實現理論和實踐的整合，與此同時還能夠有效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提高學生探究意識，讓學生成為主動參與課堂活動的主體。為了保證政治教學有效性，教師在引入案例教學法時必須要考慮到教學實際，同時需要精選案例，保證案例內容與教學內容和學生的學習實際相符合，以便更好地發揮案例的教育功能，鍛煉學生實踐探索能力的政治課堂，培育學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養。

一、合理選擇確定教學案例

案例的引入可以讓高中政治課堂更加豐富多彩，而案例教學法實施的前提條件是選擇和確定案例資源，案例資源的質量將會直接影響到案例教學質量，所以這一環節至關重要。首先，教師選取的案例必須與教材內容高度契合，讓案例服務與政治教學活動，確保案例教學法在實施當中始終圍繞教材與目標核心進行，讓學生可以在案例分析當中提高知識應用能力。其次，教師選擇的教學案例要貼近學生的生活，或者是從學生的生活當中選取案例，激發學生的案例分析興趣，同時也引起學生深刻的思考，讓學生可以迅速找到關鍵點，挖掘把握好案例內涵，為政治學習服務。最后，教師選取的案例必須具備時代性特征，案例內容要與時俱進，盡可能選取國內外近段時間的熱點與大事件，以便開闊學生眼界，培養學生關注時事政治的思想。另外這些案例內容在呈現形式上可以是多元化的，如視頻、動畫、文字、圖片、音頻等均可，讓案例教學更加豐富。例如，在教學《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時，教師可以為學生播放人大代表選舉視頻資料當作案例，加深學生對案例的認識，也讓學生深入把握選舉權；在教學《世界文化多樣性》時，教師可以為學生用圖片展示不同國家的禮儀風俗，調動學生政治興趣。

二、利用案例整合理論實踐

高中政治教學內容很多，同時有大量的理論知識需要讓學生理解，但是過多強調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積累會讓學生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降低課堂教學質量。在如今強調知識應用和培養應用能力的教育新時代，高中政治教學需要提倡的是理論和實踐整合教育，讓學生將課堂上學習與積累的政治知識在實踐當中進行應用，培養學生應用意識，同時也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案例教學法的引入可以有效實現這樣的目標，這是因為案例取自于社會生活實踐當中具備實踐意義，而課堂上的政治知識則具備理論性，通過引導學生剖析案例能夠讓學生自覺運用政治知識，最終將理論和實踐融為一體。例如，在教學外交部分的政治知識時，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把握我國在外交方面的進展以及新動態，教師可為學生補充我國外交方面的一些新思想與新政策，拓展政治教學內容。在此基礎之上，為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意識，教師可將近年來中印邊境沖突、中印外交等的案例引入課堂，鼓勵學生根據我國的外交理論與外交政策進行案例的研究與深層次解讀，同時也讓學生更好地把握不同時期我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實踐策略，既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充分調動學生愛國情感，又讓學生的理論和實踐整合能力得到鍛煉。

本文作者：蔡麒龍 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外交表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19年1月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出席會議。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了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兩項提案。一項是要求取消外國人在華的特殊權益；另一項是要求廢除1915年簽訂的中日條約和換文，將山東的主權直接交還中國，反對由德國轉讓給日本。列強無視身為弱國的中國的外交要求。和會在對德和約中規定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中國民眾聽說此事后，各界人士普遍反對在和約上簽字。由北京青年學生帶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在全國人民的抗議聲中，最后代表團決定不簽字。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于廣大民眾的反對而政府不敢在令中國蒙受屈辱的條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扭轉了中國外交的局面，可見國內的民族主義觀念對中國外交的重要影響。之后，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愛國主義運動。

1921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提呈了一份九點建議，要求輿會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相互之間停止締結有關中國的條約，尊重中國在未來戰爭中的中立權，廢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對中國的所有限制；再次審查外國在中國的所有特權、治外法權和租界，為其承諾設定時間期限。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的建議被合并為四項總原則，最終被寫進了1922年《九國公約》中。簽約國同意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放棄進一步追求勢力范圍的企圖，尊重它戰時的中立，尊重所有國家的平等商業機會。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所有問題，這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外交取得的勝利。

1925年的“五卅?案”是民族主義爆發事件中最有名的，起源是上海一家日本棉紡廠的中國工人為反對低工資而舉行的罷工。沖突對抗的結果是一場暴力沖突，導致多人被殺，約50名學生被捕。“五卅慘案”激起全國學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議、罷工和抵制日貨運動。慘案之后，民族主義騷動在國內不同地方風起云涌，與帝國主義爆發沖突。利用1925年上海發生的“五卅事件”，北京政府宣布取消上海的會審公廨。1926年，北京政府提出對期滿的不平等條約進行修改。并通知比利時方面終止舊約，談判新約。

抗戰初期，中國進步文化界就認識到“在抗戰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目前，文化應盡它喚醒民眾，推動民眾自覺地積極參加到抗戰中去的職責”，抗日戰爭是以中華民族這一歷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為單位與日本帝國主義相抗衡的戰爭。抗戰開始以后，由于民族主義勢力的高漲和抗戰的需要，美英政府也曾表示將在戰后同中國進行廢約談判。1941年10月10日，美英兩國政府公開聲明，將與中國政府談判，放棄治外法權，訂立平等條約。1943年1月11日中美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同日，中英也簽訂相似條約。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外交的歷史影響

一、國際政治學的產生與發展

（一）國際政治學的發展階段

1、西方完整的國際政治學的確立時期。二戰后初期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憑借其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戰前已初具規模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在戰后以美國為中心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194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發表了其著名的《國家間政治：爭取權力與和平的斗爭》（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一書，這是西方第一部系統、完整地介紹國際政治理論的著作。這時期，以美國為首，伴隨著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國際政治學系紛紛建立的同時，許多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如芝加哥大學教授昆西•賴特、密執安大學教授戴維•辛格、哈佛大學教授卡爾•多伊奇等也相繼誕生。

2、國際政治學在全球范圍內的大發展時期。在西方，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歐美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不斷得到拓展，成果也非常豐富，比較有影響的有肯尼思•沃爾茲的代表作《國際政治理論》，羅伯特•基歐翰和約瑟夫•奈的《權力與相互依存》等。蘇聯東歐國家到70年代末期也基本上確立了自己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的學系。1976年蘇聯學者甘特曼教授主編的《現代資產階級國際關系理論》，1978年華沙大學庫庫爾卡教授出版的《國際關系理論問題》，1984年蘇聯出版了甘特曼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結構和過程》，這標志著蘇聯、東歐的國際政治學走向成熟。此外，在第三世界國家，國際政治學的建設也開始發展起來，拉丁美洲國家、印度、埃及和非洲一些國家的學者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學也相繼建立起來，世界范圍內圍繞世界新秩序而進行的理論探討逐步深入。

（二）國際政治學在我國的發展

1、中國的崛起與國際政治學在我國的發展。國際政治學在我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學科專業，但是發展非常迅速，短短幾年，有關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文章、專著迅速膨脹。這種新興專業在我國之所以快速走紅，與當前我國綜合國力提高、國際地位提升有著密切的關系，是改革開放后中國融入世界發展格局后的必然學界反應，同時也寄托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當然，還有近年來我國國民頻繁出入國門、更多涉及國際事務和國際糾紛的背景原因。新中國成立后，許多外事干部和新聞工作者進入國際問題研究領域。1963年底，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決定》。1964年，在總理的關切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分別設立了國際政治系，開始招收國內第一批國際政治專業的本科生。同時，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國外問題研究機構，創辦了一批國際問題研究刊物。當時由于資料等種種條件的限制，國際問題的研究和教學多側重于對國際動態的介紹以及對中國的對外政策進行解釋和宣傳方面。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才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僅有關研究單位、學會、研究會、大專院校的專業系科紛紛成立，而且國際政治理論與實際問題的研究成果，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范圍也擴大到國際政治的許多重要領域。同時，注意了解和借鑒國外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強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提出了建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設想。

2、國際政治學在我國的研究特色。中國的國際政治學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思想為理論指導,提倡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為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國際交往服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特點。如有關世界基本矛盾、時代特征、國際統一戰線、三個世界的劃分、反對霸權主義、國際戰略格局、“東西南北”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求同存異、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等概念，都具有中國的特色。但畢竟這一學科在中國起步較晚，學科基礎還不夠雄厚，許多分支領域的專門性研究尚待建立，對于國外有關該學科的發展及主要流派、觀點，還需進一步加深了解，以便作出更高水平的評介。

一、美國國家安全的發展及網絡時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國家安全是國家調控機制中一個重要因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國家安全”也是一個歷史的和發展的概念，其內涵依據一個國家所處時代的不同而發展演變。時至今日，“國家安全”早已由狹義上的強調國家不受外敵入侵的軍事安全擴展為一個廣義的內容豐富的大體系。其內涵是一個由關系到國家與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系統。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盡可能對不利于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進行調控，實現國家的安定和預定的國家目標。代表國家的政治實體（政權和政治制度）為了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必須在滿足現代國家特定的內外需求的同時，符合一定的國際行為規范。對外政策是政治實體試圖適應或控制外部環境對內部影響的一系列行動方針或原則，對外政策能否奏效，取決于不同國家在國內治理和對外關系方面發揮效用的能力。從調控和治理之角度來說，國家對外政策是從屬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在美國實現現代化及走向強國和超級強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大力發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軍事。軍事科技又帶動了高科技，進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是美國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保障其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戰后不斷提高科研經費在財政預算中的比例，持續把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發展軍事工業。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繼續大幅度增加。國防在美國的研發費用中占很大比重。戰后美國幾項關鍵性發明，如電子計算機、衛星通信、微電子處理器等，均直接產自于軍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戰時期，“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也認為冷戰競爭主要是在各自內部，即“看誰在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時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軍事手段。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西方國家的命運“完全取決于其發展自己生產力的能力”。美國政府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制定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并在不同階段根據內外情況變化進行調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統治國理念。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在冷戰中占據主動,圍繞“國家安全”進行國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支持發展信息技術，資助并主導了互聯網的誕生與發展。1957年蘇聯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艾森豪威爾總統先后簽署了兩個公共法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創建。這些部門的建立和相關科研預算經費的投入，有力地推動了軍事安全信息技術的創新發展。1962年，美國國防部設想建立一種能夠保證美國國內外防衛力量在遭到蘇聯第一次核打擊后仍具有生存和反擊能力的指揮系統。隨之，計算機專家提出了計算機“網絡”的概念。1971年，高級研究計劃署資助了一個項目———高級研究計劃局網絡，把接受其補助金的大學的電腦在全國聯網，實現了計算機“網絡”這一設想。為了對該網絡雛形進行統一技術管理，美國國防部于1974年主導建立了TCP（傳輸控制協議）和IP（因特網協議）（后合稱為TCP/IP協議）。同年，美國國防部將TCP/IP協議公開，向全世界無條件地免費提供解決電腦網絡之間通信的核心技術。五角大樓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聯網技術和相關管理協議，其背后自有其深遠的、頗具戰略意義的謀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該互聯網絡是一套有明確假想敵的軍事指揮系統，其指揮乃至控制功能需要與內外部環境進行信息交換方能體現（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國家一旦應用此套技術并采納其管理規范，就會在虛擬空間產生對“美國制造”網絡的需求和依賴，這反過來又推動美國政府進一步放開互聯網技術，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促進經濟利益不斷擴大。從歷史根源的角度來看，自電子計算機互聯技術誕生之日起，其應用和推廣過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問題就相伴而生。但美國國家信息安全作為一種系統思想和戰略，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政策實踐上以國內為重點，國內、國外并舉，圍繞內部穩定和發展與維系全球事務主導地位之戰略目標，在國內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內外環境特點，制定和適時調整對外政策。

二、網絡時代美國信息安全戰略之發展

信息安全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開始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克林頓政府以綜合發展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的理念為基礎，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有機融合起來，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相關領域的研發；另一方面一步步構建信息安全領域的國家戰略。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國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軍事戰略競爭對手，國內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等問題，同時還要應付來自于歐洲和日本日趨激烈的經濟競爭。此時上臺的克林頓政府為應對這些新的挑戰，提出國家安全戰略三要點：以軍事能力維護美國安全；重振美國經濟；在國外推行“民主”。其中，“經濟安全”是核心。克林頓政府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對軍事力量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繼續加大研發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軍事人員的素質。與此同時，開始著手信息安全領域的相關部署。1993年，美國政府提出興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構想”，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同時加快用高新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產業結構的變化和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了金融和股票市場的繁榮，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有史以來不間斷增長時間最長的時期。到了90年代后期，構建網絡空間安全即為保護國家信息安全的戰略思想被正式采納，成為美國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隨之產生，然后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由此，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產生了。1998年5月，克林頓頒布第63號總統令———《克林頓政府對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義。該文件開宗明義“：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兩種力量相互促進相互依賴，但是也越來越依賴某些關鍵設施和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系統。”在2000年12月克林頓簽署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進來。這標志著新的歷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關系上，克林頓政府堅持一切以實現國家安全戰略要點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實現經濟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克林頓對外政策的第一大特點，是把計算機網絡作為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因特網上的商業活動占得先機。1997年，通過因特網上進行的76億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國就占了9/10；美國企業占了全世界網址的70%，占網上總收入的93%。正是基于對全球互聯網貿易巨大潛力的認識，1997年7月，克林頓政府公布了網絡貿易戰略報告《全球網絡貿易框架》，強烈要求宣布互聯網絡為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技術并制訂行為準則。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盡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優勢，把它研制的互聯網技術標準和制定的內部行為準則推廣到全世界，把美國的標準作為全球的標準固定下來，從而在全球虛擬空間貿易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在對外關系方面，發展全球網絡貿易并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已成為美國政府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外交事務方面，克林頓政府的政策之顯著特點是推行新霸權主義，大打“人權牌”，以圖將美國的人權觀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這是克林頓政府安全戰略對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過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進行美國精英治理價值觀推廣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國的國際規則，克林頓很注意使用“軟”的一手。他上臺伊始即把在國外推動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戰后美國對外關系新戰略的內容之一便是“幫助”社會主義國家“擴大民主和市場經濟”，極力通過外交手段繼續在國際社會中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克林頓政府為美國留下的最大一筆外交“遺產”，當屬以“新干涉主義”“克林頓主義”等著名的一套“軟”“硬”并重的“理論”。克林頓拋出的這套“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便是美國選擇的修改現行國際規則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廣互聯網技術，能相對低成本、高效率地幫助美國政府突破他國境外信息準入屏障，將自己的觀念即時傳播至當地民眾，對輿論造成影響。小布什2001年上臺后不久就爆發了“9•11”恐怖襲擊。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為保障美國國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現極端事件，美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戰略思想從防御為主轉為攻防結合。2003年2月，美國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建立美國國家網絡空間安全響應系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此系統可謂是一個國家—民間，公共—私人合作機制。奧巴馬2009年上臺后，從軍事安全角度，進一步強調網絡空間戰略的進攻能力和威懾性。同時，奧巴馬政府將互聯網信息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突破國家主權的便捷途徑，對外推進國家利益以及推廣自身認可的價值觀。同年5月，奧巴馬總統批準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評估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指出“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統為基礎，……，政府需要綜合考慮各方競爭的利益，制定出一個全面設想和計劃，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6月，美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網絡戰司令部。2010年，白宮發表了《2010國家安全戰略》，保證將信息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重點。與克林頓時期相比，奧巴馬時期網絡安全戰略的特點是，網絡外溢效應凸顯，虛擬空間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的國界線，同時也影響到了作為最初主導構建網絡內外空間的美國政府所要處理的內外問題。

三、信息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是主動避免自身關鍵利益受到傷害，在內外環境中，爭取最大程度的主導權。作為國家安全總體戰略的一個部分，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戰略也即為此目標服務。在當代，信息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后，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喬治•里卡斯對美國的世界秩序作了貼切的描述：“首先是盡可能擴大和鞏固生存空間，建立并鞏固一種更為廣泛的秩序，這種秩序在美國力量強大時是它自我表演的舞臺；在遇到失敗或力量相對衰落時是支持和復興的力量；即使美國最終衰敗時，也會“成為被人們銘記和仿效的楷模”。在網絡時代，美國政治精英們相信“信息就是權力”。美國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戰略是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有力工具。美國對外安全戰略總的要求是，防止敵對和不友好勢力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美國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它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無疑成為成本低、效果顯，影響既廣泛又深遠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國內外政策相互影響，兩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國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對美國的內外政策加以詮釋。“世界秩序”則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掩蓋下“霸權有理”的代名詞，它涵蓋了美國由企圖主宰世界到試圖主導世界的策略上的轉變過程。而信息安全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內容。 國際規則是規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國對其信息主導地位的維護對全球信息安全規則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國對其信息安全戰略（政策）重新進行了詮釋，突出并強調該戰略中的“國際性”，極力詮釋其戰略目標及實現手段和規則制定之“道德性”，意圖在于通過“道德性”來掩蓋美國爭取國際網絡空間規則制定主導權以及相關利益的真實目的，通過“國際性”來印證其“道德性”。美國在實現手段和規則方面精心設計，力圖使其顯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類安全問題的時代潮流。2011年美國政府出臺的第一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首次明確將互聯網自由納入維護網絡安全政策體系之內，“將此項努力與二戰后建立經濟和軍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論”。從這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術在21世紀快速發展與全球普及，已經對國際秩序造成了深遠影響，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霸主，意識到自己必須通過強調自身國家安全戰略的“國際性”與“道德性”來重新構建其世界影響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網絡技術和信息安全對于提高美國的綜合國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實力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參考標準，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美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高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越來越重視“軟”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綜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手段。約瑟夫•奈認為，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沖突將讓位于更危險的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屬于不同文化范圍的各個民族的文明之間的沖突正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支配權；他還認為，在當今時代“，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重要，但是在信息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基歐漢和奈在論述信息與權力的關系時指出：“信息和美國大眾文化的傳播增進了美國觀念和價值觀在全球的認知和開放”；“在21世紀，廣義的信息能力可能會成為最關鍵的權力資源”，“信息革命的最終影響是，改變政治進程，在軟、硬權力的關系中，軟權力比過去更為重要。”網絡外交的出現，使軟實力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向利用綜合力量進行調控。克林頓上臺后更加重視“軟”力量，把美國式的民主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廣。他在20世紀末向國會提交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必須致力于外交“，為防止沖突、促進民主、開放市場”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會在安全上得到回報。奧巴馬總統則更加主動地出擊，把《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稱為“美國第一次針對網絡空間制定全盤計劃”。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是要將信息技術優勢充分為己所用，營造有利于自身穩定與發展的外部環境，通過危機管理、推廣民主和市場開放來塑造信息化時代的全球價值觀，增強自身國際影響力，進而鞏固和提高國家實力。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自上世紀末，美國產業結構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長期以來在產業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地位逐漸下降,以半導體、微電子、計算機、軟件業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迅速崛起。早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英特爾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當年的地位,成為美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至今，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伴隨著這種變化，一批新的權勢人物也涌現出來，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批新的權勢人物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將逐漸在美國的政治權力架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有能力通過參與或資助競選、游說國會、制造和影響輿論等方式影響美國內政外交的醞釀和制定。鑒于信息技術產業如今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尤其是經貿政策和知識產權問題）時勢必要考慮這一產業集團代表的利益與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雙刃劍”

1.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特點

1.1東北亞民間經濟關系格局的特點

目前，東北亞地區已初步形成以“四化”為特點的民間經濟格局，即參與國家多元化；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互補化；資源配置、生產到流通和消費的多樣化；合作企業中小型規模化。由于東北亞國家在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均存在明顯的梯度，短時間內政府合作形成“東北亞經濟圈”并非易事，但民間經濟往來卻變競爭為合作，構筑“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良好經濟合作態勢。如日本擁有豐富的資金和技術，但資源貧乏、勞動力價格高；韓國在某些技術領域占有優勢，但同樣面臨資源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較為豐富，市場空間大，但資金技術方面對外依賴較大；朝鮮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缺乏；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自然資源豐富，需要資金和技術，特別是在俄羅斯。經濟上的合作為東北亞各國開展深層次民間合作及發展政府間進一步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1.2東北亞民間文化關系格局的特點

經濟聯系是現實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聯系卻是軟性的，產生的影響會持久、廣泛。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的文化聯系底蘊比經濟利益更為深厚。在東北亞地區，除俄羅斯以外，其他國家均屬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點就是以儒學為主導，佛教為主要宗教。儒學的整體主義、溫情主義、權威主義影響甚至決定了東北亞倫理文化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獨特，不同于西方的東北亞價值理念。在這里，中國、日本、韓國、朝鮮雖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屬于儒家一脈。蒙古因為歷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滿族文化影響頗深。歷史上，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均將本民族文化與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將其本土化，從而形成了東北亞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進入新世紀，當代儒學開始復蘇、轉型，區域內儒家文化逐漸擴大與俄羅斯的文化交流，東西方民間文化開始和諧相處，東北亞區域民間文化共同體將形成，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化會推動東北亞未來的政治合作、經濟發展。這種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頓所說：“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將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目前東北亞民間文化交流形式較頻繁、多樣，領域涉及教育、文藝、體育、宗教、民族等諸多方面。

2.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當前進展

當前民間交流合作進展順利，穩中有升，各國民間企業、社團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務實。中國地處本區域經濟核心位置，在更深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同各國開展民間合作，這是東北亞區域經濟繁榮、共同發展的雙贏選擇。

摘要：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已成為當前經濟形勢下的新特點。經濟全球化在發展發展各國經濟的同時國際也存在著一些沖突。如何在國際沖突與摩擦的背景下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在思考的問題。需要在法律層面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進行約束所以一部從通用于世界間的國際經濟法是必不可少的，各個國家和地區要對國際經濟法進行充分了解，一旦發生什么問題，通過國際經濟法對自身權利進行維護。為了促進世界經濟的良性發展，需要在法律層面對經濟進行合理約束，保障各個國家間的經濟貿易能夠友好合作，在此基礎上，必須要對國際經濟法在必要的時候進行變革，本文將討論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和發展。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法；調整；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進一步加快，世界各國的經濟逐漸聯系在一起。如制造一臺汽車它的零部件可能來自各個國家，如德國、日本，最終可能在中國或者東南亞的某些國家組裝完成。每個國家都逃脫不了經濟全球化，世界通過經濟的發展把各個地區和國家地聯系在了一起。

一、關于國際經濟法的重要性與未來的發展

什么是國際經濟法呢？主要是指適用于國與國，國際經濟法、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他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我國來說，如何在世界貿易中利用國際經濟來維護我國的國家權益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國必須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在我國的全球化戰略中十分重要。

（一）國際經濟法原則的統一

目前，由于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經濟全球化作為聯系各國經濟的紐帶有著非常的作用，由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的不斷加快，所以，國際貿易開始蓬勃發展，交易量開始大幅度提升。在國際交易中，為了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需要保證在交易中的風險最小，盡量保證各國在交易的過程中都能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所以，一個能保證大家權益的規則就顯得尤為重要。那些是適用于國際經濟法的原則呢？首先，在全世界范圍內使用的國際公約所約束。其次是被一些通用的國際條例所束縛，最后是每個國家自己的經濟法規和通過對外交流的方式來制定一些通用原則。

一、歷史教學中智謀主要體面在哪幾個方面呢？

1.體現在軍事上的智謀。在軍事上應用智謀歷史事例，中國歷史上更為多見。如果《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等，這些兵書戰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中國古代軍事智慧與謀略運用的總結。如：著名的“淝水之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戰役。再如：解放戰爭中，赴重慶談判，即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軍事智慧，更展現共產黨人的驚天大勇。通過赴重慶談判，表明了共產黨人追求和平的誠意，揭穿了假和平、真內戰的真實面目。在介紹這些方面歷史知識時，我通過給學生補充一些相關歷史資料讓學生更深層次剖析這些歷史事件背后潛在的因素，比如說“淝水之戰”，東晉在我少敵多的情況下能操勝券，除了運用了好的軍事智慧外，還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軍事智謀背后還要有心理素質的較量。

2.體現在外交上的智謀。歷史教學中體現外交的智慧與謀略也很多。如秦滅六國時的近攻，同合縱連橫的外交手段，最終達到了統一的目的。在講這段歷史時，我用大屏幕展示戰國七雄的地理位置，并讓學生了解當時在七個諸候國中，力量比較大的齊國在東方，離秦國最遠，但它確是秦國統一中國的最大障礙，也是秦國最為顧慮的國家，為了更好地實現統一的步伐，他采用先穩住齊國的辦法，所以采取遠交東方齊國，近攻附近小國，以解決戰爭的后顧之憂，但當它力量豐滿，有足夠力量滅齊國時，他就破壞這這種交好的政策。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非常棒的外交政策，正是借助這種外交政策才使秦國最終得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宏圖偉業。這是中國體現外交謀略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除此之外，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東漢班超出使西域，也是我國古代外交史上比較成功的典型，張騫、班超出使西域為后來了解西域的風土人情，對兩地政治、經濟的交流做了良好的鋪墊，同時，也加強了內地對西域的管理。這些史實都體現中國外交的智慧與謀略，并收到一定良好的效果。

3.體現在科技上的智謀。在歷史教材當中，反映科技發明創造的歷史事實很多。而每一項發明創造的出現，都對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同時，每一個發明創造的出現，又都體現出了當時歷史時期人們的智慧與謀略。

二、歷史教學中智謀運用的講解又該如何進行呢？

在歷史上，各種智謀在各個方面的應用，都與當時社會歷史背景密不可分，弄清其中的各種關系，使學生了解和掌握歷史事實、歷史事件中各種智謀運用的來龍去脈，就需要運用恰當的講解方式。

1.依據教材進行講解。這種講解方式就是運用歷史教材內容進行挖掘，向學生詳細講明歷史事實和歷史事件所應用某種智謀的目的和過程、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所收到的效果和所產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