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銀行保險的發展研討，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孫健 劉錚 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

一、引言

銀行保險(bancassurance)的起源在理論界并無統一說法。從銀行業及保險業相互聯合的發展歷史來看，自19世紀開始比利時的CGER、西班牙的LaCaixa以及法國的CNP等公司開始全面提供銀行與保險服務(Deniel，1995)。1973年，法國農業信貸和農業保險互助會成立的Soravie保險公司和法國投資銀行Pari-bas旗下的銀行保險公司是迄今為止最早的兩家銀行保險公司。20世紀80年代，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壽命顯著提高，人口增長率下降，政府為緩解壓力，著力刺激私人養老金計劃，銀行保險在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逐漸興起(聞岳春，2007)。歐洲在1989年通過的《銀行業合作第二指令》解除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這激起了20世紀90年代銀行大舉進入保險業務的高潮。到本世紀初，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奧地利的銀行保險保費收入已占壽險市場業務總量的約60%，而比利時、意大利、挪威、荷蘭、德國、英國、瑞士、芬蘭和愛爾蘭等國也在20%至35%的比例之間(宋明岷，朱旭東，2000)。歐洲各國銀保發展迅速的原因在于其寬松的法律環境，一體化的合作模式，薪酬激勵機制，合理的產品設計和多樣的銷售渠道(袁成，裴平，2009)。1999年11月，美國頒布《金融現代化法案》，“允許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相互滲透，在彼此的市場上競爭”，至此，美國銀行保險業務發展擁有了法律上的依據。我國銀行保險業務在2002年異軍突起，成為了壽險公司重要的銷售渠道(陳麗，2003)。

銀行保險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快速發展可以從外部性的角度進行解釋。外部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這一概念是由新古典經濟學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Marshell，1980)在《經濟學原理》中首次提出，后逐漸形成一種觀點，認為外部性主要來自同一產業內的企業之間，同一產業內的企業在某個區域內的大量集中有利于知識在企業之間的外溢和擴散，這種效應被稱為MAR外部性，用以解釋組織變化對于產能增加的影響，理論源于Marshall(1920)、Arrow(1962)、Romer(1990)的論述。上述觀點是一種正外部性的表述，由于外部性是指當一個消費者的福利或者一家企業的生產可能性直接受到經濟中的另一個當事人的行為影響時，稱經濟里出現了外部性。這種影響可能產生正的或者負的效用，如果存在正的外部性，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當事人會為爭取最大的利益而展開“競爭”，由于外部性無法通過價格機制得到解決，所以期間會產生諸多的成本使總剩余下降。負外部性同樣會使當事人為消除額外的成本不斷進行交涉，使市場機制達不到帕累托有效。羅納德•哈里•科斯(Coase，1960)在其論文《社會成本問題》最先將這種成本稱為交易成本，并與產權建立了聯系。按照科斯的觀點，交易成本主要由發現相對價格以及相應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構成，但科斯并沒有給交易成本下定義。張五常把交易成本看作“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沒有產權、沒有交易、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組織的魯濱遜•克魯茲經濟中的成本”。

銀行和保險公司在進行經營活動中，同樣存在著外部性，由于金融產業的大發展，金融產業的集聚現象開始顯現，由此形成的熟練的勞動力市場、專業的服務性中間產業和技術外溢產生了正的外部性，同時組織結構、產品結構、服務內容、資金來源的相似性也產生了負的外部性。哈爾•羅納德•范里安(Varian，1995)指出，有三種方法可有效的解決外部性的問題:第一種是庇古提出的管理者制定庇古稅以處理外部性的對策(Pigou，1912)，這種解決方法的難度在于管理者如何準確的計算庇古稅的水平;第二種是阿羅研究的建立市場解決外部性的方法(Arrow，1969)，這是一種產權交易的方式，是新制度經濟學解決外部性的主要方法，最為典型的是排污權的交易;第三種是科斯所研究的協商問題(Coase，1960)。前兩種方法如用于解決銀行與保險間的外部性，其難點在于外部性的量化，而科斯的“協商”方法可以不受限制。科斯指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且權利已準確定義，那么參與者可通過協商達到有效的狀態①。如參照科斯定理，則銀保合作便是銀行與保險公司為解決外部性而自由協商的結果。選擇何種銀保合作方式則主要考慮權利是否界定清楚，交易成本是否接近于零。科斯認為，庇古在設定庇古稅時忽略了政府行為的成本，同時指出交易成本的不可避免。但科斯并未否定庇古稅的作用，而是否定了政府規制的必要性。庇古稅在某些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其效果優于科斯解決外部性的對策。

二、銀行保險的發展現狀和產生依據

對于銀行保險的發展，理論界通常是對現有銀行保險綜合經營形式進行總結，比較各種形式的特點，并做一定的改進，以尋求最佳的銀保合作形式進而推廣。銀行保險發展根據其不同的理解方式，學者給出了不同的分類方法。如根據聯系的緊密程度，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銀保形式，廣義即銀行與保險共用渠道，獲取范圍經濟，以股權關系形成資本紐帶;狹義即委托關系的合作(高洪民，朱軍勇，2005)。如將投資銀行業務考慮在內，根據業務涉及的范圍，全能銀行模式(銀保業務涵蓋其中)與銀行保險模式也是一種探討的選擇。全能銀行在美國1933年頒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前最為典型。而銀行保險是歐洲特有的事業模式，也稱為“一體化金融服務”、“全金融”或“保險銀行”(徐為山，楊朝軍，汪有濤，2005)。通常市場機制可為資源的配置構建最優的方式，科斯指出企業的本質便在于此。環境的改變及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往往是解決市場中所存在問題的根本誘因，也在銀保合作形式的演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實踐中存在的銀行保險發展形式為分類的依據，眾多學者也稱之為一體化的程度變化，分別是:分銷協議、戰略聯盟、合資企業和金融集團。分銷協議是最簡單的銀保合作方式，銀行與保險公司以簽訂銷售協議的方式允許保險公司使用銀行的銷售渠道，銀行從中獲得傭金，而保險產品仍完全由保險公司負責。分銷協議在法國最為流行，法國的CNP保險公司完全沒有自己的人隊伍和銷售隊伍，其保險產品除團險產品外全部委托法國郵政、儲蓄銀行和法國財政部門銷售。我國銀行保險合作主要是“一對多”的協議，分銷的渠道主要是銀行柜臺。戰略聯盟是銀行與保險公司間通過達成戰略協議以開發特定客戶或特定市場。如英國保誠保險公司(Prudential)，其利用銀行的現有柜臺和網絡銷售保單，同時要求柜臺員工將那些具有特殊需求的客戶向保險公司的理財顧問推薦，再由理財顧問用現場服務、電話服務和直銷的方式向這類客戶提供專門的保險服務。國內比如建行和新華、工行和聯泰大都會。#p#分頁標題#e#

合資企業是銀行和保險公司共同出資建立一家獨立的保險公司，銀保雙方按投入資源分配利潤，對合資公司共同擁有、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銀行入股保險公司可增加中間業務收入，提高業務拓展能力，拓寬資金投資渠道(莊慧彬，2009)。如20世紀末的瑞士人壽(SwissLife)是由瑞士聯合銀行(UBS)和Rentenanstalt組建的合資公司;Columma保險公司是由瑞士信貸(Credit)和Winterhui保險集團組建的合資公司。中法人壽是法國國家人壽保險公司和中國國家郵政局合資的保險公司，某種程度上具有合資銀行(郵政)保險公司的性質。金融集團化包括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相互持股、并購，銀行新設保險公司，或保險公司新設銀行多種方式，形成了金融集團下銀行保險的一體化經營。處在一個金融控股集團下的銀行保險雙方擁有共同的品牌、渠道、技術后臺、客戶，實施統一的發展戰略。如荷蘭的ING集團，美國花旗銀行和旅行者集團的合并，德國安聯保險(Allianz)對德累斯頓銀行(DresdnerBank)的兼并，法國的農業信貸銀行(CreditAgricole)新設了專營壽險的Predica公司和專營非壽險的Pacifica公司，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sBank)設立了巴克萊壽險(BarclaysLife)等。國內如中行和中銀保險，工行與太平，匯豐與平安、平安與平安銀行和深圳商業銀行，中國人壽與工行，中信和信誠合作等。許多學者發現，銀行和保險公司之所以可以并愿意通過各種方式進行結合，在于它們的相似之處多于差異。銀行和保險公司都屬于金融中介吸收個人存款，然后再把這些資金通過多種渠道進行資本支出。大數定律、規模經濟、流動性創造和風險管理是銀行與保險機構所共有的。它們提供相似的產品爭奪公眾儲蓄，這一點并不奇怪(L．PaigeFields，DonaldR．Fraser，JamesW．Kolari，2007)。銀行與保險的差異在于其業務和職能的本質區別，其產品盡管相似，卻不起到完全替代的作用，因此保險公司在與各銀行展開競爭的同時，并不能等同于銀行。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如果將保險公司等同于銀行來看，則它們的競爭完全構成了競爭市場的必要條件，價格機制的作用便可得到充分的發揮，以調節市場使其盡量趨于最優化的配置。但銀行與保險所具有的相似處，使它們易受到對方營運過程中的“影響”，這種“影響”并不能通過價格機制得以體現，本文借用“外部性”的概念對其進行解釋。銀行與保險的外部性是銀行或保險企業在運營中給對方直接造成的影響，使銀行或保險企業個體的收益與其帶來的社會收益，個體成本與社會成本出現差異，這種外部性可正可負，且影響是相對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對消除銀行外部性或保險外部性影響的效果是相同的，如果只考慮銀行外部性的影響，保險外部性可做相同處理，因此本文只從銀行外部性角度對銀保合作的形成及演進過程進行分析。

觀察銀保合作的發展，銀保合作形式的變化是銀行保險業務一體化的演進過程，通過這種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逐漸使兩者在業務中的權力明晰，降低交易成本，減弱銀行外部性的的影響。銀行保險產生初期，銀行外部性主要體現在:產品的可替代性，銀行、保險公司的理財型產品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因此客戶在購買時主要關注的是收益率，幾乎將它們當作完全的替代產品，銀行產品的表現便會影響保險產品的銷售，其商譽出現“外溢”;金融的關聯性，銀行的借貸會形成風險的集聚，而一次貸款以上的行為會形成前次債權人對借貸者的錯誤評估，造成借貸利率低估，使前次債務人承擔過高的風險，這也同樣適用于被保險人經過多次銀行借貸后使保險人的風險進一步累積;產品的創新，銀行在新型儲蓄類理財產品的開發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法律并不賦予這種產品創新以專屬權，新型產品容易被保險公司等借鑒改進，節省了開發成本①;客戶資源，銀行客戶關系的管理需要長期的投入和維護，銀行在進行客戶關系管理過程中，因其與保險極大的相似性，不可避免的會造成保險客戶資源的損失。保險公司為克服上述銀行外部性影響，與銀行協商，通過分銷協議形式構成銀保合作，產品的權利得到明確，克服了部分的外部性，但分銷協議的形成，從“一對一”到“多對多”模式的變化，增加了協商中的摩擦。同時，分銷協議下，銀行只收取傭金而保險公司需承擔所有的后續責任，銀行員工會更多的追求績效，而忽略產品本身的特性，引發道德風險。這些都構成了分銷協議形式下的交易成本。戰略聯盟形式進一步對產品的創新與客戶資源明確了權利，使銀行外部性進一步減弱，較之分銷協議，多重協議以及道德風險在聯盟形式的管理改進中得以改善，然而共同開發產品與市場的聯盟條約并不能如股權劃分方式中的權利與責任分配一樣清晰，致使其協商的過程構成了戰略聯盟形式的交易成本。合資企業通過股權劃分了權利，銀行外部性得到了有效的內部化，企業文化上的差異是形成這一銀保合作形式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金融集團化的嘗試甚至規避掉了這種企業文化的差異，是更為徹底的外部性內部化，從銀行外部性角度來看，它是當前最有效的減少交易成本，由協商促成權利明晰，并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銀保合作形式。

本文將銀行外部性作為銀保合作形式選擇的根本因素之一。在銀行與保險的發展過程中，參與者并不十分了解促成合作的本質因素，而是以追求最大化利潤為目標的前提下，進行著盡可能獲取利益，降低成本的各種實踐嘗試。銀行保險合作帶來的銀行與保險業利潤上升促進了這種合作方式的推廣，然而銀保合作的施行并不意味著實踐嘗試的終止，由于權利并沒有得到完全的清晰，交易成本在現有的合作形式下依然在總成本中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在通過成本—收益權衡中發現銀保合作的收益依然為正，則“協商”便繼續下去，進一步創造更多的新銀保合作形式投入實踐當中，以追求更小的交易成本。

三、數理證明

考慮雙邊外部性問題，首先假設只有一家銀行X與一家保險公司Y參與，生產和銷售金融產品是二者創造收益的方法，X的產品數量用x表示，Y的產品用y表示。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存在外部性，可表示為:e(x|E1，E2，E3，E4，…)。其中，Ei表示某種銀行外部性，如產品的替代性、金融的關聯性等。本例中，e(•)＞0以正負號表示正負的外部性，且?e?x＞0，假定除x外，其他影響因素皆不變，則銀行外部性也可表示為e(x)。由于保險公司Y受到銀行外部性影響，因此?πy?e≠0。#p#分頁標題#e#

(一)銀保合作的產生現在考慮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利潤問題，假設兩者在銀行市場與保險市場上都存在眾多的競爭者，因此其價格是給定的，銀行產品的價格為px，保險公司產品價格為py銀行每生產和銷售一單位x都會對保險公司產生一定的外部性。社會最優化情況是X與Y的共同利潤最大化:maxπx+πy=pxx－cx(x)+pyy－cy(y)－e(x)(1)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px=c'x(x0)+e'(x0)，py=c'y(y0)，x0、y0是達到社會最優化時的X與Y的產品數量。一種解決銀行外部性的方法是根據科斯定理，將外部性的產權進行明確，即將銀行外部性在兩者之間進行限定(討論的假設是交易成本接近于零，雖然這種情況并不存在，但正如科斯所表述的，它是我們討論外部性的基礎)。假定此時Y具有處理外部性的權利，即沒有Y的許可，X不能進行引發外部性的活動。

(二)銀保合作形式演變科斯在《企業的本質》中將企業的出現解釋為決定市場價格的成本，當由看不見的手構建需求與供給之間聯系的成本高于由企業(或組織)這一看見的手進行協調時，企業的存在便是理所當然的。將這一思維引入到銀保合作形式的演變中，可以理解為銀保合作逐漸增強業務及部門的控制權以使交易成本逐漸減小過程。現假設X與Y在合作過程中存在交易成本，設為t2(•):t2(•)=t2(x|M1，M2，M3，M4)其中，M1，M2，M3，M4分別表示構成銀行保險合作的四種形式的交易成本因素，且?t2?M＞0，則分銷協議交易成本由M1+M2+M3+M4，戰略聯盟由M1+M2+M3構成，合資企業由M1+M2構成，金融集團M1，即隨著銀行保險的一體化形式加強，其影響交易成本的因素在不斷減少，而交易成本亦隨之減小。將t2(•)引入，考慮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由于M在銀保合作形式變化前并不改變，所以證明時只考慮x的變化)。依據上述分析，在交易成本為零的狀況下，無論正負外部性，明晰產權都是有效解決外部性，追求社會最優化水平的方法。但由于現實狀況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在明晰產權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操作的成本，因此，單純依靠銀行保險的協商無法完全解決外部性的問題，政府可在此發揮作用，如能有效量化外部性，庇古稅在某些情況下較之科斯明確產權的方法更為有效，但操作難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從論證來看，銀保合作形式的不斷演化，也正回答了如何解決交易成本的影響，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入，可逼近交易成本的理想狀態，為產權明晰的科斯方法提供理想環境。

四、結論

本文的論述建立在科斯“協商”理論的前提下，因此將銀行保險合作的形成及發展歸因于銀行與保險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為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明晰產權，自由協商的結果。但科斯定理有其自身的限制，如科斯定理中假定當事人偏好皆為擬線性，這是規避資源配置中的收入效應影響，但銀保一體化后的股權性質如果轉變，便會產生收入效應。自由協商在明晰產權的同時，也帶來了交易成本的上升。除此以外，靜態雙頭博弈的假設也有待改進，薩繆爾森曾指出只有在動態情況下，雙頭博弈才可能趨近帕累托有效。同樣放松參與者數量，多頭博弈無疑又會使交易成本增加，違背了理論的初衷。銀行保險發展的過程其實也是逐漸克服部分理論限制的過程。從為什么選擇銀保合作本身來看，各銀行因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將所有銀行歸為一類，保險公司可做相同處理，所以銀保合作選擇依然可看做雙頭博弈。自由協商是判斷交易成本是否合適的過程，只有收益高于成本，參與者才會考慮是否選擇這種模式，所以帕累托有效的準則決定了選擇銀保合作處理外部性的問題。而選擇何種銀保發展方式，則是銀行、保險雙方動態博弈的結果，由于同樣是帕累托有效準則在起作用，銀保雙方在嘗試分銷協議、戰略聯盟、合資企業與金融集團化中，進行著動態博弈，“協商”使雙方趨向選擇權利更為明晰，交易成本更低的模式。面對明晰產權同樣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創新”是至關重要的，制度與技術的創新可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而以制度創新更為重要。模式的轉變，外部性內部化是提高經營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徑。盡管自由協商貫穿始終，在施行過程中，政府同樣對于降低交易成本可發揮重要作用①。

“在交易成本不為零時，權力的初始分配將會影響自愿的配置效率”，“產權制度應尋求使交易成本最低的權利初始分配”，基于上述觀點，在設計產權制度，相應法律、法規時，除市場機制外，政府、立法機構、監管部門依然大有可為。綜上所述，銀行外部性的存在是銀保合作產生的誘因，銀行與保險公司在處理銀行外部性的過程中，自由“協商”選擇了銀行保險方式，在不斷實踐嘗試中，為減少交易成本，進一步提升利潤，更為深層次的銀保合作不斷出現，由于銀行外部性權利難以明晰的特性，銀行保險統一選擇了外部性內部化的一體化模式，尤以金融集團化最為徹底。就當下而言，我國銀行保險發展將以金融集團化為主要趨勢，同時政府減少對銀保合作方式選擇的限制，主要由市場機制驅動“協商”機制引導帕累托有效的產生。但就交易成本問題，在初始權利分配制度上依然依靠管理者的設計，同時政府應為銀保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與法律環境，放松銀保業務分家的格局，并逐漸由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提高監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