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陸定一新聞真實性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翁楊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陸定一主管黨的宣傳工作長達22年之久，是黨的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宣傳部長。可以說他的一生及其思想都與新聞和宣傳工作緊密相連。他在不同時期的講話和文章都對黨的新聞和宣傳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被認為是我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43年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我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被認為是“我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理論的扛鼎之作”。①他被認為不僅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制定的參與者和權威闡釋者，而且是積極的執行者。后，陸定一多次發表談話或撰文，對黨自、廬山會議以來“左”的錯誤進行深刻反思，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直接關于新聞工作的談話就有四次，這些談話和文章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于他對新聞真實性的反復強調。

新聞必須完全真實

幾乎每次關于新聞工作的談話，新聞真實性問題都是陸定一談論的中心。例如1982年與人民日報《新聞戰線》記者談話時，陸定一說“：新聞，我是天天看的，看了幾十年了。看來看去，想來想去，我還是認為，新聞一定要真實。技巧是要的，但主要的是要真實。”②在1984年同新華社《新聞業務》記者的談話中，他總結了在延安辦報的兩條主要經驗：“一條就是新聞要真實，哪怕慢一點也要真。能夠做到快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為快就失實。要強調真，在這個基礎上再去爭取快，爭取有一個好的寫作技巧。……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失實，不能說空話，說假話。”③陸定一認為，黨和人民怎會相信說假話、寫假新聞的記者呢？真實是記者必須遵守的起碼的職業道德。“記者的職責，是老老實實反映實際事物。應該教育記者，做老老實實的人，做具有科學態度的人，肯下功夫進行調查研究的人。

記者寫的新聞，應該使人相信。搞虛夸的人應該受到批評，是失職行為。不批評這些，怎能維護記者的尊嚴呢？”④新聞真實之所以如此重要，在陸定一看來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新聞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所在。其次，新聞真實是媒體取信于民的根本。只有新聞真實了，報紙才有信用，才有威信。報紙有威信，黨也就有威信。第三，新聞真實是對敵斗爭的重要手段，靠造謠欺騙、吹牛皮是不會長久的。第四，堅持新聞真實是新聞工作與黨中央在政治上真正保持一致的體現。他說“：什么叫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照抄文件，而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敢提實際辦法，敢講真話，這才是真正的一致。”⑤在陸定一看來，新聞之所以會不真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左”的錯誤，使新聞工作者丟掉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缺乏下大力氣開展調查研究之風的優良傳統。

他將新聞失實的原因概括為“一‘左’、二窄、三套話”。所謂“左”，就是為了宣傳需要出現的浮夸風，其典型代表是1958年時的放衛星新聞。在現實中，一些新聞工作者出于宣傳黨的政策的熱情，往往因為頭腦發熱出現不實事求是的現象。三中全會后，這些現象又有所抬頭。陸定一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有的記者又發熱了，可得警惕啊！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是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記者在反映黨的政策執行情況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真實。”所謂“窄”“，是記者自己窄，知識窄，活動面窄。”所謂套話，就是指新聞報道中的那些陳詞濫調、夸夸其談的東西。他認為，“缺乏文化科學知識，缺乏政治經濟法律知識，缺乏實際工作知識，缺乏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是宣傳報道中產生錯誤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記者一定要學會思考問題，情況總在發生變化，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實際。無論對什么事，都要開動腦筋想一想，進行獨立思考。要想一想是否符合馬列主義，想一想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只要肯動腦筋，就不會順流而下，人云亦云。看風使舵，看顏色辦事，不是共產黨人的品格。⑥

新聞真實并非簡單的常識性問題

陸定一關于新聞真實性的反思不可謂不深刻，可以說是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幾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但是，為什么新聞真實這個看似常識性的新聞學基本問題會成為陸定一反復強調的問題呢？在實踐中，為什么真實性這個常識性的要求長期以來得不到保障呢？在筆者看來，其深層原因在于我國當代新聞學長期以來并沒有從理論上根本解決新聞真實這一核心價值問題。或許有人說這樣有些言過其實，但和中出現的大量虛假新聞卻是明證。可能還會有人反駁說，反右、和中出現的不真實新聞是因為“左”的錯誤造成的，怎么能是新聞學的責任呢？這一說法的確是事實，但很有必要進一步提出問題，即為什么黨出現了“左”的錯誤就必然會造成新聞不真實呢？我們有沒有在理論上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無論黨是犯“左”的錯誤還是右的錯誤，是大錯誤還是小錯誤，都不會也不能影響到新聞的真實性呢？如果我們的新聞學沒有對這樣的問題給予解決，甚至可能對這樣的問題進行了合理化論證，那么，我們有理由說這種新聞學是不科學的、不完善的。新聞必須真實，是人人熟知的常識。但是如何確保新聞必須真實，那就不是靠常識性認知可以解決的。新聞真實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從實踐層面上看，新聞真實需要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體系來加以保障；從理論層面上看，這一系列的制度體系需要由一整套邏輯上緊密相連的理論體系加以證明和闡釋。

新聞真實并非單純的業務問題

新聞學自從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總體上有兩大基本分支，一個是以自由主義為基本內核的西方新聞學，一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內核的無產階級新聞學。這兩大分支在我國的發展以1949年為分界線，表現為現代新聞學和當代新聞學兩個發展階段。現代新聞學是20世紀初由徐寶璜、邵飄萍、黃天鵬等一批學者和報人由西方引入我國，直到1949年以前，一直是我國社會的主流新聞學。當代新聞學是自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逐步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新聞學，是當代中國主流新聞學。現代新聞學在解決新聞真實這一核心問題上包含一系列最基本的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新聞媒介的角色定位是公共輿論機關，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其本質是將新聞媒介視為社會公器，作為國民之喉舌，代表國民大多數之輿論。根據徐寶璜的說法，新聞輿論的實質則主要是代表國民向政府表達意見。新聞媒介是公共輿論機關，以公共利益為依歸，這是新聞必須真實的最有力理論支點。因為沒有真實的新聞就沒有公正的輿論，“輿論之健全與否，又視其所根據之事實究竟正確及詳細與否為定。輿論之以正確詳細之事實為根據者，必屬健全，若所根據者并非事實則健全之輿論無望矣。”相反，報紙“若僅代表一人或一黨之意思，則機關報耳，不足云代表輿論也。新聞紙……如因愿為機關報，而顯然發表與國民輿論相反之言論，則必不見重于社會，而失其本有之勢力。”⑦可見，現代新聞學從不將代表個人、黨派、政府或利益團體的機關報視為正統，原因在于它是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的，而非國民輿論的代表機關，因此不可能向公眾毫無保留地提供真實的新聞。#p#分頁標題#e#

第二，新聞媒介必須是獨立的。這是由新聞媒介作為公共輿論機關角色定位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媒介獨立的核心是媒介獨立于政府、政黨、利益集團甚至獨立于個人利益，其首要意義在于防止新聞媒介因屈從于外部壓力、宣傳的需要或者其他利益需要，不敢報道某些真實的新聞。媒介獨立具體表現為經濟獨立、自主報道新聞和輿論獨立三個方面。媒介獨立的另一層含義是新聞工作者的人格獨立，因為他（她）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社會公人”。這既是對新聞工作者職業境界的要求，也是對新聞工作者職業角色設定在制度層面上的要求。邵飄萍認為，倘若一種制度體系沒有賦予媒體以獨立的地位，不能保障新聞工作者人格的獨立，他們在報道事實、評價事實、反映輿論上就會受到掣肘，新聞真實自然也就難以保證。

第三，新聞傳播必須是自由的，即新聞媒介在報道新聞之前有權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官方書報檢查，否則新聞真實就是奢望。這就需要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將新聞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最基本政治權利確定下來，用民主和法制來保障新聞傳播免受書報檢查的侵害。同時，新聞自由還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條件，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有賴于新聞媒介供給真實的新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聞自由被視為公民的一項民主權利。

第四，新聞報道必須遵循客觀公正平衡原則。不管客觀公正平衡原則被后來的學者和新聞界如何加以發揮，甚至認為絕對的客觀公正平衡是做不到的，并因而對這些基本原則加以非議，但是客觀公正平衡諸原則的確立最本質意義是要規范和約束新聞的生產方式，以確保新聞報道的真實性。⑧現代新聞學在上述四個方面已經形成了不可動搖的基本理念，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如果缺少上述四個方面的基本理念以及相應的制度性建構，那么新聞真實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當代新聞學對新聞真實性的認識不足

在無產階級新聞學看來，現代新聞學是資產階級的新聞學，是虛偽的。正如陸定一1943年在《我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所說的：這套新聞學理論是“壞東西”，“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實實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實實的，也就是不大科學的，甚至很不科學的。如果不加以改造，……就會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就無法把黨的新聞事業做好。”⑨正是由于這種近乎徹底否定的態度，很長一段時期內，以無產階級新聞學為基礎和依據的當代新聞學在上述四個方面倡導與現代新聞學截然相反的理念。

首先，在媒介角色定位問題上，直到結束之前，當代新聞學一直視新聞媒介同黨、政府、軍隊、法庭、學校等一樣，是階級斗爭的武器之一。作為階級斗爭的有力武器，一則新聞必須首先從政治上考慮取舍。陸定一說：“一件消息早發、遲發或不發表，都要從政治上來鄭重考慮。記者和編輯有兩種任務：一是搶，一是壓。有的新聞要搶時間發出去，有的新聞不該發表就要壓下來。記者一定要懂得政治；什么該搶，什么該壓，什么該取，什么該舍，都必須從政治上考慮。”⑩不僅如此，這一理論由于片面強調新聞為政治服務，從而使新聞報道成為了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加之缺乏必要的制度性約束，極容易導致新聞媒體為達到某種政治斗爭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最常見的是隱瞞事實真相，即所謂的“壓”和“舍”，其次是歪曲和捏造事實，比如和中出現的大量虛假新聞就是捏造事實。“壓”和“舍”是被當代新聞學加以合理化論證了的，盡管當代新聞學明確反對捏造事實，但是它片面地強調新聞媒介是階級斗爭工具，片面強調新聞為政治服務，實際上成為了歪曲和捏造事實的內在動因。結束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新聞媒介的角色被表述為既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同時也是人民群眾的耳目喉舌。這一角色定位的理論前提是，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沒有自己的私利，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能夠代表公共輿論，能夠毫無保留地向公眾提供事實真相。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正在日益分化為相互沖突的利益集團，人們的觀念也日益多元化。面對這種新的形勢，當代新聞理論所倡導的媒介角色越來越難以適應，新聞媒介往往搖擺于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從而削弱了公信力。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一些地方黨政部門為了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一些黨政官員為了政績和個人私利，一些商業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集團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財力，竭力操控媒體，影響媒體，隱瞞真相、歪曲事實、捏造事實、左右輿論的情形時有發生，極大地損害了新聞的真實性。

其次，無產階級新聞學認為新聞事業是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將新聞媒體視為黨的一個工作部門，新聞工作者是黨的新聞工作者，因而必須無條件接受黨的領導和監督。這些理論觀點反映的是黨的新聞工作的實際經驗，當然有其科學性，但是卻忽視了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缺乏獨立性對新聞真實性可能造成的損害。由于片面強調無條件地服從，往往上面犯錯誤新聞界也就跟著犯錯誤。比如時期，由于路線上的錯誤，新聞界也就跟著炮制出各種各樣的衛星新聞。期間，“”篡黨奪權，新聞界就成了他們捏造事實、開展大批判運動的工具。在經歷了慘痛教訓之后，陸定一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這一點。比如他在一次談話中說，記者要學會獨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看風使舵。在談到如何解決黨內腐敗問題時，他認為完全靠自律是不能徹底解決腐敗問題的。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對于執政黨，它掌握著全部的政府資源，所以，一定要強化外部的監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敗現象。

第三，當代無產階級新聞學認為新聞自由是有階級性的，但是多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意義層面探討，缺乏從政治學、現代法治和制度建設層面的探討。從現代政治學和法學的角度來說，新聞自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在傳播新聞和反映意見時的表達權，因而它體現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如果僅僅停留在其階級屬性上來探討，而不注重從政治法律制度層面探討，極容易走向新聞自由的反面。

第四，我國當代新聞學在很長時期內對新聞客觀性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新聞總是與一定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分不開，所以無所謂客觀不客觀???，或者認為客觀性是有階級性的，這個階級認為客觀，那個階級認為不客觀。1957年，陸定一在新華社20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說：“我們的新聞報道分為兩種，一種是關于自然現象的，一種是占絕大多數的關于社會現象的新聞。在報道關于社會現象的新聞時，記者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在新聞中表現出來，而給讀者以影響。這種影響，就是指導性。絕大多數的新聞報道，都是不能沒有指導性的。不是以資產階級觀點去影響讀者，就是以無產階級觀點去影響讀者，二者必有其一，要想逃避是不可能的。客觀性也有階級性，這個階級認為是客觀的，那個階級認為不客觀。有人不談階級而談超階級的客觀性。這兩種說法實質都是一樣，就是要革命的新聞記者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如果放棄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一定走到資產階級的立場。”???這種對于客觀性的理解與現代新聞學大相徑庭。如前所述，現代新聞學所說的客觀性并不是要新聞工作者去做到絕對的客觀，而是要認識到立場觀點可能影響到新聞的真實性，所以要在方法上盡量加以避免。而陸定一在這里卻要求記者積極地在報道新聞時加入自己的立場觀點。這種觀點與中出現的主題先行的做法存在著某種內在關聯性，而意見和新聞不分的做法實際上就是以非新聞充當新聞的一種表現。#p#分頁標題#e#

當代新聞學力圖建構一套嶄新的理論，來證明被現代新聞學視為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實的新聞媒介和新聞體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真實的，但是它的論證往往多是出于政治立場上的考慮，忽視了實踐層面制度法律意義的探討，當這套理論與具體實踐相對接的時候，就會出現制度法律真空，使得新聞真實難以得到切實保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當代新聞學沒有能夠很好地從理論上解決新聞真實性問題。它對新聞真實性的探討往往僅僅停留在業務層面，將新聞的不真實歸咎于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和業務修養等方面，或者歸咎于某種政策方針出現了錯誤，甚至歸咎于個別領導人的錯誤，而沒有認識到新聞真實性不僅是業務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法律制度體系的問題。如果政治法律制度體系不僅不能有效保證新聞真實，甚或成為新聞不真實的重要原因，那么即使新聞工作者具有過硬的職業道德和業務素養，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新聞失實問題。

陸定一認為在和中出現的虛假新聞，根本原因在于黨“左”的錯誤導致整個黨的新聞工作路線錯誤。在無產階級運動早期，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黨內如果沒有批評自由，就可能產生由于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領導人犯錯誤導致全黨跟著犯錯誤的危險性。批評自由是無產階級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必須在制度上確保黨的機關報具有相對獨立性，確保黨的領導人對黨報編輯部只能施加道義上的影響，而不是家長式的強制手段。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報編輯部和廣大黨員輿論監督權和新聞批評權落到實處。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報和黨的領導機關之間關系的論述構成了黨的新聞事業的工作原則和黨報體制的制度原則，違反了這些原則，不僅無產階級運動和黨的事業難以健康發展，黨的新聞事業也會遭受挫折。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始終非常重視黨內批評和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和黃炎培關于周期律的著名談話中，明確指出，只有將黨的各項工作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才能克服所謂歷史的周期律。多次告誡全黨，奪取全國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必須克服驕傲自滿、官僚主義作風。為此，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的1950年4月，黨中央就發出了關于利用報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通知，通知稱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但遺憾的是，當時并沒有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則來著手建立一套確保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因而不僅沒有能夠有效防止“左”的錯誤發生，還消解了新聞界講真話、報道真相的勇氣。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要求尚處幼年時期的德國社會必須要有勇氣面對批評自由，那么有理由堅信，已經擁有我們90年執政經驗的成熟的黨，完全有能力通過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從根本上消除新聞失實的土壤。

但愿并非毫無意義的討論

1984年，陸定一與《新聞業務》特約記者談話時談到學術爭論的方法問題。他強調學術爭論要理論聯系實際，不要空談，從概念到概念，他認為這種討論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他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有一個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當時，對上臺以后，中國社會的性質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是托洛茨基派，認為上臺，中國再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了，民主革命已經過去，社會主義革命尚未到來，所以共產黨應當進行議會斗爭，搞武裝斗爭就是盲動。另外一派就是我們黨的觀點，認為上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變，共產黨應當繼續進行民主主義的革命，以武裝斗爭推翻政權。在這兩派意見激烈斗爭的時候，有一小批人從馬克思《資本論》里找到了一句“亞細亞生產方式”，就討論起來，寫了一些文章，特別是一個叫馬其雅爾的，還出了書。這個討論是在蘇聯發起的，也影響到國內。陸定一說：“這個討論有什么意義呢？第一，對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什么，眾說紛紜，得不出結論，沒有結果。第二，對于我們黨同托派之間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稍微起到了一點擾亂作用。為什么有擾亂作用呢？因為既然說不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什么東西，這個討論就是空洞的。從概念到概念的討論，對實際生活不起作用，對廣大群眾毫無影響，這次討論是一次無結果的討論。托派可能想利用這個討論來影響中國革命。有些黨員，或者是出于炫耀自己博學，讀過《資本論》，而又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精髓，陷入從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或者由于別的原因，參加了這個沒有意義的討論。現在理論界、文藝界有人提出‘異化’、抽象的‘人’、‘黨性與人民性’的問題，從好的方面看，他們是要探討為什么發生‘’。但是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概念到概念。因為方法不對，所以不能解決問題。就像當時人們不知道“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什么東西一樣，現在人們也不懂得“異化”究竟是什么東西。我看，關于“異化”的爭論，最好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筆者認為陸定一的觀點值得商榷。如此輕易地斷定某個討論是毫無意義毫無結果的，未免過于簡單草率，不免給人一種輕視理論輕視學術爭論的印象。這樣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種學術的、思想的爭論，往往由于官方的甚至是個別長官的意志可能被禁止討論，或者起碼不鼓勵爭論，這顯然對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有極大的損害。而更為要緊的是，從陸定一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習慣于將某種學術觀點與某種政治立場、政治派別聯系在一起，并且將它與這一政治派別的某些政治目的聯系在一起，似乎不承認學術研究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性。

事實上，從建國初期對胡風文藝理論的批判、對俞平伯紅學研究的批判、反右運動中對王中新聞觀點的批判等等，再到中對一大批所謂“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批判，都是將政治與學術緊緊聯系在一起，將學術爭論強行拉入政治斗爭中去，最終釀成了知識分子的悲劇。學術應該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但不能將之視為毫無意義的爭論。當代新聞學之所以沒有很好地解決新聞真實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正是由于將政治與新聞學研究直接相聯系的結果。陸定一晚年對于新聞真實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僅對政治法律制度意義上的新聞真實缺乏足夠的認識，而且對純粹學術意義上的新聞學研究基本上持否定態度。#p#分頁標題#e#

相比而言，筆者更欣賞陸定一1986年在南京關于雙百方針的一次談話，他說：“各門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只有梵蒂岡教皇做過這種蠢事。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這類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