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方法與思辨方法：研究方法主流地位之爭

注釋方法，簡而言之，就是對刑法規范涵義的闡明。具體而言，就是“從既有的案件事實出發而理解刑法規范的意義， 其任務是將刑法規范具體適用于每一種特殊的案件事實”。以注釋的方法構建起來的刑法學被稱之為注釋刑法學或者是刑法解釋學。注釋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嚴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規定， 在現行刑法規定的范圍內運用各種解釋手段對法條進行詮釋，以尋求最符合案件事實的法律規范。思辨方法是對隱藏在刑法法條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礎）進行尋根究底，力圖在更抽象的層面，探究刑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構起來的刑法學被稱為刑法哲學或者是批評刑法學。思辨方法是刑法學對哲學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規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隱藏在法條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礎。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著深刻的批評思想和強烈的問題意識。

注釋方法從兩漢開始至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國刑法學領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隨著十年動亂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法學研究的復興，思辨方法逐漸開始興起并日趨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陳興良教授的《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1年版）一書。陳興良教授在《刑法哲學》中指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反思的時代，崇尚思辨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征。刑法學如果無愧于這個時代的重托與厚望，必須提高自身的理論層次，引入哲學思維，使刑法的理論思辨成為對時代本質的思維，與時代變革的脈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學研究要實現從注釋刑法學到思辨刑法學的轉變。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學術氣息濃厚，理論自足性強，易于標新立異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為刑法學研究的時尚和潮流。各種運用思辨方法撰寫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層出不窮，注釋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漸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釋方法并不甘沒落。以張明楷教授為代表的注釋方法的支持者，對此作出了強有力的回應。 張明楷教授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書中稱：“刑法解釋學不是低層次的學問，對刑法的注釋也是一種理論，刑法的適用依賴于解釋。因此，沒有刑法解釋學就沒有發達的刑法學，一個國家的刑法學如果發達，主要原因就在于對解釋刑法下了功夫。就適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釋學比刑法哲學更為重要。”[7]在隨后撰寫的《法益初論》、《刑法的基本立場》、《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的專著中，張明楷教授則在更高的理論層面上論證了注釋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對刑法的注釋本質上也是一種高層次理論，而這種注釋是在刑法的明文規定下進行的邏輯演繹，因而注釋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要義。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規定，其結果難免不自覺地與罪刑法定原則相偏離，因而與思辨方法相比，注釋方法更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而刑法解釋學也比刑法哲學更利于刑法的適用。基于以上的認識，學者們逐漸減弱對思辨方法的熱衷，對注釋方法的研究也逐漸升溫回暖，并舊愛重生，刑法學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歸為以注釋為中心。

思辨方法與注釋方法的爭論，正如我國學者劉艷紅教授所言，實質上是當代哲學中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之爭。在哲學領域里本體論與認識論到底孰輕孰重，現今或許將來都難以有定論。但是，在刑法學研究領域里，作為認識論化身的注釋方法應當優先于作為本體論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釋方法才是刑法學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認，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寬我國刑法學研究的視域，刑法學研究的觸角，也從單純的刑法條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價值、人性基礎等根基，刑法學理論研究因此得到繁榮，刑法條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語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認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條的自由，很容易與罪刑法定的語境相沖突， 而且通過思辨而得的理論其實踐性和適用性也讓適用者產生質疑。 刑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 這樣的沖突與質疑勢必會影響刑法的實際運行，影響刑法對社會的調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語境之下，注重實踐與適用的注釋方法才是我國刑法學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適合在我國的刑法研究中擔當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與實證方法：逆向發展與橫向聯姻

實證方法屬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 將實證方法引入到法學領域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學領域的實證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規范和經驗法則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實證研究分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大類， 具體包括四種方法即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對蘊含在法條背后對法條起支撐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相比較具有以下的不同點。首先，兩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運用的是演繹推理方式， 而實證方法的推理一般運用的是歸納推理方式。 由于演繹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體， 而歸納推理的方式是具體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純粹的理論構建，喜歡就事論事，而實證方法則注重于事實論證，喜歡用事實說話。其次，兩者關注問題的細致程度不同。由于實證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礎之上，因而實證方法更注重關注刑法個案及其他與案件事實有關的細節問題， 甚至連一些與案件無關的蛛絲馬跡也不會放過。而思辨方法則注重于整體研究，對于細枝末葉的東西常常視而不見， 這與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無關系。最后，實踐品格與理論品格不同。實證方法是對法律信息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體的方法包括觀察、調查、文獻分析、實驗四種。因此，實證方法更具有實踐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對蘊含在法條背后對法條起支撐作用的法理的闡述，其落腳點在于對刑法及其條文的合理性進行拷問，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論的品格。通過兩者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間實質上是一種逆向發展的關系：實證方法重個別，思辨方法重一般；實證方法重細節，思辨方法重整體；實證方法重實踐，思辨方法重理論。

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現以上的逆向發展關系，究其深層原因，在于實證方法是自然科學的“舶來品”，而思辨方法則是哲學的“舶來品”。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是中性無色事實，不會牽涉價值判斷的問題。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歷來都奉行“觀察優于想象”的規則，如果沒有實證作為支撐，再好的理論也不會被接受。而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萬事萬物的共同性質和普遍規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沒有大量的實證作為支撐，而是通過哲學概念的構建以及概念之間的邏輯演繹，哲學的理論也能夠實現自足與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學科性質的原先性差異，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之間呈現出逆向發展的關系。但是，如果我們換個維度進行思考，將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這對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實現橫向的“聯姻”，那將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實證方法的強實踐性可以有效補足思辨方法的實踐性缺失，從而有效彌補思辨方法過于空泛抽象、言之無物的缺陷，為刑法理論的構建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刑法學也因此具備了科學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論品格則可以有效彌補實證方法之理論不足。“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發現的問題越多，在客觀上為實證方法提供研究的問題也會越多，同時也為實證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總之，在刑法學研究當中，我們應當實現實證方法與思辨方法兩者之間的橫向“聯婚”，在思辨的指導下進行實證，在實證的檢驗下發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實現這樣的搭配，這對“夫妻”必將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一、問題的提出   時代的今天，中國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如何定位，這是每個有歷史責任感的人必須予以回應的一個重大問題。學界基本上贊同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以重點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己任，但對于什么是應用型人才以及如何培養應用型人才等課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較為混亂，從而嚴重阻滯了中國地方高等教育的正常或應有的發展。對此，懷化學院以胡建書記為核心的領導階層在指出當前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模式存在應用型人才概念模糊、應用型人才培養難以落實、應用型人才培養缺乏核心以及應用型人才培養過于功利等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即“三位一體”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在人才培養過程中，以市場為導向，以學校特色文化為依托，以‘應用’為特點，以專業能力素質培養為核心，確保知識、能力、素質的協調統一，確保公共能力、專業基礎能力、專業發展能力的協調統一，確保課堂教學、實驗實訓、校園文化活動三大人才培養平臺的協調統一。”［1］   毋庸置疑，“三位一體”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是對以往人才培養模式的超越與發展，是當下中國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最理性的選擇。其中后一個協調統一是前兩個協調統一的前提與基礎，而在課堂教學、實驗實訓、校園文化活動三大人才培養平臺的協調統一中，課堂教學又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因此，“三位一體”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實施首先應以改革課堂教學平臺為突破口。改革課堂教學平臺的理想路徑在于：其一，課堂教學模式的設計應從“知識本位”轉向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基礎上的“能力本位”，并遵循能力素質靠學生主體自身內化形成的基本規律，改傳統的注入式教學為啟發式、探究式教學；其二，教學內容應立足于“基礎與實用”，學科的系統性應讓位于知識與技能的基礎性與實用性，減少學術性內容，強化實用性內容；其三，教學方法和手段注重知識的自我建構，理論課向實踐課學習以加強“體驗”，實踐課向理論課學習以加強“提煉”；其四，教學效果的測評標準應由傳統的以知識技能達標（會什么）轉向以能力素質綜合發展程度（能干什么）為依據［1］。   顯然，課堂教學平臺改革的核心乃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兩個問題，前者所要解決的是教什么的問題；后者所要解決的是怎么教的問題。“教什么的問題”乃“怎么教的問題”的前提，故而，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必然又以各專業具體課程教學內容的相應改革為出發點。目前，法學專業中的行政法學課程相對于民法學、刑法學課程而言，在教學內容方面存在諸多缺憾，實在難以適應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旨趣，但學界與教育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視，已有的關于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極少且過于淺陋，因此，為了真正有效貫徹與實現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精神與理念，必須認真對待與彰顯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改革。筆者認為，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改革涉足教學內容之量與質的兩個向度。　   二、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量的改革   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課程教學內容方面要求教師能嫻熟地駕馭教材、學生能融會貫通所學的理論知識，從而使學生學以致用，實現理論聯系實際、服務地方的目的。但我國當下行政法學課程內容的設置存在嚴重缺失：一方面我們認可行政法是憲法之下的三大部門法之一，是現代法治國家最重要的部門法，因為依法治國的核心與關鍵乃依法行政，而且與其他部門法相比，行政法律規范賴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數量最多，行政法學乃教育部所確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學專業核心課程中十四門主干課程之一，也是最難教學的一門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對行政法學內容的設置則持歧視態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融為一體，在教材選取方面，大部分高校選擇姜明安教授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使用該書時，學生的強烈反應是書太厚，教師講授時也覺得內容過于龐雜、實在難以駕馭［2］。   就筆者所處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政法系的法學專業課從總體上分為專業主干課與專業方向課兩大版塊，從刑法學、民法學以及行政法學三者課程數量的比較視角看，其中刑法學方面的主干課程包括刑法學（一）與刑法學（二），方向課程包括犯罪學、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民法學方面的主干課程包括民法學（一）與民法學（二）以及知識產權法學，方向課程包括物權法、合同法以及婚姻家庭繼承法；而行政法學僅一門主干課程并包含行政訴訟法學在內，且一個學期必須學完，每周4學時，由一個老師擔任。如此，在我系導致的后果是，行政法專業的老師不想擔任行政法課，即使擔任也深感力不從心；至于學生，更是苦不堪言：畏懼寫行政法方面的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擔憂從事行政法方面的實踐工作。誠如Sidney　A•Shapiro教授所言，法科學生對行政法學只能存在一個不完整的印象，因為行政法學內容過于廣泛，老師們不可能講授所有的內容［3］。PeterStrauss教授講得更為生動、貼切：我們的盤里所堆放的食物過多以至于教授們難以消化食物，更不用說學生能消化多少了［4］。據此，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量的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改革的理想對策在于：一是獨立行政訴訟法學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學主干課程；二是增設相關方向課程以保障行政法學主干課程的有效實施。   （一）獨立行政訴訟法學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學主干課程   相對于刑法學、民法學而言，行政法學是一門發展較晚的課程，因此課程內容建設方面十分滯后。   但隨著中國行政國時代的到來，依法行政乃依法治國的關鍵，從而要求不斷培養合格的從事行政實務的應用型人才。因此，我們首先應對行政法學課程進行“瘦身”運動，即把行政訴訟法學從行政法學中分離出來，還行政法學的本來面目，使刑法學、民法學及行政法學三大實體法學與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及行政訴訟法學三大訴訟法學一一對應、相得益彰。這樣，行政法學這門主干課程的教學內容僅包括行政法本論（講授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歷史、行政法律關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以及行政法的理論基礎等問題）、行政法主體論（講授行政機關、其他行政主體、公務員、行政相對人以及行政法制監督主體等問題）、行政行為論（講授行政行為的概念、分類以及行政程序等問題）以及行政復議論（講授行政復議的概念、主體范圍以及程序等問題）四大板塊，至于行政賠償，因與行政訴訟聯系較為密切可納入到行政訴訟法學內容中去。#p#分頁標題#e#   （二）增設相關方向課程以精簡行政法學主干課程內容   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的法科生為什么喜愛刑法學、民法學并樂于學以致用、服務于地方法律實務工作，而對行政法學則敬而遠之，這不外乎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刑法學、民法學課程與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相互獨立皆為法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但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融為一體、極為龐雜；其二，法學專業還設置了與刑法學、民法學密切相關的方向課程，如犯罪學、犯罪心理學、刑事偵查學、物權法學、合同法學以及婚姻家庭繼承法學等。顯然，這些方向課程基本上是刑法學與民法學主干課程中的一些主要組成部分，這樣，即使任課老師對主干課程講授得不太理想，但能進一步經由方向課程的講授予以彌補，從而使學生最終能心領神會。相反，行政法學本身極其繁雜，加之無適當的方向課程對其分解，只能導致學生囫圇吞棗、有苦難言。據此，我們既要敢于堅持獨立行政訴訟法學還行政法學的廬山真面目，又要大膽增設與行政法學密切相關的方向課程以精簡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對上述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的四大板塊中的行政主體論與行政行為論予以精簡，因為這兩大板塊的內容較為繁多，學生難以吸收與消化。對于行政主體論可以把公務員、行政相對人增設為公務員法學與行政相對人法學兩門方向課程；對于行政行為論可以把行政程序增設為行政程序法學方向課程。如此，則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中的公務員、行政相對人以及行政程序問題的設置必然較為宏觀簡潔，而公務員法學、行政相對人法學以及行政程序法學方向課程對這些問題會進一步予以闡釋，從而使學生最終能輕松地理解與把握這些問題。　　   三、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之質的改革   我國法學高等教育主要分為法學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法學碩士、法律碩士、法學博士）教育兩個層次，研究生教育根本上是一種法學理論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必須已經具備掌握了法學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的前提條件，是在大學本科教育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專門化、理論化學習和研究，所培養的是法律學術型人才，而法學本科則應要求受教育者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門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具備從事法律職業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質，所培養的是法律應用型人才，即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應該重點定位于為法律實務領域輸送專門人才的角度，將律師業、司法機關、警察機關以及其他一些行政執法機關作為人才輸送的主渠道，因此，應充分考慮這種職業性質，要按照這些法律職業部門的人才引進要求和標準制定培養方案，有針對性地設置課程體系［5］。具體到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的設置，一方面必須精簡，使教學內容保持適當的量，因為如果內容過于繁雜，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內無法正常吸收與消化，則談不上運用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內容總量恒定的基礎上削弱內容的理論深度（減少學術性知識），增強實用性知識內容，使內容的質符合法律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   （一）內容的理論深度須削弱   目前，地方教學型本科院校所開設的行政法學課程的內容設置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太注重理論的深度，即學術性內容偏多，結果所培養的人才既不像學術型人才，也不像應用型人才，從而使地方性法律人才的合理需求陷入嚴重的困境之中。因此，削弱行政法學課程的學術性內容乃培養真正的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條件之一。行政法學這門主干課程的教學內容的量包括行政法本論、行政法主體論、行政行為論以及行政復議論四大板塊，那么減弱其學術性內容的方案體現在：在行政法本論板塊中，行政、國家行政與公行政、行政與公權力、行政與行政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以及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歷史發展應當簡單介紹，不要廣征博引，尤其是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及各國行政法學的主要流派內容可以刪掉，因為這純屬于學術性的內容；在行政法主體論板塊中，對于行政法主體的概念以及行政法主體與行政組織法的關系應當僅作簡單說明；在行政行為論板塊中，對于抽象行政行為、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價值應當僅作簡要說明，尤其是行政行為的模式完全可以刪除，因為其理論性太強，缺乏實際操作性，適用于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在行政復議論板塊中，對于行政復議的概念、性質及特征無需作過多闡述。   （二）內容的實用性知識須增強   削弱行政法學課程的學術性內容為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基礎，但只有同時增強實用性知識內容才能真正落實地方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因為應用型法律人才必須在法律實務能力方面有所彰顯，而大量或豐富的法律實用性知識的理解與把握之于法律實務能力的培育不可或缺。據此，首先，我們應在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即行政法本論、行政法主體論、行政行為論以及行政復議論四大板塊中增強行政機關的職責、職權與管理手段、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條件和范圍、受委托組織的條件與范圍、行政許可條件與程序、行政給付的條件與程序、行政征收條件與程序、行政處罰的條件與程序、行政強制條件與程序以及行政聽證的條件與程序等實用性知識；其次，我們還應在上述諸實用性知識內容中穿插適當的案例，這是對行政法學課程實用性知識內容的進一步強化，因為在行政法課程教學內容中先設置法律典則、法律制度、法律原理這樣的大前提，再用經過篩選的典型行政案件說明這些法律典則、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的法定性和合理性，從而使學生能更好地掌握法律典則和制度［6］。譬如，在設置行政主體中的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的內容時，可以先著重說明其條件和范圍，然后設置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訴訟案來詮釋高校的行政主體資格問題，如此，通過以案說法，使受教育者能進一步地理解與掌握相關實用性知識，以使法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最終得以達成。

摘要：提高法學本科生的培養質量應當加強培育其科研能力。鑒定式案例教學是提高學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學方式，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應用能力、收集資料能力和獨立思維能力。我國一些知名高校在法學教學過程中已引入鑒定式案例教學法，并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實踐。該種教學方法目前在推廣方面還存在一些困難，但必將會被越來越多的法學院校重視，并將在教學實踐中產生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法學本科生；科研能力；鑒定式案例教學

隨著近年來法學教育的發展，法學人才數量呈大幅增長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公布的數據，法學普通本科畢業生在2000年至2015年間，從19806人增長為131285人。在法學人才數量增長的同時，法學人才培養質量是否同步增長呢？目前，高校和實務界對法學本科生的培養質量普遍反映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學生科研能力不足，應用能力差，實踐能力弱。為加強本科生培養質量，把好學生質量關，教育部于2018年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以下簡稱“新國標”），其中規定了法學類專業人才應當具備的知識、能力和素質要求。其中包括四項專業能力，即學習能力、應用能力、科研能力和創新創業實踐能力。那么，在四項能力的培養中，應當以何者為“中心”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呢？本文認為，法學本科生培養質量的提升，應當是知識與能力的同步提高，而將科研能力作為學生培養質量的核心，有助于全面提高法學本科生的專業能力。

一、以科研能力為核心提高法學本科生培養質量

何謂“科研能力”？國外學者對科研能力的界定，采用廣義的觀點。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娜•休斯、馬爾克姆•泰特對“研究”所做的定義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需要的很多技巧都是普通的、日常的技巧，包括提出問題、傾聽、做記錄和思考的能力；研究并不是由超然的科學家進行的完全客觀的活動，它是一種社會活動，受到研究者本人持有的動機和價值觀念的強烈影響。美國學者布魯姆對學習的認知過程的分類，除知識外，還包括對知識的理解、適用、分析、歸納與評價。理解是指該人知道或被告知的是什么，也可以使用被告知的材料或概念，雖然不一定能將該概念或材料與其他東西聯系起來或完全了解它。例如，對《合同法》某一條文，能舉例說明其適用條件和法律后果。適用是指將某一抽象的規則應用于特定或具體的情況。例如，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學生能找出適用的規則，然后將它適用于有關事實，得出結果。分析是指將某一個概念或事實分解成簡單的組成部分，找出這些部分的屬性和關系。例如，民事法律關系可分解為主體、客體及內容三個部分，三個部分具有緊密的關聯性。歸納是指將不同成分或部分放在一起形成一體。評價是指關于材料及方法對某些目的的價值判斷。從兩國學者的觀點可得出以下幾點：第一，科研能力就是一種認知能力或者智力能力。第二，在這種廣義的科研能力概念下，學習能力、應用能力都屬于科研能力的組成部分。我國學者通常對科研能力采用狹義的定義，普遍認為，科研能力主要包括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獲取信息和收集資料的能力、對研究對象及其相關資料和信息進行分析與思考的能力、運用創造性思維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結果的能力，以及對科研活動的過程與結果進行表達的能力。我國學者將科研能力界定為較高級的認知能力。顯然，新國標中的“科研能力”也在此意義上使用。本文認為，廣義的科研能力即智力能力。學習的認知過程中各項能力是不可分割的，新國標中所區分的“學習能力”“應用能力”“科研能力”，實際上都是智力能力的組成部分。本文在不同語境下使用“科研能力”，但就文章的主旨而言，采用的是廣義的科研能力。只有真正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才能解決學生培養質量問題。就高校法學專業而言，畢業論文一直是衡量學生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但高校法學院普遍反映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質量差，學生只會陳述法條和他人觀點，有的學生甚至連他人觀點都未理解，只是復制粘貼、囫圇吞棗。畢業論文質量不高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學生并未掌握科研方法的知識和缺乏寫作技能的訓練，但究其本質原因是高校在理念上認為“科研能力”只是研究生培養的主要目標，而非本科生培養的主要任務。在此理念之下，很多學校并未在本科階段開設法學方法論課程；有的雖然開設，也未結合學生進行法學研究活動的需要。就學生寫作技能的訓練，有的學校雖然有學年論文實踐環節，但也流于形式，學生并未通過學年論文的寫作獲得法學思維能力的訓練。舉例而言，法學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為法律解釋方法，而多數法學院校并未系統傳授這一研究方法并訓練學生掌握這種方法。實務界對學生培養質量的質疑主要是反映學生的“應用能力”與“實踐能力”不足。實務界認為學生只學習了理論，而未掌握應用能力。事實上，法科學生并未掌握的是“理論知識”而非“應用能力”，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習能力方面存在問題，未能真正獲得和更新理論知識。例如，從事實務的畢業生咨詢的民事疑難案件，有的案件屬于法律存在漏洞，需要補充；有的屬于法條更新而并未了解新的法條背后的理論。多數情形，不是應用能力的問題，而是理論知識的問題。至于所謂“實踐能力的不足”，不應當歸因于法學院的教學。因為這種能力的培養不是法學院教學的“核心”。何美歡教授對此有很好的論述。她認為，實務技能（即可認為是實踐能力）的核心是處理業務中的人際關系，尤其表現為對待客戶的“臨床態度”或辦公室管理技能。這種能力的培養不是通過法學院的教學活動，往往通過實習等實踐環節來鍛煉。

二、法學鑒定式案例教學是提高學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學方式

所謂鑒定式（Gutachtenstil）案例教學法，是指德國高校法學院在教學過程中廣泛采用的一種案例分析方法。采用該方法分析案例時，要遵循邏輯三段論的規則，先假設所有可能的情形，再分別進行分析論證，最后得出結論。該種教學法適用于民法、刑法和公法等各部門法。在德國，通常在一、二年級開設案例練習課適用這種教學法。這種課程往往進行小班授課，授課人數通常為每班15~20人。民法的案例教學，通常稱為“請求權基礎的方法”。典型的案例題的出題模式為：“誰得向誰，依據何種法律規范，主張何種權利。”尋找依據的法律規范是“找法”的過程。而相應的支持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法律規范，即為請求權規范基礎，簡稱請求權基礎。請求權基礎方法在適用時，有一定的檢查順序，須按照合同請求權、類合同請求權、無因管理請求權、物權關系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其他請求權的順序依次檢索。而在檢查每一個請求權基礎是否成立時，又必須嚴格按照請求權是否產生、是否消滅、是否可行使三個步驟來進行。刑法鑒定式案例教學則以構成要件的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這三個階層為分析框架，行政法鑒定式案例教學則存在著違法性審查和請求權基礎兩種模式。源自德國的鑒定式案例教學法在日本、中國臺灣被廣泛傳播，并產生持久的影響，主要在于其有利于法律人能力的培養。第一，有助于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及其適用能力。鑒定式案例教學法以具體案例為研習對象，需要學生從法律條文出發解答案例。在此過程中，學生不能僅以法學概念、理論為出發點回答，需要加深對法條的理解，同時加深對法條中所涉及的概念、制度、理論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法條。在此基礎上，學生查閱法條，結合具體案例分析，可增加其對法學知識的理解和適用能力。第二，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分析、歸納及評價能力。鑒定式案例教學法需遵循邏輯三段論，即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分析模式。在法學邏輯三段論中，法條是大前提，具體案件的事實是小前提，將事實適用于法條，才能得出結論。而在此過程中，學生分析歸納法條、事實的能力以及理論觀點、學說的能力將不斷提高。同時在適用法條的過程中，對現有法律規定的價值取向、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是否合理，也會形成自己獨有的評價與判斷，學生的評價能力會逐步提升。第三，有助于提高學生主動收集、檢索資料的能力。學生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法律規定有漏洞，而理論、學說有分歧，這會促使學生主動收集、檢索國內外資料，以求證理論、學說的合理性。收集、檢索資料的能力在此過程中的提高不亞于或者說比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提高更快，因為有了問題意識的主動收集和檢索更有效率。第四，有助于促使學生養成獨立思考與交流的能力。學生在“找法”的過程中，需要解決法律適用的“大前提”，若找到法律，可能要進行法律解釋；若找不到法律，可能要進行漏洞補充或價值補充。在此過程中，學生個體進行的是獨立的“法律思維之旅”。而為了更好地解釋法律，學生可能要比較對法律不同的解釋理論、學說及判決，在此過程中，需要不斷地思考、評析文獻中提到的觀點，與其中的觀點交鋒。在案例研習中，通常以小組進行，學生在與其他同學的交流中，他需要傾聽并理解他人的觀點，也可能要說服他人，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與書面表達能力也能夠得到提高。

摘 要：與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強調自身的確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強調確定性的刑法，也不能總是以維護自身的確定性為由，全然無視變化的需要。從實質正義的要求出發，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同樣也是實現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則。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實踐中，靈活性的機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始終都是存在的。靈活性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克服法律在尋求自身確定性過程中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使法律適用的結果更加符合正義要求。但是，基于對人權保障功能的重視，刑法的制度設計在總體上是以確定性來限制靈活性的，確定性雖然不是絕對的價值，但它一定是優先性的價值，因此，靈活性最終不能拆毀確定性。

關鍵詞：刑法之確定性；刑法之靈活性；法治；罪刑法定

一、刑法之靈活性：一種可欲的追求

在人類社會法律實踐的歷史中，確定性始終是維護法律之社會價值的一種力量。要求法律具有確定性，是為了使法律的正義目標得到可靠的保障，法律維持秩序的功能正是由此產生。因此，法律之確定性乃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前提，而罪刑法定原則作為法治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表達，其理所當然地包含著確定性的要求。然而，由于社會生活總是會產生新的問題，使得法律經常無法在堅持其確定性的前提下滿足社會的需要，確定性本身有時反而會成為走向正義目標的障礙。于是，在追尋正義的歷史中，人們也將“靈活性”的特征帶入到法律制度之中。正是法律的靈活性，使得法律能夠滿足復雜與多變的社會生活的需要，不斷推動法律向前發展。基于對安全價值的偏重，刑法比其他法律更加強調自身的確定性。關于“刑法之確定性”，筆者已有專文討論。（參見：周少華刑法之確定性及其法治意義［J］法律科學，2008（2））然而即便是最強調確定性的刑法，也不能總是以維護自身的確定性為由，全然無視變化的需要。固守一種絕對的確定性觀念，只能導致刑法機體的僵化；而承認一種有限度的靈活性，則可以使刑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相對簡單的規則無論如何不可能圓滿地解決所有問題。有時，當法律以其確定性追求普遍的正義目標時，實際的結果往往與一定的社會目的相違背，在此情況下，不同的正義觀念之間發生了沖突，人們必須解決這種沖突，而解決沖突的辦法常常是需要靈活地適用規則。另外，即便在一個以法典為主的體系中，也總是會有許多法律應予規定，但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而未加規定的事項。德國的法學家施塔姆勒就指出：法典僅僅陳述一般性的原則，填補罅隙則是法官的工作；在法律沉默的情況下，還必須求助于法律自身的基本理念——公正，這實際上是等于將道德規范引入了法律判斷之中。參見：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法律科學的悖論［M］董炯，彭冰，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103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法官在面對“疑難案件”時，如果法律“不夠用”，就必須根據正義觀念靈活地處理問題。在刑法中，人們將目的論的解釋應用于構成要件的解釋，將人格因素導入犯罪的評價機制中，這使得刑法的適用擺脫了僵硬、刻板的形式主義的罪刑法定。所以，即使是對于刑法來說，那種絕對的確定性觀念也是虛妄的。在刑法的制度實踐中，靈活性的機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始終是存在的。?

二、刑法之靈活性的理論根據

刑法之所以需要有一個靈活性的機制，主要源于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需要：一是為了克服刑法之確定性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二是為了對抗刑法的不確定性。而這兩個需求，歸根結底又是為了解決法治本身的內在矛盾，即法律的形式要求與實質正義之間有時會發生沖突的問題。?

摘要：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已是當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我國將需要大量的適應生態文明社會的新型法律人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的發展有很大上升空間。文章以生態文明社會新型法律人才需求為導向，以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為載體，以“參與式教學”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模式、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為核心，立足于民辦高校教學實踐進行研究。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

作者：袁愛華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法學院

法學本科教育培養目標的定位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是法學教育的根本問題。決定和制約著法學教育模式的選擇，定位不準，就難以培養出適應法治國家要求的合格法律人才。對于法學本科教育，存在以下幾組爭議:法學本科階段是培養研究型法律人才還是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是通識教育還是職業教育?是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不對這幾組爭議正確定位，就無法對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正確定位，如何定位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毫無疑問，法學的發展、法治的進程離不開高水平、高素質的研究型人才的有力推動，缺乏研究型人才的法學就像樹木缺乏肥料、水分的給養，會慢慢衰退，甚至枯竭。但這個任務可以交給法學碩士、博士教育來完成，市場需要的大量的法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則主要仰仗法學本科教育來完成。市場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應用型法律人才呢?從理論上來說，當然是精英型法律人才。即指為適應現代法治的要求，以專業化和職業化為背景，以培養具有高度的經驗理性、突出的法律素養、卓越的實踐能力和高尚的品德要素的法律職業人才。［1］這樣精英型的法律人才既需要職業化的法律教育，使其不但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功底，更具有較強的實踐應用能力，成為適應市場需要的法律職業人，同時，還需要通識教育的滋養，使其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較強的綜合素質，使職業人不至于只是純粹的匠人，而能成為大家。這樣的精英型人才固然理想，但目前我國法學教育的現狀卻是: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逐年提高，其主要立足于普及和提高國民的知識水平、文化素質，改變國民教育的一般文化素質狀況，提高全民普遍的文化水平，使高等教育成了大眾化教育，法學教育作為現代普通大學教育的一部分，自然也成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部分，大眾化的法學教育“”式的擴張帶來的是數量的急劇增加和質量的相對下降。這一現狀使得精英型法律人才的培養目標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但對教育者而言，不能因此就退而求其次。因此，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應是培養應用型的法律精英人才，以職業教育為主，一方面，通過系統的課堂教學，使學生具備扎實的專業功底，另一方面，通過實踐教學的各個環節，使學生具備較強的實踐能力。同時，融入通識教育，使學生能具備基本的人文素養。總之，培養理論功底扎實、實踐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法律應用型人才是法學本科教育應實現的目標。

刑法學教學目標的定位就刑法學這門課程而言，其教學目標應該定位為通過對該門課程的學習，能系統、全面地掌握我國刑法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其相關的立法、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具體內容，具備扎實的專業功底，培養起學生的法學思維，為司法考試、公檢法系統的入門考試，為以后的職業生涯奠定牢靠的基礎;同時，通過實踐教學，使學生能了解司法實踐的現狀，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使其能夠利用所學理論及法律規范，分析、解決實際案件，為畢業后能較好的適應刑事司法實際工作的需要打下基礎。

刑法學課堂教學目標的設定課堂教學目標的設定服務于該門課程教學目標的定位。課堂教學是課程教學內容的重要部分，但并非該門課程教學內容的全部。而且，課堂教學課時有限，不可能通過課堂教學就能實現該門課程的全部教學目標。因此，課堂教學的目標的定位應該有側重點。筆者認為，不管采取什么樣的教學方法，設定什么樣的目標，在中國這樣一個典型的成文法國度里，法律法規瀚如煙海，理論博大精深，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法律應用型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扎實的專業理論基礎知識。只有系統、全面的掌握各種法律規則、原理及精神，才有可能融會貫通，靈活應用，以不變應萬變。缺乏深厚專業基礎知識的功底，如何應用法律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刑法學課堂教學的首要目標就是讓學生能系統、全面地從立法、理論及司法的角度掌握該門課程的基礎知識。同時，通過教學環節的設計，在教學中慢慢培養學生勝任未來職業所需的各種能力:自學能力、分析、解讀法律規范的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歸納總結的能力、批判思辨的能力、口頭及書面表達的能力等。實踐能力的培養固然很重要，但課堂教學實踐環節對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依靠是課堂教學之外應有專門的實踐教學課，如實務講座、法庭旁聽審判、專業實習、畢業實習等來實現。

刑法學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

1改革考試考核的方法

只有科學的考核辦法，才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實現課堂教學的目標，才能科學、合理的反映、評定學生對該門課程的掌握情況，才能最終實現人才培養的目標。以前的考核方法比較單一，一次期末考試的成績就決定學生對該門課程的掌握程度，且期末考試命題偏重記憶性的知識點，學生平時不學習，考前開夜車突擊記憶幾天，也能考出好成績。更糟糕的是不負責任的老師給學生劃定考試復習的重點，便于學生考前突擊。這樣的考核辦法得到的結果是鼓勵學生不需要平時踏踏實實地學習，依靠考前死記硬背就能得高分。這樣的結果和人才培養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應該改革考核的辦法。具體可以這樣做:

摘要: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其中，對生態環境污染的治理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本文從分析我國生態環境污染懲治的現狀出發，提出一些完善建議，以期充分發揮刑法應有的作用，為建設美麗中國保駕護航。

關鍵詞:生態環境污染;立法;司法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我國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讓人痛心的是環境污染事件頻發，如此令人擔憂的環境狀況與建設美麗中國極不相符。立法上的缺陷、行政權的過于強勢、以經濟制裁取代刑事責任等諸多問題長期存在，讓民眾不得不質疑中國環境污染刑事救濟體制是否能夠真正發揮其作為生態保護的最后屏障這一作用。

一、生態環境污染的懲治現狀

（一）處理數量、辦法

2016年，全國共立案查處環境違法案件13.78萬件，下達處罰決定12.47萬份，罰沒66.33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4%、28%和56%。2017年，全國查辦環境違法案件23.3萬件，罰沒款115.8億元，無論是在案件數量上還是處罰金額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在處罰手段上，仍然是以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為輔。

（二）立法缺陷

一、影響性訴訟及其作為刑事法教學案例的特點

影響性訴訟案例之所以被筆者選為刑事案例教學的特定試驗田，是因為此類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質，在刑事法教學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優勢。影響性訴訟是指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訴訟，是可能引起制度變革，影響法治發展進程的典型個案。伴隨現代傳媒技術的不斷進步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近年來，現實中發生的一些刑事案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啟發性。從佘祥林、趙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圖再審案、念斌死刑改判無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訴訟程序問題;從許霆ATM機取款案到杭州飆車案中引發的究竟該定何種罪名、判處刑罰輕重的爭議;從藥家鑫殺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帶來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對策的反思等等，引發了筆者將影響性訴訟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學的沖動。這些現實發生的鮮活案例極易激起同學們學習探討的興趣，是將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等刑事法律科學知識運用于實際的良好契機，同時，這些具有時代感的真實案例還具有模擬案例、編寫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難以具備的綜合性和延展性。

1．鮮活性與時效性

影響性訴訟是真實世界中發生的真實案例，將其引入高校法學課堂，能夠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傳統教學注入新鮮的血液。當下發生在現實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別的社會影響力而極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連一般社會成員都不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的有關法律實踐，法科生怎會不躍躍欲試地加以探討呢?并且，刑事影響性訴訟往往關乎生命、自由、重大財產利益等，更是牽動人們敏感神經的焦點。此時若將影響性訴訟案例運用至刑事法教學當中，必然能夠極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寓教于樂，使課堂更加生動活潑。此外，影響性訴訟案例往往還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也就是說，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聯，反映時代特色。刑事影響性訴訟案例具有的時效性能夠促使學生們更好地掌握現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更準確地了解新時期、新形勢下犯罪案件的新特點、新變化，使自己能夠運用的刑事法律知識不斷更新，貼近時代。同時，歷時性的縱向觀察和思考還能促使法科學生更理性地以歷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發展變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會的動態變遷。

2．復合性與延展性

影響性訴訟具有真實性、影響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個案，其發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關系、涉及的社會問題往往復雜而非單一。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響性訴訟案例更具有復合性，可以運用于其中加以解釋和分析的法律理論、制度、觀念等通常不止某個側面，針對此類案例人們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邊界，可能貫穿刑法總論的基本原理和各論的具體罪刑，可能兼具實體和程序問題，也可能需要對事實和規范分別作出評析。正因為影響性訴訟的復合性、綜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學中教師能夠更靈活地根據需要對之加以適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響性訴訟案例中的某個或某些側面作為教學重點，穿插進某一部門法的課堂，也可以在學生已經完成先修課程的情況下讓其就整個案例綜合分析判斷。同時，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將某個影響性訴訟案例與其他相關個案加以鏈接，對比案與案之間的類似或差別，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等。這些都體現了影響性訴訟作為教學案例所具有的較好的伸縮性和延展性。對于教師如何選擇運用于教學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建立影響性訴訟教學案例庫，經過實踐，筆者總結了以下兩點經驗。一方面，可以參照官方的影響性訴訟案例。對此，至今年年初，我國正式的影響性訴訟評選活動已經正好屆滿十周年，在中國案例法學會的官方網站上，每年評選出的影響性訴訟案例都可以公開查詢到。此外，其他一些機構也有類似的評選可以作為參考，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評選的年度最受關注刑事案件等。同時，還可以借鑒司法機關的權威指導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的諸批指導性案例，作為經過嚴格篩選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就為法學課堂的案例教學提供了極好的材料來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響性訴訟案例的選擇要為刑事法教學服務，這就要求教師加以甄別并各自根據特定的教學過程加以設計。首先，教師要把握其選取的案例不能是僅僅具備社會影響力、奪人眼球的新聞式案例，真正的影響性訴訟在具有影響性的同時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論研究價值。如果僅僅因為案件情節的離奇、當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純粹被各種媒體炒作而成的所謂大案名案是不適宜作為教學案例的。其次，教師還應注意案例的選擇和匹配，即根據課程設置的需要和學生的已有知識、課堂規模等狀況選擇和使用恰當的影響性訴訟案例。

二、刑事法教學引入影響性訴訟案例教學模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