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探討清代揚州文藝勃興之因，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石艷艷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現代傳播理論的研究證明,任何一種人類活動若想取得社會的認可(包括文學藝術活動),必須建立在具體傳播行為有效的基礎之上。因為“傳播———作為社會構成的一種形式———促成意義的形成,而后者隨著時間變成習慣化以后就提供了共同體驗的基礎,這一共同體驗給了組織成員的組織形成行為一個情境。”①可見傳播行為主體是人類活動價值形成和確立的基礎,也是傳播對象和受眾之間達成情感交流的橋梁。所以傳播者的多樣性、豐富性顯然更有利于從多角度、多層次推動傳播活動的順利進行,這一規律也同樣適用于文學藝術的發展。

在思想禁錮極為嚴苛的清代社會背景下,面對揚州文學藝術活動的繁榮興盛,若從傳播學的視角對之加以考察,我們會發現這一現象的出現部分得力于當時文藝傳播方式的改變。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文學藝術一直是作為在宦海仕途中沉浮的士大夫們自我享受的精神活動,其創作和散播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空間內。盡管創作者以此自得,將之視為社會精英的衡量標準,卻在事實上造成了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上與普通大眾的審美趣味與接受能力之間出現悖離,加劇了“雅”與“俗”的矛盾。清代揚州文藝活動沒有囿于此前文人作為傳播主體的單一傳統方式,而是融合了一類新興傳播者———鹽商群體。在傳播過程中,他們的獨特觀念和行為從雙向的角度影響了創作者和接受者,促進了二者的理解和融合,改變了文藝創作的目的和形式。所以清代揚州文學藝術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社會影響應該說是與傳播者的多樣性,尤其是自身定位的明確性密不可分。所以本文力圖通過對清代揚州文藝傳播活動中鹽商階層之分析,探討清代揚州文藝勃興之因,并啟發當代文藝傳播活動。

一締造適宜的傳播環境

文學史證明,好的環境可以給創作者提供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強烈的心理動機;鑒賞者也可因此形成愉悅的閱讀心境和審美的閱讀態度。正如傳播學研究證實,“不同的傳播地點影響受眾對信息的選擇,好的傳播環境增強受眾接受信息的可能性”,因為“在這樣的環境里受眾就會處于興奮狀態和愉快的情緒之中,這樣的精神狀態就有利于信息的選擇和接收。”②在清代揚州文藝傳播活動中,我們有幸看到擁有財富和地位的鹽商階層積極介入塑造適宜文藝傳播環境的過程之中,從而激發出創作主體澎湃的激情。

1.兼容的人文環境。“十年一覺揚州夢”、“人生只合揚州死”。自唐代以來,吳文化影響下的揚州自古就是一個與非主流文化藝術結緣的中心城市。及至“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時代,揚州更進一步與傳統的文化疏遠了,成了不得志不合潮流的文人的大休閑娛樂場。”③即揚州文化傳統歷來以強烈的批判性、高遠的超越性、闊大的包容性、豐富的創造性為基本特征。這一文化特征在清代揚州鹽商群體中獲得了響應并進而促成了本地區文學藝術的發展。“揚州鹽商大多數并不是揚州人,他們是由來自陜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江蘇各地的商人匯聚成的綜合群體。”④其中尤以來自于信奉“賈名而儒行”的徽州商人為主。他們對于文學藝術活動異常熱衷,“上焉者,在揚則盛館舍,招賓客,修飾文采。”⑤這種對于文學藝術的競相消費之風是違背儒家崇尚儉樸之原則的,但是“義”與“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沒有更好的解決之道出現之前,人們一般會從現實利益的角度出發對之加以權衡。乾隆也因鹽商競相奢侈的文藝消費行為獲得的實際社會效應(如刺激城市經濟的活躍、增加就業機會),而對兩淮鹽運使尤拔世的指責作如下批示:“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養,無如游手好閑之人,皆令其敦儉,彼徒自封耳。此見甚鄙迂。至于汝自不當奢華耳。”⑥除此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五蠹之一”惡名的重壓下,以謀“利”為目的的中國商人為了生存更具忍耐力和包容性,長期的異地商業活動也促成他們必須主動與異質文化產生交流、彼此融合。而“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⑦的清代鹽法讓揚州鹽商不需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即可滿足口腹之欲,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級理論,他們自然也是必然要將目光投向流行于此地以“高雅”為標志的文藝活動。引得南來北往的才人名士都愿意“騎鶴下揚州”,在自由輕松的樂土上交流思想,構成多樣性的文藝生態環境。

2.優美的自然環境。揚州地處江蘇中部,歷來以風景優美著稱。及至清代,這一地區優美的自然環境在鹽商手上更是得到了推陳出新。尤其是私家園林的建設,在當時非常盛行。據統計,清代前期城外名勝26處,共39個風景點。⑧率皆商人自修其業,供奉宸游之所。”⑨鹽商在造園時,一般都會重資延請名士設計,成就了“揚州園林甲天下”之美譽。園林本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為感悟天道,尋求功名之外的人生價值的寄情之所,后成為文人墨客表現審美觀念的實物傳播手段。揚州鹽商在追捧“雅行”的同時也吸收了這一觀念,如著名的馬曰琯和馬曰璐、江春、洪征治家的小玲瓏山館、康山草堂、倚虹園經常會舉辦文人雅集和戲劇演出,且經費都由主人承擔。與天地渾然一體的勝景客觀上造就了文學藝術家開闊與高遠的藝術心胸,忘卻塵世的紛爭和現實的困擾,通過與自然的交合去體會生命本真和自在意義,并無需為此付出物質代價、備受形體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文學藝術創作者和接受者本體的自由與解放。由此當我們今日來翻檢清代與揚州有關的文學藝術作品,很少發現世事艱難、悲苦交集的沉重,更多感受的是避世隱居、閑適自得、悠游山水的輕快。盡管有不少學者認為鹽商介入文學藝術傳播活動的動機復雜,甚至也可能是進行自我夸飾、變相廣告的一種手段。但是我們也要承認,揚州深厚的文化傳統使得以借助文藝活動提高自身形象為目的的清代鹽商客觀上具備了水平不低的藝術修養和鑒賞能力。他們在歷史奠定的基石上進一步延續、深化揚州文學藝術活動兼容并蓄的人文環境和優美動人的自然環境,也為藝術家們提供了良好的創作心境,完善和加強了文藝傳播效果,形成了一種雙贏的局面。

二引導先進的傳播觀念

在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揚州,文藝創作者與鹽商階層之間形成了生產消費關系,并使后者成為當時文藝傳播活動的“把關人”和“二級傳播者”。和單純的信息接受者相比,他們具有“價值觀的人格化體現(其人為誰)、能力(其人的知識)、可利用的社會位置(其人所知的人)”等特征。⑩這也就是說,傳播者因為身份地位、興趣愛好及個人品質的差異會使其中相對處于強勢的人群對傳播的內容選擇、方式途徑、效果影響起到把關作用。如揚州鹽商的獨特審美趣味和行為習慣就使得清代揚州文學藝術形成了頗具特點的審美傾向。#p#分頁標題#e#

1.雅俗共賞?？滴跄涎矔r,對鹽商的供奉“面露喜色”;但在批閱關于揚州鹽商要求借錢捐輸的奏折時又稱之為“奸商”。這種視鹽商為一種可加以利用但絕不能被依賴的觀念,導致鹽商本質里的兩面性。他們一方面對被皇室奉為圭臬的高雅藝術投以關注的眼光。如大鹽商兼大鑒藏家安歧花費巨資搜羅了陸機《平復帖》、王羲之《遠宦帖》等被視為經典的傳世佳作。至于詩人文章家更是被他們宴請為座上賓客,受到禮遇。而在實際生活中,更具休閑與消遣性的俗文藝活動備受鹽商青睞。根據清人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八記載:“每會酒肴俱極珍美,一日共詩成矣,請聽曲。……倏忽間命啟屏門,門啟則后二進皆樓,紅燈千盞,男女樂各一部,俱十五六歲妙年也。”○11吟詩作賦之雅行與目口耳鼻之俗樂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活動。在貌似矛盾的表面現象之下,實際上是商人階層進行自我心靈調節的撫慰。他們只能在最遠離現實的審美活動中尋求主與次、上與下的和諧統一。雅俗共賞的觀念來源于商人,對于文人墨客不啻是一種最有效的影響,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由此發生了變化。一方面,部分傳統的文人雅士受此風薰染,如袁枚、趙翼等,每到揚州都要看戲:“又入揚州夢一場,紅燈綠酒奏《霓裳》。經年不聽游仙曲,重為云英一斷腸。”○12另一方面,當地民間則流行諺語:“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

2.求新求變。內心的沖突與矛盾,以及流動性強、變化指數高的生活特點,成就了商人尚奇好險的性格,并影響到他們對于藝術風格的喜好。如清代初期的繪畫,主流畫風以“四王”為代表的王室審美趣味為主,色彩華麗奪目、布局古板、主題陳舊、缺少創新。揚州鹽商表面上也與宮廷畫風相唱和,但骨子里卻并不依循世人之眼光。他們在見識了遠系徐渭、近承石濤,以藝術表現上的超逸性、藝術形式上的創新性、藝術情感上的深刻性和藝術品質上的市俗性作為最主要的美學風格的揚州畫派后,○13不僅不以為可笑,而且對他們推崇之至。鹽商對于揚州畫派的喜惡雖然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人格和水平的高下,但是鹽商與畫家之間矛盾而統一的關系確實促進了進步畫風的推廣與傳播,以至許多原本工于傳統主流畫風的畫家改變風格,延續和深化了“八怪”的畫風。在其它文藝活動中,鹽商的觀念亦如此。比如家養戲班,都要求人人有特長,務去中庸。

3.開放融合。自隋唐以來,揚州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之一,也是我國最早開展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城市。這種歷史的影響在清代揚州鹽運昌榮的局面下擴大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鹽商們交往的對象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百姓,南來北往,自然形成了一種樂于交友、勤于待客、開放融和的生活習慣,并將這一習慣帶入到了文藝傳播活動的過程之中。不同區域、不同風格的各種文藝活動都得到鹽商們的禮遇和厚待。被鹽商爭相延請的朱彝尊、王士禎、吳偉業、盧見曾、姚鼐、厲鶚、袁枚、孔尚任、葉燮、查士標、石濤無一不是當時名士,他們的到來使得揚州城“為天下之大逆旅”,“蓋如百工之酒肆焉”。“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遠千里之會,正是思想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力量整合之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等傳播形式的巧妙結合”,“傳播的規模、范圍、影響與效果,都顯著擴大。”○14尤其是歷次文人雅集,通過互相激蕩、推敲和批評,大大豐富了文藝活動的表現內容和形式。曾任揚州任推官的王士禎晚年回憶自己在揚州時的經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P,比肩接跡。”雅俗共賞、求新求變、開放融合這一文藝傳播觀念來自于鹽商這一“二級傳播者”自身的特性,卻與新興文學藝術力圖發展所需的客觀條件形成了內在的呼應,引導著清代揚州文學藝術走向了輝煌。

三參與傳播的積極行為

“傳播者的威信對受眾選擇信息有直接影響。當受眾認為傳播者是一位很有威信的人或組織時,傳播者對受眾就會有權威性的影響力。”○15揚州商人作為清代文藝傳播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一方面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成為觀念的引導者,另一方面,他們也從單純的貿易商人轉而身兼多職,成為活動的組織者、踐行者、推廣者,并影響到一般文人階層對自我身份的審視。所以我們有必要認清具體傳播活動中的商人行為特點,從而力求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

1.積極組織。鹽商主辦文藝活動的傳統始自明代,興于清代。“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16除了前文所說提供環境優美的場所之外,在歷次活動中,他們也承當起籌劃、聯絡、準備的工作。一次成功的文藝活動往往需要一批人格高尚、相互契合的活動主體,而這正有賴于鹽商的獨特眼光和積極參與。一些家產頗豐的巨商不惜重金延請優秀的文學藝術家長期居家創作,營造出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活動氛圍。經常出入康山草堂的方貞觀、蔣士銓、金兆燕、蔣宗海都是當時的名宦或名士。吳梅村的孫子吳獻可曾經住江春家中居住了二十年之久,袁枚、趙翼等人也時常小住于秋聲館。在這樣一個氣氛活躍、質量穩定的基礎上,鹽商幾乎涉足到了清代揚州的歷次文藝活動和各種文藝樣式,推動和擴大了清代揚州文藝創作的發展和影響。而揚州戲劇活動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與鹽商的規范化組織有關。他們在每次文人集會上都會安排或簡或繁的戲劇演出,實際上也是間接地成為戲班活動的免費“經紀人”,文人的詩文評價則成為變相的廣告行為,優秀的戲班和演出者往往很快為更多的人所熟悉和延請。

2.身體力行。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鹽商階層已經培養了一定的文藝鑒賞能力。一部分長期與文人相往來的商人甚至游離其原有身份,成為水平參差不齊的文藝創作者。譬如曾任兩淮總商的江春不僅延請了金兆燕、蔣士銓這樣的作戲高手,而且還積極參與他們的戲曲創作。蔣士銓寓居康山草堂創作《四弦秋》等劇時,號鶴亭居士的江春不僅資助他,還為其作品正拍。紅雪樓藏本《四弦秋》署名:“鶴亭居士正拍,清容主人填詞,夢樓居士題評。”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對江春的詩也頗為推崇。《隨園詩話》卷十三說:“其心胸筆力,迥異尋常,宜其隱于禺家莢,而能勢傾公侯,晉爵方伯也。”另一位揚州鹽商程晉芳,乾隆進士,曾參與纂修《四庫全書》。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七說他“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為詩歌唱和無虛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袁枚《寄程魚門》詩云:“昨吟吾子詩,音與漢魏同;宮商一再彈,流水滿絲桐”,對他評價甚高。商人與文人、商人與藝人角色混合與顛倒的現象影響了文學藝術活動的傳統觀念,比如商人重利的意識開始滲透到原本蔑視金錢的文人的價值觀中。以鄭燮“筆榜”可為佐證。作品的消費功能被承認,意味著創作主體的價值被認可,肯定了文藝接受者的主觀能動性。#p#分頁標題#e#

3.推廣成果。文學藝術的傳播過程中媒介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媒介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失去了一定的載體與中介,人類的信息傳遞就無法實現,甚至連最起碼的思想溝通也是不可能的。”○17有清一代的皇帝們對于書籍禁毀甚為熱衷,乾隆稱為編撰《四庫全書》之需,六下江南網羅各種書籍,實際是為了禁錮異端思想之流播。但由于揚州源遠流長的印刷文化,鹽商私刻現象蔚然成風。每次文人詩會都會立時刊刻,并送往各處進行交流推廣。被傳為佳話的鹽商資助學人刻書更是風行一時。朱彝尊《經義考》300卷,已刻167卷,稽遲半個世紀,子孫無力續刻,馬曰琯、馬曰璐抽千金成全其事。書家蔣衡花12年時間寫成十三經八十余萬言,馬氏費千金裝璜。江春在南河下筑隨月讀書樓,專為學人刊行詩文集。書籍刊刻之后,鹽商會精心珍藏,并以供人閱覽作為一大樂趣。鹽商對于揚州文藝作品傳播的積極參與,擴大了作品受眾的范圍,提高了鑒賞者的水平,成就了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通過積極參與,鹽商在改變著傳統文藝傳播活動觀念的同時,也改變了自身的形象。風雅一詞不再是商人階層的對立面,文人也開始注重文學藝術的經濟效益,獲得保持自我風格的物質基礎。

四結語

清代揚州的文學藝術活動可以說是一朵綻放在文藝史上的奇葩,種類繁多,質量高超,名人輩出,直接影響到整個時代文藝活動的審美傾向和實踐創作。歷來有不少學者對其原因進行了深入探究:或依據“時代、環境、種族”三元素說進行考證,或從經濟學的視角探討清代揚州經濟對文藝的推動作用,或是從民俗學的角度來分析揚州文藝活動的興盛。這些研究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使我們發掘出歷史的真相,用以指導當代文學藝術活動。而當我們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和探究其勃興之謎時,收獲卻頗為新鮮,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文學藝術不能僅僅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背離文學創作和傳播的規律,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清代揚州商人的定位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他們基本上尊重文學藝術創作規律和法則,并因對自身的清晰定位使得文學藝術得到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有效傳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