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先濤 單位：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我國處于社會的轉型期，也是矛盾多發期，突發性事件的數量增長迅速，高校作為社會網絡的重要節點也難置身事外。與高校相關的負面新聞屢見報端，如學術造假、論文抄襲、學生墜樓、校園安全等。這些事件的影響很大，如不能及時、妥善處理，后果嚴重。如某高校教師論文造假事件曝光后，引起軒然大波，嚴重損害了該高校的形象，致其陷入信任危機，公眾對該校的科研提出質疑，各種言論充斥于媒體。事件的責任承擔者，該高校選擇了沉默。“沉默”的危機傳播方式，不但未能消除公眾的疑慮，反而加深了公眾的質疑。國內高校缺乏完善的危機傳播管理模式，未有成熟的危機傳播機制。危機事件出現，責任主體便陷入了輿論漩渦，疲于應付。高校危機傳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不能掌握信息的主動權，信息遲緩、信息量少，不能滿足公眾的信息獲知需求。二是高校在危機傳播過程中，未能與媒體構建良好的合作關系。“害怕”和“被動”情勢明顯，忽視了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作用。三是公關意識淡薄。沒有成熟的危機傳播策略，沒有通過大眾傳媒維護和修復組織形象。非常時期組織的信息傳播，我們稱為危機傳播。危機傳播對于維護組織形象、媒體公關、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以及營造教育品牌，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高校組織而言，面對危機傳播的種種弊端，如何建立良性的危機傳播機制是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危機傳播的定義及相關研究

危機是什么，有學者認為是事件，也有學者認為是狀態。危機的定義有很多種，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提法，但無論是事件說還是狀態說，都認可危機是與不確定的負面事實有關聯，會給當事者帶來某方面的損害。危機傳播是組織管理的核心程序，即指組織面對危及自身生存發展的突發性事件或災難性事件，利用大眾傳媒及其他手段，對社會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傳播活動。我們認為，危機傳播是指在組織出現危機事件或陷入危機狀態時，組織利用大眾傳媒及其他手段控制、影響信息傳播的活動。

在傳播學發展過程中，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引起了傳播學者的關注。[1]如“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引起了學者對于傳播效果的重視。隨著時間的推移，傳播學研究的對象也日益細化，危機傳播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以強生公司（Johnson&Johnson）遭遇泰諾膠囊事件引起大眾對危機傳播的關注為標志。此后，危機傳播逐步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在眾多學者的參與下，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危機傳播研究涉及到多個學科的知識，如傳播學、管理學、公共關系學等。危機傳播研究的歷史不長，還沒有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論體系。眾多的研究者由于學科背景及研究重點的不同，產生了一些影響力強、側重點各異的危機傳播理論，如企業辯護理論、階段分析理論、卓越理論、形象修復理論等。其中，卓越理論的影響力較大。卓越理論從公共關系的視角，研究危機傳播，其理論建構了四個信息的傳播模型。如表1所示。在大眾傳媒時代，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促使信息傳播方式增多、內容呈現方式多樣化。信息傳播大環境的變化，對卓越理論的應用也產生了變化，如新聞模型和公共關系模型，由于其信息傳播方式的單向性，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2]科學勸說模型和相互理解模型，信息的雙向流動有利于滿足受眾的信息知情權，能夠監測信息傳播的效果以及為危機傳播提供及時反饋，傳播效果較好，因此這兩種模型應用較為廣泛。

英國危機管理專家羅杰斯特（MichaelRegester），針對危機發生時的信息傳播現象提出了著名的“3T”原則：主動告知（tellyourowntale），即處于危機中的組織應主動地告知信息，爭取信息的主動性；迅速告知（tellitfirst），即組織應當及時、快速的信息；全部告知（tellitall），即組織在信息時，應當知無不言，公開所有信息。這些理論成果已經被廣泛運用，為解決危機傳播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然而，高校危機傳播并未受到重視，既缺少有效的管理，也缺乏相應的機制。危機傳播理論幫助我們探討危機傳播的管理策略和機制，我們應該充分借鑒國外高校處理危機的體制和信息傳播的策略，探討高校危機傳播管理機制形成。二、高校危機傳播管理存在的弊端國內外高校對危機傳播的重視及處理方式大相徑庭。美國一些高校擁有豐富的處理危機傳播經驗、完善的危機管理機制及危機傳播管理措施。美國高校能夠很好地與媒體合作，處理好組織、媒體和公眾的關系，通過媒體公關、維護良好的組織形象。國內高校缺少相應的經驗，缺乏系統性的危機傳播管理機制，沒有完善的危機處理措施，缺少有效的危機傳播策略，經常錯失危機傳播管理與控制的良機。

（一）不能掌握危機傳播的信息主動權

開放獲取(OpenAccess)已經“撲面而來”.2022年4月10日,根據WebofScience平臺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簡稱SCI)數據庫統計,2021年全球出版SCI論文2747405篇,其中開放獲取論文有1251434篇,占比為45.55%.可以預計,全球開放獲取論文將很快超過非開放獲取論文.我國較早就參與到全球的開放獲取運動中.2003年12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國科學家簽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和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合作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和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分別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對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時滯期(embargoperiod)均為12個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開放科學首次寫入我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九十五條:國家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完善科研論文和科學技術信息交流機制,推動開放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雖然該文本中沒有直接提及開放獲取,但有學術期刊、科研論文、科學技術信息交流等表述,開放獲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開放獲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時,關于開放獲取的爭論、質疑和誤解,在全球范圍連綿不絕,國內尤甚.這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單純與“經濟賬”相關的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學術傳播凈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種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簡單分析了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然后給出了一些具體的可能行動.

1關于開放獲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關于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費用(fee)(廣義的成本包括費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人們大多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直接原因與連續出版物危機(serialscrisis)有關,連續出版物危機給圖書館造成了財政困境,從長遠來看,僅僅通過增加連續出版物預算是無法解決的[5,6],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放獲取[7].后來,隨著文章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們發現開放獲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從而提出包括訂閱成本、文章處理費和額外管理成本的總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個英國機構在2007~2014年間的總出版成本數據[8].目前,在OA2020國際開放獲取行動和S計劃(PlanS)的推動下,人們希望可以把當前用于期刊訂閱的經費轉換為支持開放獲取出版的資金,快速實現大規模開放獲取出版的同時,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總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開放獲取研究鮮有報道.2009年1月,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發布研究報告,嘗試著分析替代學術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潛在收益(替代學術出版主要指開放獲取出版和自存檔,即金色開放獲取和綠色開放獲取)[9].不過報告中關于潛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節約,關于可訪問性的收益沒有實質性展開,并且該報告發布后引起很大爭議[10].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全世界經同行評議的研究論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檔(綠色開放獲取),它將產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提出

開放獲取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頭仍還是以學術出版為代表的學術傳播問題.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個社會或某個特定國家的視角(類似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一個新概念被提出:學術傳播凈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對應的兩個概念為學術傳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學術傳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學術傳播凈收益(NBSC)=學術傳播收益(BSC)–學術傳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識.(1)學術傳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識傳承(教育角度)、成果轉移轉化(經濟角度)、促進人類文明(社會角度)等.經濟學中,收益通常指財富的增加.廣義上的收益可以是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獲得的滿足;既有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貨幣計量的.(2)學術傳播有成本,無論傳統的訂閱成本還是文章處理費.為了簡化處理,不再區分成本和費用,統稱為成本.經濟學中,成本指為達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應付出的代價.從圖書期刊的產業鏈看很容易理解學術傳播成本,編輯加工、排版、印刷、發行等均有實實在在的成本發生.(3)理性決策,對于開放獲取利弊的分析,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收益的變化,也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成本的變化,而是應該測度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經濟學中,凈收益通常是收益與成本的差額.用凈收益的變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變化去評估目標對象(特定企業或項目等),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被普遍采用.這些概念并不復雜,只是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凈收益等概念與相關理念,簡單移植到學術傳播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觀視角,不涉及微觀的特定企業或機構的學術傳播成本、收益和凈收益分析.

3基于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開放獲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分析開放獲取利弊,變成論證如果實施開放獲取,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則開放獲取有利于學術傳播,反之則不利于學術傳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實現路徑有4種.路徑1:ΔBSC>0,ΔCSC<0.這條路徑最理想,即開放獲取不僅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也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2:BSC不變,ΔCSC<0.這是目前討論較多的路徑:開放獲取是否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3:CSC不變,ΔBSC>0,即開放獲取后學術傳播成本其實沒有變化,但是學術傳播收益增加了.路徑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開放獲取既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又增加了學術傳播成本,但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超過了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簡單,但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從根本上思考開放獲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樣適用于分析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開放獲取很可能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根據大致的測算,由于歷史上定價參照標準較低、我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相對歐美國家較少等原因,我國目前支付給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訂閱費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銷售額的比率一般不超過10%.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已經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商業出版社的年報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驗證.如果簡單化處理,假設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全部金色開放獲取,文章處理費總額通常按照發文量計算,基于SCI數據庫的簡單統計,2019~2021年我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論文在全球占比均超過20%且繼續增長.因此,可以推測開放獲取很可能會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但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開放獲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國龐大的研發人員和學生,促成工程師紅利和科學家紅利.我國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究生數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國招收研究生117.7萬人,在校研究生總數增至333.2萬人[13].如果我國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開放的,所有這些研發人員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從中受益.開放獲取可以助力我國的經濟轉型.創新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繼續追求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速度,以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持續過渡.不僅在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研究的大學和關注應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通過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見性,促進對科學數據的公開訪問,有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整體上判斷,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額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國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當然,對學術傳播凈收益的準確度量非常困難,此結論尚需更加嚴密的測算和論證.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中.

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來臨之際，傳統紙媒面臨巨大危機與挑戰。學術期刊要維持生存，并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必須借助新媒體的傳播方式。微信公眾號具有內容投放精準、傳遞方式快捷、功能豐富、成本低廉、分享無限制、影響廣泛等優勢，近年來發展迅猛。據統計，2017年微信的月活躍用戶數量已達8.89億。根據企鵝智酷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對超過4萬名微信用戶的調查結果發現：超過90%的微信用戶每天都會使用微信；在每天都會使用的微信功能調查中，朋友圈、收發消息和公眾號排名前3。因此，借助微信公眾平臺實現學術期刊的移動出版，是推動期刊發展、提升影響力的一種有效手段。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術期刊開通了微信公眾號，但投入精力并成功運營的較少，甚至存在休眠和半休眠狀態的“僵尸號”；而且，利用微信公眾平臺進行內容傳播的學術期刊中，也普遍存在推送內容照搬紙刊，缺乏二次加工而導致的重點不突出、閱讀體驗感較差等問題，難以滿足手機用戶碎片化的閱讀需求。針對該問題，本文調查了學術期刊微信推送消息的情況，在此基礎上探討推送內容的選擇及加工技巧。

1學術期刊微信推送內容的選擇

利用微信的公眾號檢索功能，對21種物理類核心期刊和11種力學類核心期刊進行刊名檢索，得到18個結果，其中4個賬號主體為個人，且沒有推送任何內容；得到官方認證的公眾號中，除個別推送內容較豐富以外，其他均以推送期刊論文為主。利用微信進行期刊文章的傳播，具有快速、便捷、易分享的優點。但學術論文具有信息密度大、邏輯結構完整、邏輯體系嚴密的特征，閱讀時需要讀者注意力較為集中，并進行深入思考，而在移動終端上進行的通常是具有碎片化特征的“淺閱讀”，讀者在手機上閱讀一整篇科技論文的意愿不夠強烈。因此，采用圖文摘要＋原文鏈接的推送方式，將內容精華、亮點傳達給讀者效果會比較好。

2學術期刊微信推送圖文摘要的選擇

圖文摘要應在有限篇幅內將文章內容忠實地傳達給讀者，同時兼顧閱讀體驗。既要讓讀者感到“讀之有物”，又不能過分冗長導致讀者失去興趣。

2.1文字

圖文摘要的文字部分主要包含作者及單位、摘要、關鍵詞、DOI及推薦引用格式等。摘要應全面準確地概括論文的重要內容，“四要素”（目的、方法、結果、結論）齊備；此外，編輯還可以從正文中提取重要數據、現象、討論內容等，整合后加入摘要中；對于精品文章，可由編輯或編委寫推薦語。

作者：張湞 張明偉 周榮庭 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網絡科學傳播模式是對通過互聯網進行科學傳播一般規律的抽象和總結，其傳播內容主要是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以及科學公共事務等，傳播渠道主要是互聯網。對學科層次的學術交流，很難選擇“科學共同體專業集團內部的科學傳播”、“科學共同體子集團內部的科學傳播”等概念，類似說法比較冗長，難以理解。考慮到學科層次的學術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評議的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之所以沒有選擇科學同行這樣的字眼，主要是因為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學同行容易被理解為科學共同體。學科同行的確定，一般依據它的最高課題、專業團體的成員情況和所讀期刊。

一、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簡析

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主要指學術交流，而學術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為，論文的傳播模式對會議報告、開放課件等具有參考意義。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論文、網絡、學科同行，公眾也可以參與其中。本文提出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見圖1。通過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其實是一個開放的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個擁有反饋機制的循環模式，學科同行以網絡為載體，在同行內部和公眾之間進行科學傳播。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種傳播模式中的各個要素。對論文而言，無論是紙質出版還是網絡傳播或者其他傳播途徑，要想在作者、讀者、資助者間建立互信，必須保證傳播信息的高質量。在各種質量保證體系中，同行評議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中，同行評議將是一個重要環節。同行評議在傳播模式中的位置并無定規，既可以在于網絡之前進行，也可在于網絡之后進行。該模式中的網絡，一方面指論文在網絡上實時發表，另一方面指論文在網絡上進行典藏，即論文倉儲數據庫。學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論文得以典藏并能實時查閱，是學科同行內部網絡科學傳播模式順利進行的條件之一。該模式中的學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論文并能進行反饋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該模式中的公眾，除了非科學共同體成員還包括非學科同行科學共同體成員———他們也難以對論文進行反饋，與非科學共同體成員并無太大區別。圖1是對學科同行內部科學傳播模式的抽象概括，這其實是一種無阻礙的理想描述———論文生產完畢，快速發表典藏于網絡，學科同行閱讀使用并進行反饋。在實踐中，相關工作者正努力實現這種理想狀態，其中以開放獲取模式（OpenAccess）為代表。

二、開放獲取思想與其特點

學科同行內部的科學傳播也即專業交流，除去面對面的交流，一開始是通過寫信等方式來完成，后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展與普及，以發表學術成果為目的的學術期刊出現。1665年在英國出版的《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評議的科學期刊。同行評議是一種科學的專家決策制度，到目前為止仍被公認為最好的一種決策制度。以同行評議為基礎的學術期刊，幾百年來為科學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貢獻。但是一些問題也開始暴露。第一，學術期刊體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學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發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學術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載太多文章，科學共同體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無疑問就被浪費。第二，時效性不強，不能及時捕捉科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在科學高速發展的當代，論文寫作到發表之間的周期過長，會影響科學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對2006年中國科技期刊影響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進行了統計，審稿時間不低于2個月的超過50%。第三，期刊價格快速升高，讀者不堪重負。紙質期刊價格升高，出版商又通過IP和密碼等控制電子版，信息費用被抬高。據LibraryJournal的統計，2004年到2008年，平均價格相對上漲最高的為哲學與宗教領域的期刊，上漲幅度達到178%，最低為數學與計算機學科領域，上漲幅度也達到27%。第四，傳播價值無法最大化。學科同行之外的公眾，基本不可能訂閱學術期刊，當其對某論文有需求時，路徑依賴導致其不知也難以查閱。紙質期刊數量有限，不易保存，后來者很難繼續利用。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術期刊漲價與圖書館經費減少、網絡使用范圍擴大與學術期刊電子版訪問受限、學術研究速度加快與學術期刊出版滯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漸凸顯，并導致學術交流危機，于是開放獲取（也稱開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漸得到認可。開放獲取是一種全新的文獻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費而用戶免費，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獲取該學術資源。通過開放獲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與公眾見面，避開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機構，促進了信息傳播。在網絡作用下，文獻檢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術保證。

三、開放獲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為例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說，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摘要：針對當前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自然災害多發的態勢，通過高校應急管理方案的制訂進行研究，加大對應急管理方案的設計建設力度。進一步提高高校圖書館在遭遇安全突發事件時的應對能力。在對當前的日本高校圖書館的危機管理研究進行了分析，通過總結后，提出四項關鍵的應急管理方案子預案，以促進高校圖書館未來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應急服務

一、引言

高校圖書館是高等學校收集、整理、保管、傳播和利用文獻資料的場所，也是為高校的教學、科研等活動提供知識和信息的重要機構。在當前的數字信息時代，能否為讀者提供良好的“文獻信息服務”已經成為了衡量一所高校圖書館服務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而決定高校圖書館服務水準的一個重要因素則取決于該館是否擁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方案。本文將對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設計及所涉及的關鍵內容進行分析和研究。

二、當前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研究現狀

需要指出的是，完善的高校圖書館管理方案既包括圖書館的日常管理方案，也包括在災害、緊急狀態、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等特殊情況下的應急管理方案。特別是在經歷了病毒疫情的圖書館界，對于建立怎樣的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加大研究力度。制定符合高校圖書館自身特點的應急管理方案，當圖書館在遭遇公共安全突發事件及各類緊急事件時，能立即實施應急管理方案，是非常時期高校圖書館能夠為公眾及讀者提供圖書館應急服務的重要前提，此舉也進一步凸顯高校圖書館通過對知識信息的服務和對文化的引領，幫助讀者有效應對災害，促進社會和諧與進行的社會職能。針對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的研究現狀，筆者于近日通過中國知網（CNKI）的期刊庫進行了有關主題的文獻檢索。具體步驟為：先將“文獻分類目錄”做“清除”操作，接著選擇其“信息科學”一級欄目，接著在“信息科學”一級欄目下勾選二級欄目“圖書情報與數字圖書館”，隨后在其檢索引擎的“主題”欄中輸入“應急管理”，“并”包含“高校圖書館”，并把年限設置為“1949年”至“2020年”，執行檢索后共獲得符合條件的相關文獻9篇，在結果頁面上方的“分組瀏覽”中選擇“應急管理預案”主題詞，檢索獲得符合條件的相關文獻2篇，此2篇論文分別發表于2012年和2017年；接著在不改變文獻分類目錄的前提下，將“應急管理”更改為“應急服務”為主題“并”包含“高校圖書館”，年限仍為“1949年”至“2020年”，執行檢索后共獲得符合條件的論文文獻10篇，其“分組瀏覽”主題詞顯示近8種分主題，僅“應急服務平臺”為分主題的論文就有4篇，10篇論文文獻的發表年度為：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2年1篇，2020年7篇。通過兩次檢索的結果可以得出結論，自病毒疫情發生之后，圖書館理論界對于“非常規狀態下高校圖書館應急服務”的研究十分重視，所檢索獲得的10篇相關理論文獻在2020年便發表了7篇；但以“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僅2篇，2020年年初至今未發一篇。

三、日本高校圖書館應急管理方案的設計與實踐

作者：趙路平 許鑫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一、公共危機管理：動態危機傳播過程

從古巴導彈危機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露事故，從“9•11”恐怖襲擊到“非典”、大腸桿菌疫情蔓延，從全球金融危機到印度洋海嘯、佛羅里達颶風、汶川地震，從埃克森公司（ExxonValdez）石油泄漏事故到強生公司泰勒諾（Tylenol）膠囊中毒事件、各種食品安全事件……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同時，各種問題和矛盾也隨之而來，越來越多潛在的或是正在發生的公共危機日益成為人們不可回避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風險社會”①的時代，“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免疫于危機”，[1]如何應對公共危機，維護公眾利益和公共安全，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已日益成為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在大眾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信息傳播在公共危機管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學者認為公共危機管理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危機傳播過程”（aprocessofongoingcrisiscommunication），公共危機傳播的效果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輿情則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民眾對社會管理者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是較多群眾關于社會中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等表現的總和，[2]公共危機是引發輿情的重要的中介性社會事件。公共危機傳播貫穿于公共危機生命周期的每個階段，是政府、組織與社會、公眾之間雙向互動的信息溝通行為，在此過程中，輿情的監測、分析、研判、疏導等是危機傳播成功與否的關鍵。

十六屆四中全會把建立和完善輿情信息匯集和分析機制寫入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反映了黨和國家對輿情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我國網民數量達到4.57億，占全球網民總數的23.2%、亞洲網民總數的55.4%，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34.3%，其中手機網民在總體網民中的比例進一步提高，達3.03億。[3]以即時、互動、開放為特點的網絡傳播為公眾表達意見，參與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平臺。由此，輿論打破了時空限制，出現了聚合化、實時化等趨勢，大規模、全國性的輿論可以在短時間迅速形成，這一點在公共危機傳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此背景下，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對網絡輿情進行準確分析和研判，進而通過有效的危機傳播預防和化解危機，直接關系到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對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在理論方面也極具價值：一方面，對公共危機傳播中網絡輿情這一特殊信息傳播方式進行分析研判，能夠幫助我們深入研究新媒體環境下危機信息傳播的新特點、新趨勢；另一方面，在定量與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對公共危機傳播中網絡輿情的分析研判機制進行探討，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網絡輿情發生、發展、演變的一系列過程，是對輿情基礎理論的深化和拓展。

二、公共危機傳播中的網絡輿情分析研判機制

在危機傳播方面，目前探討的重點集中在危機引發的信息流動和系統互動過程，在研究方法上，結構分析法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個案研究，形成了管理學、傳播學和公共關系學三大主要理論視角。國外對網絡輿情的研究并不局限在社會科學領域，一些自然科學家側重于對于輿情的產生、發展進行定量分析，網絡信息處理領域重視應用技術開發，如話題檢測與跟蹤（DTD）相應的理論與應用研究從傳統對于事件的識別跨越到包含突發事件及其后續相關報道的話題檢測與跟蹤。國內對網絡輿情的關注最近幾年有很大提升，據CNKI（2005-2010）統計，相關論文呈爆發性增長，成為學科交叉研究的熱點。機制是一種在穩定和多數情況下存在的工作方式，因此公共危機傳播中網絡輿情分析研判機制建設的主要內容集中體現在對當前新媒體環境下，我國公共危機傳播中的一種特殊的信息形式———網絡輿情進行分析和研判時所采取的工作方式的建立上，其主要內容包括：

1.公共危機傳播中網絡輿情分析機制。在動態監測與全面匯集的基礎上，將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研究危機傳播生命周期中網絡輿情信息的分析策略和機制，以期更準確地描述、推論、預測和預控。

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信息的傳遞形式不再限于報紙雜志、電視、電臺等。信息傳輸方式日益豐富，從博客到微博、微信，從大篇幅到碎片化，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傳播模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吸引了更多的讀者。由于科技期刊不但傳播了信息，還積累了文化，因此，它在時展的背景下應適時擴充傳播渠道與傳播方式。傳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這給科技期刊帶來了沖擊的同時，也為自身的發展帶來了新的信息溝通、傳播方式。新媒體的涌現，科技期刊應積極直面變革，運用新的傳播模式改進自身傳播平臺以滿足社會發展及作者、讀者不斷增長的需求。科技期刊應當掌握好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新媒體進行融合，提升自身的辦刊水平及影響力。

一、新媒體對科技期刊發展產生的影響

（一）新媒體為科技期刊帶來的挑戰

紙質媒體時代，社會大眾透過閱讀書籍、報刊才能獲得資訊及傳播知識。但進入21世紀后，新媒體的出現，其獨有的優勢讓傳統媒體感到真正的危機。在新媒體“涌進”、傳統媒體“漸退”的背景下，國內科技期刊的發展也相當艱難。新媒體給予社會大眾及時、全面、多角度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讓眾多科技愛好者和科研人員不僅成為信息的瀏覽者，也成為發表者、查找者。新媒體以圖畫、文字、聲音、視頻結合的展現方式，豐富了讀者的閱讀體驗，提高了讀者的閱讀享受和閱讀欲望。這使得紙質科技期刊流失大量讀者，阻礙了期刊的發展[1-2]。

（二）新媒體為科技期刊帶來的機遇

新媒體在沖擊傳統科技期刊發展的同時，也為其發展增添新機遇和希望。盡管新媒體占據了傳統期刊許多市場份額，但與先進的新媒體設備相比，傳統紙質刊物不需電源支持，且不易被損壞，紙質刊物使閱讀愛好者有著某種特有的撫摸感覺，滿足了許多閱讀愛好者的閱讀習慣。科技期刊因仍有相對固定的讀者群體，所以新媒體暫時無法完全取代紙質科技期刊。面對互聯網帶來的巨大發展空間，科技期刊應積極與新媒體合作發展，增添傳播手段，增強與讀者之間的互動，改善經營理念，拓展品牌業務。當前，我國有部分科技期刊透過與國際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團合作，推廣網絡期刊業務，獲取了顯著的成效。

二、新媒體背景下的科技期刊發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