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倫理觀對兩型社會建構的影響，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21世紀，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成功轉型后的中國實現了經濟上的騰飛。然而，舉世矚目的成績背后，眾所周知，是以犧牲環境資源為慘痛代價的。無休止的資源掠奪、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令祖國河山已滿目瘡痍①。在如此嚴峻的環境危機面前，一大批有針對性的環境法律法規被制定出臺②。但是，綜觀近年來中國環境治理的現狀，最突出的特點莫過于環境立法的迅速膨脹，但環境問題卻日趨嚴重。盡管局部出現好轉跡象，但是整體環境依然不容樂觀，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雖然有學者將其歸因于立法與執法、司法和守法等實現環節的脫節，但這并非是問題的根本。筆者認為，環境治理成效之所以不能彰顯，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無限”的人欲和有限的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法律未能將人類的欲求科學合理的界定在環境資源總量的極限范疇之內；第二個深層次的根源則在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失和。從環境倫理視角來看，個體乃至整個群體并沒有形成正確的人與自然的倫理觀，失去了道德倫理約束的人類社會行為是導致環境問題的本源所在。在這兩個根本問題上，我們的先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法律實踐中充滿了智慧，中國古代的環境法律中所蘊含的“天人合一”、“寡欲節用”等生態倫理思想值得今人借鑒。值得慶幸的是，當今的執政者也已經認識到了問題之所在。2010年10月15日，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繼續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執政目標。兩型社會最終的落腳點是要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而這種和諧離不開科學合理的法律機制作保障。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提出，在理念上已經觸及了環境問題的根源所在。文章通過對古代生態倫理思想進行梳理，并結合兩型社會的實質內涵，希冀在法律機制的保障領域明確立法導向，為建設兩型社會提供有益建議。

二、兩型社會與傳統生態倫理觀之契合

（一）兩型社會的基本特征

“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以對資源和環境友好為特征的新的人類社會發展形態③。它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也必然是人與人基本和諧的社會。其中，人天和諧是人與人和諧的前提和保障。兩個和諧，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構成了兩型社會的基本內涵。它要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必須符合生態規律，以環境資源的生態承載力為基礎，應用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和方法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而在個人生活方式上，兩型社會倡導綠色低碳，反對鋪張浪費。總的來說，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倡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是兩型社會建設最核心的基本特征。

（二）古代傳統生態倫理觀之要義

在對待人天關系上，古人有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智慧，總結而言有以下幾點：（1）“天人合一”的整體觀。中國古人看待問題崇尚整體，反對孤立地看待事物，主張道法自然，按照自然規律安排日常生產生活。誠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要求人類按照天道運行的自然法則去實現人與自然的合一。（2）“仁民愛物，尊重生命”的生態倫理原則。我國古代對尊重生命、仁愛萬物的倫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認同。百經之首的《周易》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家提倡：“以道觀之，物無貴賤”[2]，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認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3]。儒家的“仁民”是“愛物”的前提，通過“仁民而愛物”這一途徑可以實現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的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3）“寡欲節用”珍惜自然資源的傳統美德。崇尚勤儉節約，反對“暴殄天物”，歷來是我國重要的傳統道德規范。孔子提倡“節用愛人”；荀子主張“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4]道家既反對禁欲，更反對縱欲，提倡“少私寡欲，見素抱樸”[5]。先賢們的遺著成為勤儉節約美德的重要思想來源，并深刻影響了古人的日常生活。

古人的生態倫理觀深深的影響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在規制社會生產生活的法律層面體現得更為明顯。世界上最早的環保法律《秦律•田律》就蘊含了尊重自然規律，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生態倫理觀：“春二月，毋敢伐山林，雍堤水。不復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毋毒魚鱉，置阱網。到七月縱之。”秦之后，有關生態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法律傳統一直延續至清末④。管窺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相關法，我們可以發現古人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充分尊重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以期永續利用的立法導向。

（三）兩型社會與傳統生態倫理觀之契合

通過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的生態倫理觀的精髓與我們現今兩型社會建設的內涵實質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思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契合。

第一，當代人的“和諧”與古人的“天人合一”殊途同歸。和諧，是兩型社會建設的最終目標，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這一目標的提出，是當代人與自然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誕生的。“”以來，錯誤的人天關系理念對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種種“戡天”行徑，嚴重割裂人天關系，導致了一系列的生態災難：資源匱乏、能源危機、生態失衡、臭氧層空洞、沙漠化、氣候變暖等等，都讓國人飽嘗“逆天”之苦果。在遭受到了自然的懲罰之后，國人才意識到問題之嚴重。兩型社會的提出就是糾偏之良方，重回“和諧”軌道的重要指導思想。和諧的內涵就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基本理念和行動前提，以資源和環境的極限范圍內為活動領域，最終目標是在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一理念和古人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在終極目標上是一致的。從出發點來看，今人和諧的理念與道家的天道體悟人道，要求人類按照天道運行的自然法則去實現人與自然的合一邏輯順序是不謀而合的。

如果說“人天合一”以及“和諧”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遵循自然規律，那么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順位問題。長期以來，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中，二者之間是一種純粹的征服利用關系，人類對自然的依存關系被忽視。在從自然中獲取恩惠同時，卻無感恩之心，對待萬物薄情寡義，無數物種的滅絕就是人類這種自私自利行為所導致的悲劇。在遭受到自然無情的報復之后，人們不得不重新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今的“和諧”和古人的“天人合一”都清楚的認識到了二者之間的和諧共生、相互依存的緊密聯系。二種理念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更多強調的都是一種“共生”，“尊重生命”的目標追求。其中，當代的“和諧”理念堅持發展與環境的辯證統一，要求實現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要求人們承認和尊重自然萬物自身的存在價值和發展權利，實現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四大系統之間和諧共存、協調發展，從而建立起包括自然界在內的、新的倫理道德秩序。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亦強調“物無貴賤”“重生、貴生”，認為人和自然界萬物是平等的，各有其獨立的價值和不可替代性。張岱年先生對古代人自關系的認識這樣高度點評：“中國的天人合一與西方近代所謂征服自然的思想是迥然有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保持生態的平衡”。由此可見，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當今的“和諧”和古人的“天人合一”，某種程度上是殊途同歸，相互契合的。#p#分頁標題#e#

第二，當代人的“資源節約型社會”與古人的“寡欲節用”相得益彰。資源節約型社會，是指以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高效率利用的方式進行生產、以厲行節約的生活方式進行消費為根本特征的社會。它不僅體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模式，要求在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領域，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以節約使用能源資源和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以節能、節水、節材、節地、資源綜合利用為重點，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從而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兩型社會提出之前，人類中心主義思潮泛濫。社會風氣以GDP總量的高低作為主要的評價機制，在這樣的標準之下，高增長、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式生產模式成為社會主導，錯誤的影響著個體和整個群體的社會行為。從群體角度來看，社會整體更多的是強調對資源的索取，忽略了資源利用的效率。從個體消費行為來看，這種個人中心主義理念指引下，窮奢極欲、鋪張浪費成為社會消費主流。種種不健康的人天關系，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環境問題，酸雨、臭氧空洞、能源危機、氣候變暖等等問題的顯現，無不是自然對人類無度欲求提出的警告。

在這一點上，古人對資源利用的認識高度則令今人所自嘆不如。我們的先人早在環境危機尚未顯現之前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理念，主張“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走資源持續利用發展的道路。先賢認為，一旦人類活動順天應時，有取有度，則不僅天的運行正常合序，人的生活同樣也就富足安康。《荀子•王制》生動的描述了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美好景象：“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財也。”文化的傳承使得合乎天道的資源永續利用理念在歷朝歷代的法律實踐中得意延續，成為人類文明中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兩型社會所倡導的資源節約型社會其內在理念和古人對資源的認識態度不謀而合，甚至古人的認識水準更勝一籌，值得今人學習。

三、兩型社會建設的法制保障

通過前文的梳理，我們發現了傳統生態倫理觀和兩型社會共同的價值取向。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離不開這種共同價值取向的指引。尤其需要從古人的生態智慧中尋求營養支持。文章初始我們已經談及，環境危機的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無限”的人欲和有限的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法律未能將人類的欲求科學合理的界定在環境資源總量的極限范疇之內；第二個深層次的根源則在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失和。個體乃至整個群體并沒有形成正確的人與自然的倫理觀，失去了道德倫理約束的人類社會行為是環境問題的本源所在。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離不開相應的法制作保障，在法律領域我們也必須從上述根源尋找突破口。我們應當充分借鑒古人的生態智慧，在立法理念上重塑人與自然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相應的法律機制，科學、規范地指引人類環境行為，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一）法自然，取則行遠——兩型社會的法律軌道

在建設兩型社會的過程中，法律保障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環境法律作為服務兩型社會的主要手段，在制定以及調整方法上有其自身獨特之處。環境法律是在人天矛盾日益尖銳化下的產物。傳統法律所要解決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而環境法律所著力解決的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它與傳統法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多了環境資源這個媒介。環境資源自身存在一定的容量極限，比如碳排放容量、漁業資源的最大可持續生產量、水環境自凈能力等等。然而，在有限的環境資源面前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人類的欲望一旦超越環境資源的極限邊界，一系列的環境問題便隨之而來，酸雨、臭氧空洞、氣候變暖、生物資源衰退等等無不是這一矛盾下的產物。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手段將人類的欲望合理的限定在環境資源的極限范圍內，這樣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也是兩型社會建設中所應著力化解的核心問題。

法律作為構建兩型社會最有利的保障手段，在制定的過程中也必須牢牢把握問題的關鍵所在。當前，環境法律在制定上還存在“頭痛醫痛，腳痛醫腳”、“末端治理”等問題，究其根源就是忽視了自然規律的存在。資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資源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法律需要做的就是要將人類的行為限定在極限范圍內，這是我們在設計法律時必須遵循的不變法則。我們以漁業資源為例，當前，我國實施了多年的伏季休漁以及漁具漁法管理等相關的法律手段，但是漁業資源依然呈現衰退的跡象，究其根源就是人類的捕撈行為超出了資源再生能力。要解決漁業資源問題，下一步最為關鍵的就是應當科學計算出目標魚種的最大可持續成產量，即總可捕量，然后通過配額發放的方式來實現資源的的可持續利用，國外新西蘭、冰島等國已經通過該手段取得了成功，值得我國借鑒。除了漁業配額制度外，碳排放制度以及排污許可制度等等諸如此類的環境問題，與漁業危機的應對在理念上是殊途同歸的。古人對資源利用的描述，或許給予今人之法更好的指引“：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麋夭，不涸澤而魚，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不得布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魚不得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泉流，飛鳥之歸若煙云。”[6]古人對資源利用的深刻認識不能不讓今人佩服。我們不應該忘卻祖先的寶貴精神財富，在設計環境法律時應當從中汲取營養，順應天道，法自然，然后才能取則行遠，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二）履行義務，修復人天——兩型社會的法律本位

傳統的法律路徑之下，設定權利，履行義務的法律手段有效地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使得權利本位成為現代法律的主旋律。然而，在人天矛盾面前，權利路徑在環境問題的應對上遭遇到了困境。我們依然以前文提及的漁業問題為例，通過對自然資源設定私權的方式來保護自然資源是存在局限的，專屬經濟區的設立以及通過對公共資源設定私權的管理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資源的衰退，相反，海洋漁業資源已經到了幾近崩潰的邊緣。究其根源，不外是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人類欲求之間的矛盾。在有限的自然資源面前，人類并非總能自覺并有效地將自身的欲望控制在資源的極限范圍內，特別是在具有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面前，如果不加以科學而強有力的干預，無度的欲望總是能夠輕而易舉的沖破人類理性的脆弱防線，即使資源已經幾近崩潰甚至物種滅絕，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組織進行管理和干預，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夠主動去對這一事關整體利益的公共資源去進行自覺的養護。近代以來，漁業危機之所以日趨惡化，甚至面臨崩潰的危險，究其根源，無不是由上述因素所致。所以，必須對人類無度的欲求進行有效的控制，才能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一問題上，早在兩千年前的古代先賢荀子就指出了癥結所在：“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亞里士多德也指出：“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7]，都揭示了人的這種自利的特性。在這種自利理性的支配下，人類已經提前透支了自然界給予人類的恩賜，如果還是一味的在資源極限面前強調權利，強調索取，未來呈現在人類面前的只能是無魚可捕的一片死海。現在需要做的就是自我限制，依照漁業資源的生態規律進行制度安排，設定法律上的共同養護義務，確保將人類的捕撈行為設定在漁種的最大可持續生產量范圍內，從而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p#分頁標題#e#

在環境容量的極限面前，人類現在已經不是專注強調自身權利的時候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直觀的告訴我們，一旦資源用盡，超越資源極限的權利猶若空頭支票，沒有任何意義。現在人類需要做的就是盡快修復人和自然的關系，將人類的欲求設置在資源的極限范圍內，而手段就是設置法律禁限，履行虧欠自然的義務。所以說，當代環境法律的最大特征應當是義務本位，而非權利本位。這也是適應人天和諧，順應天道的必然要求。

（三）寡欲節用，綠色低碳——兩型社會的消費導向

建設兩型社會除了要有法律規范來保駕護航，還離不開綠色健康的日常生活習慣做保障，這樣才能從源頭上保證兩型社會建設的有效開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人們生活中應當適度合理的向自然界索取，這是人天和諧的必然需求。長期以來，受人類中心主義思潮的影響，“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命題被絕對化，人類的需求成為價值的唯一尺度，滿足人類的需求成為價值抉擇的終極依據，人類的需求成為人類行為的正當性依據。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人類自詡萬物之主宰，不敬天畏地，為了一己之需，恣意妄為，導致了資源短缺、生態惡化等種種苦果。因此，在構建兩型社會時，我們必須轉變傳統的錯誤理念，應當感恩自然、善待萬物，重塑人天關系。而政府需要做的是積極引導人們的日常消費模式，反對窮奢極欲、倡導物盡其用的綠色低碳生活。在這一點上，先人的經驗值得學習，古人歷來提倡“仁愛克已”、“勤儉節約”，反對“暴殄天物”。這一傳統美德在古代的家訓格言中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清代朱用純(號柏廬)所撰的治家格言尤為經典，提出了“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瓦擊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懂”、“毋貪口腹，而態殺生禽”等著名警句[8]。這些都是先賢留給今人的寶貴財富。在低碳綠色生活日漸成為社會主流風氣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深入挖掘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來指導個體的生產和生活行為，開展環境教育，從源頭上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今天人類遇到的各種環境問題，大多是由資源極限問題所引發。如今，人類最需要做的應該是反思自身的行為，準確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正如《老子》所述“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如果當代人能清楚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猶如休戚相關母子的關系一樣，自然會對天地萬物存在仁愛和敬畏之情，而不會一味的向自然索取或者征服，或許今天的環境危機就不會有如此嚴重。面對如今各種環境極限危機，人們需要做的是拿起法律武器，對那些超過“道”所允許的范圍之外的人欲，進行規范和限制。包括限制過度的物欲，如“去奢，去甚，去泰”。“節欲寡用，見素抱樸”，應當成為資源極限時代人類生活行為需要倡導的理念。唯有此，才能達到從源頭控制的效果，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