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襄陽“三三制模式”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  要：湖北省襄陽市推行的 “三三制模式”是國內首創的一種具有本地特色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新路子。“三三制模式”實行這種黨務、行政、經濟“三位一體”，自實施兩年多，充分發揮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明顯的農村特色，是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基層組織體制機制建設的有益嘗試，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著名學者和經濟學家們的高度肯定，認為這一模式有進一步推廣借鑒的意義。

關鍵詞：襄陽；三三制；模式；農村；基層黨組織

        201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在襄陽視察期間對襄陽推行基層組織建設“三三制”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1月30日又作出重要批示：“湖北襄陽市推行‘三三制’新模式，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新路子。日前我赴鄂調研時專門聽取了有關匯報，認為應繼續積極探索。請學習實踐領導小組辦公室及湖北省委組織部進一步了解總結有關經驗，視其成熟后加以推廣借鑒。”①

        襄陽市獨創的“三三制”模式自實施兩年多，從它所取得的成績來看的確值得更多地區在新農村建設中學習。所謂“三三制”就是指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村級經濟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由黨支部書記一肩挑，其他成員也相互交叉任職，組織架構上實行“三位一體”。 “三三制”模式的提出是在2008年底，襄陽市委結合即將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組織開展了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專題調研，經過對谷城的堰河村、樊城的施營社區、保康的堯治河村、襄陽的四新村等深入調查研究，襄陽市委發現了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凡是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這就是充分發揮了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實行這種黨務、行政、經濟“三位一體”的模式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明顯的農村特色。2009年7月，襄陽市委正式下發了《關于推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三三制”模式，促進農村科學發展的意見》，這是襄樊市委關于推行“三三制”模式的一項重要決策部署。“三三制”模式是襄陽市的首創，是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基層組織體制機制建設的有益嘗試，為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建設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提供了寶貴經驗②。

        一、三三制模式特色：

        1.實現“三位一體”，選對領頭人是關鍵

        過去，人們常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群眾看干部什么？看的是村干部、特別是村支書的一言一行，是否心系百姓，引領老群眾脫貧奔小康，過上好日子。選好一個當家人，配強領導班子，著力培養高素質的“領頭雁”，是當今新農村建設的重頭戲。襄陽推行的“三三制”新模式，首先是突出了領頭人的核心地位。他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既有別于較大規模投資形成的龍頭企業，也有別于政府的行政推動，他們植根于農村，創業于農業，成功于農業。他們對農民的示范作用大，帶動效果好。他們充滿了生機，充滿了活力，對現代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襄陽區四新村鄰近河南，地處偏僻、交便閉塞，既無資源、又無資本，村里一度負債180萬，連村委會辦公室都抵押了出去，是典型的“三無空殼村”。鎮委將有經營頭腦的黨員劉大忠從外面動員回村參選村委會主任，并同時推選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兼任種養協會會長，實現了村級黨、政、經三者的一體化。劉大忠放下自己賺錢的生意回到四新村，開始了強村富民工程。他帶領村兩委班子成員，在一無地理優勢、二無資源優勢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養殖業，先后引進了四海富民牧業，30萬只肉雞養殖廠和萬只蛋鴨養殖基地，這不僅推動了集體經濟發展，也帶動了農民增收致富。在他的辛勤經營下，“三無空殼村”不但還清了債務，而且還有了100多萬元的積累，成了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2008年底，谷城縣堰河村村級組織換屆時，閔洪彥擔任了村支部書記、村主任、公司總經理“一肩挑”這個“三位一體”的村官，成立茶業集團，辦起生態農業旅游公司，村里很快有了2000多萬元的資產積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6000多元，迅速改變了“村里無錢辦事、無力辦事、無人辦事”的空殼村現象。目前，在襄樊市像閔洪彥這樣村干部職位“一肩挑”的村已達到216個。

        “三三制”模式給農村基層黨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有利于突出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地位，而且降低了運行成本，提高了基層組織的工作效率。

        2.實施“三會治事”，尊重群眾權利是基礎

        為了充分體現民主意志，基層組織在處理村里行政或經濟事務時先由黨支部會議研究后提出建議，然后把提議交由村民大會或社區居民大會討論表決，最后由村委會或居委會落實執行。即在運行機制上推行村務會辦事、事務會理事、村民監事會評議監督的“三會治事”，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依法辦事和村民自治的有機統一。

        具體實踐中，要保障“三會治事”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有序運作，有力推進，一要科學界定議事范圍，強化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二是科學制定辦事規則，規范村民自治行為；三是科學設定理事模式，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如保康縣堰埡村 “三會治事”流程是：村里事情——黨支部提出——村民代表大會決定——村委會落實。在堰埡村，大到電站選扯、公路線走向、小到更換一臺辦公設備，每一件村務都有專門的會議紀錄，每一個村民代表的意見都得到了充分表達。一本本事無巨細的會議紀錄簿上，紀錄的不是瑣細的村務，而是中國農村民主進程的足跡。每一個簽名都是村民意志的象征，每一個決策的執行過程和結果，都是對農村黨、政、經“三位一體”和“三會治事”新模式的最好驗證。“三會治事”，充分尊重農村黨員、群眾的主體地位，維護黨員、群眾參與決策、監督的合法權益，從而拓寬了村黨組織與黨員、干部與群眾溝通的渠道，及時化解了農村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p#分頁標題#e#

        “三會治事” 堅持以擴大基層民主為核心，科學規范工作程序，是建設新農村的穩定器。眼下在農村，有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如何讓這三個組織協調發展？ 襄陽市推出三會治事、三位一體、三聯共建的“三三制”模式，強化民主管理，許多棘手問題迎刃而解。

        3．實行“三聯共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根本

        為了加快推進步伐，調動各種資源來促進農村社會發展，襄陽市委創新思路，將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思路具體化、措施化。在市委統一安排下，各級黨政機關紛紛派出城鄉互聯共建工作隊下基層，共同參與包村幫扶，項目、資金、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向農村輸送，初步形成了“干群聯動、城鄉聯創、工農聯建”的共振效應，這就是“三聯共建”。

        2009年7月以來，襄陽區科技局圍繞“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幫扶工作：幫助示范村理清發展思路，區科技局多次深入聯系點朱集鎮四新村、峪山鎮蔣崗村調查研究，幫助聯系點組織制定了2009年新農村建設工作計劃；制定了幫扶工作方案，在深入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目標任務要求，制定了區科技局“一片七點”新農村建設試點幫扶計劃，并按職責和任務分工抓好落實；開展了科技培訓工作，先后聘請了抗震設防、農業科技等方面專家，培訓5次；幫助峪山鎮蔣崗村（村務公開民主管理“難點村”）建立農村科技信息服務點，并配送微機一臺。為朱集四新村文明農戶創建撥付資金3000元。

        山高路遠的大坪村是保康縣黃堡鎮有名的貧困村。村黨支部認識到要想壯大集體經濟，發展項目才是關鍵。他們抓住市委號召城鄉聯創、工農聯建的好機會，創辦了興村計劃示范基地、黨內幫扶示范基地和回歸創業示范基地。在市委組織部幫助下與襄樊廣匯食品有限公司開展合作，聯手引進了櫻桃谷鴨養殖加工項目，注冊了“湖北保康綠源食品有限公司”，建起了鴨肉加工和冷藏工廠。全村養殖規模達到180萬只，村民每年從養鴨項目上直接收入150萬元。

        “三聯共建”工作格局，必須堅持以實現互動共贏為目標，不斷提升整體水平。開展干群聯動、工農聯建、城鄉聯創、共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三聯共建”，重點在聯，關鍵在建，根本在于實現互動共贏。特別是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行路難、飲水難、上學難、看病難等民生問題，以實實在在的幫扶成效取信于民，植根于村。“輸血”與“造血”相結合，讓黨群部門聯弱村、政法部門聯亂村、經濟部門聯窮村、科技文化衛生等部門聯系強村和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廣泛開展科技、信息、文化、衛生、法律下鄉活動，切實增強了互聯共建的針對性和長效性。

        實行干群聯動、工農聯建、城鄉聯創，共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既符合中央提出的“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戰略部署，又符合省委關于“城鄉互聯，結對共建”的基本要求，也是襄陽市統籌城鄉發展的具體實踐。

        二、“三三制”模式成功的啟示

        1. 一切從農民利益出發，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證明，農民的權益得到了保障，農民積極性才會高；群眾增收致富步伐加快了，才會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只有把實現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重點，才能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農民的積極性是做好農村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實踐證明，只有把農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把農民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把農民的潛能充分激發出來，農村一切工作就具有了堅實基礎，就能順利開展并獲得成功。如果農民缺乏積極性，或者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村工作絕對不可能做好。調動農民積極性靠什么？從根本上講，要靠對農民利益的維護。只有在經濟上充分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才能充分調動、保護和發揮農民的積極性，才能充分激發農民的潛能和活力。因此，必須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做好農村一切工作的根本要求。把這一要求落實在具體工作中，就是要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全面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始終充分維護農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權益，優先解決好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建立健全維護農民利益的長效機制，經常深入農村、深入農民群眾，滿腔熱情地對待農民群眾、對待農民群眾提出和反映的問題，堅決查處和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時刻關心農民群眾的疾苦、傾聽農民群眾的呼聲、集中農民群眾的智慧，時刻把廣大農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多為農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解難事。

        襄州區伙牌鎮新農村建設得到省、市、區高度重視。省工作組、市委書記唐良智都先后對伙牌進行了考察調研，區委書記郭忠、區長王軍等主要領導更是對伙牌高密度進行調研，現場辦公幫助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尤其是由區直77個部辦委局對伙牌實施分村、分段、分戶包保，建立了對口包保聯系工作制度，在伙牌形成了上下聯動，科學協調，齊抓共建的工作機制。試點村伙牌村按照新農村建設方案，投資52萬元硬化通戶水泥路面8千米，投資36.4萬元鋪設下水管道4千米，投資3.4萬元修過路橋涵2座，投資13萬元回填廢棄堰塘兩口，拉土方17萬方。結對共建單位區市政公司籌資38.6萬元積極支持伙牌村新農村建設，取得粉刷文化墻700米，加固堰塘150多米等顯著成績；區電力公司投資200多萬元為村鎮架設路燈270盞；此外，25萬元的清潔家園工程款也已到位。

        抓好太山、耿坡、姚店、羅灣、劉坡等村的通村公路建設和黃集、薛劉、胡崗6個村的飲水工程建設；對陶家、毛崗、程營、溫崗、長王、太山等村進行了詳細的村莊規劃，積極做好新型合作醫療政策宣傳，目前已有90%以上的群眾參加了合作醫療。成立沼氣工作專班，積極做好沼氣建設的宣傳和引導，目前已申報毛崗、太山、耿寨、程營、胡崗等9個村共2000多戶，發展沼氣項目。向上爭取項目，黃石路已修建完工、崗馬路已投入修建，已落實陶家、耿寨萬畝優質水稻基地，胡崗、溫崗、王莊等村的5000畝高產棉基地建設，力爭做大板快經濟。#p#分頁標題#e#

        2.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能動性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目前我國政權組織中的最基本單元，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廣大村級干部的具體落實，這一級組織的工作成效直接體現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長期以來，農村基層黨組織為當地的發展作了大量的、艱苦的工作，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這一級組織中存在著一些問題，能否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對一個地方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比如少數鄉村黨組織的戰斗力每況愈下，一些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日益消退，一部分農民黨員的先進性又難以體現，弱化了黨在農村的政治優勢，這些都值得人們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在新的歷史時期農村基層黨組織該如何全面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比如從1988年起，保康縣堯河村黨委以孫開林為首的一班人帶領全村群眾向惡劣的生存環境挑戰，憑著愚公移山的毅力,發揚“自力更生、團結奮斗、和諧創業、科學發展”的堯治河精神，劈山修路、炸石開礦、筑壩辦電、改田建園、興工辦廠。到2009年，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700元，村級固定資產8億元，全村整體上實現了從貧困落后到逐漸富裕、從原始荒蠻到現代文明、從封閉愚昧到開放開發、從單一經濟到多元化發展的四大轉變，成為中國山區新農村建設的典范。堯治河的實踐證明，“三三制”模式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必然產物，是推動黨建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助力器”。像孫開林這樣的干部在襄陽市基層不在少數，他們是黨在農村、在農民心目中的政治支撐，他們的事業看得見、摸得著。要對這樣的干部大力宣傳，擴大影響，不能好事不出門，以此提高黨在農民群眾中的威信。

        作為黨領導農村工作的核心堡壘，多數鄉村黨組織在帶領群眾加快發展奔小康中充分發揮了領導核心作用，從襄陽農村建設成功的范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農民黨員具備較強的致富能力，在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作為實踐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重要代表，成為黨領導農村工作的重要力量，這也是“三三制”模式誕生的基礎：基層黨組織能帶領農村集體經濟完成“努力快發展、全面建小康”的歷史任務。他們是一支戰斗力極強的隊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蔡樂蘇表示，“襄陽創新模式”能克服黨的領導在農村基層嚴重弱化、農民的生產經營過于個體化和城鄉分隔等現象，使農業與工業、商業、科技有機結合起來，開創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路③。

        “三三制”推行以來，襄陽全市實行“三位一體”的建制村已有620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全市農村經濟組織達到2491個；集體經濟純收入超過5萬的村已經從91個增加到570個，村集體經濟純收入總量達到6.8億元。城鄉互聯共建中結對子的單位已有2406個；興辦項目1902個；向幫扶對象注入資金8268.4萬元；“城鄉互聯共建”引導了城市機關、企業各種資源向農村傾斜匯集，資本、技術、項目通過各種方式注入農村經濟組織，猶如不盡的源頭活水，成為助推農村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周溯源認為，“三三制”模式有利于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更好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和黨員干部先鋒模范作用；有利于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各類社會問題；有利于幫助農民當家作主，推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有利于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和諧④。

        “三三制”模式取得明顯成效：農村基層組織構架精簡高效，行政效率進一步提高；農村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進一步增強；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農村社會和諧穩定進一步鞏固；推進了農村改革發展，群眾增收致富步伐進一步加快，使襄樊農村大地呈出一片盎然的生機⑤。襄陽農村基層黨建“三三制”模式的推廣，會讓綠色田野充滿希望，使我們的新農村更加美麗。

參考文獻：

【1】劉仲初《農村改革發展的“隆中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三三制”高層論壇在襄樊舉行 》[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 10 12.

【2】劉仲初《襄樊市農村基層組織“三三制”模式的探索》[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 10 28

【3】邢敦杰《“三三制”模式是襄樊市的首創》[N].襄樊日報.　2010 92 5.

【4】邢敦杰《“三三制”模式是襄樊市的首創》[N].襄樊日報.　2010 92 5.

【5】方桐《襄樊“三三制”模式何以破解三農困局》[N].農村新報訊.2010 10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