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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黃丹莉 黎亮 單位：宜春市第三中學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

歌謠研究的最初動因

《歌謠周刊》第一期發刊詞闡述了歌謠收集的目的:“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地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GuidoVital)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謠征集活動第一個目的即是學術的目的，主要是將民間歌謠作為民俗學研究的資料。而民俗學研究本身也有其社會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為改造社會一方面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去民間尋找國民的心聲。中國20世紀初改造國民性的時代風聲構成了歌謠收集的真正歷史動因。第二個關于文藝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謠研究運動的刺激和影響。雖然文人編纂整理前代歌謠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雜歌謠詞》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謠諺一百二十余則。

以后歷代都有編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豐富，而清代杜文瀾《古謠諺》則被認為是繼《樂府詩集》之后最好的選本。北大歌謠征集活動卻與傳統的歌謠編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對近世歌謠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為新詩創作提供啟示和借鑒。為文藝的目的與黃遵憲“詩界革命”引民間歌謠入詩一脈相承。但直接的沖擊恐怕還是受外國影響。英國1878年成立的民俗學會專去采集英格蘭島以及歐洲大陸的傳說故事、歌謠、風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紹的歌謠理論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編的《北京歌謠》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詩歌可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詩歌”，周作人提出“為文藝“的口號受到外域研究的沖擊不可忽視。爭議問題:為學術還是為文藝研究工作的重點是民歌的社會科學還是文學方面曾經有過明顯的躊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會議上提出除搜集民間散文和韻文之外，還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謠周刊》里出現了許多關于結婚、節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時，胡適在《復刊詞》中說:“我以為歌謠的收集與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民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為文藝的結果呢?也有爭論，有人懷疑“已經搜集到的許多歌謠和故事，對于民族的純文學(詩歌、小說、戲劇)的復興究竟會有什么益處。”魯迅也曾經說，文人的文學僵死了，就從民間去尋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絞死。

值得思考的是:這個為文藝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為什么民族的詩歌遲遲沒有出現。為文藝和為學術其實可以囊括在新文化運動改造國民性的需要這個最大的歷史動因之下，為改造國民性去民間尋找民情和民文藝，就是從內部完成啟蒙的努力。這個動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黃遵憲、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救亡運動。我們怎么來理解這個新文化運動中的國民性改造運動，我們如何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切身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問題這同樣很重要。且不論歌謠運動最后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歌謠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確立，后來歌謠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從中生發。

研究方法的開拓與傳承

田野調查。歌謠研究是在歌謠征集活動(1918)中開始的，這為中國歌謠研究奠定了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歌謠研究會(1920年2月)與風俗調查會(1923年5月)組織的田野調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謠達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首。風俗調查會所列風俗調查表將歌謠放在“思想”一欄中，與環境、習慣兩個大項并列，可以說為歌謠研究打開了視野。遺憾的是，此表沒有注意歌謠在什么時間、場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參與者的反應。歌謠的曲調也沒有保留下來。不過這些遺憾在后來的研究論文中稍稍得以彌補。比如孟森在《有關山歌的史料》中，講到他家鄉每年七月最后一個晚上的歌謠比賽。隨筆中涉及杵歌，說明了是舂米時唱的歌，甚至在葬禮中也唱。比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進一言》中提到“在每一個省，有時甚至是鄰近地區，對同一首歌卻有不同唱法。”胡適在《民歌比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題”和“細節”兩個重要的比較研究概念。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則在收集異文的基礎上具體展開了歌謠母題的比較研究，并發現水路和陸路傳播的效果與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結合法:周作人在《歌謠周刊》16號上提出了歌謠研究文藝的和歷史的兩個方面。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價值時，他寫道“其資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謠，但舊的也一樣重要”。文史結合法在張競生擬定的風俗調查表中有所體現，表中所列將實地調查、記載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參。此法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將考古、史料、風俗歌謠一視同仁地對待，進一步鞏固了歌謠的國學地位。

他的《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開啟用現代歌謠理論來闡釋古代歌謠的先河。難點是對上古歌謠的辯偽工作。社會學方法:劉經庵《民歌與婦女》短評，用歌謠選集的方式展示婦女生活史。綜合研究法:朱自清《中國歌謠》(1929－1931年講稿)是歌謠征集時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吸收了國內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從起源、演進、分類、修辭等幾個方面研究歌謠形成了中國歌謠研究的理論框架。80年代至今中國歌謠研究沿著前人開拓的道路和方法繼續進行，但又有所選擇和偏重，其成果比較突出的有三個領域:第一，古代歌謠的研究。用現代歌謠理論分析易經、詩經等古代作品。其中專著有:張紫晨《歌謠小史》，謝貴安《中國讖謠文化研究》，楊民康《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趙曉蘭《歌謠學概要》，劉榮升《民謠背后的官場內幕》。整理評析類著作2部:尚恒元、彭善俊編《二十五史謠諺通檢》，李文祿、王巍主編《中國古代民歌鑒賞辭典》。(以上1980－2000年)呂肖奐《中國古代民謠研究》，欒保群《歷史上的謠與讖》博士論文2部:首都師大舒大清《中國古代童謠的發生及理性精神》，北京師大李傳軍《歌謠俗語與兩漢魏晉南北朝社會》古代歌謠的整理與評析類著作2部:黃劍篇著《千古民謠》，雷群明、王龍娣著《中國古代童謠》，論文集1部: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史詩歌謠卷》。#p#分頁標題#e#

(以上2000年以后)可以說承襲顧頡剛文史結合法頗多。)主要觀點有:a時政歌謠對歷朝歷代政治發生影響:作為一種民間心聲，如果與歷代的吏政互動那么就能收到正面效果;b時政歌謠同樣也能反應一個歷史時期人民的思想狀況，如北朝時政歌謠表現了人民對時政的關注但是卻沒有積極的參與，正是北朝民間缺乏統一信仰的反應。其次，地域歌謠的研究。如從民俗、文藝等角度關注信天游、吳歌、花兒、客家山歌等歌謠。專著有郗慧《西北民族歌謠學》、朱秋楓《浙江歌謠源流史》、鐘俊昆《客家山歌文化研究》。基本上采用社會學和綜合研究的方法。最后，歌謠研究譯作:張銘遠翻譯的葛蘭言《＜詩經＞的祭禮與歌謠》一書，在結構形態法基礎上對詩經的結構主題分析，與文化思想解讀至今仍然具有前瞻性的參考價值。

58新民歌運動

1918年開始的民謠征集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開展的，而58新詩運動作為的一個標志，是一項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委到文聯紛紛征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風組織和編選機構，開展“社會主義采風運動”。和一樣，新詩運動表現出不可思議的數據繁榮:僅湖北一個縣就爆出了一千多個民間詩人，一年之間全國榮譽作家，詩人桂冠就從不足千人躍進到二十余萬人。北大歌謠征集了十年才一萬來首詩歌，而58年一年光上海市就出現民歌一百多萬首。山西某縣送往文聯的詩歌要用車拉，按斤兩計算(稱出斤量460斤)。廣東一個縣的農民把詩歌一擔一擔挑到廣場上。時期的詩歌在之后還盤踞了多年，直到80、90年代的中小學還在唱。爭議問題:為學術還是為政治。這個有爭議的問題在當時以及稍后的年代中實際上是以一方批旁另一方的形式展開的。代表如姜彬在《批判鐘敬文早期民間文學研究上的反動立場》一文中從四個角度批判了鐘敬文的治學:世界主義立場、學術脫離政治，反對民間文學作為階級斗爭工具，資產階級民俗學。

58年新民歌運動是否推動了文藝的進程。一種觀點認為58年新民歌既不屬于民間創造，也談不上文學價值。不是民間創造，因為:(1)它沒有經過民間自行選擇的口頭流傳，而是寫下來報上去的政治指標。(2)許多新民歌不過是文化人自編的。談不上文學，表現在:a.意象創造的政治化:主題是歌頌歌頌黨歌頌祖國，模式是太陽=。b.情感把握的概念化:話語宏大、慷慨激昂、情感空洞失真。c.粉飾太平無視現實:報喜不報憂，滿眼喜笑甜樂不見苦愁怨嘆。而實際情況卻如民歌所唱: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吃了幾個月，餓了好幾年。另一種觀點以姜彬為代表，(姜彬1991年《中國民間文藝學的新時代》收入其《四十年來吳語地區的民間文學》一文回顧了新民歌運動)認可以運動的形式推進文藝創作，如中國古文運動、白話文運動、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新民歌運動與政治運動同步的現象很少見，但是除了存在很大的偏向外，對推動我國的民間文學工作也有一定的作用。現在許多人看那個時期覺得它荒誕，說它不過是“文化史上的過眼煙云”，實際上那個特殊時期民眾心態得到了夸張的放大的表現，骨子里面的東西到現在也許并沒有改變(想想建國60周年愛國詩歌比賽)，歷史說不定還會重演。

展望

1931年4月樂嗣炳在《當代文藝》上發表了《怎樣研究中國歌謠》，認為“歌謠是最原始的藝術，在原始時代它是藝術底全體，雖然文化發展底結果，音樂文學舞蹈戲劇……漸漸獨立，但歌謠仍舊保持它底原始性，并不直屬于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這是歌謠研究的困難，一方面需要對歌謠的整個生態環境做全面調查，另一方面需要歌謠研究者與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領域的專家討教與對話。縱觀百年來發展至今的歌謠研究，大體上在文學和史學上展開，涉及民俗和社會學的方面，但是比較研究和地域研究仍然薄弱，相對文藝和文學的其他領域來說比較沉寂，原因是面對西方理論的失語，方言的困難，音樂成分的陌生。而非遺工作又為歌謠研究的復蘇提供了一個契機。

但是從上而下帶有政治因素的歌謠收集與研究如何才能行之久遠功在千秋，還需要學術精神的貫注，因此重新疏理歌謠研究的歷史，從中汲取智慧與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民歌民謠能否被保護，如何被保護，先把它們記錄下來是第一步。拉伯雷在《巨人傳》中曾講到龐大固埃在海上聽到了結成冰的聲音，民俗學者們在記錄民俗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把它們凍結成冰，以待如龐大固埃們那樣的后來者———這是最低限度的目標，也到底有些希望和意義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