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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蜀蓉 王梅 單位：四川大學博物館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擴張，傳教士人類學的出現與發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一批具有科學精神的傳教士不僅在基督教傳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人類學事業發展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進入20世紀以后，面對西方專業人類學的發展，基督教新教一系列傳教思想的變化（如“社會福音”興起等），以及各殖民地國家紛紛開始的現代化事業等各方面的挑戰，傳統的傳教士人類學事業不得不做出因應，在新的環境中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華西邊疆研究學會（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簡稱學會）是民國時期華西教區傳教士人類學事業的重鎮，聚集了一大批各具專長的傳教士學者。他們不僅定期組織實地考察、演講和學術討論，還將部分考察研究成果匯集成冊，發行學會會刊———《華西研究學會雜志》（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1924－1946），在國內外傳教界、人類學界和漢學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然而，在風云變幻的近代中國社會，學會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歷經了全國非基督教運動、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學會的組織結構、學會宗旨、學術思想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較充分展現了基督教傳教士人類學事業與中國社會的互動。筆者在此擬對學會變化作一個時間軸上的考察，側重其思想意識方面的轉移，藉此觀察基督教傳教士人類學事業在中國之命運①。

一、傳教士的探險時代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早期是一個獨立的基督教學術團體，但是它的成立與華西協合大學（簡稱華西大學）是分不開的。成立于1910年的華西協合大學是華西教區五大差會聯合開辦的教會學校②。作為一所基督教新教的教會大學，西方博雅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辦學思想，其重要特征就是非常重視研究自然的科學課程。新教的大多數神學家都認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則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對大自然的研究，有利于清楚地認識上帝和人類本身。可以說，近代科學是從基督教內部培育出來的，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③。所以，華西大學聚集了一大批進行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各國傳教士，正是這些人倡導建立起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并構成其學會最初的主體。可以說，華西邊疆研究是華西協合大學科學研究事業的延伸④。在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公開會議上，當時的華西大學醫學院院長、學會第一任會長莫爾思（W．R．Morse）作了長篇演講。他明確指出學會進行科學研究的動機、目的及與基督教事業的關系。他說成立學會只是單純的出于對知識的渴望，對未知的好奇，“沒有任何其他掩飾的居心”，他們只是“謹慎地希望能為人類共有知識的文庫添加一點我們的貢獻”。當然，這背后乃是有上帝的指引和基督精神的支撐的⑤。此外，莫爾思在演講最后特別強調了所謂的“探險精神”。稱探險精神是人類的天性之一，而這種精神常常能激發傳教士，也是進行人類學研究必須要具備的精神之一。因為探險緣于“人對人的興趣”，而這正是人類學的重要原則之一。進而指出學會在人類學事業方面的設想，稱他們進行探險考察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用人類學的概念來研究這里的人民，并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他們所在的地區。在世界上現有人類和地域學的基礎上添磚加瓦”。莫爾思還強調了成為探險傳教士需要具備哪些品質以及探險事業能夠給傳教士帶來的多種精神益處⑥。由此可知，學會成立初期，成員大都以探險傳教士自居，而他們的傳教士人類學事業正處于探險階段。這與學會此后的變化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彼時華西地區最能體現探險家精神的傳教士人類學者，無疑是學會第一位榮譽會員葉長青（J．H．Edgar）。他的傳奇人生經歷以及在這一地區長達30多年的探險活動充分體現了一個傳教士人類學者所具備的探險精神。他于1901年8月來到華西，1902年到嘉定、峨嵋、寧遠和打箭爐等地考察⑦，1905前往打箭爐傳教，直到1936年去世。他在康區生活近30年，長期在漢藏邊地進行考察研究與傳教活動⑧。甚至可以說，是他幫助學會早期成員完成對華西邊地首次探險活動，激發起他們進行人類學研究的興趣，引領他們組建起學會的。此后，他不僅自己不斷在學會雜志上發表其研究成果，還負責指導、協助學會在漢藏邊地的多次探險考察研究活動。除了以上學會成員自己對學會主旨的闡釋之外，值得關注的還有這一時期傳教界思想的變化對學會成立及其工作的影響。1910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士大會開始“呼吁基督教建立在本土文化的積極方面之上”⑨。要求傳教士以新的態度與視角來觀察審視他們所在的環境。所以，學會章程明確指出學會的目的是“是研究華西地區的政治、人文、風俗和環境等，尤其是這些因素對少數族群的影響”⑩。而學會的工作是整個基督教事業的重要基礎，是傳教士的責任。因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是我們的任務，是我們神圣的職責。我們現在發現與了解到的將會影響后人”???。

學會如此重視對當地文化的探索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各點之外，還與彼時美國盛行的“搶救人類學”的發展有密切聯系???。西方人類學學者將搶救正在現代化洪流中消失的少數族群文化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些秉持科學精神的傳教士人類學者也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都在努力記錄他們認為藏在音樂、詩集、人工藝術品等形式中的傳統和民間傳說，以求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載體。這種人類學者的緊迫感很明顯的體現在學會會員身上。葛維漢（D．C．Graham）在寫給斯密斯索尼學院（SmithsonianInstitu－tion）威特莫爾（A．Wetmore）博士的信中就表示，學會專攻比較宗教學和原始宗教學的科學家們都認為“東方宗教將發生迅速而巨大的變化，因此，盡快地搜集其文物，研究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越快越好”???。該會會長劉延齡（R．G．Agnew）也曾急切地呼吁，“我們必須認識到，馬上行動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在環境變化之前對有用的材料進行整體的研究，那么，很多原始狀態將會永遠的失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與少數族群之間的關系。因為這將是此后國民政府關注的問題，也關系到學會的存亡。學會章程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他們的興趣在華西地區的非漢族群體。這除了對眾多未知族群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基督教傳教士根據經驗對特殊群體的偏愛。因為他們在處于邊緣地區少數族群中的工作往往能取得成功，如伯格里（S．Pollard）對石門坎的苗人，陶然士（T．Torrance）對川西北的羌人，葉長青（J．H．Edgar）對康區的藏人、羌人，顧富華（R．L．Cunningham）對打箭爐的藏人等。有學者認為傳教士在他們中間的工作，可能使這個族群發展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并滋生出反對或者優于漢人的資格意識???。不管這種觀點是否適合華西地區，但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基督教在少數族群中的工作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學會的探險家人類學者們不得不面對眾多的懷疑甚至詆毀。他們開始意識到，要在中華民國的民族政策中求得傳教士人類學研究的位置，學會需要一些改變。#p#分頁標題#e#

二、務實的轉向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波及全國的非基督教運動，使基督教事業遭到自庚子以來最大的沖擊，連偏遠的華西地區也沒有幸免???。如果說，此前學會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還處于獨立狀態的話，那么此時其獨立狀態就面臨著結束的命運???。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蕩，國民政府的積極活動，各地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等，使傳教士一時間成為遭人痛罵的帝國主義代表，不僅他們的特殊地位不復存在，甚至連學會在中國的生存都岌岌可危。整個華西教區的工作直到1929年才開始逐漸恢復。面對新的形勢，頂著巨大的壓力，學會不得不對其自身的立場以及工作做出一些調整。

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修改章程吸收中國會員的加入，并強調學會的世界性（國際性）。學會希望通過吸引更多的中國學者，增強學會實力和競爭力，避免被重組。1931年5月在戴謙和會長主持下對1922年擬訂的章程進行了修訂，刪除“會員人數被限定在25人”的條款???。稱居住華西的任何人，只要對這一區域人們的生活感興趣就歡迎加入學會。即使不在華西定居，只要對學會的目標感興趣也可成為通信會員???。此后，學會的總人數與中外會員的比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會長莫爾思在1933年的演講中也指出，學會“最初的目標有理論上的限制”，現在應該將視野擴大。稱多年來，他們一直致力于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社會聯系，學會里并沒有什么間諜與軍國主義者。而且學會的工作與國籍無關，他們只是希望能為了解東西方文化提供幫助。他希望有中國籍會員加入，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這種竭盡全力地辯明充分展現了學會當時受到的壓力與面臨的危機。隨著中國學者在學會勢力的發展，楊少荃（S．C．Yang）于1936年成為學會第一任中國會長???。在他的演講中，我們看到中國會員對于學會不一樣的定位與期待。楊氏希望擴大學會的規模，尋求與更多中國學者的合作，體現更多的中國性，建議在學會的演講和雜志上試著用更多的中國語言文字。而且，還希望能夠通過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有用的資料，解決經費問題???。雜志第8卷總編徐維理（W．G．Sewell）亦認同楊少荃會長的講話，他說“學會第一次有中國會員成為該會會長，是學會國際性本質特征的表現。如果我們想要學會與中國科學思想結合得更緊密，就應該多考慮會長楊先生發表的就職演講”???。

除了以上中國元素的出現與發展外，學會關于科學研究觀念的變化，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學會成立時莫爾思曾聲明，其進行科學研究只是出于一種對知識單純的渴望，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到了1933年，莫爾思的演講開始大力提倡科學研究的應用。他明確提出，“科學研究有實際的社會和經濟價值。所有研究都取決于認識到學到的知識將能夠用來改善、糾正或清除不利的狀況”。科學真正的回報是解決自己提出的問題或完成自己設置的任務，所以“知識必須用于解決實際問題”???。這種對科學觀念進行重新探討的不只是莫爾思。布禮士（A．J．Brace）在1935年會上的演講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引用了《科學的退化》雜志上一篇文章來反對過去要求科學被要求必須去除人文特征的觀點，說明“科學不能僅僅是事實的堆砌，它應該是有血有肉的。它必需考慮到人類的情感、理解知識的技巧、收集知識背后的動機和感受，以及以某種方式微妙地影響其他研究”。只有“把科學和人性結合起來將有助于解決許多人類社會的問題”。

最后，布禮士似乎道出了新科學觀念的根本：“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造福于華西的人們，無論他們是漢人還是少數族群人民。”???此一時期，“為華西人民提供服務”，“造福華西人民”等已經成為學會很多演講的宣言，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學會新的工作指向。《華西教會新聞》曾在評論學會雜志的時候指出，學會對華西邊疆的研究范圍更廣闊了，尤其“希望能給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提供建議”???。所以，學會為了更廣泛地滿足社會共同體中的普遍品味，開設了與中國相關的實用性話題進行探討的公開會議???。可以看出，學會主旨轉變的關鍵還在于要符合國民政府的取向，滿足社會共同體的普遍“品位”。正如啟真道所說，在中國，傳教士難以避免將其工作與國家聯系起來???。布禮士會長在評價董宜篤（V．H．Donnithorne）牧師《漢州的黃金時代———唐朝時期的景教》學術文章時說，大家應該關注的是“他向我們很好地示范了怎樣與中國官員建立友誼并獲得支持，他與中國官員合作挖掘了一系列遺址”???。學會這一務實的轉向，使其研究范圍不斷擴大，不再限于少數族群，亦關注漢人的社會文化習俗等方面。這一變化對于傳教士人類學來說是巨大的，因為這些傳教士學者們必須要在基督教、國民政府和少數族群中尋求一種平衡，這個時候爭論與取舍是必不可少的。關于西康管理問題的討論就是一次突出的體現。

李哲士（S．H．Liljestrand）認為，華西大學博物館和學會人類學者對西康地區的興趣越來越大，只要國民政府能保持這一地區的穩定，就有利于傳教士學者進入這片未開發地區進行考察活動???。李哲士的主張是務實的。而葉長青的態度則多少有些矛盾。葉氏盡管看到同化可能危及“自我決斷”???這個被他所重視的觀念，但他意識到中國和基督教兩者能把西藏帶出它所處的孤立狀態。他或許更傾向務實。此外，同樣作為學會資深會員，在少數民族尤其是羌族地區傳教多年的陶然士，對此種變化卻持相當保守的態度。陶然士顯然對這些少數族群有偏愛，總是維持他的強硬反華姿態，強調漢人對于羌人的影響如何使羌人忘記了他們的語言和習俗???。陶然士在當時的傳教士學者中算是一個特例。他渴望給他的主體一個基督教的身份和開發這些部族和漢人之間的差異。總之，這一時期整個學會的思想主旨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其間存在著有矛盾與掙扎。而抗日戰爭的爆發，則將學會拉入了一個更大的洪流。

三、尋求合作之路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國民政府及教育機關紛紛內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隨之轉移，西南邊地一時間成了“民族復興”基地和“抗戰建國”大后方。至此，西南地區的民族問題已不單單是傳教士人類學者們關心的問題了，它成為直接關系到中國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因為這些地區不僅為戰爭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其忠誠與否直接關系到民族戰爭的成敗。所以，國民政府指示地方官員把本地土著居民放在中心，其地位可見一斑???。政府的重視使西南邊疆的研究，呈現一種空前的熱烈的狀態，幾乎成一種顯學。真是“各科人士皆談邊疆，西南邊疆獲千載一時之幸”???。#p#分頁標題#e#

就在這“西南邊疆獲千載一時之幸”的時候，學會本身的發展似乎面臨著重大的轉折。葛維漢在1937年的主席演講上稱“雜志的發展正面臨著一些負面現狀”，因為彼時學會剛剛遭到人才方面重大損失。1936年葉長青的去世對學會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此外，“學會一些主要的‘可靠的人’也都已回到他們的家鄉沒有再回來”，這其中的代表就是莫爾思、陶然士都于1937年回國。學會的傳教士大大減少，很多有能力也愿意做該工作的人又太忙，無暇顧及”???。可以說，在學會中，最初令人振奮的傳教士探險家的歲月已經遠去了。因此，葛維漢在最后呼吁每一位會員都應該盡其所能，幫助學會發展更多的會員，盡可能的去推進學會的影響???。這個時候，吸收西遷的中國學者是其必然的選擇???。大量中國學者的加入，使學會獲得較大的發展，甚至被馬長壽稱贊為，從事邊疆研究的諸多學會中“工作最為努力”的???。但傳教士人類學事業的發展卻依然面臨多重困境。

為了確保邊疆少數民族的忠誠，國民政府發展了孫中山“建立民族國家”的理念，提出“將中國各族融合成一個‘大中華民族’”的主張???。并開始積極開展邊疆教育，促進國族構建???。在這樣的環境下，基督教也在尋求自己的位置，希望能夠在這個過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華基督教會發起的邊疆服務運動就是其代表???。雖然學會并沒有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但自1935年之后，夫婦就以學會名譽會長的身份公開露面無疑是對學會立場的最好說明。對政府邊疆政策及中國現代性的認同持續出現在傳教士的作品中，認為這些少數民族是一個現代中華民族整體的一部分的觀念在傳教士人類學事業中形成。啟真道（L．G．Kilborn）和鄭德坤就很贊同國民黨政府的邊疆政策，認為中國文化已是現代的，而其現在進行的改變定居在邊疆的土著人的特性和嘗試是正當的。因為中國現代化政府的文明政策被證明已經消除了這些種族和漢人之間的許多障礙，到處存在著非常明確地使邊地人民與他們的鄰居和解的跡象???。

在此種認同下，學會傳教士積極參與到這一融合民族與現代化的進程中，以展示傳教士人類學工作的重要性。傳教士提供的幫助主要體現在國民黨政府非常看重的邊疆教育方面。如葛維漢曾組織苗族基督教學校基金，并且安排一些苗人領袖成為華西協合大學的學生。這種形式的教育可以溝通現代性、漢人和非漢民族，幫助苗民與漢人建立良好關系，促進苗人在社會各方面的提升???，使其成為一個文明的民族，成為中國有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學會還致力于將研究成果運用于學校教科書，鼓勵青少年擴大他們的視野，使華西的問題能夠留待華西人們自己解決???。

同樣作為基督教團體，學會也與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簡稱邊疆服務部）有過重要的合作。1941年夏，戴謙和、葛維漢等人都曾隨學生服務團到川西考察。葛維漢對邊疆服務部工作極為贊許，并加入邊部為義務研究員。此后又多次參與該部組織的考察活動。1943年，葛氏在給邊疆服務部主任張伯懷的信函提到，自己從事的羌族研究和邊疆服務部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希望能與邊疆服務部合作籌辦一個與羌族禮俗及信仰有關的展覽，這一想法得到邊疆服務部響應。于是，學會、邊疆服務部和大學博物館聯合于1943年5月15日在華西大學化學樓舉辦了一場大型羌族文化展，葛維漢還在開幕式上發表了有關羌族文化的講演，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觀察基督教人類學事業。我們并不能說學會的傳教士人類學者們已經完全放棄了他們的初衷，亦即希望通過基督教，讓“自立的”少數民族人民找到勇氣去形成一個現代特性，并保持自己傳統的特征。只是出于在新形勢下立足的需要，學會傾向于通過教育或其它媒介促進少數民族發展，以此尋求與國民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的合作，而不是進行無謂的斗爭。

然而，這種合作卻在抗戰勝利后逐漸停止了。抗戰結束使內遷的許多高校陸續遷回原地，大批學者隨著返回故鄉，學會的很多中國學者也先后離開???。這對學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學會雜志在出版了1946年度的科研成果后，因經費匱乏而停刊???。但學會的講座一直舉辦到1950年5月???，此后不再舉辦公開的學術演講會。而組織活動完全結束是在1950年6月年會召開之后。1952年，執委會7名外籍人士相繼回國，5名本土學者也各奔東西，學會成為歷史???。學會作為華西地區傳教士人類學事業的中心與代表，為這一地區的人類學研究做出重要的貢獻，也身體力行地影響了一批中國學者，對華西乃至中國近代綜合科研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對華西傳教士人類學者思想演變的梳理，不僅能對西方傳教士人類學事業在中國的發展有一個新的認知，而且對基督教學術與近代中國社會的關系亦能引起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