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村落武術活動的文化人類學考察，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王明建 單位：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

當前中國的中心文化都是現代都市文化，鄉村文化始終處于這一中心的邊緣［1］。但是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的［2］。就中國社會總體而言，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占據著統治地位，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封建時代的全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也都是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的基礎之上的［3］。武術作為我國特有的一種“草根文化”形態，而當前對我國武術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鎮”；另一方面，對武術的研究則以宏觀性的研究為主，扎實的、微觀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極有必要采用一種“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態，將武術研究的視角置于“村落”這一社區生態空間之內。為了從理論與實證的雙向維度對我國村落武術活動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方式，通過對一個自然村落武術活動“地方性知識”的考察來分析村落武術的變遷。其實把村落作為一個整體的小社會進行觀察和分析，曾是我國社會學、民族學家努力進行并取得有世界影響的一項工作［4］。費孝通先生很早就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他指出：研究人員有必要把自己的調查限定在一個小的單位來進行，“這是出于實際的考慮，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5］

1操作性定義

1．1村落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個聚落形成的群體，常用作現代意義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區域［6］。在我國，村落可以分為2種，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經過長時間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為了便于管理，而確定的鄉（鎮）下邊一級的管理機構所管轄的區域［7］。由于行政村與自然村常常是重疊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鮑屯既是一個自然村，也是一個行政村。

1．2村落武術村落武術是以村落民眾為主要參加對象，在村落環境下傳承、發展的武術活動。

1．3文化變遷文化變遷主要是指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功能（意義）與結構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質，因內部發展或外部刺激所發生的一切改變［8］。

2村落武術的變遷及啟示

2．1社會變遷：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就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社會”來說，它是一個結構性的組織系統，它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結構等方面。而所謂的社會變遷，便是指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和轉變［9］。我國的民間武術文化是一個集合的文化體，對村落武術而言，社會的變遷是導致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當社會環境的改變有利于民眾新的思想模式和行為模式時，文化變遷的先決條件就具備了。”［8］22在貴州安順鮑屯，村落武術活動的發展和變遷也大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貴州安順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粵蜀之唇齒”之稱，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鮑屯便座落于此，歷史上安順地區的屯堡村落與軍事活動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時期的屯軍活動影響最為明顯。在貴州安順周邊，包括普定、平壩、鎮寧等方圓幾百平方公里內，存在著數以百計這樣的村落，這些村落多以帶軍事性質的屯、堡命名，隱含著這些被稱之為“屯堡人”的由來。清朝道光年間《安平胰志》記載：“屯堡即：明洪武時，軍之住所”。

《安順府志•風俗志》對此也有明確的記載：“屯軍堡人，皆奉洪武敕調北征南……散處屯堡各鄉，家人隨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軍之裔嗣也”。鮑屯就是這樣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軍、民戶后裔，屯軍習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著大量明清軍事文化的遺存，其村落也具有明顯的軍事武術印記。特定的軍屯歷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鮑屯村落民眾在實際的生活中，除了應對頻繁的戰事活動之外，還要應對當地少數民族的侵擾和敵意，正因為如此，鮑屯自古習武成風，長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軍裔嗣”崇尚武術，在安順鮑屯考察發現，時至今日，鮑屯村落民眾對傳統武術、軍儺等活動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認同，一種渴望保留傳統文化的心態，至今依然成為村落民眾強大的內聚力，并頑強地表現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明以后，隨著起伏動蕩的社會變遷，清朝屯田制的廢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術活動也產生了新的變化。當大明王朝同中國歷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樣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軍事戰略而遺留的屯堡村寨的軍事武術活動也逐步衰退，甚至喪失。在鮑屯，發軔于軍事戰爭母體的村落武術活動經過漫長歷史的發展，逐步滲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動中，如廟會中的武術表演、地戲中的武術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變成為村落民間武術發展的主導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鮑屯的村落武術是作為當時軍事戰略的一部分，其主體價值更多地表現為“軍事征戰”“保家護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村落廟會等武術活動則成為村落民眾的精神歸宿。在村落武術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的變遷在無形之中成為了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

目前，鮑屯的村落民眾依然還在傳上傳習下來的獨特拳術，因其傳承區域僅局限于鮑姓村落而稱之為“鮑家武術”或“鮑家拳”，但隨著社會文化變遷和社會發展，這偏于一地的“鮑家武術”也陷入“無人問津”和“自生自滅”的窘狀并逐步失傳，偌大的村落里武術的傳習者已寥寥無幾，僅有鮑姓第二十代孫鮑靈佑與其徒弟鮑安洪、鮑靈斌還在苦苦維系，武術的傳播空間也僅存于村落活動中的廟會表演中，曾經的繁榮和盛況已難以再現，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記憶中，但是通過查閱當地縣志、族譜，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記憶中，鮑屯村落的武術活動的個性特征卻依稀可見。考察發現，鮑屯村落傳習的武術活動具有較為明顯的自身特征，具體表現為：1）兵器和套路多，內容豐富。鮑屯村落傳習“鮑家武術”的整個武術系統使用的兵器多達數十種，可謂十八般兵器樣樣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鈍鞭、虎頭鉤、拐、捎子、炮錘、手棍、繩鏢、絕鞭、短棍、鞭桿棍、青龍刀、蛇皮鞭；2）武術技術動作的戰斗性、對抗性較強，具有較濃厚的軍事色彩，武術套路多以對練為主。鮑家武術的套路和動作，較多以實戰要求進行編排和設計，演練的過程仿佛置身于戰斗訓練和演習中，通過斗智、斗勇、斗技、斗謀等對抗性活動來展示武術套路，具有較為顯著的軍旅特色。演練的套路有三禁槍、三會苗子、二會苗子、雙刀破苗子、五虎刀、殺四門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奪大刀、虎頭鉤、和平拐、捎子、六棍、連錘、單槍、青龍刀、四平劍、梅花九節棍、炮錘拳、手棍絕鞭、流星錘、花槍、短棍、鞭桿棍、蛇皮鞭數十個套路；3）與軍儺地戲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記憶中，鮑家武術經常與軍儺（儺戲的一種）結合在一起，用來歌頌和表現戰爭中英雄人物高超的軍事武藝。在獨具特色的安順地戲中，以武術的器械作為其道具，以武術的套路、動作作為其表現形式。在鮑屯，武術與地戲無論是名義上，還是實質上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4）與村落民俗活動緊密相連。在鮑屯，規模較大的民俗活動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戲和“迎汪公”。廟會的舉辦為鮑屯武術活動的開展提供了獨特的武術文化傳承空間，并一度成為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傳承與發展的直接社會動因。#p#分頁標題#e#

2．2文化主體需求的變遷：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根本動因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同周圍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并不斷運動和發展變化著的［10］。一般而言，當社會或者自然環境發生變遷的時候，文化主體的需求也隨之發生變遷［11］106，當然，這種變遷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的。貴州自古稱為“化外”“蠻夷”之地，在明朝初年，當地土司占地為王，不盡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明朝后，其勢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諸省。為一統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率軍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設軍衛以屯戍之。”［12］平息戰亂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個西南的長治久安，大明皇帝實行了讓軍士屯田的舉措，“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如屯田”，不僅完成了明王朝鎮壓反叛的目的，這個決定也改變了數十萬征南將軍的命運，曾經的軍士開始拿起鋤頭開墾土地，亦兵亦農，“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運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漸形成有別于當地民族和其他漢族的特殊群體———屯堡人［13］。據史料考證，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軍數量有30萬之眾，洪武年間安順地區的移民以軍衛移民為主，構成了獨特的軍事移民社會。由于明朝戰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規模軍事移民，也帶動了貴州地區民籍人口的遷入，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設屯，軍民居住上有區別，如名為‘屯、堡’都為軍戶住所，名‘村、莊、寨、院’為商民戶住所。”［14］鮑屯無疑屬于前者，時至今日，雖歷經600余年歲月的洗禮，鮑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場等遺跡依然隨處可見，整個村落的設計具有明顯的軍事征戰色彩。

從鮑屯村落武術來看，在明清時期，鮑屯村落武術活動開展得很紅火，主要的社會動因是村落武術承載的功用價值能夠有效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無論是軍事戰爭還是之后的匪患，以及當地土著居民對外來者的反抗，武術很大程度上成為村落民眾“保家衛國”的主要手段。這一點，在當地獨特的“軍儺地戲”中似乎有著某種暗示。關于鮑屯和安順地區的“地戲”，《續修安順府志》有這樣的記載：“黔中民眾來自外省，當草莽開辟之后，多習于安逸，積之既久，武備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憂之。于是乃有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失生疏，含有養兵于農之深意。迄今在安順境內，盛行不衰。有這樣的記載，絕非空穴來風，即便是今天看來，鮑屯所在的安順地區，其地戲活動依然帶有顯著的軍事色彩。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其一，地戲演出的內容全部為金戈鐵馬的戰爭，劇中人物沒有生旦凈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將為主；其二，地戲表演時使用的兵器有2種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槍的表演，場面勇猛逼真，猶如置身真實的戰爭場面。事實上，早在1988年法國巴黎藝術節上，鮑屯所在的安順地區的“地戲演出”就曾經引起巴黎的關注，這不僅是因其可作為文化人類學的中國文本，更因其顯著的“武術”特色讓人驚奇，地戲中的“空拳對”“扭脖勁”“雞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藝；“打黃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藝；“梭槍”“拋槍”“殺轉槍”“耍刀”“飛刀”“理三刀”“圍城刀”等刀槍技藝均含有大量武術的成分。當然，今天進一步探討當地的“地戲”，或許可以推斷當年的地戲活動具有“養兵于農”的內涵，但絕非僅此，實際上，“地戲”也就是當地那種戴面具戲，當地也稱之為“跳神”，只是近些年來由于其不設舞臺，在地上表演，故稱之為“地戲”。實際上，“地戲”是一種儺戲，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種祭祀禮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儺的形式演變軌跡也經歷了由儺祭—儺舞—儺戲的發展，儺的主題演變軌跡也經歷了由驅鬼到娛神再到娛人的發展［15］。

同時在村落武術的調研活動中還發現，建國以后，鮑屯和其他的村落民眾都把習武當作跳好地戲的第一要務。在今天看來，“跳好地戲”、參加正月與七月的地戲表演反而成為村落民眾參與武術活動，促進村落武術發展的直接動因。目前，在鮑屯所在的大西橋鎮，有較為流行的地戲16堂，如：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四馬投唐、羅通掃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通過查閱地方縣志等文獻資料可以推斷，在明清時期，整體上鮑屯村落武術活動的變遷幅度并不太大，這反映在鮑屯村民對村落武術活動的需求上。這種需求主要表現為2個方面，其一是“保家衛國”的實際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靈”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動中的地戲、廟會等。由于村落武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心理預期價值并契合這時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時期，村落武術發展的社會推動力較大，故較為紅火。但是，近現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一方面，社會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原本用于“保家衛國”的村落武術價值已幾乎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國加速進入社會轉型期，城鎮化、市場化大規模的滲透到村落的各個領域，我國農村村落的整體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農村的小農經濟開始并逐漸瓦解。經濟體制的變遷影響到農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眾不再需要依靠“神靈”來乞佑風調雨順，村落民眾不再局限于宗親和姻親，不斷擴大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村民之間的凝聚力和認同意識大大降低。由于急劇社會變遷之下，村落民眾的文化需求發生了變化，而導致村落武術活動與村落民眾需求出現緊張和不和諧，鮑屯村落武術活動開始衰落的根本動因便在于社會的整合與武術活動的意義整合之間的緊張、斷裂所導致的村落武術活動所承載的意義已基本不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這勢必導致村落武術活動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文化變遷與適應：村落武術的解構與重構人類學認為文化的變遷是文化的常態現象。文化的穩定和均衡是相對的，變化與發展則是絕對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文化變遷史，文化變遷記錄下了社會發展的進程［11］6。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了急劇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與近代文化轉型對我國的農村村落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深深地觸動與震撼。這種震撼和觸動表現為：在經濟結構上，以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經濟逐漸崩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被引入農村，小農經濟不復存在；在社會結構上，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傳統社會基礎逐步退卻，近年來，隨著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甚至連土地都已經不再是農民的根本。德里達指出，意識形態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構［11］107，在大規模文化變遷背景下村落武術未嘗不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村落武術的解構與重構一定意義上具有某種“自身變革”的含義。這種變革可以表現為村落武術在功能、內容，以及形式實現“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例如，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在功能上的解構與重構。明清時期和解放之前，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在功能上主要表現為“練為戰”的軍事功用和“保家護院”的自衛手段。#p#分頁標題#e#

之后，隨著法制社會的完備，村落武術活動發生新的解構，村落武術用于實戰的功用大大降低和減少了，轉而使“為了跳地戲”而成為推動村落民眾習練武術的社會動因，更進一步說，村落武術中所承載和隱含種族凝聚力、種族認同感的隱語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強。在市場經濟、城鎮化建設逐步加快的今天，鮑屯的村落武術毫無疑問地面臨著新的解構與重構過程，無論是從內容、形式還是功能上，都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村落武術文化的變遷，正是通過解構與重構其功能、內容以及形式的動態作用來不斷調適和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而文化變遷是歷史的必然，村落武術的發展要在社會文化變遷中不被湮滅，同樣也必須適應文化主體新的文化需求。以不變應萬變的文化形態至多只會成為一種“死去”的文化遺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館中。村落武術文化的出路在于擴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內涵，以適應其文化主體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的文化需求。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大力開展和建設新農村的社會大背景下，鮑屯正在組織申報“鮑家拳”為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承擔著村落民眾健康需求、豐富民眾文化生活、寄托種族認同等功能的村落武術館校“鮑家拳館”業已成立，并發揮著新的社會功能。

3結束語

村落武術作為在農耕文化傳統背景下，在村落傳承發展的一種村落鄉土文化資源形態，在社會變遷中表現出調試性和適應性。在其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社會生態的變遷是致使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而村落武術活動衰落的根本在于社會的整合與武術活動的意義整合之間的緊張、斷裂所導致的村落武術活動所承載的意義已基本不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村落傳統武術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構建村落體育、塑造村落體育文化、維護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術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擴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內涵，以適應其文化主體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術文化的變遷與適應，正是通過解構與重構其功能、內容，以及形式的動態作用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