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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姝 李大光 單位：中科院研究生院

根據《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科普資源開發與共享是基礎工程建設方面的重要內容，其措施包括“建立有效激勵機制，促進原創性科普作品的創作。以評獎、作品征集等方式，加大對優秀原創科普作品的扶持、獎勵力度，吸引和鼓勵社會各界參與科普作品創作；調動科技工作者科普創作的積極性，把科普作品納入業績考核范圍；建立將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新成果及時轉化為科學教育、傳播與普及資源的機制。”當然，這只是促進科普資源開發與共享多項措施中的一部分，但因為這部分內容涉及到科技工作者，所以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對于其中提到的調動科技工作者科普創作的積極性，把科普作品納入業績考核范圍，目前我國已經有了相關的實際行動，例如將科普圖書的創作納入國家科技進步獎的參評范圍，將參與科普活動作為評選“青年優秀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的標準之一。對于這些政策的實施，科學家的看法如何？如果將科普活動更多、更廣地嵌入到科學家工作的評審體系中，是否能夠更有力地推動科學家從事科普活動？本文就這一問題展開調查，通過一對一深入訪談的形式，了解科學家對于這些建議的真實看法。

1研究設計

1.1研究方法的選擇本研究采取一對一深度訪談的形式，屬于研究方法中的定性研究。研究方法的選擇主要考慮到以下兩方面因素。

（1）研究內容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我國專職從事科學研究活動5年以上，具有副高級職稱以上的人員，這也是本文中所用到的“科學家”的定義。研究內容為科學家對于科學傳播活動中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目的是要探尋科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真實想法，屬于頭腦中較深層次的內容。這一內容因科學家個體年齡、性別、性格、經歷等因素的差別而存在巨大差異。如果采用問卷的形式，設計出的調查問卷很難完全囊括不同人的不同想法，因此問卷的信度很難達到學術研究的標準。同時，通過簡單的問卷調查，思想中一些深層次的內容很難通過問卷中簡單的選擇判斷反映出來，而這些內容正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探尋出科學家真實的想法，甚至發現他們自身存在的一些矛盾，才能夠對當前科學共同體內的現狀做出正確的分析與評價，從而為科普決策機構提供正確的參考信息。

（2）研究者的能力與局限性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中，如果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則至少要保證研究對象達到一定的數量，并符合隨機抽樣，得到的數據才具有統計意義，否則，研究結果的真實性與適用范圍會遭到質疑。本研究作為學生承擔的研究工作，通過一定數量的深度訪談進行的定性研究，無論從人力、物力上來說都比定量研究更具可行性。本次研究主要通過與科學家面對面的訪談形式進行，屬于面接深度中的詳詢面訪，同時以電話訪談作為補充。為了全面了解不同學科、不同年齡、不同地位科學家的情況，樣本選擇采用非概率抽樣。

1.2訪談對象及結果

本研究共調查科學家30人，6人完全拒訪，24人接受實際訪談。在接受訪談的24人中，有2人①在訪談途中改變態度，中斷訪談；1人②因學科文理屬性模糊，研究者放棄對該樣本的采用。最終獲得有效訪談樣本21份。本研究中受訪群體主要有以下5個特征。⑴年齡分布均勻。在21位訪談對象中，30～40歲的有3人，41～50歲的有6人，51～60歲的有4人，60歲以上的有8人。以我國目前的科研現狀，30～60歲的科研人員正是科技界的中堅力量，他們在本次訪談中的總人數是13人，所占比例接近62%。而60歲以上的人員，所占比例接近38%，這與我國科研隊伍的年齡結構大致吻合[1]270（見圖1）。（2）性別比例適當。根據《中國科學傳播報告（2008）》，我國科研工作者中男女性別比例接近8∶2[1]270。在本次訪談中，共有男性科學家17名，女性科學家4名，比例接近81%和19%，符合我國科研人員群體中性別比例差異懸殊的現狀。（3）學歷分布較符合科研群體實際情況?？茖W共同體是一個學歷普遍偏高的群體，尤其是對于中青年的科研工作者來說，高學歷是他們能夠進入科研工作領域的重要前提。在21位訪談對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有13位，擁有碩士學歷的科學家1位，副博士1位，本科學歷的科學家6位（見圖2）。而這些人中，15人有過留學經歷（出國攻讀學位或單次出國訪問時間超過1年），占到了總人數的71%。從職稱上來說，訪談對象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4位，中國工程院院士2位、研究員8位、教授6位、副教授1位。（4）學科分布廣泛。在接受訪談的21人中，理學17人、工學2人、農學1人、醫學1人。根據科學家各自研究領域所屬的一級學科作為標識，具體信息見表1。（5）科學家所處城市涉及面廣。在本次訪談對象中，有16位科學家長期在北京工作、生活。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科研機構和高校遠多于全國其他任何一個城市，與之相應，科研工作者的數量也多于其他城市。可以說，北京的科學家因其數量的優勢，作為中國科學家群體意見的代表很有優勢，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為了提高選樣的客觀性，本研究中的訪談還涉及到北京之外的5所城市，分別是長春、南京、西安、蘭州、上海，每個城市各選1人。從樣本量來看，并不足以對不同區域間科學家意見進行對比分析，但這也并不是本研究試圖涉及的內容。選擇不同地區的科學家作為訪談對象，只是試圖在有限的工作能力之內，最大限度地了解科學共同體中的不同意見和看法。

2調查結果

2.1科學家在科學傳播活動中的自我定位

盡管我國已經制定出了一系列激勵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活動的政策、制度等，但是科學共同體內對于科學家在科學傳播活動中的角色可能有自己的設定，這必然會影響到他們對相關激勵建議的評價。因此，本研究首先對科學家對自身在科學傳播活動中的地位進行了確認。在21位科學家之中，有13位科學家認為參與科普活動是科學家的義務，5位科學家認為科學家并沒有這樣的義務而應該以興趣為驅動，1位科學家認為參與科普活動是科學家的本能需求，1位科學家表示自己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1位科學家對這個問題一直避而不答。詳細情況參見圖3。在將科普活動看作科學家義務的13個人中，有2人在過去的5年里沒有從事過任何形式的科普活動，其中1人明確表示“科普是科學家的義務，但我沒有意向去做這件事①”。以下是部分科學家在談論到這一問題時的原話記錄。“人不是生而知，是學而知。任何一個科學工作者，他們的知識和科學積累都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回饋社會是他們的責任。如果只想著自己怎么提高，而不想怎么回饋，這是一種自私，或者說不負責任的表現。如果大家都這樣的話，社會就不好進步了。科學不是靠一兩個人進步的，雖然少數人能夠拔尖，也是因為周圍有群體的土壤，不然也不可能拔尖。”———男，＞60歲，院士“社會是有分工的，科學家做好科研工作，任務就完成了，誰適合做科普，誰去做就好了。一張嘴如果又要吃飯，又要說話，是會嗆到的。”———男，＞60歲，院士“科普是興趣還好，但成了任務就不合適了，畢竟科研人員還是應該做科研。等我成了老先生的時候，也許會很自覺地從事這個活動。”———男，30～40歲，教授英國公眾理解科學委員會曾在1986年了《英國：公眾理解科學》的報告，其中提出：“我們工作中最直接和最急迫的信息是提供給科學家的———學會與公眾進行交流，學會樂意去這么做，真正認識到這是你義不容辭的工作……顯然，每一個科學家的一個職業責任就是促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2]通過訪談獲得的信息，受訪科學家群體對于這項“義不容辭的工作”認同度并不高。被訪科學家群體偏向于將科學傳播活動作為自己的一種興趣去參與，或者是出于社會責任感，將參與這些活動看作回饋社會的途徑，而不是自己本職工作的一部分內容。在科學共同體內，多數人并不認同科學家雙肩上的兩個重任，認為他們的職業責任只有一個，就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p#分頁標題#e#

2.2科學家對促進自身參與科學傳播活動建議的意見

對于能否將科學家從事科普的工作納入科學家的工作評審體系中，例如與評職稱掛鉤，或者與參選獎項掛鉤，被訪的21位科學家之中，只有2位對這一建議表示贊成，且兩位科學家均為女性。有19位科學家對此建議表示反對，其中3位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他們的理由主要有：（1）科學家的主要職責是科研，科普不是科學家的正業;（2）科研工作本身任務繁重壓力大，考核指標已經名目繁多了，如果再將科普納入評審體系，會對科學家的研究工作產生負面影響;（3）數量多并不代表質量好，科普活動本身就難以作出評判。以下是部分科學家在談論到這一問題時的原話記錄。“每一個科學家都應該抽出一部分時間做科普，有必要將科普納入評審體系，作為制度固化下來。”———女，51～60歲，教授“胡來！社會有分工，有主業，有副業。不要把本不重要的東西強加于人，有人有力量就多做些，還有科協、科委，他們在做呢。”———男，＞60歲，院士“現在的考核已經太多了，如果能給科學家提供寬松一些的環境，參加科普的人可能還會多一些。”———男，30～40歲，教授“科普活動本來就不應該由科研院所和科學家來承擔，應該把科普方面的成績納入科學家社會貢獻的參考范圍。”———男，41～50歲，研究員通過訪談，我們發現一些科學傳播領域的研究者提出的政策及活動，雖然看起來可行性很高，但并沒有得到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認可。以科普圖書為例，在科學共同體內，從事科普創作依然是“不務正業”的行為，即便是科普王姝李大光科學家對自身參與科學傳播活動看法的調查研究圖書獲得了“國家技術進步獎”，也并不能在同行中獲得與其他科研成果相提并論的尊重。那么，如果將科學家作為一名普通人來看待，用經濟利益來激勵他們從事科普，是否可行呢？在被訪的21位科學家中，7位科學家表示，從事科普活動是否能獲得報酬無所謂；12位科學家認為應該有報酬，其中2位認為只要象征性地拿一些就可以了；2位科學家認為科學家有工資，做科普活動時再拿報酬不合適。對于通過提高報酬激勵科學家的建議，例如做科普報告的講課費，或是創作科普文章或書籍的稿費，有8位科學家認為這一建議對自己來說“無所謂”；6位科學家對此建議持反對態度；4位科學家對此建議表示支持；3位科學家認為此舉“沒必要”。詳細情況見圖4。由上圖可以清晰地看出，科學家是否參與科普活動的影響因素中，經濟因素不是他們考慮的重要內容。以下是部分科學家在談論到這一問題時的原話記錄。“為什么要把一切事情都變得這么功利？這簡直是莫名其妙。做科普是社會責任，完全是社會回饋性的工作，應該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女，51～60歲，研究員“大家的科研工作本身很忙，抽時間來做科普的話，就不是出于錢多少的考慮。”———女，51～60歲，研究員“對學者來說，科普在他的評價體系中不占任何分量，那么可以通過金錢來鼓勵。”———男，41～50歲，教授“錢太少，大家當然沒興趣。同樣要花時間精力，必然要考慮這樣做值不值得。”———男，41～50歲，研究員“科學家曾經是貴族，現在為了名、利去做科普，那是變了質的科學家。”———男，41～50歲，副研究員

2.3科技管理者對科學家行為的影響

我國的科研機構，管理者多是直接從事過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員，他們自身對于科學傳播活動的理解和態度必然會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得到體現，因為他們管理者的身份，這種影響還可能被擴大。這種可能的影響會使同機構的科學家或更積極地參與科學傳播活動，或更有理由回避這些活動，或因為壓力而改變這一領域的活動意向。在接受訪談的21位科學家之中，有10位科學家曾經擔任或正擔任本機構的管理者職務（研究所副所長及其以上職務，或所在院系副系主任及其以上職務）。他們在從事科研管理、履行自己的行政職責的同時，是否會主動影響周圍同事參與科普？通過訪談得到的答案全部為“沒有”，其理由主要有兩個：（1）擔任領導的時候，國家并沒有大力提倡科普；（2）科研人員還是應該做科研，領導者需要負責的是跟科研相關的工作，至于是否從事科普活動，這由科學家自己決定，領導者不橫加阻撓就夠了。一些未擔任領導職位的科學家，在談到個人科學傳播活動的影響因素時提到，單位領導人對于科普活動的態度會對本機構人員的參與度產生很大影響。有些研究機構的管理者并未在正式場合表示自己反對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活動，但是在科學家接到活動邀請時，以這項活動與科研無關而拒絕劃撥經費，或是以科研任務繁重而拒絕批假，這樣會在本機構內形成一種反對從事科普活動的氛圍，當科學家感知到這種“輿論氣候”之后，可能會出于壓力而放棄參與科普活動。

3總結

通過訪談發現，科學家群體對于國家科普政策的具體內容知之甚少，對科學傳播活動的理解程度偏低，從而導致科學共同體內部對于科學傳播活動的意義、價值、地位的“輕視”。同時，受科學共同體內部價值觀的影響，科學家應以科研工作為主業的思想不僅流傳廣泛，而且影響深刻。作為知識分子，多數科學家對用經濟利益作為激勵手段態度漠然。以上兩點原因，對于制定科學家參與科普活動的激勵機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1996年世界國際競爭力研究報告表明，現代國家之間的競爭已從原來的產品競爭、加工競爭和結構競爭，轉向了國民素質的競爭。“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勞動和知識的結合程度將達到新的水平……國民素質，特別是國民的科學素質，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最根本的制約因素。”[3]著名知識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Rome）r指出，知識的生產、應用和擴散的效率與知識的積累以及人力資本正相關，而正是在這兩點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4]。提高我國公眾的科學素質，不僅僅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更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要做好這項工作，科學家不能缺席，而如何快速提高科學家對科學傳播意義的認識水平、加深他們對此的理解程度、激發他們的參與熱情，還是當前科學傳播工作中一道難解之題。任重道遠，為了我國科學傳播事業的發展，還需更多努力。#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