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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寬紅 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在中國工業化歷史進程里，從認識“船堅炮利”到“科學技術是現代化的關鍵”，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基本價值取向主要是在生存論語境下展開的。它傾向于經驗性常識認知，這種圖示下生成的知識樣態凸顯出人與現實生活的維度，具有樸素的經驗主義性質，與“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域有著密切的關聯。在科學傳播成為全社會所共同關注的議題下，探討公眾對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于科學傳播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一、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基本價值取向：優先關注實用和效用

基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復雜性與曲折進程，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與人的生命活動不可分離，側重于常識生活的實踐行為，尤其是在人的生活視野里獲得體現，生成的科學知識存在于人的生活土壤之中，是一種生存論語境下對生活本身、對現實經驗世界的探究活動。循著這條思路，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與所謂的“生活科學”的認識論視域是密切相連的，生存論的思維語境與“生活科學”的范疇是考察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的背景性因素，這是我們探究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的前提和出發點。從總體而言，我國公眾科學知識主要源自于人的生活世界，傾向于常識性的經驗認知，訴求于人的生存志趣，具有生存論范式下的意蘊。例如，“DN“A這個術語被廣為人知，更多是因為與人的生命遺傳問題息息相關，六六六（HCH）、滴滴涕（DDT）的知識則源自于農藥對人身體的危害等等。因此，我國公眾對科學的這種理解反映了一種生存論視野下的“前科學”狀況，對應于學院科學、后學院科學的知識狀況，體現了科學發展歷程中的“元科學”階段，或者說是一種經驗主義的階段，是對科學來源的一種基本探索。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主要源自于生活實踐中的日常經驗，或者說是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而生成的，與人的生命現象不可分離，展現了人之現實生活的內涵。

生存論這一范式使得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與“生活科學”①的認識論視域緊密相連。“生活科學”這一概念就是根據中國公民科學素質現狀而提出的。而“生活科學，則是基于人們現實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對知識的訴求、理解、獲取以及運用的過程。生活科學所表現出的特征與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關、將工具理性置于優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觀的作用、與社會知識密切聯系、與文化傳統底蘊內在相關。”②可見“，生活科學”主要是圍繞人的生活經驗而展開，關涉到常識中感性直觀的內容以及社會知識。例如，從科學觀點理解程度的國際對比上看，中國公眾在“吸煙會導致肺癌”、“地球圍繞太陽轉”等問題上，其測試數據明顯高于他國水平；從公眾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程度的國際比較上看，與美國、日本的公眾相比，我國公眾對健康和衛生保健感興趣的比例達到了75%，而對于當代醫學科學前沿高深復雜的進展還不是很關注。③有關數據表明，我國公眾對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的科學概念理解力較高，而對那些遠離日常生活、較多涉及學院科學原理與現代高科技、需要閱讀較多書籍和報刊等才能知道的問題，理解程度就很低了。

由此可見，我國公眾身上表征出來的這種具有“生活科學“意蘊的知識樣態實際上就是在生存論語境下展開的，這一范式使得公眾理解和詮釋科學的方式往往側重于常識的生存論視域，與經驗性認知內容密切相連，并存在于每個人的生命活動中，其關注重點在于現實社會的生活世界，訴求于生存的旨趣，并不斷地顯現在人們常識行為中。基于生存論語境以及“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野，我國公眾形成了對科學知識的一種工具性價值取向，即優先注重實用和效用，傾向于科學知識的工具性價值，這種工具性價值的目標是以服務于人的生活事務為主，與如何改變生活環境等直接效應密切相關。如此一來，就使得知識的功能在于滿足公眾自身之主觀性需要的訴求旨趣。例如，就我國公眾科學素養建設的目標來說，從早期的“改進生產、改善生活”到現階段的“改善生活質量、實現全面發展”，都深刻體現著這種實用工具性價值的優先地位。

這種注重實用和效用的工具性價值思路也滲透到了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評價、價值選擇與價值目標中。也就是說，在公眾科學意識、公眾理解科學、科學文化與科學素養等方面，都彰顯出了優先注重實用和效用的工具性價值傾向。在這樣的語境下，從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評價來說，如果科學能夠對人的現實生活實踐有用或有效，那么科學知識就是實用的、有益的，其功能就獲得了充分的體現和應用。自然，公眾就能夠去認同它、接受它。反之，不管它是如何精致、如何精確，公眾則會忽視它，不輕易去認同它，其功能當然就不能體現和實現。

二、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與科學傳播的關系

通過對我國公眾科學知識之基本價值取向的分析，引發我們對科學傳播問題的思考。關于我國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與科學傳播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考察：一方面，就公眾作為科學傳播的主要對象這個維度而言，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對于科學傳播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在這個問題上，LeslieA.Olsen和ThomasN.Huckin指出：“界定公眾狀況，通曉他們的基本特征以及他們的興趣需要乃是知識傳播者所具備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為它決定著什么樣的信息能夠提供給他們，怎樣去描述這些信息。”④從寬泛意義上說，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是實踐科學傳播的前提條件，關涉到了科學傳播的功效，甚至影響并決定著科學傳播能否順利實施和完成；另一方面，建構在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之上的科學傳播也在影響、改造、塑造著公眾的價值取向。因此，科學傳播如同一個轉換器，通過這個路徑和渠道，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兩者作為交互的主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彼此互動。

由于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是在生存論語境和“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域下發生的，而這種生存論語境和“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與這種文化底蘊語境下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不可分離。所以，我國的傳統文化從精神層面深刻影響著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的形成，因而這種價值取向也表征了文化的強大滲透功能。就此而言，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可發揮一種文化動力源功能，對科學傳播起著引領效應。這是我們實踐科學傳播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成為影響和促進公眾主動參與科學傳播的深層力量，推動著科學傳播的開展和深化。建立在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上的科學傳播如同一個轉換器，通過這個轉換器，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自身也會發生變化。有效的科學傳播不僅有利于克服知識發展中的“瓶頸效應”，同時通過其對公眾知識價值取向的改造和滲透，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被更新，走向現代性生成之路。其思路是：在其發生效率的過程中，能夠引導公眾對科學技術作出某種價值選擇和價值判斷，置換原有的價值旨趣，如直觀性和樸素性等等，介入到科學、技術以及工程的理性思維中。借助于有效的科學傳播，在改造公眾對知識的價值取向之情境中，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選擇朝著傳播者預定的目標演變，公眾科學素養的內容、性質和總量獲得擴展，引發公眾科學樣態隨之變化，從素樸思維走向精致思維。由此，公眾對科學的價值旨趣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公眾對科學的認同感加強，科學素質獲得提升。由于科學傳播改造了公眾原有知識的價值取向模式，促使公眾科學知識樣態發生置換，提升了公眾的知識水平。#p#分頁標題#e#

由此就使得公眾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并介入到科學中，推動知識生產的創新和發展。從發生學意義上說，科學源自于人的常識性認知，針對這個問題，美國哲學家杜威曾指出：“科學探究總是始于我們日常生活所經驗到的環境，總是始于我們所看見、操作、使用、享受和痛苦的東西。”⑤科學的目的與直接的實用價值緊密相連。進一步說，科學目的與公眾的工具性價值訴求是不可分離的，如齊曼所言的：“在考慮科學對社會的直接影響時，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⑥在這種意義上，公眾生存的價值訴求推動著科學的繁榮和進步，民本、民生問題不僅成為推動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時也是科學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之一。只有使知識的生產方向、規模與目標符合于民本、民生問題，才能提升科學生產的原創力，增強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效率，促進知識的應用。

因此，公眾對科學知識價值取向經過科學傳播這個“轉換器”的改造，科學素養不僅得到了提升，公眾的知識樣態也被更新，而且還促進了公眾對知識的理解、認同與運用，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廣和實現，使科技成果真正惠及廣大公眾，實現科技發展造福于人的福祉目的，由此來克服知識發展轉折點上的“瓶頸效應”，推動科學生產在現時代的創新與發展。

三、建構適合我國國情的科學傳播模式

在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與科學傳播體現為相依相存，互促互動的關系，對實踐有效的科學傳播意義重大。這意味著在具體的科學傳播實踐中，應考慮和重視我國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的現狀，應用到我國科學傳播事業發展的法制構架、管理模式以及行為規范等系統設計中，創造和形成一個以公眾價值取向為核心的科學傳播文化情境。換言之，與科學傳播事業相關的所有環節和過程都應形成一個以該價值取向為基礎的系統。只有建構滲透著這種價值取向為基礎的科學傳播系統，才能調動公眾參與科學的積極性、能動性，發揚公眾參與科學的自主精神，籍此來提升公眾的科學素養乃至國民的知識素質。

首先，以“生活科學”的價值取向為本，建構科學傳播的情境模式。建構在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之上的情境模式是科學傳播的切入點和歸宿點。在此，情境是指進行科學傳播的背景性環境性要素，即科學傳播系統活動所發生的“背景性的環境條件”，這種背景性事件包括“公眾責任心的復雜事件、正在變遷著的政治狀況、根本利益動機的認知缺失等等”，⑧其核心指向公眾效用工具性的價值取向，因為這種價值取向在科學傳播中是作為一種思維定勢和文化動力源發揮其功能的，是科學傳播情境的主要構成要素，即科學傳播所發生的環境性背景事件是一個生存論與“生活科學”視野，蘊含著公眾在優先關注實用和效用的工具性價值需求旨趣，由此生發出一個容納我國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綜合在一起的整體性事件。情境模式不是單一的，一切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歷史現象都納入到科學傳播情境之中，這是科學傳播首先需要界定和認知的重要因素。具體而言，該情境模式不僅與我國傳統文化習俗緊密相連，更與公眾對科學知識價值取向的思維定式及其采取的行為等要素不可分離。因此，科學傳播狀況受到情境狀況的制約和限制，這是我們進行科學傳播的起點和歸宿，這種情境模式乃是我們理解和實施科學傳播的關鍵性因素。

情境模式引導著科學傳播的開展和深化，促使公眾與科學從自發走向自覺。情境模式建立意味著我們進行科學傳播時，首先要考慮科學傳播對象的基本特征———生活論語境下優先關注效用工具性價值的狀況，其原因在于它是情境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視它為前提和基礎，才能有針對性地開展科學傳播。如果忽視它，科學傳播系統的活動則會形成所謂的“缺失模型”，而單項交流的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收獲甚微。進一步說，無論是科學傳播的內容，還是所應用的方法、手段、語言等一切環節和方面，都要以此為中心展開和深化，即在賦予公眾新科學知識的時候，應優先考慮受眾的接受狀況。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公眾的胃口”，促使公眾從被動變成主動，自律性地與科學傳播形成對稱性互動關系，轉變成科學傳播系統內的主動積極對象。通過發揮公眾這種價值選擇的能動性，公眾對科學傳播的回應和反饋就會積極主動，整個科學傳播系統情境則呈現出彼此互動的特征，受眾的世界觀、思維方式便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改變。籍此，公眾自身的科學知識樣態獲得了改造，對知識的價值取向也發生了置換，科學傳播的結果和目標也能順利實現和完成。

其次，以“生活科學”的價值取向為本，建構科學傳播的實踐模式。在這里，實踐模式指的是科學傳播功能實現過程中所應用的工具、手段、媒介等方面的總稱，它是一種大規模、多元的、多層次的開放體系，涉及到科學傳播中所應用的技能（科學傳播的語言詞匯、方法、手段等等）、媒體及其活動（科學傳播所使用的教材、博物館、電影電視等等）、對話與協商（受眾對科學傳播的反饋與回應）。作為科學傳播所使用的具體可行手段和環節，它構成了科學傳播的無形基礎，體現為一種目的性活動。應該說，實踐模式之目標在科學傳播開始時，就已在傳播者頭腦里作為一種目的并以觀念的形式存在著。通過這一模式，傳播者將傳播內容、信息等分階段地向公眾這個群體發散，傳播者的傳播目的變成了現實，由此重構和擴充了公眾的科學結構、內容以及性質，實現了傳播目的。實踐模式以科學傳播的情境模式為核心和主導，付諸實踐、轉化為現實，從而實現目標的過程。通過實踐模式的路徑，科學傳播才最終成為可能。如果說情境模式是科學傳播系統活動的方向和歸宿，那么實踐模式則是科學傳播系統目標實現的手段和方法。實踐模式具有不可規約的意義，一方面使得公眾自覺在科學傳播中更新知識形態，接受新知識，提升科學素養。另一方面，又將科學知識帶到公眾這個群體內，有助于促進科學知識的生產和應用。

作為改造公眾科學樣態、提升公眾科學素養的基本手段，科學傳播的實踐模式表征著人類實踐活動在科學傳播層面上的開展。從科學傳播的廣泛性和有效性來說，其得以正常實現的前提在于是否符合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在于是否適應公眾的價值訴求。因為實踐模式本身就體現為一種關系性存在方式，內涵著傳播者與公眾作為交互主體的互動關系。其過程是科學傳播者自身活動引起，并調整和控制公眾科學知識價值語境變換的過程。進一步說，科學傳播者與公眾之間要結成一定關系互動，以達成科學傳播者的預期目標。既然要達到預期目的，必然聯系著傳播對象的價值取向、興趣愛好等方面的內容，需要科學傳播對象———公眾的配合。而公眾在這個環節內往往是“無知的”、“受動的”，受到自己原有思維方式支配和影響，僅僅按照自身價值取向模式，即自己的興趣、態度、愛好等旨趣實施自己的行為。因此，符合和順應公眾原有的價值取向思路，滿足公眾對科學知識的需求興趣，乃是實踐模式得以正常開展的基本訴求。如果實踐模式遠離公眾知識價值取向思路，傳播者勢必會陷入“對牛彈琴”境地，其有效性不僅得不到保證，科學傳播的目標也很難實現。#p#分頁標題#e#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科學傳播工作仍然以國家為主導，與發達國家的科學傳播相比，國家在科學傳播中投入的各種新技術、新手段、新媒介相對有限。“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新技術的使用盡管發展很快，但仍然是有限的。低收入、欠缺的人力資本，以及很弱的競爭力、環境的變遷都會降低知識傳播的效率。”⑨這種情況下，為了實現公眾科學素質的提升乃至國民知識素質的改善目的，我國科學傳播實踐模式更應符合中國國情，即建構在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之上，無論是傳播內容，還是所運用的各種傳播技能手段、媒體活動等，都應圍繞這個現實來開展。只有這樣，才能順應我們的現實，最大程度地激發并引導公眾對科學的興趣，藉此提升公眾的科學素養乃至全民的知識素質，實現科學傳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