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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一年，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在我國真正獲得獨立發展的時期。歷史是要繼續前進的，我國法學永遠也不會停留在現有的發展水平上。因此，正確認識我國法學繁榮的現實，繼續探索繁榮法學的途徑，就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十年內亂的沉痛教訓，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重大任務，強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強調制度和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有了法制建設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這才實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史上的偉大轉折。這些年來，在黨的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們一手抓建設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將法制建設貫串于改革的全過程，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滿足了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適應了民主與專政各個環節的要求，整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主要表現是:—以法定制，立法工作成績顯若。三中全會以來除制定新憲法外，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通過的修改補充法律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問題的決議決定共計將近150項，超過了前30年立法數量的總和。在這期間，國務院還制定了500多個行政法規，加上各類規范性文件共1000多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也有1400多個。此外，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人民政府，也制定了一萬多件行政規章。新憲法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以及有關國家機構的一批基本法律，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制度，其他屬于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也由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即國務院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作了規定。以法定制卓有成效，我國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嚴格司法，國家的申荊職能、法伸監仔職能正在日益加強和完.。隨著公安和政法實際部門組織建設、思想和作風建設的加強，在加強黨的領導和獨立行使國家的審判權和檢察權，繼承和發揚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實事求是、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等優良傳統和作風，以及貫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方面，國家的司法職能也得到充分的發揮。通過履行專政和民主兩個方面的職熊，不僅依法從重從快從嚴懲處了各類嚴重犯罪分子，有效地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社會治安秩序和社會經濟秋序，維護了國家法制的統一與尊嚴，而且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團結，推動了改革開放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強了廉政建設，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證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依法行政，政府法制工作方興未艾。國務院法制局重新成立近四年來，肩負著對國務院各部門立法工作進行統籌設計、綜合研究、組織協調、具體指導的重要任務，堅持思想建設、組織建設、業務建設并重的方針，積極開展政府法制工作，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突出。隨著國務院大多數部及全國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地方一批法制工作機構的設立，政府部門的立法工作、法規整理、檢查法規執行情況、加強政府法制機構建設、立法工作制度建設、隊伍建設以及政府法制理論研究等，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了積極貢獻。   —強化職能，我國司法行政工作開始進入新的歷程。重新建立司法行政機關十年來，在服務于改革開放，加強法制宣傳和法學教育，開展律師公證工作，進行民間調解組織建設，組織司法外事和對外司法協助等各個方面，都已做出卓著的成績。目前，司法行政機關參與立法、提供法律服務、管理勞改勞教、管理基層基礎工作和深入開展普法教育的職能正在逐步強化，各項業務已經進入新的歷程，今后將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促進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方便群眾和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等方面繼續發揮出更好的服務作用。   回顧歷史，放眼現實，我們至少可以獲得一個規律性的認識，這就是我國法學繁榮與法制建設總是相伴而行的:法制衰法學沉淪，法制興法學則榮，二者相互依存，須臾不可分離。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上順利發展道路之日，正是我國法學重獲生機、走向繁榮之時。   二、繁榮和發展我國法學，我們首先要有一種緊迫性和使命感。必須記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根本任務。要順利地解決這個歷史課題，沒有良好的法律秩序和法治環境是不可思議的。但在具體步驟上，要完成我國法學肩負著的保障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目標的雙重使命，又必須經過長期不懈的實際努力。為此，我們一定要立足現實，著眼發展戰略，在法學現有水平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使繁榮法學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構成一個持續發展的漸進過程。   具體說來，我們應著重注意解決以下兒個問題:   (一)設里近期研究目標   目前，我國都在貫徹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的《決定》，決心通過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努力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這也是我國法學研究在今后一個時期的指導方針和客觀依據。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都離不開法制建設和法律手段。法學要研究這方面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大量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及時提出咨詢決策，多謀立法司法建議，主動為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服務。   在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期間，我們大致可以考慮從兩個方面來構筑法學研究的•目標模式:第一，要揭示本質上是法律秩序的有計劃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征，探索怎樣通過加強計劃立法的有效途徑，以期進一步完善我國民法機制和經濟法規體系，提出為加強計劃的指導作用而應設置哪些必要的法律保障問題。第二，耍研究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中形成的許多新規范的要求以及實現這些要求的法律行為模式，在弄清法律手段同經濟手段、教育手段之間的相互區別和聯系的墓礎上，探討綜合運用各種法律手段以及其他各種手段的法治要求，進而揭示市場秩序制度化、法律化的規律，為在治理整頓、深化改革中開展法制建設指明道路。一句話，法學要為現實服務，必須以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法治方向為本，不然就失去了近期研究目標。#p#分頁標題#e#   (二)逐步完成宏觀法律調控體系的理論建樹   中央五中全會提出，要用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使國民經濟基本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為本世紀末完成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打下良好的基礎。不言而喻，完成這項任務需要法制的支持和保證，更需要我們進行法學思考，建立起新的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機制。具體說來，我們應研究與這項任務有關的許多法律問題，并根據我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要求，為逐步建立宏觀法律調控體系提供必要的理論說明和思維模式。   現代社會變化快的主要特點，必然導致社會宏觀管理的思維方式、組織結構及管理理論的重大變化，使得戰略研究在各個領域的地位與作用日益突出起來。從戰略研究看問題，建立宏觀法律調控體系是現代社會活動的一般要求。在我國能否達成目標，又必須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理論體系的確立為條件。應當說，我們現在提這個問題是有條件的，因為這兒年來我國法制建設發展戰略研究及其同科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究在局部范圍已經啟動，并開始取得一定的成績。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_L，盡快按照現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要求，加強法學發展戰略研究，建立起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   從我國法制建設的現實需要和理想要求出發，考慮宏觀法律調控體系的理論建樹，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抓好以下兒個問題的系統研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1.立法學系統它是研究國家立法活動、立法體系、立法體制、立法規劃、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以及國家法制決策、法律解釋和法律分類的系統。通過對這些方面的研究，從理論原則、規范制度、方法技術、立法者的素質及其行為等許多方面，明確理論指導線索，揭示國家法制活動的行為(包括心理)取向和立法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制定各種法律、法規和規章的一般規律性要求，并將這類要求具體化為法律規范和行為模式，進而優選出國家立法、法制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最佳理論模式。   2.法律實施學系統它應以實現國家結構的法制功能為目的，從研究如何科學地認識社會生活出發，根據對行為科學所作的哲學概括即社會控制論的原則原理，闡明人在社會中的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選擇性，為什么任何人的行為取向又必須符合國家的和社會的共同利益，個體行為及其對行為動機和需要的滿足必須立足于現實，進而把法制要求與道德實踐結合起來加以綜合研究，為徹底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建立起一門新的學間。   3.法律監督學系統法學應研究怎樣根據國家各級權力機關的職能對國家執法系統進行叨實有效的監督問題，以保證以法治國方針暢行無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要靠法制來保證。這就要求國家一刻也不要放松厲行法制的有效監督，否則我們的法制無法承坦這種重大責任。從目前情況看，國家結構的監督功能正在加強，監督形式也不少，根據權源可分為法律監督、黨紀監督和政紀監督，根據內容可分為行政監督、經濟監督和技術監督;根據社會分層又可分為領導監督、群眾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等等。現在的問題是，國家監督職能還缺乏科學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各個監督系統的內部結構和!外部關奈尚未理順，監督渠道還不暢通，尤其法律監督在整個監督系統中的性質、地位、范圍和程序都不明確，因而還不能發揮國家這方面的結構功能應有的作用和權威。   4.法律咨詢學系統它應是從事法制決策研究，幫助國家立法機關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進行立法、決策和執行活動的的一門學問。從事法律咨詢工作必須要有一個組織結構系統，包括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的宗旨、指導原則、活動范圍和咨詢方式，法律咨詢的主體資格和主體地位，咨詢主體和咨詢對象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咨詢效應的預測、檢驗和激勵機制，以及國家重要法制決策的委托咨詢及其實施意見等等，都應通過研究加以解決，并在這個基礎上作出理論概括，使之成為宏觀法律調控體系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這里提出的幾個系統研究課題，出發點是服務于逐步建立宏觀法律調控體系的需要，實際上卻僅僅涉及到法制、蘭設的理論系統問題。加強對上述幾個系統的研究也只能是關于建立宏觀法律調控體系的一些理論思維。至于這個體系的系統構筑模式究竟怎樣設計才好等間題，有待于法學界共同探討。   關于“以法治國”的提法，經過我國法制建設實踐和早幾年在法學界展開的熱烈討論，現在己不再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并且作為一種共識為全社會所接受。但是，怎樣才能做到以法治國，它的標準是什么，我們迄今缺少研究，還不能對有悖于法治要求的大量社會現實間題作出理論的回答與說服。   必須看到，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要徹底實現由人治觀念向法治觀念的轉變和過渡，確實是一項非常艱巨復雜的任務，在短時期內是很難實現的。法律固然重要，但又并不“萬能”。要真正確立起法制的權威和尊嚴，還必須解決社會這個復雜的巨系統中的許多大問題。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發展和完善的改革時期，各種情況層出不窮，哪些間題要靠法律手段直接解決，哪些問題要靠法律功能機制去協調解決，整個社會問題的內隱要求和外在表現都很復雜，要在這個復雜的巨系統中保持法律機制的良性循環，無疑是一項宏大而艱巨的社會工程。還有，現在整個社會的法制觀念仍然比較淡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普遍布在，國家已經制定的法律至今也沒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執行，這個狀況也足以表明我們離法治社會的目標是相當遙遠的。然而，不論我國法學面臨的任務何等繁重，但從以繁榮法學來看，通過探索以法治國直至探索通向未來法治社會目標模式的途徑，來完成自身高層次、深維度的理論建樹，卻又畢竟是激勵我們為之奮斗的最為宏偉前景。而能不能實現這個宏偉前景，關鍵又在于我們用什么樣的觀念意識去指導國家和社會的法制生活，能否為確立未來社會的法治目標提供理論指導，創造必要的良好的條件。基此，我們的法理學至少應圍繞這個前提研究并闡明兒個概念或觀念:—關于法體行為。按照傳統解釋，它是能發生法律上效力的人們的意志行為，也就是根據當事人的個人意愿形成的一種有意識的活動，是社會生活中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最經常的事實。然而，這除了按規范性假定說明法律行為成立的必要的條件外，圍繞并不能說明法律行為反映行為主體對法律的順應實質，不能聯結主體的需要、動機是怎樣合法目標而進行活動、引起合法結果的過程，因此無法根據法律行為的主要構成襲;索即法律提出的規范要求和行為模式、行為主體、主體的活動(行為)展開深層次的研究，揭示法律行為的全新分類情況，把法律行為與法治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弄清宏觀社會行為中法律行為發展變化的規律。而要實行法治，如果對法律行為沒有新的突破性的研究，是談不上對法律行為實行正確導向的。#p#分頁標題#e#   一關于法律秩序。顧名思義，它是指法律對社會行為進行調控時而形成的一種有序社會狀態。這時，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與受控對象的行為主體構成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法律引導和強迫行為主體遵守法律規定的行為規范，而行為主體的行為取向又影響法律的實現和法律秩序的形成。正是由于這種互動作用，法律秩序形成時必定會出現多種狀況:要么絕大多數主體的行為取向與法律目標一致，使社會各種關系達到和諧協調，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社會出現積極的法律秩序，要么大多數主體的行為取向與法律目標發生矛盾，致使社會上的違法犯罪活動不斷發生，國家不得不運用法律強制力把主體行為控制在法律允許的最低限度內，借這種消極的法律秩序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要么絕大多數主體的行為取向與法律目標完全相反，致使社會出現無法律秩序狀態，其結果是個體特別群體(組織)的反法律行為不斷發生，政治動亂不止，國家和民族安寧喪失，政府面對這種局勢或者采用暴力手段進行控制，或者妥協退讓失去控制，舍此別無選擇。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兒種狀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是兩種或者三種情況并存甚至交替出現，只是在某個特定時期內可能是一種情況占主要的地位。在我國，不論現在或將來，保持國家穩定大局都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因此研究如何建立積極的法律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法伸價值觀。‘它作為個體評價法律、評價自己行為需要與法律關系的好壞正確與否的標準，對影響個體對國家法律的根本態度，對法制生活的需要和滿足的體驗，對個體行為動機的形成與行為取向的確定，都是具有實際意義的間題。當個體的法律價值觀與法律所包含的價值準則相一致時，個體法律行為整個過程會反映法律目標的要求，促進積極法律秩序的形成，反之，就必定會形成消極的法律秩序或者無法律秩序(無政府狀態)。法學不僅需要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來闡明個體法律價值觀形成的根源間題，而且更需要揭示由于社會分工、結構分層給法律價值觀造成的各種差異，以及社會文化對個體法律價值觀的形成究竟帶來什么影響的問題。這樣，我們就可根據法治目標和需要，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諸因素入手，積極創造有利條件，把個體法律價值觀引向正確軌道。   —關于法體意識。它作為在具有法律意義的場合下人們行為的調整器，比法律價值觀的外延更廣，是人們關于法和法制的觀點、信念、評價、感情的總和。以往，我們對法律意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社會的階級的法律意識，而缺乏對群體法律意識和個體法律意識的研究，偏重于構成法律意識的感情因素，而忽視構成法律意識的智力因素和意識因素，以致只把握了法律意識同對待法的態度之間的聯系，并不深刻揭示出智力因素同法的知識、意識因素同法律行為習慣之間的關系。以往的研究還偏重于法律意識的法律評價功能，缺乏對法律意識的認識功能、調整功能的研究。至于不同主體之間法律意識的差異性更是缺乏足夠的注意。這對于厲行法治來說，顯然是一個重大缺憾。   —關于魔政憊識。這是社會主義社會意識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和法律觀為核心，以國家管理形式的自我完善為途徑，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目標，具有社會主義政權建設內在的生機與活力，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的一種革命意識。廉政不興，法制難行。   這就是我們經過反思得出的一個教訓。從未來法治目標看間題，廉政建設寓于法制建設，廉政意識是必須與法律意識相伴而生、相輔而行的。   —關千法治觀念。這是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一種原則、方法、理論或思想主張，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決不是照搬近現代資產階級的法治原則。根據法治的要求，我們必須將依法治國這種思想觀念同大經濟觀聯系起來，從根本上劃清它同小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人治思想觀念的原則界限。我們應當特別強調從領導角度提出法治觀念，因為在將來能不能達成法治目標，關鍵在于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及其領導千部。這就要求我們深刻把握領導與法治的內在聯系，并根據這種聯系解決領導思想、領導決策和領導行為法律化的有效措施，進而推動各級領導自覺地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逐步轉變與過渡，將領導肩負的偉大歷史責任同法治社會的要求結合起來。   上述幾個觀念或概念的提出，旨在為通向未來法制社會的理論建樹的鉤深致遠，并不包括所有需要研究的概念范疇，更不涉及未來法治社會的具體構想方案及其理論行為模式。換句話說，筆者的目的是尋求通過繁榮法學的門徑，而不是靠科學預想來描繪未來社會法學繁榮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