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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院校法學教學的社會需求定位   高職院校法學教學是根據職業崗位實際業務活動范圍的要求，培養法律應用型人才的職業教學，這種教學要以職業為核心，更應強調職業的針對性和職業技能的培養［1］。   由于高職院校法學畢業生受到司法準入資格的限制，其畢業后不可能直接從事檢察院、法院、律師職業，因此必須厘清社會需求定位。即法學教學要向不受司法資格限定的服務性法務工作者的方向轉變。   隨著高職院校法學畢業生就業空間的收窄，探析當前所面臨的教學困惑，創設適合高職院校生存發展的實踐性教學改革模式，開辟一條以提高學生就業能力為導向的職業型、實務型、技能型的高職法律人才培養路徑，拓展高職法學教育的生存空間，已是高職法學教學的現實性選擇!   二、高職院校法學教學的困惑   (一)結果性使命缺失，找不到存在感   高職院校法學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法律技能，實現法律職業，這是其結果性使命。教師以理論與實踐的方式將法律知識傳達給學生，使學生獲得法律職業的能力。   對教師而言，是傳道、授業、解惑的過程，而對學生而言，則是學以致用的過程。“學”是方法，“用”即為職業。也恰恰是這一結果性的“用”的職業行為，造成了高職院校法學教學“生”的困惑。   1．教師的教授沒能達到學生專業職業的要求(教師的困惑)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職院校的學生其自身的知識結構、學習能力差別較大。在當下這種教育體制下，高職已是高教的最后一道防線，進入的門檻“足夠低”，這在國外把法學教育奉為“精英教育”的思想下，我們的高職法學教育簡直就是“奢侈品”，再偉大的導師想因人施教，以工廠化的模式培養出批量精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教學時間有限，在短短的三年時間里，必修14門核心課程，還要輔修20余門基礎及專業課程，這對非精英群體一定會造成“消化不良”。“三高一低”現象明顯，即為高起點、高覆蓋、高強度、低就業。高起點是指法學教育傳統情況下針對的是精英群體;高覆蓋是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修完民事、刑事、行政、經濟法領域“四庫全書”和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三部“典籍”，還有三大訴訟法等專業課程，要達到靈活應用，談何容易。而作為法學教育工作者，是一定要將這些知識傳達給學生，可見覆蓋率之高;高強度，授課教師以每節上萬字左右的容量“醍醐灌頂”，并要求學生形成記憶，可見強度之高;所謂一低就是困惑的根結所在，即以法律職業的學生就業率特別低，我國實行司法資格準入制以來，沒有司法資格就不能從事檢、法以及律師執業，而要取得司法資格的前提必須得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因此，高職法學專業的學生，就離專業職業相形向遠。再次，理論容量大，新的教學方法、手段施展不開，沒能形成教、學雙主體有效互動，就業針對性差。因此，盡管高職院校的教師有極高的智慧與熱情，可輔以豐富的教學手段展現專業知識，但受到以上限制，教學成果轉化率在現實面前確實低的可憐。   2．學生的職業法學學習沒能達到法律職業的目的(學生的困惑)   現在的高職院校法學教學，如果說因為學歷沒有達到專業就業要求，可以再進修學歷，但就學習效果而言，經過專業的法學學習，學生最起碼應當具有法學素養和參照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事實上，這些都很難做到，表現為高職院校法學學生適應性“三差”:一是學習適應性差;二是學習效果差;三是實踐能力差。現有模式下，高職法學教學一般為三年制，其中最后一個學期為實習期，大一期間一般為基礎知識教育。此后每個學期幾乎都要安排四門以上專業課，根據課時的編排，設置理論性學習幾乎占據了所有的課時，一天數萬字的信息量需要理解、記憶，學生只能疲于應付，造成新知不斷、舊識難補、生熟混淆、一片茫然。想很好融會貫通，顯然力不從心。再談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若拿出案例“紙上談兵”尚可，要達到現實解決問題的狀態，恐怕還得在實踐中磨礪，這種教育方式給人的是一種法律意識。若說高職法學三年的學感，最明顯的一點是學會了一種法律思想，掌握了解決法律事務的方式，能使用工具書了，可以解決簡單的書面法律問題，但遠沒達到專業職業的要求。實踐表明，這種方式培養的高職院校法學畢業生一般都不能夠很快地適應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與企業法律顧問等法務助理及法務的需要，往往要經過三四年或更長的實踐才能夠協助處理和各種法律事務，其原因是他們對法律事務實際操作方式不了解，缺乏實際應用能力。   (二)教學內容的精彩難掩“程序的孤獨”與“勞動者的抑郁”   法律知識的系統性及相關競合表現，讓其大多時候是以“面”的形式表征，而學生的學習是以條塊形式進行的，這種集腋成裘的梳理就構成了法務實際。而這種實際在高職院校的教學過程中，慣常的教學方式就會讓人感到“孤獨”與“抑郁”。   1．“程序孤獨”———知識的關聯性差   當下的高職院校法學教學，一方面受到授課對象即學生的學習能力影響，想組織好有效的互動，在理論學習過程中是很尷尬的。很多時候學生的反應是一片茫然。另一方面，法學學科使用的規范的法言法語、嚴謹精練的詞句組合、準確的期限規定等，讓其迅即消化理解也確實構成一定壓力，這就造成了課堂形式偶爾會成為師者的“獨角戲”。   整個的說課過程幾乎得不到有效的“程序響應”。而在授課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案例，往往會涉及一個以上學科，比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既有犯罪構成的認定又涉及附帶民事賠償責任，既涉及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又涉及有無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一案中出現，其實很正常，但讓學生有效地對其進行分析、響應，在講授的課程中，恐怕就成為了一件難事。#p#分頁標題#e#   2．勞動者的“抑郁”   對于學生而言，疲于應試，解決問題的能力差，學生為了完成學業，修夠學分，必須按照教師的講述進行“指認”式記憶，把大量的時間投放于對知識點的“死記硬背”上，沒有仔細理解、感悟，也就難以活化、運用。僵化的記憶、“金科玉律”般的法條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能動性相去遙遠，更不用提研究與創新了。這些就造成了記了一些理論、學了三年法律，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卻很差，滋生一種心理上的“抑郁”狀態。而教師辛辛苦苦地組織、準備、講授到頭來卻因學生的獲益不彰而勞而無獲，也產生了勞動“抑郁”心理。   三、高職院校法學教學的現實性選擇法學專業難就業，專業壓力大的情況下，高職院校的法學教育就必須進行調整，而這種調整是基于辦學的需要，也是人才發展的需要。   (一)教學目標的調整   高職院校法學教學要向服務型法務工作者的方向轉變，以培養法律服務工作者為主，比如書記員、法官或檢察官助理、律師助理，社區、縣、鄉法律顧問，企業法律顧問，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等。總之，高職院校的法學教學目標就是培養法律服務工作者掌握法務技能。法學高職院校應當在這方面創建特色，體現專長。如果說法學高校培養的是“醫生”，那法律類高職院校培養的就是“護士”。加強的是法律知識，突出的是實踐操作能力。比如法律文書的寫作，卷宗、檔案的梳理，庭審、調查、審訊的速錄，辯訴、法律咨詢等法務事宜。同時，也要加強法務工作者心態的培養。   結合教學目標定位，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人才觀。   只有就業趨向明確，才能為崗位培養適格人才。書記員、檢察官助理、法官助理、律師助理、基層法律服務人員，這些具體的工作需要的人才數量是相當龐大的，這也填補了高校法律從業人員就業的空白。這一細分人才職業需求，并不需要司法準入資格，也不過高強調高水準的專業理論知識，其尤重強調的是實踐操作能力。書記員強調的是計算機應用能力、速錄能力，要具備的是法言、法語、專業用語的辨識能力;檢察官、法官、律師助理則側重于案卷及證據材料的梳理、歸檔及便于隨時查閱的協作能力;基層法務工作者則更側重于法律文書的寫作及一般商務或民事行為的合法性審查。這些技能才是法律類高職院校學生的價值所在。   (二)課程的調整   根據高職院校學生的特殊性，一般學習基礎較差、學習興趣不足以及就業取向等情況分析，高職院校按照《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基本要求》，開設14門核心課程外，要構建專業理論框架，這一框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框架，包含法理、憲法、司法制度、刑法、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及三大訴訟法等。二類是技術類法律及相關實用技能框架，包含法律文書、司法文秘、律師制度與實務、司法會計與辦公自動化等［2］。如果這部分課程視為法學必修課，成為法學學習的重心環節，其他科目或部門法的選擇則應帶有明確的方向性，比如側重于國際貿易，學習海商法、國際法、國際私法等。側重企業管理則學習公司法、合同法、稅法等。因此，高職院校在課程的設置上，要根據學生的特點，明確課程設置的方向，突出實用性。要面向就業的大方向，以培養實用型技能人才為宗旨來選配課程。比如，對計算機的應用要針對高水準、高難度、高強度業務要求，不拘泥于辦公自動化、速寫、速錄能力，要以公認的證件為基礎。選修課程可安排檔案管理、財務管理等課程，而建議必修課設置上應列入證據法學、心理學、公務寫作等科目，這些都是為就業而儲備的專業技能。   同時，開設就業指導課，將其作為公共必修課，將創業教育融入實踐教學中，與實踐教學相得益彰。并開設相關的選修課，適時開展從業、創業講座，為學生的就業、職業、事業奠基。   (三)學時及學科教學次序的調整   必須強調的是，課程的容量及學科、學時的設置，也應考慮到高職院校學生“底子薄”、“學習能力差”等特點，能不開的不開，能減少學時的一定要量化。盡量多開些專業課程，太多的諸如大學語文、歷史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節會削減他們本就不太強的學習精力，反倒得不償失，同時也為實踐性能力培養爭取出更多時間。再有，要細化課程的編排次序，傳統做法，大一開兩門法學基礎科目:法理學和憲法學。筆者認為，法理學開在大一，學生理解難度較大，容易產生枯燥感、敬畏感，建議開到大二，而從大一即開設學員普遍感興趣的民法、刑法等課程。這樣，既有利于對法理內容的理解，也能激發學生對法律產生興趣，培養可持續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潛能。   (四)教學方式的調整   教學方式的調整大體上要體現四個方面的思想:一是要體現時代性，二是要體現前瞻性，三是要具有實用性，四是應體現科學性。在具體的調整方式上現行教學用的較普遍的是:案例式教學模式、模擬法庭、法律診所、審判觀摩、多媒體應用等手段。這些都是很好的教學方式，他們各自的特點都比較鮮明。案例教學是將具體的典型案例講給學生或者是整理剪接成短片播放給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通過小組對案件進行討論分析的一種教學方法［3］;模擬法庭則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選擇典型案例，由學員模擬當事人而進行的“審判活動”;診所式的法律教育大都是編制案例而進行的“軍演”;而審判觀摩就是列席真實的庭審現場，去感受、學習真實的審判活動［4］。這幾種方式，比照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形式都有很大的進步，強調了學生的參與性，使單純的理論教學帶上了實踐性的色彩，這些都是實踐性教改的具體方法。究其表現為理論色彩濃厚，實驗性突出，實戰性差。能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但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難以得到有效提高。   這里強調的教學方式調整，是一種改革，是一種創新，即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中心主導課堂的局面，主張在理論教學過程中，采取雙主體(教師、學生)互動教學模式，承認教、學雙方主體地位平等，建立教學主體與學習主體相互合作、相互協調、互動式的新型課堂模式，既體現了教師主體的指導作用，又調動發揮了學生主體的能動作用，提高教學質量，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在完成以一定知識作積淀后，改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實踐教學形式，給定真實案例，創建“學生法庭”。教師只做專業上的指導，配合學生做與真實訴訟各階段訴辯審全過程的比較評價和反饋，找差距、作總結。#p#分頁標題#e#   充分發揮學院實訓場所和校外實習基地的重要作用。   學院實訓場所設置法律診所、模擬法庭、文書寫作、辯論、調解等工作情境。針對專業方向組織學生進行校外實習［5］。   在經歷“學生法庭”相對成熟狀態后，可以組織開展實踐性法律服務，到社區、廣場、鄉鎮、街道，通過法律文書、通過解答具體事件的法律咨詢，通過處理法律實務運用中的技術性問題，既可以鞏固專業知識，又可以掌握專業的不足和積累基層的工作經驗，可以增強學生的法律洞察能力、法律思維能力、法律運用能力，訓練學生的實務操作技巧，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和職業角色意識。   同時，還可以根據社會熱點，專門開設項目學習。組織立題、給定時間做服務準備、確定法律服務人員、建設法務小組的輔導團隊、開展項目服務，然后，對項目進行考評、測評、存檔。可以根據不同的就業要求，設定不同的法律服務小組，組織輔導教師考察團分期、分批進行測評。這樣既形成了有組織的學習機制，又能發揮學員的主動性，同時也為高職院校法學畢業生職業能力的提升開辟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