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內外的法學教育相比，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中美法學教育比較概述（現狀的比較）   （一）管理體制比較   1、中國的法學教育管理體制   在中國,與改革前的國有企業一樣,大學也分別由不同的“主管部門”管轄。按照“主管部門”在國家權力架構中的位置,設有法學院(系)的大學,主要是國立和省立兩類院校,還有少量是市轄,其中許多院校設有法律系。在學校與主管部門的關系上,高等學校基本上依附于主管的政府部門。教育主管部門通過控制大學的重大事務（如校級官員的任免、人事編制、統編教材的編寫、計劃內招生人數，教師職稱評定、經費使用等）和稀缺教育資源的分配（如科研項目、碩士點、博士點、重點學科、重點研究基地等）對包括法學教育在內的整個高等教育行使著直接的控制權。但又由于缺乏全國統一的關于法學院批準條件和資格審查的規定，任何一所大學基本上都可以自主和決定法學院系或法律專業。這樣，一些大學在缺乏最起碼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的情況下也開辦法學院系或法律專業，嚴重影響了法律人才的培養質量。2、美國的法學教育管理體制美國的法學教育是由全美律師協會(AmericanBarAssociation,簡稱ABA)和美國法學院協會(AmericanAssociationofLawSchool,簡稱AALS)進行統一管理的，主要由ABA負責。   ABA在美國的法學教育中具有極高的權威,只有經其認可的法學院的畢業生才有資格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和成為律師,而數量不小的州律師協會承認的法學院的畢業生只能在本州執業,或充當律師的助手。A-BA把法學院作為“律師職業的守門人”,對法學院的要求非常嚴格,每年要對這些學院進行評估,以確保“產品”的質量。而政府對法學院的控制,以政府補貼作為維系其關系的紐帶。由于政府補貼相對有限,政府的間接管理并不起多大作用。在這種制度下，美國法學院實現了高度的學術自由、教學自主和高校自治。   （二）教育目標   1、中國“學術教育型”教育目標   法學教育的目標是什么———到底應當成為培養未來的律師、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者的職業教育學院，還是應成為一種培養國民素質的通識性教育或培養學者和法學專家而教授法學理論和系統法律知識的研究學院———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一個問題，而我們至今卻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從教育制度設計上說，中國法學院校應負責學術教育和職業訓練兩項教育內容。但目前而言，法學院實際上主要是進行學術教育，職業訓練主要表現為大學期間的實習。由于實習時間安排在大四下學期，學生此時大多忙于畢業論文及找工作，根本無暇真正去實踐，同時實習制度又缺乏嚴密的組織管理，通常由學生自己聯系實習單位，因而使得實習實際上流于形式。最后，法律職業訓練的任務轉嫁到了用人單位的頭上。正因為這一點，法律實務部門對法學院的教育方向、內容和方法不斷提出質疑和批評。于是，人們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建立專門的法律職業訓練機制是中國司法改革和法學教育改革刻不容緩的工作。但職業訓練教育是否還應交給法學院，或者說我們應該學日德式還是學美國式，尚無定論。   2、美國實用主義的“律師型”人才培養目標   美國法學院的教學目的不只是教授法律,更是教授“法律人技巧”。法律浩如煙海,而法律的變化與知識的更新又如此之快,使得要在有限的三四年時間內灌輸給學生今后職業生涯中可能會用到的所有的法律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因此,美國法學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學生知道某種法律的具體規定,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理解法律的運作機制,教會學生能夠具有法律人特有之思維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能夠運用自己所學的法律知識去解決實際的法律問題。這種“利用最少的時間,掌握最多最實用的東西”教育理念實際上就是美國實用主義思想在法律教學上的體現。   （三）辦學層次   1、中國多層次辦學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學專業成為了全國高等教育最熱的專業之一。我國法學辦學層次呈多樣化趨勢,從中專、大專、本科(學士),一直到碩士、博士,共存在5級層次。1996年以來又學習美國的J.D.教育開始招收法律碩士。此外,一些師資力量較強、教學科研水平較高的本科院校,還有法學的第二學位(學士)教育,其招收對象為在校的非法學本科學生,學制二年。這種法學專業遍地開花的結果使得學生整體質量不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從而形成了一方面社會急需大量法律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學法律的學生因不適應社會需求而無法就業的尷尬局面。   2、美國本科后教育   常規的美國法學教育要求學生在進法學院前須有一個非法律的第一學位,屬于大學本科基礎教育后進行的一種以培養律師為目的的職業教育。報考法學院的學生,通常要求已獲得某個學院或大學的文學士學位或理學士學位,并且要通過競爭激烈的法學院入學考試。其中不少學生已經取得其他學科的研究生或者博士學位，但法學院在決定是否錄取時依據的仍然只看申請者的本科成績。學生畢業后授予法律博士學位(JurisDoctor,簡稱J.D.)。J.D.教育是美國法學教育的核心和生命,獲得該學位是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和成為律師的先決條件。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律師、法官、法學教授都是J.D.畢業。盡管除J.D.外還有包括一年制的法律碩士學位(MasterofLaws,簡稱LLM)和三至五年的法律科學博士學位(DoctorofJuridi-calScience,簡稱JSD)等,但這些學位對從事律師工作并無幫助,除有志于從事某方面研究或外國學生出于“鍍金”考慮外,很少有人會繼續攻讀。   （四）教學方法   1、中國“填鴨式”講授教學   我國屬于以講授為主要形式的大陸法教學方法。#p#分頁標題#e#   我國法學教材內容多以政策、法律的條文為根本,為政策法律作正當性注釋。法律院系注重法典制度,凡民刑各法均依據條文,以講授理論為主,研究判例為從。與法條教育相適應,流行于我國大學講壇的法學教育方法為“填鴨式”講授方法,這種方法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法條逐條注釋,論述其如何的合理與適當。而在直接涉及實際運用和具體社會問題方面,則相對較少。學生的閱讀范圍局限于法學教材,教學以講座和集中講授法典及其假設案例為主,課程設置上重實體法而輕程序法；在課堂上強調教師的系列講授而非與學生討論,旨在向學生傳授知識。所以,一個教授在課堂中擁有幾百名學生,是司空見慣的。盡管案例教學法、討論課、實習等教學方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加以采用，但是并沒有改變概念化、教條化和形式化的模式。   2、美國案例實踐型多樣教學   美國的法學教育因為在性質上屬于職業教育,其教學方法圍繞職業教育而設計，有案例教學法、診所式法學教育課程以及辯論課程設計等。案例分析教學法由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蘭戴爾教授提出，從最初以講授法律規則和原則為主,發展到包括教授分析問題的技能、口頭辯護以及語言表達的技能在內，并吸收古希臘蘇格拉底教學法的特征。各法學院常常匯集判例,著成課本(casebook),偏重于分析討論的研究方法,教育學生懷疑一般概括,希望他們獨立地摸索出能夠發現的任何模式和結構。診所式法學教育課程和辯論課程設計是在美國現實主義法學運動下的產物，旨在培養學生包括談判、咨詢、會見、事實調查及真正出庭辯護在內的律師職業技能，在與法律援助活動結合的過程中培養他們的職業道德感。   （五）師資力量   1、中國法學教育尖端人才缺失   我國法學教育中高素質師資嚴重缺乏，主要原因有：（1）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對法律人才的急需,法學成為熱點專業,很多學校為了追求效益,紛紛設立法學專業,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備辦學條件,僅僅在90年代,各師范類院校的政治教育系就地轉化為政法系的情況就屢見不鮮。(2)我國本來法學人才不足,加上法學教育在短期內迅速膨脹,教師的數量在整體上的發展遠不如學生數量的發展。(3)法學專業是一個社會急需的專業,法科學生畢業之后面臨的往往是優越的地位或可觀的收入,使得大部分畢業生不愿留在學校當教師，同時教師的收入和待遇偏低,使得相當一部分教師不滿現狀而離職。（4）除了一些當年留學回國的當時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外，大多數博士生導師并沒有受過系統的研究生教育，沒有撰寫過嚴格的碩士、博士論文，甚至論文也很少（注重發表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其主要著作往往是參編或主編的，卻是當時最急需的教科書，加上當時的資料很少，因此沒有太多的條件指導學生，往往降低了培養的水平。   2、美國師資力量雄厚   美國法學院的教師主要是從一些最優秀的自愿放棄高收入而選擇了法律教研的畢業生中招聘的,這使得教師的學術水平比較高且安心于本職工作。同時,許多教授還兼職律師,這又使得他們能更深入、更廣泛地了解社會,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此外,各院校還不惜重金在全世界聘請大師來任教。   為了廣招人才,法學院聘教授的方式十分多樣,針對不同的情況不同處理,有全職教授、雙聘教授、兼職教授、訪問教授、全球教授等等。很多大學在得到一些巨額資助后,就重金聘請大師、名師,使自身排名迅速上升。美國實用主義文化對達爾文主義在教師管理中的運用也很具美國特色———圍繞競爭開展。每學期一門課程都會安排兩名以上教授分別在不同時間、教室授課，一方面可以方便學生協調聽課時間，一方面又使教授之間為爭奪學生市場而開展競爭，激勵教授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   （六）課程安排   1、中國單一、專才、學術型課程設計   中國的法學教育屬于專才型法律教育。從課程設置來看，除了教育部確定的公共必修課外，各個法學院開設的課程基本上都是法律專業科。這種專才型法律教育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即使成為了法律職業者在解決一些涉及其他專業和領域的法律問題時也都表現出能力不足，在參與解決一些綜合性社會問題上的能力極其有限。例如:經濟領域的很多立法都是由經濟學界主持，法學界的參與能力極為有限。前面已經提到中國法學教育圍繞的始終是學術教育，實踐課程的安排基本沒有。就算是模仿美國J.D.教育而開始的法律碩士教育，在課程設計上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本科生課程翻版，根本沒有學到美國J.D.實用主義課程設計的精髓。下面的圖標更能直白地反映了中國的J.M.教育與美國J.D.教育課程設計上的差別。   2、美國市場導向型的開放性課程設計美國法學教育課程安排非常注重實用性，運用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搭配，比較合理地將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編排在一起。同時注重學生職業道德素質和能力的培養，開設了法律實踐道德規范、律師職業道德、公共利益、職業道德與媒體等相關課程值得一提的在美國法學院沒有或極少專門進行純粹法學理論課程研究和教學的教授，所有教授理論課程的教授都有主要專業，教授一門甚至幾門專業法律課程，有些理論課程則由來自外系的教授承擔，例如文學（教法律解釋學）、哲學（教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經濟學（教政府管理或反托拉斯法）等。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些專門致力于法律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研究的研究所或學院（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理學與政策研究項目）,這些研究生教育項目自身并沒有齊備的課程，而是鼓勵研究生到各有關系院上課，自己選擇專業方向，結合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來研究與法律有關的社會現象，實際是廣義的法律社會學研究。   （七）圖書館作用   1、中國圖書館作用不大   在中國，大學圖書館水平良莠不齊，高水平大學（如清華、北大）在學校圖書館的建設方面越來越向世界名校靠攏，但那些沒有名氣又沒有財氣的二流大學圖書館就只能起到擺設作用了———藏書陳舊、管理落后、無人問津。而專門的法學圖書館在中國各法學院都基本沒有（僅有一些法學專業閱覽室，藏書十分有限，開館時間、容納閱覽者數量就更加有限），它也就不可能提升成為設立法學院的標準條件之一，而把法學圖書館使用教育作為一門課程來安排，在中國就只能是天方夜譚了。#p#分頁標題#e#   2、美國法學圖書館乃其教學基石   法律圖書館是美國法學院辦學的基本條件之一，也是區分法學院好壞的標準之一。各法學院均非常重視圖書館的建設，其軟硬件設施一般都能滿足法律專業的需要，許多一流法學院都為自己有一流的圖書館而自豪。像全美排名第8的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藏書達100萬冊,共有全時職員30余人。完整有序的資源體系、技術先進的信息設備和高效優質的服務，使其成為法律學習活動的中心。許多法律圖書館實行每周全日,每日24小時開放,職員三班倒,讓你能充分汲取知識和信息。作為法律資料與信息的中心，法律圖書館和館長、館員在幫助和引導學生獲取法律信息能力和分析法律問題的能力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許多大學要求法律圖書館館員應具備法律和圖書館學雙學位,不少館員甚至有碩士、博士學位。而大學法律圖書館館長通常是由一位法學院專職副院長擔任。按照有關規定,館長應該具有法律和圖書館或信息科學雙學位，除了負責圖書館的管理外，大多還負責給一年級學生講授法律文獻檢索與寫作(LegalResearchandWriting)這門課。這門課是法學院一年級的必修課,其主要內容是向學生講授法律資料、法律信息的情況，如何查找案例和有關立法，包括查找書面法律出版物和網絡上的法律信息資源,另外介紹如何把法律運用于具體的案例、如何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等。由此可見,法律圖書館在整個法學教育過程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   二、中美法學教育發展歷史概述   任何國家之間法學教育現狀的差別都不可能是即生的，而是在各自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于各國法治背景、人文社會環境等的不同，其法學教育的歷史發展路徑也不盡相同。筆者想從一種歷史發展的路徑上研究中美法學教育差別的原因和共同規律。   （一）中國法學教育發展概述   中國歷史上遠在秦朝曾有“以吏為師”模式的法學教育，以傳授法律知識為主的實用型師徒式傳授模式。這種模式與其說是一種教育模式，還不如說是一種技能和職業的簡單傳承。這種小范圍的以吏為師的實用法學教育一直延續到清朝。這種傳授模式不僅以技能和實體規范為內容，更增加了官方認可的儒學內容，運用儒家學說注釋律例。但終因儒學倡導的人治理念與法治理念具有內在的異質性和排斥性而抑止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的發展。   加之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集權體制和封建土地制度對于法制的否定等原因，中國在長期的文明發展史中竟沒有形成像樣的法學教育。近代后，清末的政法學堂承襲日本法學教育的傳統，主要是滿足“入仕之人”從政的需要；民國時期，由于司法官、律師、成為一種需要考試的職業領域，法學教育一度成為滿足法律職業從業者需要的機構，此時，法學教育同時受到兩大法系的影響：如東吳大學受英美法系的影響，注重英美法的教學；朝陽大學受大陸法系的影響，注重法典學習。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法學教育又是在蘇聯的強烈影響下，定位于“培養政法工作干部”。1958年以后，中國法學教育開始滑坡，直到“”時完全被取消。到70年代初，全國名義上只剩下北大法律系、吉大法律系和當時的湖北大學法律專科，實際上已停止招生。   后，當我們經歷了無法無天的浩劫之后并決定推行法治并恢復法學教育的時候，我們理所當然地努力強調法學的獨立性，強調法學的科學性，強調法學教育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法學教育擺脫傳統的“政法”標簽，建立起獨立的法律系或法學院，法學不再是根據政治斗爭需要而用法言法語詮釋政治文件的工具，不再是“專政學說”的附屬理論，法學首次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登堂入室，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主要領域。在這種背景下的我國法學尤其忌諱有人置疑它的理論性及其在人文教育中的正當性，因而在有人把法學稱為“幼稚的法學”或“沒有學術底蘊”的應用技術時，無疑就觸動了我國法學教育中最為敏感的神經(也是其薄弱環節)，更加堅定了法學教育者完善法學科學性和加強法學教育學術性的信念。然而當社會輿論認為法學教育脫離了社會實際或法律執業者批評法學教育與實踐差距太大時，我們又強調法學的社會性，強調法學教育的職業性和實踐性。   （二）美國法學教育歷史概述   在美國，獨立前的法學教育是以學徒方式進行的。在獨立后，對于學徒式法學教育的批評日益增多，一些大學開始嘗試正規的法學教育。在整個十九世紀，學徒式教育逐步讓位私立法學院或大學中的正式的法學教育。但是早期的美國法學院只是正式大學中的一個附屬學院，甚至和大學本身毫無關系。19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法學教育學院化的中心乃是哥倫比亞大學。德懷特教授提出了法學教育制度化培訓的理論，并在哥倫比亞大學實踐其理論，同時利用其在司法界的地位通過推行一種稱為“文憑特權”的制度把進入法律職業領域的控制權交給了法學教育工作者而非執業律師。這一特權自然遭到律師界和沒有享受它的其他法學院的反對，1878年全美律師協會（ABA）的成立加速了這一特權的消亡,也揭開了民間組織引領美國法學教育的序幕。這一時期，美國法學院學生主要來源于高中畢業生，法學教育實際上也是大學本科生的課程。   美國法學院的正名和學術地位飚升歸因于哈佛大學的三次任命：即任命艾略特為哈佛大學校長、1870年任命蘭戴爾(Langdell)為新設法學院的院長以及1873年任命埃姆斯為該法學院的助理法學教授。受當時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蘭戴爾認為“法律是一門科學，而且只能夠在大學中通過印刷出版的教科書來學習”。他對美國法學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包括他首創的案例教學法，以及任命沒有任何法律實踐經驗的埃姆斯為哈佛大學第一位新型的學術法律家來推行其案例教學法，開始使法學院逐漸從法律職業中分離出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案例教學法恰巧是他努力學陸法系教授法律系統理論的教育模式的結果，目的是建立一間效法歐洲模式的法學院。這種改革理想通過艾略特校長的努力和他的“社會關系”而使得哈佛法學院的方法被其他學院和學者們所接受。此后法學教育科學化和學院化成為美國法學教育的主流意識。也在這一時期法學教育地位抬升到3年制的大學后教育。#p#分頁標題#e#   20世紀20—30年代，美國形成規模宏大的現實主義運動，并將現實主義法學推向高潮。法學泰斗霍姆斯就發聾振聵地說：“法律的生命歷來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學界也認識到單純地把法律歸結為科學并不全面，認為“：法律同時是科學和技能，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職業。”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質疑蘭戴爾建立的典范教育模式的叛逆之風愈演愈烈，其中最為強烈的一股是主張以訓練法學院學生實際能力為宗旨的實踐性法學教育模式。這樣一股改革之風是美國法學院師生特別是法律職業界人士對于傳統法學教育的反思，是對法學院未能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法律人才的反思和矯正。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了現實主義法學教育改革的主要陣營。由于認識到法學院學生的能力和素質與律師界和社會的要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全美律師協會也就法學教育改革問題進行了調研，組織了一些正式機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類課程的發展。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兩個項目。第一個是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由全美律師協會組織實施的“診所式法學教育課”。第二個項目是由全美律師協會在1971年成立的全國初審辯論研究所(NITA)。   該所的宗旨是：1.訓練年輕律師的辯論技巧；2.發現有效的訓練職業辯論技巧的方法和手段；3.訓練在法學院講授這類課程的師資，并鼓勵在法學院中開設這類課程。由于該機構的努力，現在許多法學院都開設了這類課程，其教材也被廣為使用。   三、歷史分析路徑視角下的比較評析   分析比較中美法學教育的發展歷史，我有如下認識：   （一）學科化和學院化路經的比較   中國這種學科化和學院化的傾向與外國法學教育學院化的傾向貌似神離，因為它們各自產生的基礎不同。我國的法學教育是從一種極為特殊的環境中發展出來，即法律制度長期受到忽視、貶低甚至是被砸爛，法律在社會中的作用從未真正發揮過，法律職業界包括法官群體也從來就沒有形成過自身的獨立身份，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獨特的法律思維、法律職業的技能，那種古代以吏為師的師徒傳承式的法學教育也早就不復存在。我國法學教育的學科化和學院化則是針對否定法律的科學性和學術性和否定法學的獨立學科地位的特定的政治環境和思潮而言。這與美國的法治傳統極為不同。在那里律師和法官形成了獨立的社會職業團體，并通過這種團體傳授著獨特的法律技能。因此，美國的法律院系是要把這種單純靠職業團體傳授法律技能和知識的古老教育方法改革成以教授科學為主的現代高等教育，把法學教育納入大學教育的軌道。這一改革基本上是在19世紀科學大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教育科學化的改革運動。這里的科學化和學院化是針對歷史上學徒式的陳舊教育模式而言。如果說美國法學教育學院化帶來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那么我國法學教育就更甚一步，因為我國的法學教育受大陸法系學術教育模式影響，但又沒有學習到大陸法系中職業訓練的教育結構安排，這種學院化的傾向就更加具有片面性。   （二）法學教育螺旋式發展表現   中美法學教育發展的歷史似乎都表明，法學教育的發展歷程是在其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雙重性之間的搖擺中推進的。它從早期的學徒式的經驗與技巧的傳承和自行摸索模式轉變到了學府內的獨立學科型的科學和學院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們認識的深化，實踐性模式又作為系統和科學模式的矯正和補充機制受到了重視。繞了一個圓圈之后，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當然這一圓形的軌跡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我們現在的認識早已不是局限于那種膚淺的師徒傳承方式，而是在更為深刻地認識到法學教育的二重性，特別是體驗到二重性兩個極端的片面性之后的徹悟，所處的位置顯然比原出發點要更高。其內在的二重性不應被視為非此即彼的絕對對立的兩極，而應當被視為相依相對、互利互抑的統一體的兩個方面。處理得好，水乳相容；處理得不好，則水火不容。   （三）對比美國法學教育發展經驗的幾點認識   1、大學及校長、教授的作用   縱觀美國法學教育發展的歷史，其重要陣營及推動力量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雅魯大學等知名學府之間變換。從哥倫比亞大學德懷特教授法學教育制度化運動的盛行，到哈佛大學蘭戴爾院長案例教學法的統治地位，再到現實主義法學陣營在哥倫比亞和耶魯大學的興起，每一次的法學教育革命都看到了這些知名大學及其校長、教授的奮斗身影。雖然我不是個“英雄史觀”的迷信者，但我也確實在這段歷史中看到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巨大作用。聯想當下中國法學教育改革，我們似乎缺失的或者說正在尋找的就是這么一些偉大學府中的偉大精英學者。   2、教學方法的影響力與學術創新   美國每一次法學教育的變革似乎都受到一種教學方法的影響。19世紀70年代開始，案例教學方法的提出樹立了它對美國法學教育界百多年的支配地位。雖然這種主導地位并不總是不受質疑，但案例法被證明了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在被美國實用主義思潮批判后，它不斷被改進，與診所式教學方法等實踐教學法一起繼續統治著美國的法學教育。同時，教學方法的影響力，也使得每所最先倡導它的法學院成為那個時代在法學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法學院。   近年來，中國在法學教育方法改革方面也引進了美國的這些教學方法。大學老師在講授課程時加入了案例的討論，但這種努力與美國式的案例教學法還很有差距。   另外，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下，診所式法律教育項目在中國已經啟動，但僅在發達城市的11所法學院開展（非常可惜，吉林大學法學院不在此列）。學習外國先進教學方法固然是一種提高自我水平的路徑，但結合中國教育現狀，發明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研發型教學方法，我覺得更有價值。中國目前法學學術界最大的問題就是：自主原創的學術產出數量少、質量不高。很多在中文世界中看來有些新意的研究也不過是在重復外國學者的，甚至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盡管我國大陸的法學著作的翻譯在過去10多年來相當興盛，大大促進了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但若是換一個角度，這又恰恰表明我國大陸獨立的法學研究非常薄弱；就法學研究成果的知識性質而言，這基本是一種依附性的研究。它一方面表明中國大學和法學院的學術轉型還不夠，法學研究的傳統不夠，相關的制度和制度激勵不健全等等，同時它也是法學教育存在問題的部分來源。#p#分頁標題#e#   但是，在我看來，這還反映了法學學者（絕大部分都任職于法學院）缺乏對中華文化之復興和中國和平崛起的直覺，缺乏一種學術創新和對中國法治經驗的學術自信。而沒有這樣一種理解和自信，沒有這樣一種自覺的學術追求，就很難對世界的法學研究作出中國人的學術貢獻。   這不但會影響當今中國的法學發展，更重要的是會影響中國的法治發展和法學教育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下一輩中國法律人的學術自覺。   3、民間組織的作用   美國法學教育發展中不容忽視的力量來自兩個民間組織：1878年成立的全美律師協會和1900年成立的美國法學院協會。就是這2個民間組織在實現捍衛大學傳統自治地位的同時，不斷加強了對法學院的管理，又鞏固了每一次美國法學教育革命的成果。一方面，美國法學院協會的產生，使得每個法學院在教師聘任、職稱評定、招生、課程設置、教材使用等方面擁有很大或完全的自主權，因而美國眾多的法學院形成了特色不同的法學教育和研究的傳統、風格；另一方面，美國律師協會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學院批準規則》加強了對法學院的管理和控制，確保了法學院良好的教育條件和人才培養質量。   中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向來都是政府主導型，缺失的正是這種民間組織的作用。當前,中國在法學教育方面設有兩個全國性的學術機構：一個是教育部屬下的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一個是中國法學會屬下的法律教育研究會。在過去的數年中，這兩個學術機構為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如在本科專業設置的調整、核心課程的確立、主干教材的編寫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政府主管教育的局面并未改變，如果行政管理和行業管理二者有了沖突，沒有行政權力的行會在政府面前就顯得蒼白無力了，法學教育就會失去一定的專業權威性發展導向。   4、冷靜客觀地看待中美法學教育的差別   任何一種教育體制都是和該國的國情相適應的。不是任何好的東西都拿來就可以用的,所謂“桔生淮南為桔,生于淮北為枳”。美國的法學教育是其自身特色的體現,有屬于它自己的歷史發展路徑及規律，并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國情。我們不能盲目的貶低中國的法學教育，也不能過于相信引進美國法學教育制度就能解決中國現有問題，盲目引進的結果可能就是舊問題還沒解決卻又產生新問題。   對于兩國法學教育表現出的差別，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看待。許多差別只是兩國固有教育機制不同的必然結果，就如同中餐與西餐的差別一樣，永遠比較不出何者更優，它只是民族喜好的不同。   以美國的法學教育層次定位在本科后教育為例，我并不認為它體現了美國的法學教育層次比我國高，我們還要看到美國教育制度與我國的不同。美國大學教育十分清楚的分為本科基礎教育和大學后專業教育（或叫職業教育）兩個層次。以耶魯大學為例，有一個本科生院叫做YaleCollege，專業包括文學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自然科學學科和工科學科，全部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學生在College里的專業劃分不是很細，畢業可獲得文學學士、理學學士和一般學士學位。學生從College畢業后，一般認為還不可以去工作，通常再念一個專業學院即School后才可以走向社會工作。耶魯大學在YaleCollege之后開辦的這樣的職業學院共有11個，這些學院的所有專業都可授予碩士和博士學位，法學院也是這樣的College之后的職業教育學院之一。我們一般交往最多的就是這些職業學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華爾街大街上走的都是碩士博士的原因。而我國大學教育沒有College教育和School教育之分，基礎和專業教育合二為一。所以我們不能說美國的法學教育層次比我們高多少，只是因為教育制度的不同而已。   結語：   客觀的說，中國現行的法學教育是舶來品，從美國的法學教育中借鑒其成功的經驗對于我們今天的法學教育應該是大有裨益的，而不是簡單的為研究美國法而研究美國法。事實上，我們認為，無論是關注傳統還是放眼世界，首要的都是必須達至理解：理解傳統才有可能不背離傳統，理解他人才有可能避免食洋不化。在借鑒美國的先進經驗的同時，完善我國法學教育體制，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法學教育之路。   另外，我希望通過本文采用的這種歷史分析路徑，可以為研究中美法學教育比較提供一種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