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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學教育全球化概念簡析   從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支撐,以經濟的全球一體化運動為先導,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的新時代，“全球化”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學術話語也同時被廣泛認可和使用。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吉登斯教授認為，全球化主要與時空的伸延過程有關。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世界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增強，這些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把相距遙遠的地方連接了起來：本地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由發生在許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構而成的，反之亦然。   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該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個體的一舉一動與全球發展處于緊密聯系之中。全球化的維度一般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環境全球化、軍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個方面。法學教育全球化這一概念近幾年才被提出，學界對它的關注、討論都還不多。筆者認為法學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簡單歸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圍之內，也不能簡單劃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學教育全球化應屬于一個邊緣問題，筆者試圖從語義分析的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詳細闡釋。   （一）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公共事務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主要趨勢。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來法律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在歷史上法律的跨國發展(國際化)是法律發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標志，源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沖突、交流與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概括為三項: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個進程、一個過程、一種趨勢，但同時也已經成為當今法律的發展趨勢。而法學教育既是法律發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發展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發展取決于法學教育發展的程度。適應經濟和法律的全球化趨勢，法學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議程，成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人們對它的研究尚顯薄弱，目前很難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   對教育全球化最廣義的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教育不斷跨越時空障礙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溝通（物質與信息的）和達成更多共識的共同行動，同時不斷獲得和深化現代性的過程。   教育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以不同形式不斷擴大教育資源的共享，并且不斷增加不同教育體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全球教育體系的過程。法學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下的一員，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時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員，因而必須兼顧這種雙重身份，成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涵義的邊緣概念。   （三）法學教育全球化   綜上所述，筆者將法學教育全球化定義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學教育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當然，必須承認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國所有法學教育內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國際性的教學內容（如：涉及各國自身法律文化傳統的內容）不可能、也根本沒有必要“化”為“全球性”法學教育。同時，法學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內法學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著各國之間的法學教育呈現多樣化、多元化，各國的文化互動不斷加強，一種無邊界教育理念產生，而這種無邊界教育必須、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國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礎之上的。   二、法學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學教育全球化作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個分支，其過程和結果都體現了一種法律文化的互動。實現這種法學教育文化互動的媒介，歷史上主要包括：人口遷移、跨國傳教、留學、跨國貿易、聘請外國專家、法律翻譯等等。到了全球化時代，筆者認為文化互動的媒介主要有學術人才的流動、跨國公司的推動和英語工具的使用。   （一）學術人才的流動   全球化時代留學已經不再是本國學生接受外國教育的唯一途徑了，很多的世界級大學都開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當地接受學生入學授課；隨著網絡的普及，遠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現開創了跨國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學術人才的交流”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學”概念，它更能準確表述跨國教育的情況。學術人才的流動包括留學和學術教育機構的跨國化兩個方面。   1、留學   從有留學生開始，留學就是文化傳播和流動的重要路徑，留學生是構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為直觀的現象，是跨文化的知識攜帶者。留學也就成為了促成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現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夠蜂擁而入中國，中國派往歐、美、日諸國學習的法學留學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據統計，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留學國外的法學留學生有4500多人。   進入全球化時代后，留學生人數更是迅猛增長。1978-2003年底，25年間中國內地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02萬人，留學回國17.28萬人；2003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11.73萬人，年度留學回國人員總數2.01萬人。   法學   留學生之所以會在法學教育全球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學留學生歸國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學教育、研究領域擔任重要職務，深刻影響乃至主宰本國法律和法學的發展。目前，在中國的法學教育界，幾乎所有出名的法學專家、教授都有在國外留學或者至少是訪問學習的經歷。大量的學者和科學家為了從事研究或教學暫時旅居國外，對學術工作而言，這意味著大量的學術移民。全球化鼓勵這種流動，而且會確保這種流動持續增長。隨著學術系統的日益接近，學位逐漸在國際范圍內廣為接受，移民規則越來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動，同時大本身也越來越向全球杰出人才開放，可以預計全球人才教育市場將繼續不斷壯大。留學這種法學教育全球化的途徑存在如下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留學現在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往發達國家輸送留學生，而大多數留學生都是自己付費上學，這樣就為東道國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同時也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種榨取。據估計，某些發展中國家用于海外留學的費用比該國所獲得的國外援助還要高。   其次，留學生不僅獲得法學專業領域的訓練，還吸收了留學國的法學學術系統的規范和價值觀。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后，往往熱衷于用他們在國外習得的方式來改造本國法學教育，而這樣的行為往往被證明可能是不現實也不可行的（如中國引進美國J.D.教育而設立的法碩教育的失敗）。因為雖然留學生起到了國際學術文化載體的作用，但這種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則和價值觀，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最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帶有很強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學作為一門實用性學科，除了立志投身學術研究的學生或者是選修國際類法律課程（如國際經濟法）的學生可以在海外學習中獲得實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從事實務的學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實真的不大。因為實務中適用的通常是本國的法律，沒有任何海外學校能比本土學校更了解它們。   2、學術教育機構跨國化長期以來，大學一直深受跨國界的文化環境影響。當今世界各國的大學，除了開羅的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淵源——中世紀歐洲大學，特別是有教授治校傳統的巴黎大學。   由于殖民統治的緣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區也輸入了歐洲的大學模式。即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埃塞俄比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接受了西方學術模式。這種情況也存在于中國，盡管中國業已建立堅實的本土學術傳統，但中國大學仍表現出了國際性和中世紀歐洲大學傳統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結構和教學方向。美國大學結構在全球影響深遠，表征著世界各地大學特征的基本結構，但其自身也是熔鑄了各種國際影響的混合物。最初的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學院模式，與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理念及美國式的服務社會觀念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美國大學模式。通過一些創造性的方式，外國模式與美國國情緊密結合起來。隨著歐盟邁向在“共同歐洲空間”（commonEuropespace）內尋求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協調，外來影響再次凸顯出來邱收：法學教育全球之媒介研究——學位結構、課程學分制和其他改進中的成分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不斷演化的學院校模式。這些都說明了，大學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教育的縮影。   全球法學教育市場是以一系列跨國法學教育創舉的形式出現的，從不同國家法學院之間的聯合辦學到一國法學院在國外設立分校不等。各種跨境法學教育投資項目包括應用互聯網和其他遠程教育方式傳輸課程。許多營利型公司和機構已經積極投資于跨國教育，不少傳統大學的法學院也在從事這種活動。   當前，一些高等教育項目的輸出是全球趨勢的標識。少數高聲譽大學在全球一些地方設立了分校，一般都是開辦包括法學在內的熱門專業。在新加坡，有一種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見的跨國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請一些世界著名大學或其院系，到新加坡開辦項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選出來的大學在受到激勵后，前往新加坡辦學。類似地，吉爾吉斯斯坦、卡塔爾、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國支持的大學。這些學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議，與美國的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指導，并且獲得了美國方面的認證。它們使用的教學語言是英語，課程也來自美國。而一些地區由于曾為殖民地的歷史原因，一直以來都會受到原宗主國法學教育機構的影響，如英國的倫敦大學就在香港開設海外法律學位課程，定期安排英國教授來香港授課。   這些聯合辦學的跨國教育機構，使得許多學生可以不必選擇出國的留學教育就能獲得外國法學院的學位教育。但有時候，外國學位課程僅僅是由本地院校“授權”開辦。外國大學出讓其名稱和課程，對當地院校機構或商業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導與質量監督。新設機構獲得了對本地學生授予外國院校學位的權限。這些授權協議導致了大量的贗品和批評。   英國媒體的一些批評文章尖銳地指出，英國高等院校特別是那些名聲一般的院校，紛紛加入海外教育市場，嚴重地損害了英國高等教育的“好名聲”。與此同時，“買方”也就是付費的海外學生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標準的英國學位，殊不知這些學位實際上不可與英國國內院校的教育水準同日而語。   （二）跨國公司   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跨國貿易活動，從它產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動國家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同時，無形中也充當了國家間文化溝通與互動的媒介，當然地成為了推動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使者。跨國貿易不僅表現為資本、貨物、技術、人員等經濟要素的流動，也表現為思想觀念、管理制度、交易習慣等文化要素的流動，最終集中體現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經濟學、法學等學科上表現最為突出。從法律方面來觀察，國際貿易往往是民事規則、商業制度、交易習慣跨國傳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越來越密切的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為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不過是自古以來的跨國貿易在空間范圍、交易廣度、交易規模上的擴展，不過是追逐利潤的跨國商人利用現代科技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而跨國公司在創造“奇跡”的過程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被認為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器，使經濟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   從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國公司由大約4萬家、分公司約25萬家發展到總數6.3萬家，共有國外分公司70萬家。而知識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又導致全球企業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業并購總金額猛增至3.38萬億美元，超過了1990～1995年并購總額之和。通過企業兼并，跨國公司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至2000年末總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國公司的年收入均超過1000億美元。#p#分頁標題#e#   根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國公司的銷售收入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控制著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的85%以上，還控制著國際工藝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的80%左右和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90%以上。   目前而言，跨國公司的產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又促使它們推動經濟知識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強。跨國公司為何能對法學教育全球化產生深遠影響，充當其最主要媒介?筆者認為原因如下。首先，必須弄清楚跨國公司有何能耐橫跨國界闖全球？1、它擁有頂尖科技人才優勢；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嚴密的協作團隊作戰精神；4、有強大的巨資投入進行科研和開發；5、有及時培訓學習的科研機構組織；6、有嚴格的管理及創新能力。跨國公司上至總裁老板，下至職員，每人每年必須培訓學習1～3個月，一種方式是利用國際互聯網絡遠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術技能培訓；另一種方式是帶有保密性、高級性的高新技術的培訓，職工必須回本公司進行封閉式培訓學習。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創新教育在跨國公司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為此，跨國公司始終保持著技術的先進性、知識的新穎性、經營的靈活性、競爭的強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國公司這一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越發展越強大，越能顯示出不可戰勝的雄姿。   其次，跨國公司從兩個方面推動了世界經濟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一方面，不同國家的經濟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沖突是國際貿易的制約和阻礙因素，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因而國際貿易的發展必然要求協調和統一世界經濟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長期的國際貿易又使得各國的經濟法律制度不斷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響，這為世界法律制度的協調和統一奠定了基礎。最典型就是WTO的規則，它的很多規定就是跨國商人間的交易習慣，而這種商業習慣最原初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就是各跨國公司。有了這些國際間通行的規則體系，這就為法學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規則學習內容，使得法律的學習內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國內的法律體系，為國際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等課程的開設提供了依據，也為各國法學教育界共同協作研究提供了對象。   最后，市場經濟環境下，跨國公司對人才的需求標準對法學教育的發展自然具有重大影響。跨國公司基于自身貿易發展需要，對其員工水平要求甚嚴。隨著其影響力的加強，它成為吸納法學畢業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市場。為了推銷出自己培養的人才，法學教育界不得不迎合這個市場的需要來推行這種跨國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養。以中國為例，隨著我國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國際法律服務市場連在一起，成為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一部分，法律服務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聰明過人的外國律師行已經瞄準這個市場，并將以充分的準備前來瓜分這個市場，中國律師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面對跨國商貿，我國律師除了法律觀念、法律知識、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在內)整體上極不適應外，還有三個極不適應：其一是有關涉外貿易、金融、保險、證券、電子商務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不適應，而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務的主要領域；其二是運用計算機處理法律事務的技能不適應，未來的法律服務將越來越網絡化，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更多地是通過網絡聯系，律師將主要通過網絡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詢服務；其三是外語(主要是英語)交流能力不適應。   從跨國公司看當今世界法學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終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為新世紀教育最具影響的新潮流，一個重視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的大氣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識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現，而法學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站在時代的前沿陣地，發揮出新的教育潛力。   （三）英語   英語是21世紀的拉丁語，現在已經成為主導研究和學術的語言。在當前，要進行全球范圍的知識交流，英語至關重要。從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語作為高等教育用語國家的教學，到跨國學位課程及其他課程計劃，都是這樣。英語獲得這種統治地位并不讓人驚奇，如果說全球法學教育意味著必須把握英語的話，那么英語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值得分析的因素。   作為世界上最廣泛學習的外語，英語還是非英語國家最廣泛使用的第二語言。英語不僅是當前差不多所有國際通行科學期刊的共同用語，還主導著其他學術領域。大多數國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國際科學期刊上，而這些論文基本上以英語為媒介，這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語言的優勢地位。科學和學術互聯網站點也基本采用英語。實際上，英語成為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語言。赴英語國家大學留學的國際學生群體規模最大。隨著英語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其內部的力量均衡被打破，英語更多地被非英語母語的人們使用，英語不僅僅作為英語母語的國家之間以及非英語母語和英語母語國家之間溝通的工具，還成為非英語母語國家和非英語母語國家的人們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以及一些非英語母語國家內部的人們溝通的第二種語言工具，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   當把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的人口超過把英語作為第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時，標準英語的概念逐漸被淡化，出現了英語的“多樣化”。英語處于學術交流的頂端、給美國、英國和其他富裕的英語國家帶來了明顯的優勢。而美國則因為其具備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系統和最重要的英語使用者，擁有雙重優勢。舉例來說，很多科學期刊都是在美國編輯的，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這就給美國作者以便利，這不僅表現為他們可以用母語寫作，而且其同行評價體制也是以美國學者所熟悉的語言和方法論來進行的。別人要與他們交流的話，就不得不采用外語，并且要盡量適應這種陌生的學術規范。如前所述，許多地方的學者面臨在國際期刊的壓力，人們認為在“最佳”科學期刊是學術工作成績的必要證據。這樣就使得國際和區域會議逐漸以英語為專用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掌握這門語言的優勢。   總之，英語作為推行法學教育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國際學術市場上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為各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提供語言媒介、學術資源共享提供平臺等等；同時，使用英語，讓那些使用英語的國家取代母語教學的國家逐漸向主要英語國家的學術體系方向發展，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后者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中國法學教育界目前就普遍認為，國際一流法律人才應必備的條件中，下面三條應是至關重要的：1、接受過嚴格的、系統的學校教育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并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2、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能密切跟蹤國內外科技前沿課題的進展，并在重大課題上有所創新和突破；3、精通英語，能夠快速閱讀大量英文資料，快速撰寫英文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用標準語調宣讀英語論文和講演，在國際會議上聽懂各國代表即席發言和自己作即席發言，用英文著書立說。   在法律實務界，英語作為全球語言，在經濟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時代愈加重要。律師如果不能熟練地運用英語處理法律文書，用英語直接與自己的客戶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譯”，那就不僅搶占不到跨國商貿帶來的法律服務市場，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擠出原有的法律服務市場，那些高級的、報酬可觀的法律服務將被外國律師行壟斷。我國的法律英語教學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其學科體系已初具規模。法律英語,在英語國家中被稱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語言,在英語中指表述法律科學概念以及訴訟或非訴訟法律事務時所用的語種或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   從此概念可以看出,法律英語所使用的語言不僅是英語本身,還包括其他語種,如法語、拉丁文等。現在全國已有近40所政法院系在本科生、研究生不同層次開設法律英語課程。最早開設法律英語課程的學校是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還倡導教師用英語講授法律課程；中南政法學院于1994年成立了“中美律師培訓中心”；西南政法大學率先在其學報《現代法學》中開設了全國惟一的“法律英語”專欄,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教學與研究文章。近年來,外語類核心期刊《中國翻譯》、《外語界》和《外語教學與研究》等也相繼刊載有關法律英語的學術文章。   法律英語這一邊緣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雖已得到較快的發展，但亦存在不少問題，面臨不少困難。第一，法律英語還有待引起重視。長期以來，法律英語并沒有成為法律人和語言學家共同關注的對象。法學家一心研究法學而不關心語言學的問題；語言學家一心咬文嚼字而不知法律為何物。真正能操一兩門外語進行法律教學和研究的法學家廖若晨星；能把語言學理論運用于立法、法律解釋和法律研究的語言學家屈指可數。第二，我國法律英語的教學和研究還有待加強。   總體看來，我國關于法律英語的研究還是很薄弱的。諸如法律英語的學習方法、教學方式、課程設計等等缺乏系統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英語教材選用方面，各種版本的法律英語教材都是依個人的經驗和觀點來確定選文和編寫體例的標準，而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詞匯選用標準。因此，完善法律英語課程設置，在實踐中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