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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和加強中國法治,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法治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不是短時間簡單輕易就可成就的。“然而,在我國法學者和法律人對法治問題的思考當中,似乎有一種比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維傾向,這種思維傾向或者思維定勢,就是簡約化而比較缺乏對法律的精神層面的法的意識與觀念的重視”[1]。加強法治的法律環境研究,是法治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則是法治和法律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根本基礎。本文著眼于法治的視野中,從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內容、法律情感的地位和作用、法律情感的培養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內容   情感,作為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指個體對外界刺激產生的肯定與否定的心理反應,與社會活動緊密相聯。法律情感是法律意識中的一個內容,是基于法律現象作用于人們的感官而產生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應。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是指社會公眾在法治化與人治化的不同環境下,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逐步形成的穩定性與傾向性的法律感性認識、法律理性認識與法律信仰的心理反應的總和。   人的情感是一個由多因素構成的多層次的復合體。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也是由多因素構成的多層次的復合體,法律感性與法律理性直至法律信仰,是一個由淺入深、不斷遞進的過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且復雜的法律情感世界。   (一)法律感性情感   心理學告訴我們,情感伴隨著感覺而發生,沒有感覺就沒有情感。外界各種事物作用于我們之時,我們意識反應首先是感覺狀態。如果是能引起好奇、愉悅、滿足與美好的刺激反應,人們就會進一步地認識和探究,最后達到認同與接受直至信仰。反之,如果外界事物引發的是厭倦、壓抑、痛苦與不適的刺激反應,就很難激起人們探究的熱情,自然會產生隔膜、陌生與距離。   社會文化產品對公眾欲望的滿足自然也應建立在人們的情感感受基礎上。法律感受同樣如此。如果人們對外界法律(廣義上的各種法律法規,甚至還包括法律的制訂和運行過程)能產生好奇、愉悅、美好與需求欲望的心理刺激反應,人們就會去探究它,反之人們就會遠離它,甚至反對它。實踐表明,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最初感受來源于法律對社會公眾的親和力,包括立法的宗旨、執法的過程和司法的公正與否。美國著名法學家德沃金從獨特的“權利”觀出發引發對待法律的感受觀可見一斑。“一個政府通過尊重權利表明,它承認法律的真正權威來自于這樣的事實,即對于所有人來說,法律確實代表了正確和公平。   只有一個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員尊敬法律為道德權威的時候,即使這樣做會給他們帶來諸多不便,這個人才會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時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標準行事。”[2]“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3]由此可知,法律狀況引發法律感受,不同法律狀況會引發社會公眾不同法律感受,這是社會公眾對法律最基本、最表層的認識。   (二)法律理性情感   人們對外界事物的感覺是認識事物的開始,建立在感覺基礎上,是否引發其進一步認識與探究是情感是否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自我感覺良好,就會產生進一步探究事物的沖動,對事物進行分析、解剖與評議,從而把握事物的本質。在此過程中,情感因素始終參與并影響其認識的過程。“憲法的鞏固依靠風俗的善良,依靠的神圣人權的知識和理解”[4]。社會公眾對法律的認識與對其它事物的認識一樣。如果法律感受是美好的,必然引發其進一步了解,探究與認識法律,從而把握法律全貌與本質。人們基于對法律本質的理性認識,才會建立起法律的理性情感。   (三)法律信仰情感   人們對外界事物通過感覺和理性認識,在情感參與與理智作用下,把握了事物全貌與本質。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完全接受、認同與信賴它,或許還會批判、排斥與否定它,這就進入了大腦意識活動的最高層次,達致情感的提升與升華。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經過法律感受與法律認識階段之后,必然沉淀與歸宿為兩種不同的方向。一個方向是對法律的認同、接受與信仰,從而自覺地去遵守法律,并積極參與法律建設。另一方向是批判、排斥與否定,從而抵制法律,也就會視法律為虛無,甚至違反法律。   法治文明的發達意味著良好的法律被真誠地信仰和遵守。“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5]   法律及其法律作用的發揮必然以確立其權威、被人們認同、尊重與信仰它為前提。“沒有民情的權威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權威,而沒有信仰也不可能養成民情”,“自由視宗教為民情的保衛者,而民情則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證”[6]。社會公眾對法律的認同、接受與遵守,直到信仰,這是法律情感的升華與最終歸宿。“正如心理學已經證明的那樣,在確保遵從規則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實性和歸屬感等遠較強制力為重要。正是在受到信任而不要求強力制裁的時候,法律才是有效率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仰賴警察。”[7]   二、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地位和作用   正確把握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關鍵是剖析與確立其地位和作用。孤立地去談社會公眾法律情感是無意義的,必須置于法治視野中,從法治及法律環境相關性角度,全面分析社會公眾法律情感對于推進法治,加強法律環境建設所起的基礎性地位與作用。“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8]。我們討論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地位和作用,正是基于此展開。   #p#分頁標題#e# (一)社會公眾法律情感是法治和法律環境建設的基礎   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制定法律?應制定什么樣的法律?怎樣實施法律?怎樣使人們遵守法律?這樣一系列問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立法、執法與守法過程)之中無不滲透著社會公眾法律情感,并以其為法律基礎與出發點。“法律是理性的,是對個人、國家、社會及相互間關系的一種定位與安排。但是,法律也應當表達或主要表達社會公眾普遍共同的精神、情感和意識,只有如此,公眾才能產生對法的一種神圣的法律情感”[9]。法的制訂必須兼顧社會公眾的自由、平等和利益,正當性和合法性及評價不能違背社會公眾的意愿。“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會轉讓自己的自由,我們向你們建議的任何事情,不得你們的同意就決不能成為法律。羅馬人啊,請你們制訂會為你們造福的法律吧!”[10]“法律只要不以民情為基礎,就總要處于不穩定的狀態,民情是一個民族的堅強耐久的力量”[11]。所有這些,說明立法與立法者必須從社會公眾的需要出發,滿足社會公眾的情感需要。在此基礎上制訂的法律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才能讓社會公眾忠誠和信仰,從而自覺地踐行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反之,不顧民情、不合理性、不能滿足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必將導致社會公眾的抵制。“如果國家的命令是完全應受譴責的而且其不合理性已達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程度,那么抵制執行這些命令的權利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轉變為一種不遵守這些命令的法律義務”,“當一條規則或一套規則的實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脅時,它的有效性就可能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外殼”[12],美國著名法學家E•博登海默如是說。   (二)社會公眾法律情感是實現法治和法律環境建設目標的保證   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社會的“自由、平等與秩序”,建立起“公正、正義與平等的社會制度”,為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明發展創造條件。這個目的的實現必須要有社會公眾的積極支持為前提。“僅僅訂成條款寫在紙上,這種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會持久的”[13]。從先哲柏拉圖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紙上之法”雖然重要,但法治最根本的目的是“活的現實實踐之法”的“遵守”與“作用發揮”。這必須以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特別是社會公眾的信仰情感作為保證。當社會公眾將法的權威建立在真誠信賴和崇敬基礎上時,即使法有瑕疵,也會得到社會公眾全身心的維護與完善。“如果某一社會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當權者制訂和實施的法規,而且還不僅僅是因為若不遵守就會受到懲處,而是因為他們確信遵守是應該的,那么這個政治權威就是合法的。如果大多數公民都確信權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較容易地和有效地實施,而且為實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費也將減少”[14]。   (三)社會公眾法律情感是推進法治和法律環境建設的動力   法治追求秩序的形成,秩序的形成需要有好的法律環境。所有這些,必須以社會公眾熱情投入其中才能真正建立。當法律信仰的主體由社會公眾而擴大到社會群體,再擴大到社會時,則法律信仰就蔚然成風。   在這種風氣之下,法律的四個環節即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就能得到很好的貫徹、實施和遵守;在這種風氣之下,法律的監督機制就顯得脆弱和多余;在這種風氣之下,即使所訂立的法律有些模糊、時滯,也不會影響秉公執法和公正判決;在這種風氣之下,就不會出現貪贓枉法、執法犯法等諸多丑惡現象。如此,法律的土壤就堅實、肥沃。社會公眾以極大的法律情感投入法治和法律環境建設當中,是中國法治化社會形成的根本途徑。   三、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培養社會公眾法律情感不可能與生俱有,也不會自然生成,特別是當前中國法制建設正在加強,法律建設正在健全,逐步由人治向法治轉型的時期。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多樣化措施,構建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養成制度,從而培養社會公眾良好的法律情感是非常必要的。   (一)加強法律意識教育   進入法治化時代,法律教育已成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全體國民進行基本法律知識普及與法律素質提高,首先是學校教育要為青少年學生法律素養打下堅實基礎。“學校教育(不僅僅是法學院、法律學校和法律系的專門教育)不僅可以為法治奠定文化科學基礎和各種人才基礎(尤其是法律人才),而且能夠使法治觀念普及化,使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從觀念上法律化。法治的實現和維持依賴于人們的積極參與普遍責任感,因而法治傾向于擁有更多的有文化和教育的民眾”[15]。“天賦的德性通過教育最后終能理解邪惡和德性本身。因此據我看來,不是那種壞人而是這樣好人,才能做一個明察的法官”[16]。只有了解和掌握法律基本知識,特別是領悟法律的正義本質,才可能養成對法律的良好情感。   其次,全社會要將正義的原則貫徹于一切生活實際。“民族力量與法感情的力量為同義語,培養國民的法情感就是培養國家的健康和力量,當然這種培養不是在學校和課堂上的理論培養,而是把正義原則實際地貫徹于一切生活關系”[17]家庭的規則、小團體的規范、社區的制度均需體現正義的原則和公共的精神,使社會公眾的情感紐帶超出家庭、朋友、小社團乃至社區的圈子之外,面向整個社會。   (二)完善法律制度建設   完善法律制度建設,首先必須制定“良法”。法律要被尊重,必須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因為法律是正義的化身,起到維護秩序、提高效率的目的。“法的東西要成為法律,不僅首先必須獲得它的普遍性的形式,而且必須獲得它的真實的規定性”[18]。只有這樣,才能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依賴,喚起社會公眾對法律的神圣情感。因此,良法的制定就顯得特別重要。如果法律本身沒有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沒有體現社會公眾的意愿,要想獲得社會公眾的普遍服從、擁護、贊同、崇敬甚至信仰,只能是天真的幻想。其次,完善法律制度,必須提高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司法、執法者的法律素質,正確處理好權力與法的關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國家公職人員作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作為法律的操縱者和執行者,如果他們執法犯法,就會嚴重踐踏法律的威嚴,極大損害社會公眾的權利和利益,摧毀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最后,完善法律制度,必須加強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制約和監督。“法治的精髓就是制約和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19],使他們嚴格控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力,杜絕權大于法、以言代法、法外有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等丑惡現象的發生。#p#分頁標題#e#   (三)重視法律文化的研究與傳播   所謂法律文化,泛指一些與法律有關的現象,它實際上是“公眾對法律制度的了解、態度和舉動模式”[20],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的一部分,表明了社會公眾對法律、法律制度、設施和職業群體等法律要素現象的認識、情感態度和信仰,支配著社會公眾法律實踐活動的價值觀念。   社會公眾法律情感水平提高必須以法律文化興盛為土壤。“在現代社會,民眾對法律的認知、評價、態度、法律行為的宏觀樣式等法律文化要素是測評社會精神文明狀態的主要參數。一個沒有發達的法律文化的民族,很難說已進入了現代文明。”[21]由于受到“天人合一”自然和諧觀和儒家德主刑輔的影響,架起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物質基礎便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和與之相連的宗法家族制度。與西方社會人們具有較強的法律意思相反,中國社會公眾訴訟意思普遍不強,認為對簿公堂是鄙下的,為君子所不齒。這種“無訟”思想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由于歷史的慣性,這種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對社會公眾的法律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重視中外法律文化的研究,吸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借鑒西方法治國家法律文化的精髓,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對增強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