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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年代中期，《新聞學譯叢》對“大眾傳播學”的最早引進

“傳播”一詞淵源甚早，據新聞傳播史家考證，“傳播”一詞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歷史。據《北史•突厥傳》云：“以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這當是中文“傳播”一詞最早之語源。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新聞學者卻把“mass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譯為“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把“大眾傳播媒介”翻譯成“群眾交通機構”，或“群眾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國新聞業界及學界曾經開展過短期的新聞改革活動。在此期間，復旦大學新聞系在王中的領導下，走在新聞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新聞學譯叢》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該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兩期，前后共出五期。《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載《編者的說明》云：“《新聞學譯叢》是以介紹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和進步報刊的工作經驗為目的的一個期刊，它可以作為各兄弟學校新聞系的教師和學生，以及新聞工作者、宣傳鼓動干部進行研究與工作的參考讀物。”因此，第一期的內容，譯載了蘇聯聯共（布）中央有關報刊的文件。《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繼續譯載蘇聯報刊社論、聯共（布）中央關于報刊工作的文件、蘇聯新聞事業概況等資料外，還增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的內容，包括《美國報刊簡史》、《美國報紙的組織機構》、《美國報紙和報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等譯文。

《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開始引進“大眾傳播學”的概念。該期刊登的由劉同舜翻譯的《拆穿自由、獨立報紙的西洋鏡》一文中，他首次將“大眾傳媒”及“大眾傳播工具”譯成“群眾交通機構”云：“（美國的）群眾交通機構是一種大企業，他們的老板就是大企業家。戰前，美國消費者在四萬家群眾交通機構方面花了25億美元，相當于該年總消費數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單是廣告費這一項，‘消費者’向‘群眾交通’企業的支出已年達65億元之巨。”［1］61－67《新聞學譯叢》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載的由鄭北渭翻譯的《美國報紙的職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語MassCom?munications譯作“群眾思想交通”。他還在該譯文中云：“報紙是‘群眾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眾思想交通’工具有：雜志、廣播、電影等。這些工具有一種到三種的職能，他們可以傳播消息和知識，可以用言論來影響群眾，最后是一種娛人的作用。要做到企業化，他們最起碼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種（功能）之一”。

幾乎在同一時期，王中在其《新聞學原理大綱》（寫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將MassCommunication譯為“大眾傳播”。他說：“美、日將報紙、廣播、電視等總稱為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見《王中文集》第38頁）。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新聞學原理大綱》被當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圖書資料組編的《新聞界反右派斗爭資料匯編》第二輯（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趙凱主編的《王中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國新聞事業資料》及《世界新聞事業》對引進“公眾傳播”及“傳播學”、“大眾傳播學”的貢獻

1957年6月《新聞學譯叢》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繼承《新聞學譯叢》的傳統，又創刊了《外國新聞事業資料》。該刊第一期首載《編者的話》云：“本刊將有重點的譯載和介紹反映外國新聞事業情況和動向的材料、新聞學論文和新聞教育方面的文章等，為本系師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資料。這些資料較大部分譯自資本主義和蘇修集團的書刊，政治觀點和新聞觀點是反動的，有些事例和數字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只能供讀者參考，請勿公開引用。”該刊初為不定期出版，后為季刊，小32開本。刊物裝幀簡陋，而內容豐富充實，每期100頁左右。1979年第4期達180頁。該刊到1978年12月出了兩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編舒宗僑，后由鄭北渭繼任主編。

1979年12月，《外國新聞事業資料》改名為《世界新聞事業》，出版1980年第1期（總第7期）。該刊也是季刊，每三個月出版一期，內部發行。1980年9月，《世界新聞事業》出版第三期（總第九期）后停刊。

從《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8年7月創刊，到1980年9月《世界新聞事業》停刊，這兩個刊物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紹、評論“大眾傳播學”的文章。如《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8年第1期第10頁開始刊登鄭北渭翻譯的《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s）》。該文摘譯自美國華倫•K•艾吉等著《公眾傳播工具概論》，認為“公眾傳播有四個方面需要我們研究：公眾傳播者，信息或講話內容，傳播渠道，被傳播對象即觀眾或聽眾。”基于此，該文主要闡述了“公眾傳播工具的意義”、“公眾傳播工具”的種類、對“被傳播對象”（即讀者、聽眾和觀眾）的一些調查，等等。

《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8年第2期刊登陳韻昭翻譯的《公眾傳播研究》。該文摘譯自美國埃德溫•艾默里等著《公眾傳播概論》（1971年版），主要闡述了“為什么要研究公眾傳播”、“公眾傳播有哪些類別”，包括對“讀者群的研究”、“讀者、觀眾、聽眾的研究”、“編排的研究”、“輿論的研究”、“內容分析”、“宣傳效果的研究”、“對宣傳人員的研究”、“創造性的研究”等等內容。同期還刊載了陳建德、欣文憲摘譯的《菲律賓大學公眾傳播學院教學大綱》。#p#分頁標題#e#

《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9年第1期（總第三期）刊載了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內川芳美教授的《日本公眾傳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1978年10月21日在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的講話》一文。該文由樸昌根譯，仰文淵、周義澄校訂，比較全面、概括地闡述了日本及世界上新聞學研究、“公眾傳播”學研究的歷史：“世界上的新聞研究有兩大潮流，其一，是美國式的實用新聞研究。在美國，以提高商業新聞和新聞記者水平為目的新聞學的研究和教育，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以1908年密蘇里大學設置新聞學院為首創階段，新聞教育作為大學水平的職業教育開始了”。“另一個是德國的理論研究潮流。十九世紀末，德國出現了對新聞學術關心的高潮。1910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第一次德國社會學大會上，有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貝爾（MaxWeber）指出：‘社會有必要進行最純粹的科學研究的第一個題目是新聞的社會學。’到1916年在萊比錫大學設立了最初的新聞研究所，德國的新聞學不是停留在以具體的報紙材料為對象的，而是尋求從普遍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論。其目標是確立一個具有理論體系的新聞學”。日本的新聞學研究起步甚早，“最早是1899年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聞學》。以后，日本的一些熱心的人———大部分是新聞記者—出版了一些新聞的先驅性的著作”，如杉村廣太郎著的《最新新聞學》。“杉村是東京《朝日新聞》社調查部部長。”“至于在日本正式開始有關新聞學術研究”，即從1929年創辦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的前身）文學院新聞研究室開始的。”“這個新聞研究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小野秀雄。”小野秀雄在1923年公開發行了《日本新聞發展史》，此書被看作是日本新聞史方面的最權威的經典著作。“小野秀雄是一個具有新聞記者經驗的人”。另外，“公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概念，“大約在40年代產生于美國。它在學術上被廣泛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事。它輸入到日本來，一般認為是40年代末的事情。”“40年代末從美國新傳入了公共傳播的概念。而這種新概念沒有經過多少年就取代了從前的德國新聞學或實用新聞學研究，直到形成了戰后日本新聞研究的新潮流。1955年出版了城戶和其他三個人編輯的《公眾傳播講座》共六卷，這可以說是它的里程碑。”1978年10月間，日本新聞學會會長內川芳美教授訪問中國。他分別在北京、上海介紹了大眾傳播學。10月14日，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給當時新聞所的80多位第一屆研究生作了學術報告。10月21日，他又到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演講《日本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9年第2期刊載鄭北渭的譯文《民主、輿論與公眾傳播》，該文摘自美國新聞學者沃倫•K•艾吉等著《公眾傳播概論》（1976年版）。1979年第3期（總第5期）刊載《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介紹：傳播學》一文，專門介紹《傳播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一書的大致內容及其作者云：“宣韋伯（WilburSchramm，）”，又譯作“施拉姆”博士，原為伊利諾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1956年任斯坦福大學傳播學研究所所長，1973年任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學院院長。1975年獲東西中心方‘最高榮譽研究員’銜，英國空中大學榮譽博士銜。著作有《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傳播的社會責任》、《傳播手冊》、《大媒介與小媒介》、《傳媒、信息與人》等二十種。1976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邀請，擔任‘胡文虎傳播講席’教授。”1979年第4期（總第六期）載陳建德譯文《大眾傳播簡年表》（摘譯自韋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該文第一次正式把masscommunication譯為“大眾傳播”。

《世界新聞事業》1980年第3期（總第9期），刊載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魯譯述的《傳學新詞》一文，第一次對“傳學”（communication）、“智據”（information）“傳通”（communication）、“人的傳通”（humancommu?nication）、“傳媒”（medium，復數media）、“傳播”（masscommunication）、“傳播媒介”（massmedia）、“把關人”（gatekeeper）、“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傳者”（commu?nicator）、“受眾”（audience）、“信息”（mes?sage）、“回報”（日本人譯作“回饋”、“反饋”）（feedback）、“符號”（signs）、“非語言符號”（nonverbalsigns）等重要的大眾傳播學名詞及概念作了比較詳細、準確的解釋。

197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辦的、由油印的《國際新聞界簡報》（1961年4月在北京創刊，至1965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改版后出版的《國際新聞界》創刊。第一期刊登了該刊主編張隆棟翻譯的希伯特的一篇長文：《公共通訊的過程、制度和效果（一）》（此文的（二）、（三）部分后來又分兩期連載）。這篇文章是當時國內第一篇全面系統地介紹、引進、研究傳播的過程、傳播制度和效果研究的長篇論文。《國際新聞界》及其主編張隆棟（1917．7．3－2009．3．2）也為傳播學在中國的早期引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80年代“大眾傳播學”開始全面、系統地傳入中國

（一）80年代前期，上海、北京、廣州三地對傳播學的全面引進

在1981年“世界新聞研究座談會”的發言中，鄭北渭談及了西方最近在研究傳播學，頓時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會議期間，臨時決定請他作一個傳播學講座。1981年5月，《新聞大學》叢刊（后改為季刊，16開本）創刊，由復旦大學新聞系主編。當時是作為新聞叢書形式出版的，故封面未署刊期（第一期共128頁，23?2萬字，以后每期篇幅保持在23萬字上下）。1981年12月出版的第2期才在封面署名刊期。《新聞大學》從1983年5月出版的第3期后，便正式改為季刊，如，第4期于1982年9月出版，第5期于1982年12月出版，第6期于1983年6月出版，第7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8期于1984年12月出版。#p#分頁標題#e#

《新聞大學》一創刊，便開始刊載陳韻昭等系統介紹傳播學的學術論文和譯文，以后基本上每期都有這方面的文章，其較為著名的篇目有：第一期第29頁首載陳韻昭《傳學淺談》、第2期第18頁載陳韻昭《傳與傳播》、第5期第23頁載陳韻昭《傳的周折》、第6期第118頁載陳韻昭摘譯的《近年來國內有關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概況》、第9期第78頁載《歐美大眾傳播研究的傳統、特點和發展趨勢》等等。

1981年6月，中國內地首篇以傳播學研究為題、由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美國傳播理論研究》通過答辯。在此之前，早在1978年9月，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就在高年級中開設了介紹傳播學的選修課。

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輯的《國際新聞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連載刊登了由張隆棟編譯、并對大眾傳播學作批判性介紹的《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這也是我國較早系統譯介大眾傳播學的文章之一。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的倡議下，召開了我國第一次有關西方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座談會。6所高等院校的新聞系和少數新聞單位的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參加了會議。應邀參加座談會的正式代表有：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隆棟、林珊，上海復旦大學的鄭北渭，廣州暨南大學的馬戎，北京廣播學院的苑子熙，天津師范大學的劉衛東，廈門大學的陳陽明，新華社的李啟，《新聞戰線》的陳宏德，《北京周報》的劉有源，社科院新聞所副所長錢辛波及張黎、徐耀魁、陶涵、明安香、劉力群、黃可風等［3］。座談會提出：“對西方傳播學我們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要簡單否定，也不要簡單肯定。我們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我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傳統，對傳播學作具體分析；千萬不能照抄照搬，我們對它的基本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句話，十六個字：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使它在‘四化’和‘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作用”。要翻譯介紹幾本有權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較科學的傳播學著作，以便對西方傳播學的全貌能有比較全面的、準確的了解；可在我國有關報刊上發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關院校在有充分準備的條件下，可開設傳播學的選修課。（見《報紙動態》1982年第34期）［4］。由《新聞戰線》編輯部編輯出版的《報紙動態》（內刊）1982年第34期（1982年12月5日出版）第一面刊登簡訊《怎樣認識和研究西方傳播學———西方傳播學座談會在京舉行》云：“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倡議召開的全國性的西方傳播學座談會，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這是我國首次召開的有關西方傳播學問題的討論會。”

第一次全國傳播學討論會提出的十六字方針，促進了傳播學研究在我國的健康發展。1983年，《新聞戰線》月刊分七期連續刊登了復旦大學新聞系鄭北渭寫的《傳播學簡介》，這是一篇客觀介紹美國傳播學的原理、模式的文章。《新聞業務》月刊1983年第一期也登載了作者寫的《傳播學的形成與發展》（這篇文章為《新華文摘》1983年3月號轉載）。陳力丹在《新聞學刊》上發表了《對〈傳學概論〉（美國傳播學者威爾伯•斯拉姆著）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1983年7月，暨南大學新聞系系主任馬戎寫出了《泛論中國式傳播學之研究》的萬言論文，明確指出：“研究中國式傳播學，要明確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國式’。臺灣和香港的學者，早就在研究中國式傳播學，但沒有多大進展。他們的路子不對。一是全盤照搬西方傳播學理論和模式付諸實踐，在實踐中驗證。這樣做，實踐上跟外國人屁股跑，理論闡述上也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是拿西方傳播學現成理論觀點套中國例子，做的是‘對號入座’的資料整理工作，或者如經傳家作‘經注’。……象這樣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實際意義？”作者接著寫道：“我們不能走這條路。正如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指出的：‘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不妨想想，50年代我們照搬蘇聯傳播模式，建立起‘宣傳員網’，很快就垮了；我們在農村靠‘土廣播’上馬，逐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有線廣播網’，卻越來越顯示其強大生命力，引起外國傳播者極大興趣。兩個‘網’的興衰表明：只有根據中國國情來進行傳播研究，才有前途。”

（二）傳學大師及傳學集大成者施拉姆的訪華及其對我國傳學深入研究產生的巨大影響

1982年4～5月間，美國傳播學集大成者威爾伯•施拉姆（1907～1987年）在他的高足弟子、香港地區著名傳播學者余也魯（1924．7．4－2012．9．8）的陪同下訪華。這次活動的緣起是：經過十年“”浩劫，我國的教育戰線形勢嚴峻，大、中、小學的教師隊伍，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廣東毗鄰港澳，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廣東省政府教育部門視野開闊，決定發展電化教學及教育傳播事業，開辦“電視大學”，“讓少數的優秀教師與優良教材，通過錄音、錄像、廣播、電視，把知識與技術傳遞到數目異常龐大的等待教育的兒童、少年與成人那里。”為此，他們組織人員到當時“電化教學”比較先進的香港地區“取經”學習。1981年春，廣東省教育局長林川，親自帶領一個電化教育訪問團到香港訪問學習。在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演講室里，余也魯等人向來自中國十幾個省的教育部門負責人及電化教育的策劃人，介紹了國際上有關電化教學及教育傳播方面的一些新發展。接著，廣東省華南師范大學校長潘炯華協同李運林、李克東兩位教師也來到香港，參觀香港的電化教育設施，并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傳播研究中心負責人余也魯提出，1982年在國內開辦一個全國性的教育傳播理論講習班的邀請。此事得到余也魯的首肯。隨后余也魯便三次到夏威夷，去與他的老師、時年75歲的施拉姆（時任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顧問），商討學術報告的內容，進行精心的準備。據余也魯回憶云：“宣偉伯博士已是75歲高齡，對這次演講也是全力以赴。我們所有的材料都事先寫好，用中文印出。同時準備了一套錄像示范教材，大多為海外有相當水平的教學片。”#p#分頁標題#e#

1982年4月下旬，正是“木棉花盛開的時候”，施拉姆偕夫人、余也魯等一同來到廣州，一共進行了為期7天共7個專題的學術演講活動，參加講習班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化教員三百余人。這之后，施拉姆、余也魯等又應邀到上海、北京、廈門等地作了一連串介紹西方傳播學內容的學術報告，并參加了不少座談會，進行了充分、頻繁而又緊湊的學術交流活動。如在北京時，施拉姆先后到《人民日報》社、社科院新聞所（5月3日、4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5月5日）等處作了學術報告。期間，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還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施拉姆夫婦和余也魯一行。到復旦大學講學時，同樣也作了十分精彩的學術報告。復旦的陪同及接待人員有王中、舒宗僑、鄭北渭、陳韻昭等。1982年《新聞學會通訊》第14期連續發表施拉姆（宣偉伯）在北京講學的兩篇經過整理的講演稿《傳學與新聞及其它》、《傳學的發展概況》和余也魯的《在祖國進行傳學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聞業界及學界的廣泛關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魯將這次的講稿修訂與增補成《傳媒•教育•現代化———教育傳播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該書第二到第八章都是在廣州講習班七天七個專題的講稿整理、修訂與增補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則是1983年后，余也魯教授于1984年應西北電化教育協會的邀請在蘭州所作的學術報告中的兩篇整理而成。此外，他們“又把西方與東方四十年來在傳播教育與研究上的歷史與發展合寫了一篇回顧性的文章，刊在本書之首，當作序言。”

1982年春夏之交施拉姆來華講學以后，我國傳播學研究開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1982年前后，我國與國際傳播學界的交流活動亦逐步開展起來。一些傳播學者紛紛走出國門，與外國同行們切磋交流，境外學者也紛紛到中國來講學。早在1980年1月5日，當時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安崗赴夏威夷，參加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舉辦的為期10天的亞洲太平洋地區關于國際政治和大眾傳播的學術討論會，并作學術報告，最后為會議作總結。1980年12月，復旦大學新聞系鄭北渭、居延安等人應邀參加了由美國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主辦、在夏威夷召開的國際傳播學理論研討會，會上他們宣讀了合作的論文《論中國報紙的改革》。1981年11月，中國和澳大利亞共同在北京舉行新聞傳播學討論會，這是我國新聞業界及學界第一次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者共同研討新聞傳播學問題。又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同美國科學院的高級學者交流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主任張黎從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學術訪問，重點考察了美國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歷史、現狀和美國報紙的讀者工作。1983年6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傳播系主任祝基瀅訪問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并與部分教師座談，交流、探討了大眾傳播學教學過程中的問題。1984年6月間，美國夏威夷大學新聞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復旦大學講授傳播學。同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傳播系主任愛德斯坦也來復旦講學，介紹傳播學。美國學者W•賽弗林作為富布賴特計劃的一部分到復旦大學開設傳播學課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聞單位或新聞系還陸續派人去美國、日本等國留學、進修，研讀傳播學的基礎課程。1986年，張隆棟作為中國學術界代表，參加澳大利亞召開的國際大眾傳播學術討論會。

到80年代中期，我國傳播學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如，《新聞學刊》1986年第6期刊登了王志興的文章：《歐洲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學派的分歧》。該文對世界兩大傳播學派———美國的“傳播學經驗學派”（通常也被稱為“傳統學派”和“正統學派”），和歐洲傳播學界“傳播學批判學派”，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與此同時，有不少論文就“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傳播學”，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如《新聞學刊》1986年第5期刊登的徐耀魁的文章《試論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和吳文虎的文章《傳播學理論架構初探》，還有苑子熙在第二次全國傳播學討論會上的論文《傳播學若干原理與應用》綱要和姜克安的論文《我國傳播學途徑初探》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同期刊登的楊思訊的文章《社會制約簡論———誰影響傳播》，也全面地探討了美國傳播學研究不多的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控制問題。這些都是喜人的成果。198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聯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傳播學討論會在黃山舉行。會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目標，并明確確定把“新聞傳播”作為今后傳播學研究的主攻方向。

80年代也出版了一批比較重要的傳播學著作及譯著，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編《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這是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第一本介紹西方傳播學的論文集，共收入明安香《西方大眾傳播研究概況》、劉有源《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現狀》、李祖興《蘇聯的大眾傳播研究》、徐耀魁《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日本及南斯拉夫的大眾傳播研究》、范東升《大眾傳播研究的發展過程》、劉力群《西方傳播學的著名學者》、周致《西方傳播學的產生及其與新聞學的關系》、張黎《〈傳學概論〉簡介》等研究及介紹性文字共8篇，傳播學譯文共2篇。此外還有《大眾傳播大事年表》、《傳播學參考書目》、《中譯傳播學詞匯》等知識性文章三篇。W•宣偉伯著，余也魯譯述《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香港：海天書樓，1977年4月出版）該書繁體豎排，是當時直至現在，最好的《傳學概論》版本。書前有宣偉伯寫的《序》和余也魯寫的《譯述的話》，彌足珍貴。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傳播學概論》（陳亮、周立方、李啟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W•宣威伯著，余也魯譯述《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最新增訂本、豎排繁體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賽弗林、坦卡特著《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陳韻昭譯，鄭北渭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該書首載陳韻昭《譯者的話》云：“1981年夏，（我）在夏威夷大學新聞系的資料室里看到德克薩斯大學兩位副教授沃納、J•賽弗林與小彥姆斯•W•坦卡德寫的這本書，真是喜出望外。”“將全書譯完后，得我的老師鄭北渭教授校閱譯稿，勘正了我的不少錯誤。”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祝建華、武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戴元光等著《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梅爾文•德福勒、埃弗雷特•丹尼斯著《大眾傳播通論》（顏建軍等譯，應謙校）（華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蓮香主編《傳播學———以人為主體的圖像世界之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等。#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劉家林 單位：廣東 廣州暨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