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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霞 單位：海南出版社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以來關于富民強國的經濟觀點、理論、學說的概括和總和，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國興起的新學科，也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它是在中國國情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學習并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經驗、追求并實現現代化的具有中國風格的經濟理論體系。武教授幾十年的潛心研究鑄就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新作《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第二版）一書（以下簡稱《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筆者作為該書前后兩版的責任編輯，對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贊同。《研究》一書層次清晰、觀點鮮明、論述充分、立意新穎，注重“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精于評論、把握脈絡、重在發展”的基本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專題，從學科架構、專題研究與學術評論三個方面客觀、準確、公允地闡釋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產生、發展、完善以及創新的過程、條件、內容、特征及其內在邏輯性。本書明晰的結構、豐富的內容與深入的研究充分體現著武教授從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到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整體研究這一過程的艱辛與執著，是作者長期從事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真實寫照與理論結晶，從而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平、新高度。

一、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學科建設的創新

武教授首倡并長期研究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這一新學科，他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開始，對于這一新研究領域的對象、任務、方法、分期、階段、線索、脈絡以及基本特點、核心范疇、理論主線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立體性、多層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將研究拓展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一書的出版意味著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學科架構與基本內容大致成型，學科建設和主要問題已基本清晰。

1.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對象、任務、特征與分期。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對象是“研究并解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容與產生、發展、完善的條件、過程、特點及其規律性的科學”[1]；其任務是“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產生和發展基本過程的歷史考察，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早期共產主義者、主要領袖人物、著名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客觀地再現富有革命性、科學性、實踐性和創造性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闡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過程。”[2]這個過程，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具體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研究這種中國化的過程與創新在實踐中產生了怎樣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2.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細分為“內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內容特征：革命性、實踐性、科學性、創新性；研究特征：過程性、綜合性、概括性、評論性和預測性。這樣的總結概括既有客觀性，又有創新性。理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分期過程中的結點問題至關重要，武教授對“六大結點”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主體的先聲；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載體；新中國成立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是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洗禮；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新時期的起點。把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確定為辛亥革命并相應進行必要的階段劃分，尚屬首次，具有開創意義。

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環境、線索與方法。武教授認為，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革命與建設過程中之所以產生了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在于社會主義在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必然要具體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會主義得以在中國實踐的環境系統，亦即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以實踐的客觀條件與環境特征。[3]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正是在中國現實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環境特征之上產生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特定的關于經濟現代化的理論。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不是簡單的邏輯回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論及的本來意義社會主義的現實，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也就使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國情的函數。王教授認為，概括并把握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線索是該學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在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與中國舊、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本相一致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其主干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是清晰的、鮮明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過程，大致表現為：產生———形成階段；實踐———發展階段；改革———創新階段。依據這一基本過程，又可以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線索概括為：來源、產生、發展、創新的不同時期。[4]在史學研究中，研究方法至關重要，判斷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開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創新與突破。武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是一門經濟科學，又是一門歷史科學，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受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對象和任務所決定，它在運用上述研究方法時，又具有其具體形式，即過程法、分析法、比較法與評論法。其中“過程法”和“評論法”是創新點。需要說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又區別了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兩種方法相互結合、互為促進，研究方法為闡述提供內容，闡述方法體現研究成果，并且將闡述方法概括為：論從史出，人從論出，史論結合，重在發展。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不盡相同，兩者之間是互補關系：研究方法是基礎，闡述方法是說明；研究方法是本質，闡述方法是形式。

4.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理論主線。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論主線”的內涵，即貫穿于一般理論的研究并對其具有制約作用的理論研究。他認為，任何一門學科或研究領域都存在著自己的理論主線。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線是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計劃與市場及其相互關系問題的認識與爭論。王教授從我國經濟理論所研究的主要方面與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過程、我國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以及著名經濟學家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三個方面精確、充分論證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主線的存在與意義，批判了以往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認定計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必然、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的錯誤理解，指出：計劃與市場都不過是一種調控手段，都表現為一種經濟機制與經濟過程。計劃的本質在于實現宏觀控制與經濟發展的總體比例性；市場的本質是使整個系統的各經濟主體實現利益與平衡運行。二者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即內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之中，統一于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把市場與計劃歸結為價值規律的微觀規定性與宏觀規定性的實現形式，在學術界還是第一次。探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線亦屬學術創新。#p#分頁標題#e#

5.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核心范疇。武教授在思考與概括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核心范疇”時，將其定義為：既能夠客觀反映某一理論體系概念鏈條的本質聯系，又能夠科學體現決定這一理論體系的現實過程、特征及其趨勢的基本理論概括。既然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任務是概括、總結并說明以實現現代化為核心任務的經濟觀念、理論以及學說的產生、發展、完善的條件、過程、特點及其規律性，是關于為何、如何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學問，是中華民族近現代追求和實現現代化偉大與艱辛奮斗實踐與歷程的真實概括與總結。因而將其核心范疇規范為“現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認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中國國情與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與結晶，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概念鏈條以及核心范疇對我們的啟示，邏輯地將“現代化”確立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核心范疇具有客觀性、邏輯性與科學性，這與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確立與發展密切相關。由于“現代化”這一核心范疇的選擇，既能夠揭示我國社會生產發展的方式與實質，又能夠揭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與特征。因此，將“現代化”規定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核心范疇是科學和必要的。

二、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內容的創新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是從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論研究起步和推進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每一步發展都少不了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推動。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國基本國情的基礎之上提出的獨有經濟思想與理論方略，促進與創新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武教授概括與總結了這些代表人物的理論，將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來加以匯總和集成，從而實現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創新。

1.關于中國基本國情的理論概括。武教授在《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百年考———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認識中國國情，最重要的是認識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有重大影響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現實因素，特別是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階段，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和它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任何一種思想與理論的出現都有其歷史背景與時代條件，其在一個國家的實現與發展程度取決于它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給這個國家創造的發展空間。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在中國國情基礎之上產生的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特定的關于經濟現代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是社會主義運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反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理論方面的具體實現形式。中國現代經濟的形成、發展與創新過程，充分地說明這一點。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聯系，中國的社會主義與科學意義的社會主義相比較，武教授將其概括為“國情十條”[7]，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個方面對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加以概括與總結，明確了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從而在此基礎了上論證了中華民族的核心任務，也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核心范疇所在，即實現現代化。“國情十條”的概括與說明，在學術界尚屬首次，

2.關于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理論闡釋。由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為“市場經濟八條”[8]。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標志著我們不僅在認識上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飛躍，而且對社會與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到了新高度。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理論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造的優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課題，而且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核心問題。

3.關于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性的理論說明。武教授對價值規律的內涵及其規定性做出了創新性的研究。他指出，價值規律有兩重含義：從微觀看，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從宏觀看，社會總勞動在社會經濟各部門間的分配是由社會各種實際需要及比例決定的。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是價值規律的微觀規定性；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是價值規律的宏觀規定性。這里，王教授首倡價值規律“雙重規定性”[9]———宏觀規定性、微觀規定性。價值規律“雙重規定性”的闡釋與馬克思關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說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全可能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自覺組織經濟活動，充分發揮其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的作用，從而在理論上暢通了我國經濟模式設計與體制改革實踐的道路，把握并實現從傳統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轉軌。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兩個事物的外部聯系，而是同一經濟規律———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雙重要求及實現形式，相互間存在著內在的本質聯系，計劃不僅而且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起作用，市場也完全可以由計劃來指導并且成為實現計劃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計劃和市場不僅不是對立物，而且同是社會主義經濟內在聯系的兩個重要特征，都是經濟手段，二者之間既不是“板塊”間的結合，也不是相互間的“滲透”，而是有機的整體，共同構成中國特色市場經濟。

4.關于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基礎與創新。30多年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新時期，黨和人民獲得的最大思想財富就是鄧小平理論。王教授認為，鄧小平的偉大歷史功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我們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改革開放，發展中的中國開始走向世界；二是為我們貢獻了一整套科學的理論———實事求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從經濟學角度將其概括為“創新十條”[10]。“十條”新認識基本都是鄧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闡發的，構成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現為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5.關于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要點與貢獻。構建和諧社會，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之奮斗的總體目標，其關鍵在于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適合、有效、促進的富民強國之路，實現經濟發展的科學化，這就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逐步豐富與完善起來的科學發展觀。王教授認為，科學發展觀不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結果，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帶領全國人民繼續建設與實現現代化的嶄新理論成就。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貢獻，王教授概括為：以人為本，不折騰；全面、協調、可持續，包括實踐第一，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新農村建設，科教興國，統籌兼顧，市場經濟“九大理論支點”[11]。這一概括極富創新力，尚屬首次。#p#分頁標題#e#

三、關于中國現代經濟理論重要節點的創新

理論研究的重要節點如同織網時經緯線的結點，既決定著網格的大小，又影響著網的牢固程度。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節點實際是理論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理念、關鍵范疇或認識創新。

1.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不是“主觀社會主義”。孫中山最早用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說明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在中國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態。孫中山認為人民真正達到民生主義就達到了社會主義，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認為，深刻認識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能不聯系后來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本質是：聯俄，走社會主義道路；聯共，干社會主義事業；扶助農工，喚起社會主義的力量。列寧曾把孫中山舊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稱為“主觀社會主義”。應當說明，列寧的這一判斷是在1924年孫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之前，并沒有接觸到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及其已經實現的“三大轉變”。王教授通過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認識，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已經實現了革命性的“三大轉變”[12]，具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如果說，由于馬克思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那么，由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義的“三大轉變”就使得他的民生主義從主觀變成了現實。

2.“半封建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質區別。舊中國的社會性質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是一個有理論與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也是關于中國國情認識的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問題。王教授系統研究并闡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半封建”兩種對舊中國國情概括的異同。王教授指出，關于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用語順序問題，也不是一個一般概念的邏輯問題，而是關系到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本質、社會性質的主體內容以及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同認識而產生的理論形態的基本概括，并且直接涉及革命與建設過程中目標與路線的制定、政策與策略的執行，甚至還影響著與此相聯系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3]他認真考察了兩者的差異：關于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主體認識方面；關于革命任務的確定和前途預測方面；關于民主革命過程中政策和策略方面；關于對革命成功后中心任務估計方面。王教授首次將“半封建”與“半殖民地”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論述，科學地認識、區別并把握舊中國兩大基本特征，系統論證了舊中國國情的封建主體性，直接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現代化建設，對于正確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至關重要。

3.“生產條件所有的不同一性”是市場經濟的一般條件。武教授提出：“只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兩大基本生產要素的所有不同一，就必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種所有狀況不同一的生產要素的不同結合方式，決定了不同歷史階段上商品經濟的不同性質。”[14]他認為“，社會主義雖然消滅了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制，但是由于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費用還是由勞動者個人負擔，勞動者還必須將勞動作為個人謀生的手段，因而社會主義還沒有消滅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現象。社會主義條件下這種生產要素所有的不同一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結合方式的特殊性，構成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與特殊性。”[15]武教授的這些理論認識是極其深刻的，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此外，武教授關于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若干觀點、結論，被后來黨的代表大會或政府工作報告所印證。例如，王教授1986年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致性”，“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的商品性”，“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也要有市場，兩者都是調控手段”等觀點，與鄧小平1992年南方講話以及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的觀點相一致；1992年提出“三農”問題，與2002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黨的十六大報告相一致；1996年提出，“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是正確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發展”是“情理之中和題中應有之義”等認識，在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以及后來的憲法修訂、黨章修改中得到印證與體現；2002年提出“反封建是中國亟待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與黨的“保先教育”、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以及治國新方略（五個始終牢記）的基本精神相符合；如此等等，恕不一一羅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