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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欒貽信 沈傳河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 山東省生態文化與循環經濟軟科學研究基地

最近總書記提出“文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的思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進而正在展開深入的討論。借此我們也從三個方面談談我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這三個方面是:社會生產力中精神文化含量的高低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精神文化含量是衡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社會從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型首先要進行文化形態的轉型。

一、社會生產力中精神文化含量的高低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從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角度研究社會發展的精神特性,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為指導。馬克思研究生產力有兩條基本思路:一是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意識形態,也就是通過社會生產方式自身發展的矛盾運動,來揭示社會形態的歷史更替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這是馬克思研究生產力發展的一條重要思路,也是引起人們高度重視并付諸實踐的一條最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更是我們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特性應當堅持的指導原則。馬克思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另一條思路,主要是研究生產力的構成因素和內在關系及其轉化趨勢。馬克思在這方面的研究雖然不如對前者的研究那么系統,但他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和構想卻極為重要;而且與我們從生產力構成要素轉化的角度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特性極為密切。所以,它是我們從生產力的角度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特性的基本指導思想。眾所周知,生產力是指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生產多少的能力。構成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是生產資料(勞動對象與勞動資料)和勞動力。

從生產力的這兩大構成因素來看生產力,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是一種人與物的關系、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所以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把生產力的人的因素(人及其知識、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等)稱為主體生產力;把物的因素(勞動資料)稱為客體生產力,即對象形態的生產力。主體生產力(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稱為“人們的生產力”或“諸個人的力量”),是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實現的體力因素和精神因素。由此,也可以把主體生產力分為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和精神性的主體生產力。作為客體生產力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借以影響和改變勞動對象的一切物質力量;而作為客體生產力的勞動對象,馬克思認為主要是以勞動為媒介的各種天然物質和原料所構成的“自然力”。因此,如果對對象形態的客體生產力進一步加以區分,又可以分為本質意義上的客體生產力(勞動資料)和更深層意義上的客體生產力(自然生態生產力)。就客體生產力與主體生產力的關系而言,從決定論的角度看,應該承認客體生產力(物質生產力)決定主體生產力(精神生產力);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它們則是一種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關系,可以說不論精神生產力的進步還是物質生產力的進步,都是在二者相互依賴和轉化中實現的。而轉化的前提性條件主要不是客體生產力的發展,而是主體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精神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不只一次地說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然力的開發和利用是以科學成為生產過程中的獨立因素為前提的。

正是由于科學的發現和不斷被應用于物質生產過程之中,并成為物質生產過程的因素和職能,科學才和其他因素一起構成了整個社會物質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因此,從生產力的構成因素看,雖然社會生產力分主體生產力、客體生產力,但起主導性作用的是主體生產力,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根本的是人的生產能力,生產力的發展本質上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而作為主體生產力的人,真正代表自身生產能力的并不是人自身的體力因素而是人自身的精神因素,這是從作為主體生產力的體力因素和精神因素的關系而言的。從精神生產力與客體生產力的關系而言,作為代表客體生產發展水平的較先進的生產工具,也是由精神生產力轉化來的。就現代客體生產力的發展而言,作為客體生產力的勞動資料,特別是代表近代客體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機器系統,它本質上是科學知識的物化形態,它的存在形式是物質的,但它潛含的內容卻是精神性的,可以說它是以物質存在的形式對人的精神性的本質力量的肯定。正因為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主要以人的精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為標志,所以整個社會的發展總體上可以概括為以自然的生產力的發展為主導的歷史時代;以體力性的生產力發展為主導的歷史時代;以客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導的歷史時代;以精神性的主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導的歷史時代,或者說以精神生產力的發展為標志的歷史時代。

具體說,蒙昧時代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的生產力的發展;野蠻時代是以自然的生產力發展為主導、以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為輔助,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而人類發展到自然經濟時代,人的勞動經驗和技能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的手和腦還沒有相互分離,勞動者有限的知識和經驗仍然同勞動本身直接聯系在一起,并沒有發展成同勞動相分離的獨立力量,所以它本質上仍然屬于以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要標志的歷史時代。隨著社會歷史的進一步發展,伴隨著近現代歷史腳步聲的到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社會的發展,主要不再以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要標志,而是轉向了以客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要標志。而且封建社會之所以解體、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誕生,實質上就是由客體生產力逐步取代和占有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引起的。

當今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又產生了新的動向,這主要表現在,隨著知識經濟的曙光漸露,社會的發展正在出現以客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要標志向以精神性的主體生產力的發展為主要標志轉化。這一轉化雖然在總體上還沒有到來,但已初見端倪。生產力自身發展所出現的這一新動向,有著極為深刻的人自身解放的意義。如果說客體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意味著人的手的解放、體力的解放的話,那么客體生產力向精神性的主體生產力的轉化,則意味著人腦的解放,人的精神大解放。如果具備良好的社會環境,人類把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變革自覺地統一起來,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它就會大大促進人自身的精神解放,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人自身生產能力的發展,或者說支持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精神生產力。我國現階段所進行的生產方式的轉型,就是在為以精神生產力為主來支持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創造條件。#p#分頁標題#e#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精神文化含量是衡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

社會的發展不但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取決于以什么樣的經濟形態和運行機制發展。就我國而言,我們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它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精神文化特性,或者說,需要什么樣的精神文化支撐呢?大多數人都承認,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是對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等體制特征的總概括。所謂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商品經濟制度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運行和發展機制,它體現著社會關系和人們行為模式的規范化以及商品經濟運行機制的秩序化。所以,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文明也就不單單是一種經濟運行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形態。我們認為,具有互補性的兩大理性文化,即經濟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整合理應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文化含量和市場主體行為的精神支撐力量。所謂市場經濟的經濟理性文化,主要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理性經濟人的競爭意識、科學技術理性、現代科學管理、市場法律制度。市場法律制度,作為商品生產者之間、經營者之間,以及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進行有序的交換活動的概括化和規范化,應該說它具有價值理性的特性,但它作為建設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直接關系,所以我們認為它本質上仍屬于經濟理性的范疇。市場經濟的文化除了經濟理性之外,還有價值理性,它在特定意義上顯得比經濟理性更重要。

因為它是市場經濟是否健全、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標志。我們認為市場經濟內含的價值理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民主意識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自由精神、平等觀念,特別是民主意識和民主權利集中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在特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本質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因而也可以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民主的經濟。二是倫理道德,它是市場經濟秩序真正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礎,也是市場經濟主體自身利益的獲得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的價值尺度。現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便與某些市場主體喪失了道德良心有關。三是社會公平精神。公平是人的本性之一,公平意識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眾所周知,把交換價值的追求看作自身目的的市場經濟,只具備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公平(這種公平已內含著不公平),但它卻內在地拒斥競爭結果的公平,或者說公平競爭必然導致競爭結果的不公平。所以市場經濟具有否定社會公平的性質。但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社會公平,否則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積的兩極分化,乃至引起整個社會的動亂。

所以市場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是保證效率基礎上的公平,公平前提下的效率,因而公平意識應該是市場經濟應具有的價值理性的重要內容,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正因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文明,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運行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形態,所以要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除了大力加強市場經濟自身的建設外,還必須大力加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兩大理性文化建設,進行精神文化觀念的轉型。

三、社會從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型首先要進行文化形態的轉型

就社會發展而言,當今時代不但要研究它以什么樣的生產力發展和以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而且還要研究非持續性發展向可持續性發展轉型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即社會發展從非持續性向可持續性轉化所涉及到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轉型問題。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觀,首先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角度提出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嚴峻對立造成了自然資源瀕臨枯竭,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這已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人類試圖改變這種境況,從自我拯救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但其深層次的問題卻不僅僅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發生的一般物質關系上,而是存在于人自身的基本活動方式,即生產方式(包括生產發展方式)和與此相聯系的文化形態上。也就是說,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如何調整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而且包括社會生產力如何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調整,以及人類自然觀、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方式、生活觀念的轉變,即文化形態的轉型。而且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必須建立在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轉型的基礎上,后者是因,前者只是果。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離不開對文化形態轉型的研究。因而把文化形態的轉型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進行研究也就顯得非常必要和富有意義。人作為一種馬克思所說的雙重存在,或者說自然、社會、精神三者的統一,決定了人的存在和活動任何時候都離不開自然。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前提條件,人只能通過與自然物質交換和物質代謝而生存,否則人就一天也不能存活,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既然人不能離開自然而生存,自然對人的活動方式就具有限制和規范作用,并隨著自然界自身的演化對人的行為方式不斷地進行選擇,而這種選擇主要表現在對人的生產方式和由此而產生的文化形態的選擇上。因此,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離不開人的生產方式的調整和文化形態的調整。縱觀人類的發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人類不斷接受自然選擇和人類為了適應自然的選擇而不斷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形態的歷史。如人類從采集、狩獵的生產方式向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化,再從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化,都與自然對人的生產方式的選擇有關,也與人為了適應自然對人的行為的選擇而積極主動地或被動地調整和轉換自身的生產活動方式和文化形態有關。特別是人根據自然對人的生產方式的選擇所作出的對工業生產方式的選擇,它與人類前兩次生產方式和文化形態的選擇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帶有人類自身積極主動的選擇的性質,由此也就產生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位移。如果說,在人的前兩種生產活動方式中,自然還主宰著人,人不得不屈從于自然或順從自然,工業時代的人的生產方式卻變成了人戡天役物,占有和統治自然。這一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對社會發展也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同時也潛在著不容置疑的隱患。從歷史必然性和積極意義方面來說,自然選擇人,人也選擇自然,二者是一種互動關系。人過度地依賴自然,自然對人的發展就成為一種限制,馬克思曾談到自然對人的發展及人類文明發展的限制作用。

從這種意義上說,人類選擇工業生產的方式,便標志著人打破了對自然的神秘崇拜,人從主要以自身的自然屬性與自然發生聯系轉變為更多地以精神的方式與自然發生聯系,即以科學技術與自然發生聯系,致使人從被動地依賴自然變為主動地改造自然和占有自然。但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變化,也給人類帶來了深刻的危機。因為人對自然毫無節制地釋放自己的能量,必然使遍體傷痕的自然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出震怒,以自身應有的方式對人類進行無情報復和懲罰,迫使人不得不回過頭來反思自身,反思工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相應的文化形態的弊端。這種反思可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個反思是對生產力發展方式的反思。如我們前面所說,工業經濟代替自然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客體生產力替代體力性的主體生產力,而這種替代主要表現為以科技理性或者說工具理性替代人的體力勞動。從這方面說,它具有解放人的手、人的體力的積極意義。但同時也造成了人的精神與肉體、人的精神世界的雙重分裂。就它所造成的人的肉體和精神的分裂而言,它主要表現為作為科學物化形態的機器把人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造成了科學與勞動(體力勞動)的分裂,機器對人的統治。#p#分頁標題#e#

而就精神世界的分裂而言,主要表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分裂。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雖然有不同的特性,但本質上是整合統一的,但在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片面強調科學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特殊作用,有意無意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對立起來,使人文精神變得無容身之地,從而使人變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而人這種自身精神世界的分裂,反過來又加劇了人的靈與肉的分裂,因為理性,特別是科學技術理性,主要是一種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手段,或者說它是對人的肉體需要的一種肯定方式,它與人的人文精神需要相對立,用人難以填滿的物欲掏空人的精神靈魂。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業生產則進一步把人的精神分裂推向了極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人自身的發展有兩方面的限制和扭曲:一是資本的私人占有決定了社會生產力和少數人的發展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犧牲整個階級來實現;二是商品生產本身對人的發展的限制,即商品生產把物(交換價值)的追求擺在人的發展之上。商品生產不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而是把人當作手段,顛倒了目的與手段、人與物的關系。

作為以客體生產力的發展為標志的工業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業經濟,通過科學技術的壟斷和市場機制的泛化把人自身的精神分裂推向了極端。對工業經濟條件下客體生產力發展的第二個反思,就是以機器體系為代表的客體生產力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對自然力的占有和利用能力,同時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毀壞自然。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客體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把作為勞動資料的機器轉化為固定資本,使之成為與整個資本相適應的存在,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它占有自然力的威力。所以馬克思說:“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1]393馬克思又說:“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就不僅會促使與單個人的勞動不同的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發揮作用,而且必然會“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從而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2]423這可以說是近代客體生產力的發展所發揮的劃時代的歷史作用。但是也應該看到作為科學理性物化形態的近代客體生產力,它作為工業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在人的過度澎脹的物欲的支配下,已經形成了一種追求高投入、高增長、高消費的生產生活模式,因而它本質上是一種以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無限制地排放廢物,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生產生活方式。

這就必然導致客體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物質財富的大力增長和對資源、生態環境的極度破壞這樣一種鏈鎖式的雙重結果。所以,有人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罪責全部推到工業經濟的頭上,雖然失之公允,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因而不少的人都認為現代工業化的道路是一種非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世界著名化學家、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李遠哲教授曾深刻指出,現代工業化道路是一種難以保證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他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演講中說:“世界各國為了在以高科技為后盾的經濟競爭中取得優勢,都在努力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希望能在短暫的時間內趕上先進國家。但是如果先進國家走過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條全世界能夠永續發展的康莊大道,那么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緊跟先進國家后頭努力追趕,就似乎毫無意義。

因為這一段辛苦追趕的路程,很可能是人類共同走向滅亡的路程。”“工業化國家走過的路似乎走過了頭,的確不是整個人類永續發展的康莊大道”。[3]88-89正因為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僅是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且是直接關系到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轉型的問題;或者說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為人從依賴于物的發展轉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人的精神世界三者和諧一致的系統整體的發展,是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變革,所以研究我國從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型,首先要研究文化如何轉型。就文化形態的轉型而言,首先就人的存在而言,可以說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而存在和以社會的方式存在而存在的統一,人的本質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是自然關系的總和。因而人的環境價值觀,也就必須從單純的環境的價值觀向環境的價值與環境價值相統一的價值觀轉化;而人的生產力觀,也就應從單一的物質生產力觀向生態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相統一的生產力觀轉型;而生產關系也應從單一的物質生產關系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相統一的生產關系轉型,等等。因為社會從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型所涉及到的文化形態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在這里只能先簡單地提出問題,難以做到具體回答問題。以上就是我們學書記提出的“文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思想的初步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