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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衛民 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將現代社會精神尤其是宗教與經濟問題置于同一論域，是了解西方社會社會和民眾心靈世界的一個重要視角。馬克斯•韋伯、特洛爾奇、桑巴特、托克維爾、M．舍勒①等諸多學界先賢，極盡開拓之能事，其間佳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堪為研究成果之代表。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背景下，宗教的新變遷與民眾的精神世界重構，當為此領域一重要案例②。本文即以社會轉型和社會文化生活相結合研究的視角，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宗教轉型和應對為中心，來揭示現代社會精神重建的若干特點。
1929－1933年大蕭條前的美國社會精神，是一種繁榮年代世俗價值觀的熱烈呈現。此一時期的“柯立芝繁榮”對美國人的生活、文化模式和道德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美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現代企業興起、電氣化和全球汽車文化、都市的膨脹、通訊革命的到來，似乎這是一個所有愿望都能實現的年代，盡管夢想經常在現實中與自己擦肩而過。但工業生產能力的增長確實正把奢侈品轉化成必需品，并沿著階層金字塔不斷向下傳播［1］。美國民眾精神世界中的宗教信仰此時正發生著重要變化。首先是新教受到沖擊，地位下降。在人生態度上，新教倫理和清教主義強調工作、儉省和嚴肅清醒，這對人的道德行為和社會責任作了相當明確的規定，基本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曾說過:“凡不勤勉的人，決不會有榮譽”，“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支出少于收入，你就有了點金術”，“注意小筆開支，小漏將會沉大船”等［2］，長期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到了20世紀20年代，全國性的世俗文化強調的消費、娛樂、向上流動甚至①，與傳統的價值觀———努力工作、節儉、宗教、親情以及家庭發生了沖突。1923年8月，美國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就職總統，他曾在總統宣誓儀式上嚴肅地說“愿上帝幫助我”，但看起來上帝在精神傳播方面更需要他的幫助。
人們對上帝神跡存在的懷疑，使宗教界深切感受到現代生活的精神荒原和道德的窘境［3］。思想觀念變革的核心使財富被糅進道德的標準中來，如“富人善良而勤勉、窮人邪惡而懶惰”［4］說法的蔓延。于是，商人作為大眾精神領袖，取代了哲學家、教師、政客、編輯和牧師，控制了政府、傳媒、大學、教堂和藝術，穩穩地坐在金錢經濟的頂端，主宰了美國的社會生活［5］。斯哥特•菲茨杰拉德寫道:“我們窮得不能節儉了，節約是一種浪費。”［6］消費中奢侈之風日熾和對金錢的狂熱追求，成了美國人的理想，而“造成新教倫理最嚴重傷害的區旗是分期付款制度”［7］，這在19世紀曾作為貧窮、揮霍和輕信的象征，此時卻被人們接受和廣泛使用。以往清教徒所宣揚的不浪費才能滿足，在20世紀20年代被定義成了不猶豫才能滿足。商業與宗教間的聯系是這個時代意義最為深刻的現象之一。教堂與商業活動密切聯系，《圣經》被頻繁地用以解釋商業，而商業被頻繁地用以解釋《圣經》。紐約住宅區一個教堂的一個公告牌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話語:“到教堂來吧，對基督教的崇拜可以提升你的效率。基督徒F．賴斯納牧師。”②而由于布魯斯•巴頓的描述，福音書滿足了人們普遍的要求。在柯立芝繁榮時代的有益影響下幾乎成為了美國的國教。數百萬人希望得到這樣的保證:這種宗教不僅正確而恰當，在賺大錢的規則之中還可以找到所有的法律和預言家。”［8］可以看出，人們的商業宗教之心日升。
從統計學的視角衡量，教堂在美國生活中依然維持著與從前相差不多的地位，但某些精神的東西已經離開教堂，宗教已不再是毫無疑問接受的傳統慣例，而是一個帶有爭議性的話題，慣性的力量更多地在推動宗教活動。宗教的任務更多地是吸納新成員和籌集錢款運動。為了吸引人，教堂上演戲劇、開放式討論會，開辟了籃球場地和游泳池以及年輕人鍛煉肌肉的場所，這些都是吸引人們繼續前往教堂的長期誘惑。其間，繁榮和安逸、廣告和宣傳、金錢和誘惑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而心理學的擴展、實用主義的流行等，也是人們心靈深處發生變遷的原因所在。另外，清教徒分裂為原教旨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或者說是自由主義者)，后者是受科學知識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懷疑論者，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件將相互間的矛盾和沖突推向最高潮。伴隨著新教的分裂和其影響的下降，歐洲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逐漸增多。20世紀20年代美國“第二十八屆圣餐大會”的召開，就反映了天主教勢力的增長及美國政府對它的重視。而自20世紀以來，大城市越來越成為猶太人新的權力中心，比如紐約的猶太人居住區正在成為出版、編輯、思想、娛樂、商業和文化生活的中心［9］。“猶太教和基督教全國代表大會”組織也出現了。同時也必須看到，當時宗教的偏執和焦慮也不時呈現，如猶太人在美國社會中受到的歧視、天主教徒在名牌大學里感受到身份和教義歧見等，并且很多宗教不寬容情緒卻被當成了約定俗成的標準［10］。宗教和現實社會以及宗教之間呈現出分裂或分離的發展現狀。
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是美國歷史上一次空前嚴重的、并且至今為止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區別于其他歷次危機，美國學者特稱之為“大蕭條”［9］17－31。1929年10月29日，大蕭條開始使美國經濟全面陷入災難之中，并引發一些可怕的連鎖反應:金融凋敝、工廠停業、工人失業、貧困來臨、國內有組織的抗爭及內戰的危險等。大蕭條對民眾造成的傷害不言而喻。失去收入的美國民眾度日維艱，很多人甚至被活生生餓死。在勞苦大眾層面，工人和農民生活極端貧困，農民生活愈來愈悲慘，流浪大軍不斷踴現，老年人孤苦伶仃等。1930年美國共有400萬人失業，但到了1932年，至少1200萬人的失業大軍四處彷徨［8］779。在與危機前巨大的生活水平反差中，美國民眾所遭受到生理折磨、心理落差和苦難還是可以想見的。在美國城市中，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建藏身之所，被人稱為“胡佛村”;流浪漢到處提著“胡佛袋”乞討;許多從前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被迫加入了城市街頭叫賣蘋果的小販大軍中［11］。大蕭條期間，200萬到400萬中學學生中途輟學，不少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走向絕路，社會治安日趨惡化。大蕭條最嚴重的、深層的社會影響，也許是美國人民思想與信仰發生動搖，甚至崩潰。#p#分頁標題#e#
危機前的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經濟繁榮而民眾心理顯得浮躁的時代，這里面自然就潛伏著人們對致富神話的輕信和心理的脆弱［12］。大蕭條終于暴露了這一事實。G•H•埃爾德說:“在這場災難中，社區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逃避被拋向下層的命運;經濟蕭條的利刃無情斬向所有人，不僅割裂了有錢人的生活和希望，而且也粉碎了窮人的生活和希望。在城市史上，這種經歷比近代以來任何一種情感經歷更為普遍;它所震撼的根基，幾乎已接近于生與死的基本體驗。”一定意義上，“美國人比那些在1920年代沒有享受過繁榮過的人受到的沖擊更大”［13］。舊日的群眾信念呈崩潰之勢，人們不再像以往那樣相信美國生活方式具有贖罪力，“企業宗教”信徒成群流失，自動進步的信仰煙消云散［13］518。
“許多家庭外表上依然未變，但道德上崩潰了。他們感到沒有安全，沒有立足點，沒有前途。”［14］而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危機很容易使他們產生“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到了盡頭”的感覺［15］。1931年，著名作家羅伯特•舍伍德就曾寫道:“當前整個一代人處于一個彈痕累累的無人地帶、一種介乎兩個時代之間的荒涼黑暗間隙。”［16］205精神中的愧疚、內疚、孤單、萎靡、沮喪、灰暗、恐懼、罪惡、無助、絕望等不良情緒四處泛濫。更為悲慘的是，人民深受其害，卻還不知其理。或許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暫時能解除心靈的危機。但是，人們發現宗教信仰陷入了嚴重脫離現實的形式化作風中，“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16］205。
二、政府和宗教界的共同應對
大蕭條改變了所有美國人的命運。臨危受命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認為自己應該與失業者、貧窮者和無特權的人同命運、共呼吸，其實行的新政措施給美國留下了珍貴的遺產:人們普遍接受了政府要求對美國經濟施加影響的觀念［11］35。利用全民動員，通過產業振興、公共救濟和社會保險等措施幫助窮人，使社會逐步走向復興，民眾信心也得到增強。在大蕭條的艱苦年頭里，盡管失業率始終很高，但工人利益還是不斷得到改善，雖然微弱，但也實在。以制造業為例，工人的平均周工資從1932年的17美元升至1937年的25美元以上，考慮到價格水平較1929年略低，實際上工人工資比大蕭條以前增長了約9%。在農業方面，農民的生活在“新政”的頭四五年中他們有所收益。據估計，農產品價格在此期間上漲了85%，農民的現金收入從45億美元上升到88億美元［18］215。
中產階級的生活得到新的改觀:汽車上路了，家庭逐步電氣化了，旅行、聽廣播、看電影等生活方式，在構筑著蕭條后美國社會的幸福時光。“精神世界的危機也許不會直接影響物質世界，但物質世界的危機不可避免地會對美國的教會產生極大的震動和影響。”［18］216面對大蕭條，美國宗教最初顯出一絲無奈。急劇增加的失業人口和大面積的救濟需求，使民間的宗教慈善機構和社工組織已無力承擔此項重任，宗教界看到的是羅斯福新政帶來的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但大蕭條帶來了多樣化精神的復興，這與美國民族受到刺激和激發有關。在抗擊危機中，政府、教會及社會各階層同病相憐，這是美國歷史較為壯觀的一頁。其間，面對災難和財富分配不公，幾乎所有教派越來越具有現實關懷感①。大蕭條年代之初，面對胡佛總統的無力，一部分牧師在對資本主的制度的批評上是暢言無忌，如聯邦基督教協進會的新聞公報《基督教的社會理想》堅稱基督教應該支持:(1)將基督教的社會福利原則實際應用于財富的獲得和使用，置投機事業和盈利的動機于創造與合作精神之下;(2)對信貸和金融體系實行社會計劃和控制，以及使經濟進程造福于大眾［18］32。
公報還對不公正的經濟制度進行指控并列舉了諸多方案，要求必須保證所有的人維持生活的工資，對在“有害的工作條件下勞動的”工人應保障其有防護設施，以及因年老和失業而遇到苦難時有社會保險。還有一批紐約牧師聯合起來，要求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他們作為牧師分會的第一號地方分會，想表明自己同體力勞動者的團結一致性［18］32。教會響應政府的號召，制定了一系列慈善計劃，以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為政府分憂解愁。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約翰•A．利安神甫寫的《社會重建:社會問題和弊端的總考察》，后來成為著名的“主教社會改革綱領”，其中提出了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和童工法令、公寓、勞動組織權、老年保險等社會經濟問題。羅斯福總統在推行其“新政”措施時，還吸收了其中不少建議［19］。在基督教隨著經濟危機精神膨脹的年代，宗教思潮開始反對自由主義，逐漸皈依新正教。20世紀20年代新正教在美國已經有皈依者，30年代信仰的人在增多。在新正教神學發展中，美國著名的新正教神學家是賴因霍爾德•尼布爾和H•里夏德•尼布爾。賴因霍爾德•尼布爾1929年曾發表《一個馴服的犬儒主義者筆記本中的講演》，譴責社會弊端與工業的殘酷;里夏德發表《宗派主義的社會根源》，揭示教會與歷史的牽連，闡明階級、種族、國家和經濟因素如何分裂教會，以及美國宗教的主流如何深深陷入中產階級的成見的。1932年，賴因霍爾德發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社會》，認為主權國家、公司、工會幾乎完全不可能采取利他主義的行為。
新正教批評自由主義，強調人類罪惡在歷史上制造的危機，可以視為其是為了克服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期美國宗教危機而傳播的［9］472。隨著經濟蕭條的加深，相當一部分教會領導人重新相信社會福音教義。1931年，浸禮會全國大會贊同后來“新政”提出的一些社會措施。1932年，北方長老會社會與工業關系委員會向全體大會報告，對資本主義及現存的秩序表示譴責，并對“新政”提出更高的要求。1934年衛理會全國青年理事會第一次全國理事會甚至認可社會主義。20世紀30年代，代表大多數新教教派發言的聯邦教會理事會對政府舉措給予肯定。1933年，聯邦教會理事會主要成員、公理會本森•蘭迪出版了《美國第三次革命》一書，自詡“新政”和自由主義教會的關注相吻合。美國的天主教也得到發展。實際上，在1928年的總統選舉中，美國的選票就發生了顯著變化。胡佛的競爭對手艾爾•史密斯的反禁酒主義立場和天主教信仰，使人第一次在美國一些最大的城市取得勝利，并在大多數都會大大超過以前的得票百分比。#p#分頁標題#e#
20世紀30年代，天主教在美國的活動日益高漲:天主教工人運動紛紛出現;天主教徒也步入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行列;不同民族的天主教徒聯合組成團體，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活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羅斯福總統任命了許多天主教徒擔任政府官員，贏得了大多數天主教徒的支持。在社會各方面，天主教都顯示出了自己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0］。1934年，美國頒布《印第安人重組法》，土著印第安人由此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權，包括擁有土地、宗教活動等。20世紀30年代，一個名叫W．D．法爾德的人開始在底特律宣傳伊斯蘭信條，在美國黑人中間有很大的影響。早在19世紀中期，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就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論述到:“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傾向的美國人總是在不斷地進行結社，那里不僅有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商業和工業組織，而且有成千種其他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宗教的、道德的、嚴肅的、無聊的、宗旨極為寬泛和極為狹隘的、成員極為眾多和極為有限的……”［21］513“在我看來，美國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其基于個人自愿的、有道德基礎的社會組合。”［21］517
我們從美國大蕭條中又似乎看到了這樣的場景。在教會聯合中，主要是對聯邦教會理事會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滿，多種“原教旨主義的”教會要求聯合。這種沖動，使得1940年組成了高度戰斗性的美國教會理事會和1941年不那么具有排他性的全國福音派新教協會。其他的聯合還有:南、北衛理公會擯棄前嫌，于1939年合二為一;4個較小的德裔教會曾舉行合并會議，1934年前兩個合并為福音派與改革派教會，后兩個到1946年合并為福音聯合會友會。另外，還出現了更激進的教派間聯合團體，如和好聯誼會、社會主義基督教聯誼會，他們關注勞動問題和階級斗爭。當然，在30年代宗教活動空間里，一些保守派和右派也時有蠢蠢欲動之反應，但美國社會中更突出的還是教會對民眾的關心及相互間的協調和融合。
三、美國社會精神重建的理論
無論是大蕭條，還是社會精神重建，都是劇烈的社會轉型的表征①。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現代社會轉型實際上包含如下復雜的過程:社會活動從行動到組織化，再從組織化到社會化;歷史發展空間從工具到領域，再從領域到世界;人類精神生活從宗教崇拜到理性發展，再經過理性的文化交流和發展，最終形成新的心智文化。其間充滿著異質化的變遷及諸路徑的相互影響、相互交錯。這種狀況既看出了傳統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有限性，也使人發現了以往定義中進化論色彩的濃厚。因此，在得到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等人的再現代化理論啟發后，中國社會科學院何傳啟研究員的第二次現代化理論盡管還不成體系、根基也不穩固，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界對現代化的新的認識②。由是，我們可以把現代社會轉型解釋為在社會—歷史發展的背景中，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從一般行動到社會組織化再到社會化諸階段的劇烈轉變，人類活動的空間從農業領域向工業領域再向全球領域的驟然擴展，人類精神生活從宗教崇拜到理性發展再經過文化交流和發展而形成新的心智文化，及由此帶來諸多社會風險現象產生和歷史發展路徑大變動。下面的《社會－歷史－精神發展結構微圖》可視為這個社會轉型過程的具體展現。其中Ⅰ組所展示的是社會發展的三個過程;Ⅱ組所看到的是歷史活動的三個空間;Ⅲ組給我們提供的是精神世界的三個層面。
整個結構實際上構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圖系。在圖示形式和內容效果上，筆者注意了3個共在:(1)存在結構和發展結構的共在;(2)行動體系和意識體系的共在;(3)結構方法和解構方法的共在。社會轉型概念的辯論，使我們認識到社會的復雜性，也為社會精神結構的剖析引入了新的角度。作為隱藏于社會、歷史發展現象之后的意識、思維和心理結構，精神結構的解析更為重要，但也更為復雜。實際上，人類社會精神的發展并非是一個簡單的階段性問題，而是一個與社會物質生產、政治建設、社會分化和整合以及歷史空間擴展相呼應的問題，所以可以層次來剖析之。人類在漁獵社會、畜牧社會和農耕社會，當然以求生存為要，于是對自然、地方性社會和知識的依賴性較多，對宗法社會和專制權力依附性較強。宗教或宗教意識進入了人們的精神空間。隨著社會領域的擴展，個體獨立性和現代社會組織化勞動的有效結合，帶來了理性精神的大突破、思想的大爆發。理性精神的張揚與其說使人類到了“脫魅”(馬克斯•韋伯語)的階段，毋寧說是使人類進入了一個重視物質大發展和高科技提升的時代。
原因是理性文明殘暴的一面證明了人類“脫魅”程度的極其有限性，加上人們心靈深處的空虛和緊張愈演愈烈，于是對現性的清算和對宗教或宗教意識的清理被放在了文化的拼盤上，筆者稱之為心智文化的產生。盡管宗教、藝術和主義等字眼漸迷人眼，但人類的自省和反思，從現代審美體驗的角度出發，吸取宗教體驗的特點，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探尋構造了心智文化的內涵。由是，宗教或宗教意識、理性精神、心智文化成為精神歷史的全部①，而由于現代社會轉型的復雜性，它們在現代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社會和社區中卻有著不同形式的存在。現代社會的轉型必然要經歷這樣兩個過程:從宗教(意識)到理性精神的嬗變，從理性精神到心智文化的提升。其中理性精神和心智文化構筑了現代社會的精神核心，二者的缺場不但會造成個體的苦悶，而且易造成社會的混亂。兩個過程、三個層次在現代社會是以一體化狀態被要求，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從而構筑了現代精神之世界。同時，各種精神之間的相互寬容和批判，不斷塑造著時代之精神，豐富著精神空間。
因此，此處所說的社會精神，可以理解為在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包含的自然的、現代民族國家所賦予的、有一定的社會組織可以自由參與并賦予批判內涵的綜合文化時空。而所謂社會精神的重建，則指人們對精神生活不斷賦予新的內涵，這尤其體現在社會轉型時期，可見社會精神重建和社會轉型關系的密切。綜觀人類社會的發展，無論物質活動的社會—歷史空間擴大還是減小，精神空間都必須擴大，社會才有希望。社會精神的重建和發展不是一個被動的發展過程，它是一個系統化的運作，在社會—歷史—精神結構圖中，其潛在性正好說明其復雜性和重要性②。社會精神的重建和發展過程不但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簡單過程，而且還是一個帶有解構色彩的過程。精神的解構力量正在于對唯物質觀和單線發展論的批判。一個宗教———理性的人，顯露出社會—歷史發展的諸多形態，展示著人的力量，而在理性—心智文化層面的人則是一種超越。現代民族國家和理性為什么并不能總是很好的契合，也說明了精神的解構功能的存在。#p#分頁標題#e#
四、美國社會精神重建的啟示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精神重建中的幾點啟示:
(一)社會精神重建的中心應該是給人民以溫暖、希望和力量
羅斯福上臺后加強了與人民的聯系，把人民當成自己的朋友。他每天收到5000—8000封信，以至于有一眾議員稱其為耶穌。沃爾特•李普曼說:“我們全國人民原來對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過一周時間，我們現在對國家、對政府又恢復了信心。”［21］在羅斯福新政中，“人民”的內涵其實也被重新界定:這個詞在20世紀20年代曾被描述成一種心胸狹窄的原教旨主義和粗俗不堪的商業主義的代表，此時在羅斯福看來卻是民主化美德的象征，他宣稱普通人代表了美國的情感與靈魂［22］。由此可見，即使在現代民主社會，人民的信心資源及社會精神空間也是可以由國家合理干預并且重新分配和建構的。必須認識到民族國家在現代社會中的主導作用，這一點在民族國家的現代社會轉型中尤其重要。而在人類的現代文明進程中，國家就是為公民增加生存力量，使公民逐漸走出狹隘天地，奔向新的文明領域，并最終獨立地走向世界的保障。而民族國家的調整和完善，離不開給人民以溫暖、希望和力量。無論是市場經濟的繁榮還是危機，人民的精神文化都需求得到提升;由于宗教、文化政策的調整，人們的思想會相當活躍;由于國家和人民之間權力張力的緩和，人民的自主性日益增強。在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大趨勢下，由國家出面，尤其是在經濟危機時刻及時實施“新政”，在主流價值觀的多元交融中一定程度上整合精神資源———整合傳統的宗教資源和理性原則，進而形成新的心智文化，甚為必要。
(二)政府和宗教界應密切合作并做好價值影響的合理讓渡
在美國大蕭條時期教會大力宣傳社會福音，羅斯福新政后教會承擔的許多急救工作由政府接手過去，教會的關注點又過渡到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為個人家庭提供救贖。以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和保羅•蒂利希為代表的新神學對重視社會福音的自由主義神學進行反思，調整自由派對科學和人性的過分重視，重新提出人性的雙重性和上帝的超驗神秘，并在歐洲思潮的影響下發展“基督教存在主義”［23］。在美國建國和發展歷史上，宗教曾發揮了強大的正面作用，一直到現在，它仍然在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道德塑造等諸多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可謂是美國“偉大的精神價值”。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革命的強大沖擊，美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不過，在20世紀初神學不知不覺走向衰落時，宗教依舊有它的市場。而從1916年到1942年美國基督教徒人數從4200萬增長至7200萬。教會的身份在美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美國人對基督教也不再有過高的精神追求，但教會卻在這種環境中提高了威信［24］。新教倫理對人們社會生活深入影響的年代，已經走向歷史。人們關于工作、關于生活，有了新的文化理解和思考。尤其是經過大蕭條，或許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德•貝茨所言:“大蕭條，也只有大蕭條，才能摧毀美國人所珍視的一種說法，即從清教倫理演化而來的沒有工作就等于沒有人格的說法。”［18］231這是政府和宗教界密切合作并做好價值影響的合理讓渡后人們心靈的愉悅。
(三)宗教等國民精神遺產在國家危機時成為社會和諧的基石
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的諸多波折，美國民眾生活和心靈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美國大蕭條以后，隨著美國民眾的性情和生活方式發生顯著改變，習慣于道德革命至少已進入休眠狀態。宗教是否已恢復它那往日的威望，不好說。1930年，美國所有教堂的會費凈利潤僅僅有1．1%。但是，信教的場景確實發生改變了。天主教和新教已經對相互之間的爭斗感到厭倦，原來對宗教沖擊和影響較大的科學主義聲音，在否定宇宙精神價值存在方面，也不再那么氣勢凌人。已經很少有年輕的男男女女會對任何宗教或者所有宗教都充滿敵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廣泛和一般的愿望，就是在那些懷疑者當中，他們也都希望能在宗教中找點根據，從而更積極地、成功地詮釋生活的內涵［6］。但也有不同的意見，西德尼•阿爾斯特倫在《美國人民宗教史》一書中說:“1929年大崩潰后，20年代以來宗教不景氣現象更加顯著。失業與饑餓不會導致群眾宗教的復興，不過減少了美國宗教生活的膚淺性和自我矜持”［14］950。”但他也承認:“新政期間，隨著國民的自信心的恢復，基督教出現某種發展現象。歐洲秩序的崩潰、希特勒的興起，以及其他一些意識形態的挑戰，使得美國人重新關注起包括宗教傳統在內的國民遺產來。盡管戰爭動員干擾了新正教已經煽起的復興運動，但是，夫離子散的家庭的疑慮，‘為戰爭盡力’引起的社會混亂，的確刺激起對宗教的明顯而更強有力的興趣。戰區流行一句話:‘傘兵坑內沒有異教徒。’在數百萬傷亡將士家中和許多國教堂里，也可以這樣說。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戰后復興’在停戰以前很久就開始了。”［14］950誠如《美國社會:〈心靈的習性〉的挑戰》一書所言:“盡管宗教組織的努力不可能改變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不可能完全制止世俗化對基督教傳統的沖擊，但作為社會的凈化劑，宗教道德從整體上說對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公民素質、增強社會凝聚力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25］
(四)世俗精神和宗教價值的融會創造了美國的新精神
客觀地說，在20世紀20年代世俗化發展日益占主流的時期，美國的宗教信仰雖然呈現出一定低迷發展態勢，但也孕育著新的美國精神元素的誕生。只不過，這種精神在當時是與傳統精神和價值觀念處于一種割裂的狀態之下。在大蕭條來臨時，《大蕭條的孩子們》一書的作者G•H•埃爾德肯定了當時報紙的評論:“這次經濟蕭條也有它的益處。偉大的精神價值產生于蕭條之中……許多家庭失去了汽車，但是卻找回了靈魂……從而勇氣倍增。軀體安享了更多的平靜，盡管精美食品依然匱乏，但消化能力卻增強了……教堂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因為一些曾經是高爾夫球俱樂部會員的人再也承擔不起享樂所需付出的代價了。”［13］41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結論中，曾渴望美國統治者所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培育出偉大的人民”，德國學者海因里希•蓋格爾認為，“與歷史背景不同，我們的目的必需(須)是以和平和自由來培育‘偉大的人民’”［13］42。宗教和人民之間的互動發生了新的改變，“偉大的人民”和“偉大的精神”在危機中也得到鮮明的體現。當今社會，美國90%以上的人自認為信仰上帝，過一半的美國人屬于某個教會并經常參加教會活動［23］368。在文化世俗化與宗教復興共存、宗教和教派合作與宗教政見分化共在的時代，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美國新精神。#p#分頁標題#e#
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危機和反危機的重要時刻，政府、宗教和民眾的結合，使美國精神在短暫衰落和崩潰后獲得重生，并在現代社會已經融會成了一種不斷隨著時代變遷的新精神，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如今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危機還在不斷發生，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的美國也不例外。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繁榮和危機，對人們的心靈信仰時刻是一種考驗，尤其是危機的影響，有時可謂痛徹心扉。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陣痛和療傷的美國，宗教從經濟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回歸到自身的思考中去，給自己的時代以準確定位，相信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能在美國新的危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